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被深圳老板娘养过一段，九年后再次遇见她，她说你倒是不

我曾被深圳老板娘养过一段，九年后再次遇见她，她说你倒是不怕我了。

她的指甲还是涂着那种俗气的亮粉色，在昏暗的包间灯光下晃得人眼疼。说这话的时候，她正拿筷子尖戳着一只白灼虾的背，虾壳裂开，露出粉白的肉。包间里烟雾缭绕，坐了一圈深圳本地的老板，我被朋友拉来，说是“认识个写方案的”，刚进门就被按在她旁边的空位上。

九年了。她眼角有了细纹，但那股子劲儿还在。看人的时候下巴微微抬着，眼神从睫毛底下透出来，钩子似的。我下意识摸了一下后颈，那里有一道早就淡了的疤。九年前刚来深圳，在岗厦村租三百块一个月的单间，连床垫都没有，睡硬板床。白天在华强北替人看柜台，晚上去她开的那间湘菜馆端盘子，因为她管晚饭。

她那时候也不老，三十出头，离了婚，带着一个儿子。店里的人都喊她姚姐，就我不喊。我不喊是因为第一次见到她，她蹲在店门口给一只瘸腿的流浪猫上药，药水浸进伤口，猫嘶嘶地叫，她嘴里也跟着“嘶嘶”，眉头皱成一团，像是疼在自己身上。我站在旁边看，她头也不抬：“看什么看，没见过人给猫上药？”

后来她就让我住到店里去了。说是住，其实是后厨旁边一个堆杂物的隔间，她让人搬了一张行军床进去。“省得你天天吃泡面，胃搞坏了还要我出医药费。”她说话从来都是这样，凶巴巴的，但那天晚上我蜷在那张行军床上，听见她隔着门板喊：“明天早上来前面喝粥，别又睡过了。”

我不怕她。从来不怕。她骂人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像烧着一小簇火，但火下面是软的。有一回我发高烧，迷迷糊糊觉得有人拿毛巾敷在我额头上，睁开眼是她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手里捏着手机看小说。见我醒了，她把毛巾往我脸上一盖：“别动，再睡会儿。厨房给你留了汤。”我听见她起身走出去，拖鞋“啪嗒啪嗒”响，然后门关上了。

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晚上打烊后她把我叫到前面，从收银台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来。“这是这个月的工资，你另找地方住吧。”我愣住了。她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夹在手指间，烟雾升起来遮住她的眼睛。“小孩儿，”她说，“你不能一直躲在后厨。深圳不是让你躲的地方。”

我拿着那个信封，里面厚厚一沓。搬走那天她把我的背包检查了一遍，往里面塞了两包烟，我不抽，她说备着。然后她挥挥手：“走吧走吧，别回头了。混出个人样再说。”

混出来了。九年，从文案做到策划总监，买了车，租了体面的公寓。有时候路过岗厦那片，城中村已经拆了大半，她的湘菜馆也早就不在了。我试着找过她，没找到。

现在她就坐在我旁边，戳破了那只虾，把肉夹起来放进我碗里。“吃啊，”她说，“还跟以前一样，等着人喂？”

包间里的人都在笑，有人问：“姚姐认识小张？”她把虾壳扔在骨碟里，擦了擦手，转过头看我，那簇火还在眼睛里烧着。“认识。”她说，“养过一段。”

她的语气很淡，像在说一只喂过的猫。但桌布下面，她的手指碰了碰我的手背，凉凉的，很快又缩回去了。九年了，她没问我过得好不好，也没说她过得好不好。她只是又给我倒了杯茶，说：“明天来我新店看看，缺个写菜单的。”

我端起茶杯，水汽扑在脸上，恍惚间又回到那个隔间，行军床吱呀响，有人隔着门板喊我明天喝粥。深圳这座城什么都快，九年的光阴快得像一眨眼，但总有些东西，慢得让人想哭。

“行，”我说，“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