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给我娃200，小叔孩子10万，我还给她，妈这200你收着吧

除夕夜的饺子还没凉透，婆婆塞给我儿子一个薄薄的红包，转身却给了小叔子女儿一个鼓囊囊的十万块大红包。

我把那两百块塞回她手里，拉起儿子就走。

老公追出来时，我只说了一句：“我儿子不缺这二百，我缺的是个明白。”

腊月二十九，北风刮得人脸生疼。

火车站广场上挤满了返乡的人，大包小包，人声鼎沸。

我左手拖着那个轮子不太灵光的行李箱，右手紧紧攥着六岁儿子乐乐的小手。

肩膀上挂着的帆布袋里，塞着给婆婆买的老年奶粉，给侄子侄女带的糖果，还有两盒包装体面的坚果礼盒——那是我在超市打折区挑了半个小时的成果。

陈建国走在前面，用他那副在工地干了十几年练就的结实身板，硬生生在人堆里挤出一条缝。

他不时回头，嗓门压过嘈杂的人声：“跟紧了！别撒手！”

其实三个月前，我就跟他商量过，今年别回去了。

“妈一个人在家盼着，”他当时蹲在出租屋门口，手里捏着半截烟，“做儿子的，过年不回去，说不过去。”

我没再争。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杆秤——一头是孝道，一头是面子。

在外头打了一年工，不回去露个脸，他浑身不自在。

就像他总说的，老大得有老大的样子。

绿皮火车咣当咣当晃了八个多小时。

乐乐一开始还兴奋地趴在窗边数电线杆，数到一百多就撑不住了，歪在我腿上睡着了。

建国泡了碗红烧牛肉面，哧溜哧溜吃得满车厢都是那股熟悉的味精味。

他吃完抹抹嘴，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张边缘磨得起毛的工资卡，压低声音跟我说：“取了五千。给妈两千，给小侄子一千，剩下两千咱们留着花。”

我没吱声。

我知道他弟弟陈建军两口子也在老家。

上个月通电话时，建军媳妇周莉在电话那头，声音隔着电流都能听出那股子得意：“建军在县城开了个建材店，生意还行，刚换了辆SUV。”

建国是老大，十六岁就跟着村里人去广东工地搬砖，把上高中的机会让给了弟弟。

如今弟弟混得比他好，他心里不是滋味，但嘴上从来不说，只会闷头多抽两根烟。

婆婆家在镇子边上，一栋贴着廉价白瓷砖的两层小楼，年月久了，瓷砖缝里渗着黑。

门口已经挂上了红灯笼，对联也贴好了，上联“喜迎新春万事兴”，下联“欢度佳节福满门”，横批“吉祥如意”。

我扫了一眼，字写得歪歪扭扭，是建军的手笔。

还没推门，就听见里头热热闹闹的说笑声。

建国推开门，一股暖烘烘的饭菜香混着电视里春晚的前奏音乐涌出来。

婆婆系着那条我去年给她买的碎花围裙从厨房探出头，脸上笑得皱纹都挤在了一起：“回来了回来了！路上累坏了吧？快坐快坐！”

小叔子建军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摆着一盘砂糖橘和一碟瓜子。

他脚上那双皮鞋擦得锃亮，看到我们进来，屁股都没抬，只扬了扬下巴：“哥，嫂子，回来啦？”

他媳妇周莉从里屋出来，穿一件大红色羊绒大衣，头发烫了时髦的卷，脖子上那串金链子晃眼。

她手里牵着五岁的女儿甜甜。

甜甜穿着蓬蓬的公主裙，头上戴着个小皇冠发箍，像个精致的洋娃娃。

周莉冲我笑了笑，那笑意浅浅的，只在嘴角挂了半秒就收了回去：“嫂子，今年回来得晚啊，我们都等老半天了。”

我嗯了一声，从帆布袋里掏出那两盒坚果礼盒递过去：“路上堵车。这是给妈的补品，还有给甜甜的零食。”

周莉接过，随手放在鞋柜上，连句谢都没说，就拉着甜甜回里屋去了。

我心里堵了一下，但很快自己把那口气顺了下去。算了，一年就回来这么几天。

年夜饭是婆婆和周莉一起张罗的。

婆婆掌勺，周莉在旁边打下手——其实就是站着看，偶尔递个盘子。

我主动进去帮忙，婆婆递给我一把葱：“把这葱择了。”

厨房里热气腾腾，锅铲碰撞的叮当声很响。我一边择葱一边听婆婆跟周莉聊天。

“建军那店这个月生意咋样？”婆婆问。

“还行，”周莉轻描淡写，“接了个小区精装修的单子，能赚个七八万。”

婆婆笑得合不拢嘴：“建军争气，建军争气。”

我默默地切着土豆丝，刀落在砧板上，有点重。

我和建国在城里，他在工地开塔吊，我在一家小饭馆端盘子。

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到手八千出头，除去房租、伙食、乐乐的学费和兴趣班，每个月能存下两千就算不错。

去年建国的老板跑路，欠了三个月工资，到现在还没着落。

这些，我没跟婆婆说过。建国不让说。他说，咱是老大，不能叫家里操心。

十二个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红烧鲤鱼、糖醋排骨、油焖大虾、白切鸡、梅菜扣肉……都是实打实的硬菜。

婆婆坐上首，两个儿子一边一个，我和周莉带着孩子坐对面。

乐乐和甜甜并排坐着。

甜甜面前摆了一小碗剥好的虾仁，白白嫩嫩的。

周莉一筷子一筷子往她碗里夹。

乐乐看着那碗虾仁，眼巴巴地望了望我。

我夹了一块排骨放到他碗里：“吃这个，排骨香。”

乐乐懂事地点点头，没吭声，低头啃起了排骨。

酒过三巡，建国的脸喝得泛红，话也多起来。

他端着杯子跟建军碰了一下：“弟啊，你那个店好好干，哥替你高兴。”

建军抿了一口酒，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姿态放松：“哥，要不你跟我干得了，别在工地上受那个罪。我那儿缺个管仓库的，一个月给你开四千。”

建国脸上的笑僵了一瞬，但很快又堆起来，摆摆手：“不了不了，我在那边干熟了，工友都处得挺好的。”

我在桌子底下，用脚尖轻轻碰了一下他的小腿。

他这个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那工地都快撑不下去了，他还硬撑。

婆婆这时候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行了行了，吃饭吃饭。一会儿发红包啊，孩子们都等着呢。”

乐乐一听红包，眼睛亮了一下。

六岁的小孩，对过年最大的盼头就是这个。

我摸摸他的头：“乖，好好吃饭。”

吃完饭，婆婆回屋去拿红包。

周莉拉着甜甜凑到婆婆跟前，甜甜奶声奶气地喊：“奶奶新年好！”

婆婆乐呵呵地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塞到甜甜手里：“乖孙女，这是奶奶给的压岁钱，拿着买新衣服。”

那红包厚得离谱，我目测，起码有一万。

接着，婆婆走到乐乐面前，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一个红包。

薄薄的一片，递过来：“乐乐，这是你的。”

乐乐伸手要接，我先他一步，把红包拿了过来。

手指一捏，心里就明白了——薄的，里头大概就两张。

我拆开，瞄了一眼。

两张崭新的红票子，连号。

不多不少，两百块。

周莉家的甜甜这时候已经把红包拆开了，一沓厚厚的红票子从里头滑出来，她妈妈帮她数了数，高声说：“哟，妈，您这给得也太多了，十万呢！”

婆婆摆摆手，一脸慈爱：“给孙女的，给孙女的，应该的。”

十万。

给甜甜十万。

给我儿子两百。

我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人拿棍子狠狠敲了一下后脑勺。

那两百块钱捏在手里，轻飘飘的，但烧得我手心发烫，一直烫到心里。

我把红包合上，走到婆婆跟前，把那个薄薄的红包塞回她手里。

“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像话，甚至有点陌生，“这二百您留着吧。我儿子不缺这二百块钱。”

婆婆愣住了，看着手里的红包：“你这是干啥？”

我没回答，转身把乐乐从椅子上抱下来，蹲下给他整理了一下衣领，然后牵起他的小手。

“乐乐，跟奶奶说再见。”

乐乐仰着小脸看我。

他虽然小，但敏感，大概感觉到了什么，乖乖地说了句：“奶奶再见。”

我拉着他，转身就往门口走。

身后是婆婆惊讶又带着不满的喊声：“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大过年的——”

周莉尖细的声音插进来，带着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调子：“嫂子你这就没意思了啊，妈给多少是她的心意——”

建军粗声粗气地：“嫂子你站住！有话好好说！”

我什么都没听进去。

手碰到冰凉的门把手，用力一拉，那扇贴着“吉祥如意”的防盗门开了，冷风呼地灌进来，扑在脸上。

乐乐打了个哆嗦。

我把他搂紧了些，迈步走了出去。

走廊的声控灯应声亮了，惨白的光打在我们母子身上，在地上拖出两道影子，一长一短。

我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在空旷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

乐乐小跑着才能跟上我，仰着头问：“妈妈，我们去哪儿？”

“回家。”

“回哪个家？”

“回咱们自己的家。”

背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建国喘着粗气的声音：“秀芬！秀芬你等等！”

我没有回头，但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建国追上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他喝了酒，掌心又烫又潮，力气有点大：“你干啥啊？大年三十的，你闹啥？”

我甩开他的手，转过身看着他。

路灯昏黄的光线下，他的脸红得像抹了胭脂，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眼神里有焦急，有不解，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求。

“我闹？”我笑了一声，那笑声连我自己听着都觉得有点瘆人，“你妈给你侄女十万，给你儿子两百，你觉得是我在闹？”

建国噎住了，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我累死累活在你家厨房择葱切土豆的时候，你妈跟你弟媳妇聊他一个月赚七八万。你儿子眼巴巴看着人家碗里剥好的虾仁的时候，你妈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你跟我说，这叫不叫闹？”

我的声音开始抖，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热热的，但我硬是仰了仰头，没让它掉下来。

建国伸手想揽我的肩膀，我侧身躲开了。

乐乐站在我腿边，小手紧紧揪着我的衣角。

他仰着脸看我们俩，眼睛里有一点害怕，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小脸埋在我身上蹭了蹭。

“建国，”我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感觉那凉气一直钻到肺里，“我不是图她那几个钱。我是寒心。”

“寒心”这个词说出来，我自己先怔了一下。

然后，那些年里积攒的、被我一层层压下去的东西，就像冻住的河面裂开了缝，底下冰冷的水汩汩地涌上来。

我想起第一次跟他回家见家长。

那时候我刚从饭店下班，手上还有洗洁精的味道。

他妈拉着我的手，问的第一句话是：“在哪儿上班啊？”我说在饭店端盘子。

她脸上那点客套的笑，立刻就淡了三分。

后来吃饭，她把两只鸡腿都夹给了建军那时候的女朋友，那个在镇卫生院当护士的姑娘。

我碗里，只有一块鸡脖子。

我想起我怀乐乐的时候，孕期反应大，闻不得油烟，想让婆婆来城里照顾两个月。

她在电话里说，她腰不好，坐不了长途车。

后来周莉怀甜甜，她提前三个月就住到建军家里去了，天天变着花样煲汤。

我想起乐乐满月酒，婆婆包了八百块红包。

第二年甜甜满月，她直接给了一对沉甸甸的金镯子。

这些事，我从来没跟建国抱怨过。

我知道他为难，他夹在中间，一个是妈，一个是媳妇。

他嘴笨，不会说漂亮话，就只能闷着头对我好。

他在工地上干一天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来还给我打洗脚水。

他每个月工资一发，自己留三百块零花，剩下的全数交到我手里。

他是真的，把我当自己人。

可他的家人，没有。

有些东西，不比较的时候，还能糊弄着自己过。

一比较，就像拿刀子，把蒙在伤口上的那层痂，生生剜开了。

底下，全是脓。

建国站在路灯底下，影子被拉得老长。

他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抖出一根，点上，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他不常抽烟，只有心里有事的时候才抽。

乐乐打了个喷嚏。

我低头看他，小脸冻得有点发白。

脚上那双棉鞋，是我在夜市花三十五块钱买的，底子薄，站久了，凉气往脚心钻。

我突然发现，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急，只给他套了件薄羽绒服，围巾手套都在行李箱里，没来得及拿。

我蹲下来，把他抱起来。六岁的孩子，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我胳膊上的肉被勒得生疼。

建国把烟掐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走过来，伸手要接乐乐：“我抱吧。”

我没给他，抱着乐乐，继续往前走。

他在后面跟着，也没再说话。

我们仨就这样一前一后，走在除夕夜空旷的镇子街道上。

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不知谁家放的烟花，嗖地蹿上天，啪地炸开一朵五彩的菊，瞬间照亮了半边灰蒙蒙的天，又迅速黯淡下去。

乐乐趴在我肩膀上，小声说：“妈妈，我想看烟花。”

“嗯，看吧。”

“妈妈，”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点委屈，“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脚步顿了顿。

“甜甜的奶奶给甜甜好多钱，我的少。”他把脸埋在我颈窝里，“妈妈，是不是我不乖？”

我把他的小脑袋扳过来，额头抵着他的额头。

他的睫毛上挂着一点水汽，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别的什么，鼻尖红红的。

我亲了他一下，很用力。

“乐乐最乖了。奶奶给多少，都不重要。爸爸妈妈最喜欢你，只喜欢你。”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把脸埋回我脖子里，小手环着我的脖子，抱得紧紧的。

我们走到镇上的小旅馆门口。

这种乡镇旅馆条件差，门脸窄窄的，挂着一个灯箱，上面“永安旅社”四个字，灯管坏了一根，“安”字只剩下半边亮着。

我推门进去，柜台后面一个裹着军大衣的大爷正看电视里的春晚小品。

见我们一家三口大年三十夜进来，愣了一下：“住店？”

“住店。”我把乐乐放下，从兜里摸出身份证和两张红票子，拍在掉漆的木制柜台上。

大爷瞅瞅我，又瞅瞅后面跟进来的、脸色难看的建国，大概以为是寻常夫妻吵架，也没多问，拿过身份证登记了一下，递过来一把系着木牌的旧钥匙：“二楼最里头那间。有暖气，厕所在走廊尽头。”

房间很小，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铺着洗得发白、印着蓝色格子的床单。

暖气片呼哧呼哧地响，但摸着只是温吞吞的，驱不散屋里的阴冷潮气。

我把乐乐放在床上，给他脱了鞋。

他把冰凉的小脚丫子缩进被子里，打了个哈欠，眼睛有点睁不开了。

“妈妈，我们明天还去奶奶家吗？”他揉着眼睛问。

“不去了。”

“那爸爸去吗？”

我回头看了一眼门口。

建国靠在门框上，低着头，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门框上脱落的漆皮。

他没进来，也没走，就那样站着，像个做错了事、不知道该不该进门的孩子。

“你进来坐。”我说。

他这才挪进来，在床沿上坐下，两只手搓着膝盖，低着头。

沉默了半晌，屋里只有暖气片嘶嘶的声响，和乐乐渐渐均匀的呼吸声。

“秀芬，”他开口，声音哑哑的，很低，“我对不住你。”

就这六个字。

没有辩解，没有说“我妈不是那个意思”，没有说“她老人家年纪大了别跟她计较”。

他就认了这么一句，对不住你。

我鼻子一酸，赶紧扭过头去看窗外。

窗外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不知道谁家放的烟花，时不时炸亮一小片天空，转瞬即逝。

“今天晚上先住这儿，”我背对着他说，声音也压得很低，“明天一早，咱们去买票回去。”

“嗯。”

“你自己回你妈那儿吃个早饭，跟她说一声。”

“我不回。”

“你不回她该念叨了。”

“念叨就念叨。”建国瓮声瓮气地说，带着点倔，“你跟儿子在哪儿，我在哪儿。”

乐乐这时候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小手从被窝里伸出来，在空中无意识地抓了抓。

我伸手过去，握住他的小手。

他像是找到了依靠，立刻就不动了，呼吸重新变得均匀绵长。

建国看着儿子睡熟的脸，眼神一点点软下来。

他伸出手，想摸摸乐乐的脸，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大概是觉得自己手凉。

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不知道几点了，年三十的夜，格外的漫长。

远处的鞭炮声渐渐稀了，烟花也不放了，小镇沉入一种深沉的寂静里，间或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夜凉。

我靠在床头，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从早上五点多赶火车到现在，十几个小时没合眼，又闹了这么一出，身体早就透支了，但脑子却清醒得很，一件件事，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晃。

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脱了外套，在乐乐另一边侧身躺下来。

一家三口挤在这两张拼起来的单人床上，像挤在一条窄窄的、飘摇的小船上。

他侧着身子，胳膊轻轻搭在乐乐身上，像是护着。

睡熟了之后，他的呼吸变得很沉，偶尔咂一下嘴，像是在梦里还在为什么事发愁。

我偏过头看他。

那张被工地上的风吹日晒磨得粗糙、过早有了皱纹的脸，在昏黄壁灯的光线下，显出一种疲惫的柔和来。

我突然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

更穷。

租的是城中村一间十平米的格子间，夏天热得像蒸笼，只有一台掉漆的破风扇吱呀吱呀地转，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他下了班回来，光着膀子坐在床沿上吃西瓜，一勺挖下去，把最中间那块没籽的、最甜的瓜心，递到我嘴边。

他说，秀芬，你别怕，跟着我，我不会让你一直过苦日子的。

后来，日子没有变得多好，但我们有了乐乐。

他为了多挣点钱，接了个高空作业的活。

那天风大，他在几十米高的塔吊上，被风吹得晃了一个下午，下来的时候，腿都是软的，扶着墙走了好久。

我骂他你不要命了？

他嘿嘿一笑，抹了把脸上的汗，说，多挣两千块钱，给媳妇买件厚羽绒服，给儿子买辆小自行车。

这个男人，嘴笨，心实，一辈子学不会说漂亮话，但他把能给的，都给了。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有一股陈年樟脑丸的味道，有点呛鼻子。

但我实在太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是被一阵小心翼翼的敲门声吵醒的。

乐乐还在睡，小脸红扑扑的。建国翻身起来，趿拉着鞋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他妈，我婆婆。

她穿一件暗红色的旧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老式铝制保温桶。

看到建国开门，她先往里头张望了一眼，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有点不自然地挪开了。

“建国，”她把保温桶塞到建国手里，声音不大，“我给你带了饺子，你最爱吃的猪肉白菜馅。”

她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白煮蛋：“还有给乐乐煮的鸡蛋，趁热吃。”

建国接过来，杵在门口，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

婆婆又往里看了一眼，这回，跟我对视上了。

她张了张嘴，嘴唇嗫嚅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挤出一句：“那什么……你们……吃了饭再走。”

我已经坐起来了，理了理睡得有些乱的头发，语气平静：“妈，我们一会儿就坐车回去了。”

婆婆脸上闪过一丝什么，快得抓不住。

是尴尬？

是懊恼？

还是别的什么？

我看不真切。

她站在门口，两只手抄在棉袄兜里，脚尖在地上蹭了蹭，半天，憋出一句：“秀芬，那钱的事……建军今年店里有困难，我帮衬他一下。你……”

“妈，”我打断她，声音不高，但很清晰，“钱的事，我不说了。但有一句话，我得跟您说清楚。”

婆婆看着我，眼神有点躲闪。

“乐乐是您的孙子，他跟甜甜一样，管您叫奶奶。您给多少，我都没意见，那是您的钱，您说了算。”我一字一句地说，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但您不能让孩子觉着自己不如人。他今年六岁，他什么都明白。”

婆婆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她低着头，脚尖在地上又蹭了蹭，含糊地“嗯”了一声，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建国在旁边站得笔直，手里的保温桶冒着热气，白乎乎的水汽扑在他脸上。

他的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被热气熏的，还是怎么的。

婆婆没再多说，转身走了。

她走得很慢，暗红色的棉袄下摆一摆一摆的，背影显得有些佝偻。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背对着我们站了两秒，然后拐下楼去，不见了。

建国关上门，把保温桶放在那张掉漆的小桌上，揭开盖子。

白胖胖的饺子，码得整整齐齐，还冒着腾腾的热气。

他又打开塑料袋，里头两个煮鸡蛋，摸上去还是温的。

乐乐这时候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吸了吸鼻子：“爸爸，什么味？好香。”

建国给他剥了个鸡蛋，递过去。

乐乐接过来，咬了一口，腮帮子鼓鼓的：“奶奶来了吗？”

“来了，”建国说，声音有点闷，“给你送鸡蛋。”

乐乐“哦”了一声，低头专心吃他的鸡蛋，没再问别的。

我看着他父子俩，看着桌上那桶还冒着热气的饺子，心里头那股又酸又胀、堵得慌的劲儿，好像在慢慢地，一点点地平复下去。

我起身，去走廊尽头的公共厕所，用冷水洗了把脸。

冷水泼在脸上，激得我一个哆嗦。

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蜡黄、眼下挂着浓重青黑的女人，嘴角还挂着水珠。

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无声地说：行了，日子还得过。

我们退了房，拉着那个轮子不太灵光的行李箱，往镇子外面的路口走。

小镇初三之前不通班车，只能去路口拦过路的长途大巴。

路上，碰到了建军。

他站在他那辆白色的SUV旁边抽烟，车擦得很亮，在冬日上午灰蒙蒙的天光下，很是扎眼。

看到我们过来，他把烟掐了，扔在地上。

“哥，嫂子。”他叫了一声，语气有点复杂。

建国嗯了一声，脚步没停。

建军快走两步追上来，挡在我们前面：“哥，昨天的事……妈她就是一时没想周全。嫂子你别往心里去，大过年的……”

“建军，”我停下脚步，看着他，语气很淡，但很坚决，“你什么都不用说。你过你的日子，我们过我们的。咱俩谁都不欠谁的，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建军脸上有点挂不住，张了张嘴，似乎想辩解什么，但最终，只挤出一句干巴巴的：“那……你们路上慢点。”

大巴来了，是辆破旧的中巴车，绿色的漆皮斑驳脱落。

座椅套上有可疑的污渍，过道里堆着乡亲们的蛇皮袋、鸡笼子，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

建国把行李箱塞进底层狭小的行李舱，我抱着乐乐上了车。

车里没有空调，冷飕飕的。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乐乐搂在怀里。

车启动的时候，发动机发出沉闷的轰鸣。

我从车窗望出去，建军还站在路边，手插在口袋里，望着我们车的方向，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点。

车晃晃悠悠开上了国道。

窗外是北方冬天单调的景色：光秃秃的树枝直愣愣地指向灰蒙蒙的天空，田野里覆盖着未化的残雪，偶尔几间低矮的农房掠过，屋顶上冒着淡淡的炊烟。

乐乐靠在我身上，没多久又睡着了，小脑袋一点一点的。

建国坐我旁边，肩膀靠着我的肩膀，温热的，沉甸甸的。

中午时分，车在一个中途小站停靠十分钟。

建国下去，在路边小店买了两碗泡面和两瓶矿泉水上来。

他用热水泡好了，递给我一碗。

乐乐醒了，自己捧着那碗面，呼噜呼噜吃得香，鼻尖冒出汗珠。

“秀芬，”建国忽然开口，声音很低，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我想好了，过完年，我不去那个工地了。”

我抬头看他，有点意外。

“建军那个仓库的活，我去干。”他拿筷子拨拉着自己碗里那根短短的火腿肠，闷声说，“一个月四千是少了点，但离家近，不用一年才回一趟。你跟乐乐，也能跟着我回来住。”

我愣住了：“你之前不是说不去吗？”

“我想了一晚上，”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在外面飘着，也不是个事。咱儿子一天天大了，不能在城里没个根，老租房子住。”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才接着说，像是说给我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妈那儿……以后，我慢慢跟她说。”

泡面的热气扑在我脸上，熏得眼眶有点发潮。

我用袖子蹭了一下眼角，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面，吸溜吸溜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

车重新上路，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雪。

雪花碎碎的，像盐粒，被风卷着，打在玻璃窗上，化了，留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

乐乐吃饱了，精神起来，趴在窗边，哈了一口气在冰冷的玻璃上，然后用手指头，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他指着那个笑脸，回头看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看着他画的那个笑脸，看着窗外越来越密的雪，忽然觉得，心里那团堵了不知道多久、沉甸甸的东西，好像松动了一点，裂开了一道缝隙，透进了一丝微弱的光。

家这个东西，说复杂，是真复杂，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

可说简单，也简单。

不过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你体谅我一点，我包容你一点，在磕磕绊绊里，摸着黑，搀扶着，一步一步往下走。

那些心里头的疙瘩，那些陈年的旧伤，那些意难平的瞬间，解不开的，就暂且留着吧。

日子还长着呢。

雪越下越大，模糊了窗外的世界。

车在风雪中，向着那个我们称之为“家”的方向，缓慢而坚定地驶去。

只是，谁也没注意到，建国放在行李架上的旧外套口袋里，那张他贴身收着的工资卡，因为昨晚的匆忙，遗落在了旅馆那张拼起来的单人床上。

卡里，有我们一家三口接下来几个月，全部的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