我婆婆分床12年，昨晚端碗手抖说想搬回老伴屋，碗沿磕掉一块瓷，我在医院陪护8年，没敢接话，老伴咳了一声，把灯拉灭，窗台绿萝也蔫了！

我婆婆分床12年，昨晚端碗手抖说想搬回老伴屋，碗沿磕掉一块瓷，我在医院陪护8年，没敢接话，老伴咳了一声，把灯拉灭，窗台绿萝也蔫了！

我婆婆叫赵秀兰，今年78了。她跟我公公分床睡，整整12年。这事在我们县城老家属院里，不是什么秘密，街坊邻居都知道，但没人当面问过。老两口住的是机械厂分的家属楼，3楼，两室一厅，58个平方，水泥地，墙皮掉了好几块，客厅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永远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塑料布。婆婆的屋是朝北那间，原来是我老公公的书房改的，就一张1米2的单人床，一个老式衣柜，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养了快10年了，藤蔓垂下来，耷拉在暖气片上。公公的屋是朝南那间，大床，他自己睡，床头堆着药盒子、老花镜、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5个红字，那是他1987年得的。

我嫁进这个家24年。我男人叫建军，是老大，下面还有个弟弟叫建民，在省城跑运输，一年到头回不来两趟。我伺候婆婆，是从8年前她住院那次开始的。那会儿她胆结石开刀，住了半个月院，出院之后身体就一直没缓过来，走两步就喘，手也抖，端个碗都端不稳。建军跟我说，妈这样了，你得搭把手。我就把服装厂的工作辞了，一个月2800块钱，没了。从那以后，买菜、做饭、洗衣服、带她去医院复查，都是我的事。早上6点起来，先把公公的降压药分好，再给婆婆熬小米粥，她牙口不好，粥要熬得烂烂的，配一碟酱豆腐，不能放香油，她闻不了那个味。这些事我干了8年，没跟谁抱怨过，也没人说过一句“你辛苦了”。

那天晚上，是今年开春，3月12号，我记得清楚，因为第二天是建民他闺女的生日，婆婆还念叨着要打个电话。

晚饭是我做的，白菜炖粉条，炒了个土豆丝，蒸了3个馒头。公公在里屋没出来，他这几年耳朵背得厉害，喊他吃饭得敲两下门。婆婆坐在桌边上，手里端着那个青花瓷碗，就是她从娘家陪嫁过来的那只，碗沿上有个小豁口，她一直舍不得扔。她舀了一勺白菜，手抖得厉害，汤洒出来一点，滴在蓝格子塑料布上。她低头看了看，把碗往桌上一放，碗沿磕在桌角，“当”一声，又磕掉一块瓷，白茬露出来了。

“我想搬回你爸那屋。”她说。

声音不大，但我听得真真切切。我手里正拿着抹布擦灶台，动作停了一下，没回头。

“12年了，”她又说，“我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夜里醒了，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

我没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12年里，她跟我公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其实说不全。我只知道，2014年冬天，具体哪一天我忘了，反正快过年了，公公突然把自己的被褥搬到了南屋，婆婆没问，也没拦，两个人就这么分开了。那会儿建军还在外面跑出租，晚上不回来，家里就他们老两口和我。我问过建军，他说“你别管，他们的事说不清”。后来我也就不问了。

婆婆看我不说话，就自己慢慢站起来，扶着桌沿往屋里走。她个子矮，背有点驼，穿着那件灰底红花的棉袄，袖子磨得发亮。走了两步，她停住了，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生气，也不是求我，就是看了我一眼，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这时候，南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公公出来了。他穿着那件藏蓝色的秋衣，下面是一条黑裤子，脚上趿拉着棉拖鞋。他站在门口，没往这边走，就那么站着，咳了一声。那声咳嗽不重，但特别清楚，在安静的堂屋里响了一下。

然后他伸手，把门边上的灯绳一拉。“啪嗒”，灯灭了。堂屋一下黑了，只有厨房那边透过来一点光。我站在灶台边上，手里还攥着抹布，没动。婆婆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叹了口气，很轻，然后就是她屋门关上的声音。

我摸黑把灶台擦完，洗了手，回到自己屋。建军那天出车去临县了，没回来。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台上那盆绿萝，是我前年从婆婆屋里分出来的，插在一个罐头瓶里，水培的。那天晚上我看了一眼，叶子有点蔫，耷拉着，也不知道是水少了还是天冷的过。我没起来管它。

第二天早上，婆婆跟没事人一样，坐在桌边喝粥。她没提昨晚的事，我也没提。公公也出来了，坐在他固定的那个位子上，就着酱豆腐吃馒头，一句话不说。三个人，一顿早饭，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可我心里翻腾。12年，她为什么突然想搬回去？这12年，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留意。以前我不怎么注意公公婆婆之间的事，觉得老两口嘛，过了一辈子，分床不分床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可现在我开始看了。

公公今年82，身体还行，就是血压高，耳朵背。他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出去遛弯，7点半回来吃早饭。回来的时候手里经常拎着点东西，有时候是两根油条，有时候是一把青菜，偶尔是几个苹果。他从来不进婆婆那屋，东西就放在八仙桌上，然后自己盛粥吃。婆婆也不问谁买的，拿起来就吃。两个人一天说不了5句话。最多的一句就是公公喊：“吃饭了！”婆婆应一声：“知道了。”

可我发现，公公遛弯回来，如果婆婆还在睡，他会站在她屋门口，听一下。就听一下，几秒钟，然后就走了。他以为没人看见，可我看见了。

还有，婆婆的药，放在她屋的床头柜上，一个白色的小塑料盒，分着格，早中晚。我以为是婆婆自己分的。有一天我进去给她送水，看见公公坐在她床边，戴着老花镜，正一粒一粒往格子里摆。他看见我进来，手一抖，药撒了两粒。他赶紧捡起来，嘴里嘟囔：“我看看她药够不够。”然后站起来就走了，背有点弯，走得挺快。

我没跟建军说这些。建军那人，跟他爸一样，闷葫芦，你跟他说这些，他就一句“老小孩，别管”。

日子照常过。4月里，建民回来了一趟，开着他那辆二手面包车，拉了一箱奶、一袋米。他在家待了不到两个钟头，吃了顿午饭就走了。饭桌上，婆婆说：“建民，你爸血压高，你给你爸买个好点的血压计。”建民说：“行，我下次带。”公公在旁边说：“买那干啥，费钱。”婆婆就没再说话，低头扒饭。建民走的时候，婆婆站在阳台上看，一直看到车拐弯。她没下楼。

5月，婆婆又住了一次院。这次是肺炎，发烧39度2，半夜送去的县医院。建军出车在外地，我打的120。公公跟着救护车去的，他坐在婆婆旁边，攥着她的手。到了医院，护士把婆婆推进急诊，公公被拦在外面。他站在走廊里，穿着那双棉拖鞋，脚后跟露着，也没穿袜子。我让他回去，他不走，就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一坐坐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婆婆退烧了，转到普通病房，他才进去。进去之后，也没说什么，就坐在床边，看着婆婆打点滴。婆婆醒过来，看见他，愣了一下，说：“你咋来了？”公公说：“我咋不能来。”然后就再没话了。

我回家给他们拿换洗衣服。进了婆婆那屋，看见那盆绿萝，藤蔓已经垂到地上了，叶子黄了好几片。我给它浇了水，顺手把黄叶子掐了。床头柜上，那个药盒还在，格子里空了一半。我打开抽屉找衣服，看见底下压着一张照片，黑白的，已经发黄了。是公公婆婆年轻时候的合影，公公穿着军装，婆婆梳着两条辫子，站在一个什么公园的门口。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1975年，石家庄。字迹模糊了，但还能认出来。

我把照片放回去，拿了衣服就走了。

婆婆住了7天院。出院那天，建军回来了，开车去接。公公没去，在家等着。婆婆进门的时候，公公坐在八仙桌边上，桌上摆着两碗面条，卧着荷包蛋。婆婆看了一眼，说：“我不饿。”公公说：“不饿也吃点，我下的。”婆婆就坐下来，吃了半碗。面坨了，她也没说。

6月，天热了。婆婆的身体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在屋里躺着。我给她买了个小电扇，放在她床头。她说：“费电。”我说：“不费，一天不到1度电。”她就不说话了。

有一天下午，我在厨房包饺子，听见婆婆屋里有人说话。我凑近一听，是公公。他声音大，因为耳背，自己以为声音小，其实外面听得清清楚楚。

“你这绿萝，再不晒太阳就死了。”

“死了就死了呗。”

“死了你养啥？”

“不养了。”

“那不行，你养了10年了。”

然后就是沉默。过了一会儿，公公又说：“我那边窗台空着，要不搬过去？”

婆婆没说话。又过了一会儿，公公出来了，手里捧着那盆绿萝，放到了南屋的窗台上。他给它浇了水，还拿手拨拉了一下叶子。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捏着饺子皮，没动。公公回头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她那屋背阴，花活不了。”我说：“嗯。”他就回屋了。

那天晚上，婆婆没出来吃饭。我把饺子端到她屋里，她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窗外是家属院的院子，几个老太太在楼下聊天，声音隐隐约约传上来。她把饺子吃了3个，就放下了。

“你爸那屋，暖和吧？”她突然问我。

“南屋朝阳，比这屋暖和。”

“嗯，”她说，“他那屋，冬天不用开电褥子。”

我没接话。她又说：“我这腿，一到冬天就疼，这屋冷。”

我说：“那给您加个电暖器？”

她摇摇头：“费电。”

7月，建军跟我说，他弟建民在省城买了房，首付差5万，想跟我们借。我说：“咱家那点存款，是留着给妈看病的。”建军说：“我知道，可建民难得开口。”我说：“那你跟你爸商量。”建军去了，没说两句就回来了。他说：“我爸说，钱在你妈那，让你妈做主。”我说：“你妈那样，能做什么主？”建军就不说话了。

后来那5万还是借了，我从存折里取的。婆婆知道了，没说什么，就是那天晚上，她把我叫到她屋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2万块钱，旧的，有零有整。

“这是我的，你拿着。”她说。

“妈，不用，我们有。”

“拿着。”她把钱往我手里塞，“我留着也没用。”

我拿着那2万块钱，心里不是滋味。这钱她攒了多久，我不知道。她每个月有1800块钱的退休金，吃药就得花一半多。这2万，不知道攒了多少年。

8月，天最热的时候，公公中了一次暑。他在外面遛弯，回来就吐了，头晕得站不住。我扶他躺下，给他喝了藿香正气水。婆婆听见动静，从她屋里出来，站在公公屋门口，往里看。她没进去，就站在门槛外面，问了一句：“咋了？”

“中暑了，没事。”我说。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了。过了一会儿，她端了一杯水出来，放在公公床头，然后又走了。公公闭着眼，没看见。那杯水他也没喝，放凉了，我端走的。

9月，婆婆的妹妹从老家来看她。姨婆今年74，身体比婆婆好，说话大嗓门。她一来就拉着婆婆的手，说：“姐，你咋瘦成这样了？”婆婆说：“老了，都这样。”姨婆在我家住了3天，晚上跟婆婆睡一屋。她们姐妹俩说了很多话，我在隔壁听不太清，就听见姨婆说了一句：“你俩还那样呢？”婆婆说：“哪样？”姨婆说：“分着睡。”婆婆没说话。

姨婆走的那天，在楼下跟我说：“我这个姐，一辈子要强。当年嫁给你爸，家里不同意，她非要嫁。后来你爸在厂里出了点事，她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她心里有事，不说，就憋着。你们多担待。”我说：“姨，我知道。”姨婆叹了口气，走了。

10月，天凉了。公公把南屋的窗户擦了，换了厚窗帘。他还把婆婆那屋的窗户也擦了。婆婆看见了，没说啥。那天下午，公公把绿萝从南屋搬出来，又放回了婆婆那屋的窗台上。那盆绿萝在南屋待了4个月，长得挺好，藤蔓又长了一截，叶子绿油油的。婆婆看着那盆花，看了半天，然后拿手摸了摸叶子。

晚上吃饭，婆婆说：“这花，还是放你那屋好。”

公公说：“你那屋也朝阳，上午有太阳。”

“我那不是怕费电嘛，你那屋暖和。”

“暖和我一个人也占不了。”

两个人就不说话了。我在旁边盛饭，听着这几句话，觉得心里堵得慌。

11月，建军他二叔家的儿子结婚，我们去吃席。公公婆婆都去了。席上，公公给婆婆夹了一筷子鱼，放在她碗里。婆婆看了一眼，吃了。二婶看见了，笑着说：“大哥大嫂感情还是好。”婆婆笑了笑，没说话。公公也没说话，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回来的路上，婆婆坐在建军的车里，我坐在她旁边。她看着窗外的树，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她突然说：“你爸年轻时候，不这样。那会儿他话多，爱笑。后来在厂里出了那档子事，他就变了。”

我问：“啥事？”

她说：“你不懂。那年他被人诬陷，说他偷厂里的东西，查了半年，最后查清楚了，可他那股气，就憋在心里了。从那以后，他跟谁都不亲了，包括我。”

我说：“那你们为啥分床？”

她没回答。过了一会儿，她说：“到了。”

车停在楼下。她下车，我扶着她上楼。她走得很慢，一层楼歇了两次。到了家门口，她掏钥匙开门，手抖得钥匙插不进去。我接过来，开了门。公公已经在屋里了，他先回来的。他坐在八仙桌边上，桌上放着两杯水，温的。婆婆看了一眼，走过去，端起一杯喝了。

12月，下雪了。婆婆又住院了，这次是心脏的问题。医生说，年纪大了，心衰，得住院观察。建军在医院陪了两天，我换他回去休息。公公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中午回去给他做饭。进门的时候，看见他坐在婆婆屋里，坐在那张1米2的单人床上，手里拿着那个青花瓷碗，就是磕掉瓷的那只。碗里装着半碗水，他端着，手也在抖。

“爸，你干啥呢？”

他吓了一跳，碗里的水洒出来，洒在床单上。他赶紧站起来，说：“没干啥，我看看她这屋漏不漏风。”

我走过去，看见那盆绿萝，又蔫了。叶子耷拉着，有几片已经干了。窗台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公公顺着我的眼神看过去，说：“我忘了浇了。”

“我来吧。”我说。我去厨房接了水，浇了花。公公站在旁边，看着，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回到医院。婆婆醒着，看见我，问：“你爸吃饭了？”

“吃了，我给他下的面条。”

“他吃面条爱放醋，你放了吗？”

“放了。”

她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爸那件棉袄，袖子磨破了，你给他缝缝。”

“嗯。”

她又说：“他那个降压药，快没了，得去社区医院开。”

“嗯，我明天去。”

她不说话了。我看着她的脸，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的。她闭着眼，我以为她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我想搬回你爸那屋。”

我没说话。她又说：“我知道我这身子，没几天了。我就是想，回去睡一宿，就一宿。”

我攥着她的手，手冰凉。我说：“妈，等您好了，咱就搬。”

她没再说话，眼角有一滴泪，顺着太阳穴流到枕头上。我拿纸巾给她擦了。

第二天，我跟建军说了。建军说：“搬啥搬，她那样了，来回折腾。”我说：“她就想回去睡一宿。”建军说：“你别瞎折腾了，在医院好好治。”

我没再说什么。

第三天，婆婆的情况不太好，医生让转院，去市里。救护车来的时候，公公来了。他站在病房门口，穿着那件旧棉袄，袖子上还贴着胶布。他看着婆婆被抬上担架，没说话。婆婆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伸出手，够了一下，够到他的袖子。他低头看了看，把手伸过去，握住了她的手。两个人就这么握了一下，然后担架就抬走了。

公公没跟着去市里。他说：“我去了也帮不上忙。”他就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救护车开走，站了很久。

婆婆在市里住了12天。回来的时候，是建军背她上楼的。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趴在建军背上，像个小孩子。公公站在门口，等着。门开了，他看见婆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婆婆从他身边经过，被他身上的烟味呛了一下，咳了两声。

那天晚上，婆婆没回自己屋。建军把她背到了南屋，放在了公公那张大床上。公公站在旁边，看着，没说话。我给他搬了把椅子，放在床边。他坐下来，看着婆婆。婆婆闭着眼，呼吸很轻。那盆绿萝，我前一天刚浇过水，放在了南屋的窗台上。叶子还是有点蔫，但比前几天好点了。

公公坐了一会儿，伸手把台灯拉灭了。屋里黑下来，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进来一点光。他坐在黑暗里，没动。

第二天早上，我进去送粥。婆婆还躺着，公公还坐在那把椅子上，身上盖着一件棉袄。他睡着了，头歪在一边。婆婆醒着，看见我，笑了一下，说：“这屋，是暖和。”

我把粥放在床头柜上。她看了看那碗粥，又看了看公公。然后她跟我说：“你把这碗端走，换那个青花的来。”

我去她屋，把那只磕掉瓷的青花碗拿过来。她接过碗，端在手里，手还是抖，但没洒。她喝了一口粥，然后把碗放在胸口，说：“这碗，还是得在这屋用。”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一个躺着，一个坐着，一个端着碗，一个歪着头。窗台上那盆绿萝，在早晨的太阳底下，叶子慢慢支棱起来了。

我回了自己屋。建军还在睡，我推了推他，说：“你去看看你爸你妈。”他翻了个身，说：“看啥，天天看。”就又睡了。

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家属院的院子里，几个老太太又在聊天，声音传上来，听不清说什么。我想起那天晚上，婆婆端着碗说“我想搬回你爸那屋”，想起公公咳了一声把灯拉灭，想起那盆蔫了的绿萝。12年，就这么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就是一股气，憋了12年。也许就是一句话，谁也没说出口。

现在他们睡在一个屋了。可婆婆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公公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他每天给那盆绿萝浇水。我那天看见他拿着那个青花碗，在厨房里用开水烫，烫完了，拿布擦干，放回婆婆床头。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和好了。也许算，也许不算。但那天晚上，我从他们屋门口经过，听见里面有人说话。是公公的声音，他说：“水在床头，渴了叫我。”婆婆应了一声：“嗯。”

然后就是安静。窗台上的绿萝，叶子在月光底下，绿得发黑。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了自己屋。建军已经醒了，问我：“你干啥去了？”我说：“没干啥，看了看那盆花。”

他说：“啥花？”

我说：“绿萝。”

他说：“那花有啥好看的。”

我没理他，躺下了。窗台上我那盆绿萝，是我从婆婆那屋分出来的，水培的，养在罐头瓶里。那天晚上我看了一眼，叶子又支棱起来了，绿油油的，根须在水里漂着，挺好看。

我关了灯。黑暗里，我想起婆婆端着那只磕掉瓷的碗，想起公公拉灭灯的那一声“啪嗒”，想起那盆蔫了的绿萝。这些事，一桩一桩，在我脑子里过。我不知道该跟谁说。跟建军说，他不懂。跟外人说，人家笑话。

也许明天，婆婆又说不搬了。也许公公又搬回南屋。也许那盆绿萝又蔫了。谁知道呢。

日子就是这么过。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你看着它好好的，其实里面早就空了。你看着它空了，它又好像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昨天，婆婆又住院了。这次是我打的120，公公跟着去的。他坐在救护车上，攥着婆婆的手。到了医院，婆婆被推进去，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我给他买了瓶水，他没喝，放在脚边。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你回去，把那盆花浇了，别让它干死。”

我回了家，给绿萝浇了水。窗台上，那个青花碗还在，碗沿上磕掉瓷的地方，白茬已经发黄了。我把碗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公公的字，歪歪扭扭的：“药在抽屉，一天3次。”

我把纸条放回原处，浇了花，关上门，回了医院。婆婆还在急诊室里，公公还在走廊上坐着。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他没看我，眼睛盯着急诊室的门。

我说：“爸，花浇了。”

他“嗯”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妈那屋，窗户关了吗？”

我说：“关了。”

他又“嗯”了一声。

然后我们俩就坐在那儿，等着。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车过去，轮子在地上“咕噜咕噜”响。头顶的灯管有一根坏了，一闪一闪的。

我坐在那儿，心里想：这12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突然要搬回去？他又为什么把灯拉灭？那盆绿萝，到底是给谁养的？

我不知道。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有些事，就是这么憋着，憋了一辈子，到最后也没说出口。你说是恨吧，也不是。你说是爱吧，也不像。就是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隔着一道墙，过了12年。

现在这道墙，好像薄了一点。可那盆绿萝，还是时好时坏，蔫了又支棱，支棱了又蔫。跟人一样。

急诊室的门开了，护士喊：“赵秀兰家属！”我和公公同时站起来。他比我快了一步，走过去，问：“咋样？”护士说：“稳定了，转病房。”他点点头，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那天晚上婆婆端着碗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

我跟在他后面，往病房走。走廊很长，灯很亮。他的背有点弯，走得慢。我走在他旁边，没扶他。他就那么走着，一步一步。

窗台上的绿萝，我出门的时候看了最后一眼，叶子是支棱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