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父亲的脚印 1沙发不见了

我从广州回来那天，我妈穿着围裙在厨房里炸丸子。油烟机坏了，整个屋子都是青灰色的雾。她探出头看我一眼，说：“回来了？洗手吃饭。”语气平淡得像我只是出门买了瓶酱油。

我站在客厅里，发现沙发没了。

不是被挪到了别处，是整片沙发区空了。原来放沙发的地方，地板砖的颜色比周围浅一个色号，像一块巨大的伤疤。墙上还有沙发靠背蹭出来的印子，长长的一条灰痕，悬在半人高的位置，突兀又刺眼。

“沙发呢？”我问。

“卖了。”她把丸子捞出来，油还在噼啪响，“你爸那边要钱。”

我没再问。脱了鞋，光脚踩在那块浅色的地板上，凉意从脚底漫上来。三年前我离开家去广州的时候，那张沙发上坐着我爸，他翘着二郎腿看电视，茶几上摆着一碟花生米和半瓶白酒。我拖着行李箱从客厅经过，他说：“到了打个电话。”我嗯了一声，头也没回。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那张沙发完整的样子。

后来我无数次想起那个下午。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我至少会多看一眼。多看一我爸，多看一那张沙发，多看一那个我还以为是“正常”的家。

我爸出事是三个月前的事。他在老家县城包了个工程，给一个新建的小区做外墙保温。楼盖到第七层的时候，合伙人马国良卷走了首付款，连带着预支的材料款，一共一百二十多万。我爸发现的时候，马国良的手机已经打不通了，微信也拉黑了。他去马国良老家找人，人家说马国良三年没回去过了。他又去派出所报案，做了笔录，到现在没有下文。

一百二十万里，有我爸这些年攒的家底，有从银行贷的款，还有从亲戚朋友那里凑的钱。我妈把家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搬——先是车，一辆开了八年的本田，卖了六万。然后是那套红木茶几，是我爸十年前买的，说能升值，最后卖了不到三千。再然后是沙发，卖了四百块钱。

客厅空出一大块，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咬完之后，那个缺口就一直留在那里，没有人去填补。我妈每天从厨房到卧室，都要经过那块浅色的地板。她从来不看它，也不踩上去，绕着走。

我上个月刚辞了职。在广州做了三年电商运营，老板画饼画了三年，去年说上市，今年说融资，翻过年来公司账上只剩了三千块钱。最后一个月工资打了白条，我把它折成纸飞机从出租屋的窗户扔出去，纸飞机打了个旋，栽进了对面楼的空调外机缝里。

我妈不知道这件事。我告诉她我是回来休假的。

晚饭在厨房的小桌上吃。四菜一汤——炸丸子、清炒小白菜、蒜薹炒肉、一碟腌萝卜，还有一碗蛋花汤。我妈的厨艺二十年如一日，丸子炸得外焦里嫩，小白菜炒得脆生生的。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饭，把肉片都拨到我这边。

“多吃点，看你瘦的。”她说。

我低头扒饭。碗里的米粒儿一粒一粒地数，数到第七十二粒的时候，我妈开口了。

“你爸电话打不通了，你有空回趟老家看看。”

“打不通多久了？”

“半个月。”她把丸子夹到我碗里，丸子滚了一下，停在米饭和碗沿之间，“他最后一次打电话来，说要去山里住几天。”

“山里？”

“他说山里有朋友。没说哪个朋友，也没说哪座山。”我妈放下筷子，她的筷子搁在碗上，一根搭着碗沿，一根滑下来磕在桌面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然后就挂了。”

我看着我妈。她今年五十四岁，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白发从鬓角冒出来，她没有染。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开衫毛衣，是我前年给她买的，袖口已经磨起了毛球。她瘦了很多，手腕上的银镯子晃荡晃荡的，那是她结婚时我爸送的，戴了二十六年，从来没摘下来过。镯子上面刻着一朵牡丹花，我小时候趴在她手上看过，花瓣的纹路已经快磨平了。

“他还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我妈顿了一下，眼睛看着桌上那碟腌萝卜，“他说他对不住我。”

厨房里只有排风扇嗡嗡的声音，坏掉的油烟机安静地趴在头顶。窗外有人在放音乐，是隔壁楼的，放的什么老歌，模模糊糊听不清词。

“我爸这辈子跟谁说过对不住？”我说。

我妈没接话。她站起来，把空碗收进厨房，水龙头开得哗哗响。我坐在桌边，看着那碟没吃完的腌萝卜，突然想起来，这道咸菜是我爸最爱吃的。每年秋天我妈都要腌一大坛，切成细丝，拌上辣椒油和香油，我爸能就着喝半斤白酒。

今年这坛腌萝卜，我爸一口都没吃上。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厅的行军床上。沙发卖掉之后，我妈在原来放沙发的地方支了一张行军床，说是她自己睡的，原来的卧室租出去了。

“租给谁？”我问。

“一个在超市上班的小姑娘，跟她妈吵架，没地方住。”我妈把床单扯平，“一个月三百块，聊胜于无。”

三百块。以前我妈去超市买东西，三百块连一箱牛奶都买不满。她在事业单位上了三十年班，虽然没有编制，但好歹是个正经工作，工资不高，胜在稳定。这些年我爸在外面折腾生意，挣了赔、赔了挣，家里的大额开销全靠我妈那份死工资撑着。她没有抱怨过，至少我没听到过。

凌晨两点，我躺在行军床上睡不着。弹簧硌得背疼，一翻身就咯吱咯吱响。隔壁房间传来轻微的鼾声，不知道是那个租房的姑娘还是我妈——我妈以前不打鼾的。

我摸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老爸”那一栏。上一次通话是四个月前，时长一分半钟。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就是“吃饭了没”“吃了”“在干嘛”“看电视”“那你早点睡”“嗯”。

我又往上翻，翻到更早的记录。两年前、三年前、五年前——所有的通话时长没有超过三分钟的。我们父子俩的对话从来都是这个模式：他问，我答，双方都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挂了。有时候我妈会在旁边骂他：“你就不能跟儿子多说两句？”他就嘿嘿笑，然后把手机递给我妈。

我关掉通讯录，打开微信。我爸的朋友圈停在半年前，转发了一篇《做人，一定要讲诚信》的鸡汤文，配了三个大拇指的表情。下面有几个共同好友点赞，其中就有马国良。

我点开马国良的微信头像，是他站在一辆黑色奔驰前面的照片，西装革履，梳着大背头。朋友圈设置了三天可见，什么都看不到。我给他发过消息，问他知不知道我爸的下落。消息发出去了，但一直没有回复。不知道是被拉黑了还是他根本没登录过这个号。

我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道干涸的河床。这房子是二十年前我爸单位分的，那时候他还在县建筑公司上班，分了个两室一厅，六十多平方。后来他辞职下海，这房子就一直住着，墙皮掉了一块又一块，我爸自己买腻子补过两回，补得坑坑洼洼的。

他最后一次补墙是在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回来，看见他站在凳子上往墙上刮腻子，动作笨拙得要命，刮刀在他手里像一把不听话的锄头。我说爸你下来，我帮你补。他说不用，这点活儿还难不倒你爸。我从下面仰头看他，看见他头顶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后脑勺上有一块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秃的。

过年那几天，我们没有吵过架。也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一起吃了年夜饭，一起看了春晚，一起放了鞭炮。大年初三我就走了，他送我到楼下，说：“在外面好好的。”我说：“知道了。”他站了一会儿，又说：“有事打电话。”

那是他最后一次面对面跟我说话。

现在想起来，他那天穿的那件灰色夹克，袖口磨得发白。他脚上的棉拖鞋，左脚那只破了个洞，露出里面灰色的袜子。这些细节当时我看见了，但没有放在心上。我以为日子还很长，下次回来这些东西自然就换了。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可以在最平常的日子里，用最平常的语气，跟你说完最后一句话，然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妈已经出门上班了。餐桌上扣着一碗粥、两个包子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鸡蛋在锅里，自己去拿。我晚上七点回来。”

我揭开锅盖，里面卧着两个白水煮蛋，还冒着热气。我妈的字迹端正得像是印刷体，每个撇捺都一丝不苟。她在单位做了三十年文书，写得一手好字。我曾经开玩笑说她的字可以去当字帖，她说：“你爸当年就是看上我这手字的。”

那是他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爸在建筑公司当施工员，我妈在办公室做文员。我爸去办公室领材料，看见我妈在填表格，站在旁边看了很久。后来他跟我妈说：“你写字真好看，跟印的一样。”我妈说：“你站那儿看我半天就为了说这个？”我爸挠挠头，脸红了。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那时候我爸二十五岁，我妈二十三岁。那时候还没有我，还没有这些烂摊子，还没有这间墙皮剥落的房子和客厅里那块浅色的地板。

我把鸡蛋剥了壳，就着粥吃完了。然后把碗洗了，桌子擦了，地拖了一遍。拖到客厅的时候，我在那块浅色地板前停下来。沙发卖掉之后，这里一直空着。我妈在墙角放了一盆绿萝，藤蔓拖在地上，绿得有点不真实。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块地板。上面有一道浅浅的凹痕，是沙发腿压出来的。旁边还有几个小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磕的。我想象搬家工人抬走沙发的情景——那张墨绿色的布面沙发，坐了三个人就会陷下去，弹簧已经老化了，坐上去咯吱响。搬家工人一定是两个人抬的，一头一尾，从客厅挪到门口，从门口挪到楼下，从楼下抬上车。那四百块钱，可能还不够请那两个工人吃一顿饭。

然后我妈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客厅，把行军床支起来，铺上床单，放上枕头。她在收银台站了一天回到家，脱了鞋，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钻进行军床，盖上那床旧棉被。她听着隔壁租户轻微的鼾声，天花板上的裂缝在黑暗中延伸到墙角。

我不该想这些。想多了胸口闷。

我站起来，把拖把放回卫生间。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翻到我姑的号码，打了过去。

“喂，姑，是我。”

“小宇啊！”我姑的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新磨的剪刀，“你回来了？在哪儿呢？”

“在家。我妈上班去了。”

“你爸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了。我打算回趟县城。”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然后我姑说：“你回来也好。你爸那个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他倒好，一拍屁股跑了。”

“他跑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我要是知道，早就把他揪回来了。”我姑哼了一声，“他这个毛病打小就有。小时候犯了错就躲起来，躲到天黑了才回家，躲到我妈满村子找他。几十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我姑比我爸小三岁，性格却完全相反。我爸内敛、要面子、什么事都往肚子里咽。我姑泼辣、直爽、有什么说什么。她在县城开了二十多年理发店，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我表哥在深圳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她也不抱怨，说孩子有孩子的事。

“小宇，”我姑的声音忽然软下来，“你回来看看也好。你爸那个办公室，门锁着，里面还有东西呢。你去看看，别让老鼠咬了。”

“什么办公室？”

“他在建材市场那边租的。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爸在老家租办公室这件事，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或者说了，我没记住。这三年来，我在广州忙着自己的事——加班、跳槽、再加班、公司倒闭。我爸在老家忙着什么，我一无所知。我们父子之间隔着一千二百公里和一层说不清的隔膜，谁也不主动走近谁。

挂了电话，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墙上的挂钟。八点半。从广州到县城的大巴一天有三班，最早一班九点发车，我赶不上了。下一班是一点半。

还有五个小时。

我走进我妈的房间——她原来那个房间，现在租给那个超市姑娘的房间。门没锁，我推开一条缝往里看了一眼。床上铺着粉色的床单，床头柜上放着几瓶护肤品和一本翻开的杂志。墙上挂着我妈和我爸的结婚照，镜框上的红漆已经褪色了。照片里我妈梳着两条辫子，我爸穿着白衬衫，两个人并肩坐着，膝盖挨着膝盖。我爸笑得有点僵，眼神往镜头左边飘，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妈倒是笑得很好，眼睛弯弯的，嘴角往上翘。

我把门关上。那不是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早就没了。我住过的那个小卧室，床拆了，书桌卖了，现在堆着几个纸箱子，不知道装的什么。

我回到客厅，坐在行军床边沿。弹簧咯吱一声陷下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绿萝叶子上，叶子上的水珠反着光。我妈出门前一定浇过水。她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浇花也不例外。不管日子过成什么样，该做的事她一件都不会落下。

我忽然想起来，我妈昨晚没有问我打算待多久。她从来不问我这个问题。每次我回来，她都是那句“洗手吃饭”。每次我走，她都是那句“到了打电话”。中间的每一天，她该上班上班，该做饭做饭，从来不因为我改变自己的节奏。我有时候觉得她坚强，有时候觉得她冷漠，更多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种关系。

小时候学校开家长会，我爸在外面跑生意来不了，我妈请不了假也来不了。老师问我你爸妈呢，我说他们忙。老师说再忙也要管孩子。我回家跟我妈说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下次我去。”

下次她真去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认认真真地记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我那时候坐在前面，不敢回头看她。同桌问我那是你妈？我说嗯。他说你妈看着好严肃。我没说话。

家长会结束之后，我妈带我回家。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一直到进了家门，她才说：“老师说你有几门课跟不上。要不要请个家教？”

我说不用。

她也没再坚持。第二天，我的书桌上多了几本辅导书，是她下班后去新华书店买的。她把书放在桌上的时候，我正在写作业。她什么都没说，放下书就走了。我翻开第一本，扉页上写着一行字：“小宇加油。”是她那端正的印刷体。

那本书我后来翻都没翻过。辅导书太难了，我看不懂，也不想看。它就那么一直放在书桌上，压在一堆课本下面，慢慢地落了灰。过年大扫除的时候，我把它收进纸箱子里，跟我用过的旧课本一起，放进了床底下。

那些纸箱子现在就在隔壁房间里堆着。不知道有没有被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