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干保洁12年，见多老夫老妻分开睡，昨晚那间病房又拉上帘子

我在医院干保洁12年，见多老夫老妻分开睡，昨晚那间病房又拉上帘子，媳妇守在外头，我看见老太太穿红睡衣坐床边，老头的手搭在她后腰上

昨晚那间病房又拉上帘子了。

我在医院干保洁十二年，这种事见得多。拉帘子不稀奇，稀奇的是那帘子后面没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推着车从走廊过去，轮子吱呀吱呀，心里数着，三床，四床，五床。五床那间，帘子拉得严严实实。外头坐着他家媳妇，四十来岁，低着头剥橘子，橘子皮掉在腿上，她也没捡。

我认得那老太太。穿一身红睡衣，绸的，洗得有点发白，领口那里磨出毛边。老头是前天下午送进来的，脑梗，半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清。送他来的是儿子，交了五千押金，当天晚上就走了。留下来的是媳妇。

说是媳妇，其实是儿媳妇。老太太管她叫“小周”。小周每天早上七点来，晚上九点走。中间坐走廊那排蓝椅子，不怎么进病房。进去也就是送饭、倒水、叫护士。出来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我见过太多次了。这种表情我熟。不是不孝顺，是累了。累到脸上挂不住东西了。

昨晚我值夜班。

十一点多，我去五床收垃圾。帘子拉着。我站在外头问了一句，垃圾收一下。里面没应。我又问了一句。老太太的声音从帘子里飘出来，说，放门口吧。

我把垃圾袋系好，搁在门边。转身的时候，帘子动了一下。就一下。我从缝里看见老太太坐在床边那张折叠椅上，红睡衣，背对着我。老头躺在那里，右手——能动的那只手——搭在她后腰上。就搭着，没动。

我推着车走了。

走廊里灯是白的，地是绿的，我鞋底蹭着地，一下，一下。走到头，拐弯，进污物间。我把车停好，靠在墙上，站了一会儿。

说不上来什么感觉。就是站着。

我想起我爹。

我爹走的那年，我还在老家的纺织厂。厂子已经不行了，三个月发不出工资。我爹住院，我跟我姐轮着守。我爹最后那几天，我娘也是那样，坐在床边，不怎么说话。我爹的手也是搭在她腰上。那时候我没觉得有什么。现在想想，那就是他们那代人唯一会做的动作了。不会说，不会抱，就这么搭着。

我点了根烟。医院不让抽烟，我在污物间偷偷抽。抽到一半，掐了。回去接着干活。

第二天早上，小周来了。还是那个点。手里拎着保温桶，还有一袋橘子。她看见我，点了个头。我也点了个头。

她进了病房。帘子还拉着。我听见她叫了一声妈。老太太应了一声。然后就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收拾东西。过了一会儿，小周出来了。眼眶有点红。她走到走廊那头，站在窗户跟前，背对着人，拿手抹了一下脸。

我没过去。我推着车进了五床。

老太太正给老头擦脸。毛巾是黄的，旧了。老头闭着眼，嘴角歪着，有口水流出来。老太太擦一下，再擦一下，动作很慢。

我说，阿姨，换垃圾袋。

她说，好，麻烦你了。

我把垃圾袋抽出来，换了新的。她又说，谢谢你啊。

我说，不客气。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还坐在那儿。红睡衣，旧毛巾，老头的脸。她擦得很认真。像是擦一件很贵重的东西。

我忽然想问一句，阿姨你晚上睡哪儿。但我没问。

我推着车走了。

我干这行十二年。十二年前我从纺织厂下岗，经人介绍来这家医院干保洁。一开始在门诊，后来调到住院部。住院部比门诊安静，也比门诊沉。门诊是闹，是急，是来来往往。住院部是熬，是等，是一天一天往下过。

我见过很多老夫老妻。

三床那对，老头是退休教师，老太太是农村户口。老头住院，老太太天天来。来了就坐在床边，也不说话，手里永远在织东西。毛衣、毛裤、围巾。织了拆，拆了织。有一次我问她，给谁织的。她说，不知道，闲着也是闲着。

后来老头出院了。老太太把织了一半的毛衣落在病房。我收起来，搁在柜子里。过了半个月，她回来找。我把毛衣给她。她接过去，摸了摸，说，还是织完吧。

她走了。我看着她背影，想着那件毛衣到底给谁穿。

七床那对，老头是离休干部，老太太是二婚。老头的子女不认这个后妈，来医院就是吵架。老太太坐在走廊哭，哭完了进去接着伺候。有一次我听见老头跟她说，你走吧，别受这个罪。老太太说，我走了谁管你。

后来老头走了。老太太来收拾东西。她站在床边，把老头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叠到最后一件，她停住了。那是件白衬衫，领子发黄。她把衬衫抱在怀里，蹲在地上，没哭出声。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这种事太多了。多到我都快记不清了。但每次看见，心里还是会被什么东西扎一下。不疼，就是扎一下。然后该干嘛干嘛。

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是感情，是陪伴，是老来伴。但我干了这么多年，我看见的不全是这些。

我看见的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耗干。

我看见的是老太太们坐在走廊，老头们躺在床上。伺候人的永远是老太太。被伺候的永远是老头。这跟感情没关系。这跟习惯有关系。跟命有关系。

我有个同事，姓刘，比我大两岁。她男人去年也脑梗了。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她白天在医院干保洁，晚上回去伺候男人。她跟我说，她跟她男人已经分房睡三年了。

不是感情不好。是没办法。

她说，他晚上要起夜，一晚上三四次，我睡不好。我睡不好，第二天干活就没力气。没力气就要被扣钱。扣了钱，药就买不起。

她给我算过一笔账。她一个月工资两千八。男人吃药一千二。尿不湿三百。买菜做饭六百。水电煤气两百。剩五百。这五百要留着，万一有个急事。

她说，我一年没买过衣服了。上次买衣服还是前年，地摊上买的，三十块。

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楼梯间。她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半个馒头，一口一口啃。啃完了，拍拍手上的渣，站起来，接着干活。

我看着她背影，想着她晚上回去还要伺候男人。想着她分房睡三年。想着她三十块的衣服。

我没说话。

我能说什么呢。

医院这个地方，把人的底裤都扒干净了。

你有多少钱，你家里几个人，你儿女孝不孝顺，你老伴对你怎么样，你进来住几天，全看得出来。

有的人进来，床头柜上摆满水果鲜花。有的人进来，床头柜上就一个塑料杯。

有的人进来，儿女轮着守。有的人进来，从头到尾就一个人。

有的人进来，老伴天天来，来了就哭。有的人进来，老伴天天来，来了就骂。骂完了接着伺候。

我见过一个老太太，天天骂她老头。骂他没用，骂他拖累人，骂他当年怎么怎么对不起她。骂得整个走廊都听得见。但骂完了，她还是给他擦身子，还是喂他吃饭，还是晚上睡在陪护椅上。

有一次我听见她跟隔壁床说，我骂他是因为我恨他。我伺候他是因为他是我男人。

这话我记到现在。

我跟我男人也分房睡。

不是因为他病了。是因为他打呼噜。我睡眠浅，他一打呼噜我就醒。醒了就睡不着。第二天干活没精神。后来我们就分房了。他睡大屋，我睡小屋。小屋是阳台改的，放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

分房那天，我男人说，你是不是嫌我了。

我说，不是，是嫌你打呼噜。

他说，那我去医院看看。

我说，看什么看，打呼噜又不是病。

他说，那你不跟我睡了，我心里不舒服。

我说，你心里不舒服，我身体不舒服。你选哪个。

他不说话了。

后来就分了。分了三年了。白天还是说话，还是吃饭，还是一起看电视。晚上各回各屋。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他屋门口，听见他打呼噜，呼——呼——，我心里想，这声音，隔着一道墙，怎么就这么顺耳了呢。

我也不知道这算好还是不好。

我闺女说，你们这叫分居。

我说，你懂什么。这叫睡觉。

我闺女在北京上班。一个月挣八千，房租三千五。剩四千五，吃饭两千，交通五百，剩两千。这两千要买衣服，要社交，要攒着以防万一。

她一年回来一次。回来就住三天。三天里，有两天在睡觉。剩下一天，跟我说话。

她跟我说，妈，你别干了，太累了。

我说，不干怎么办，你养我啊。

她说，我养不起。

她说得挺坦白的。我不怪她。她确实养不起。她连自己都养不起。

她说，妈，你要是有个病，我连押金都交不上。

我说，所以我不能病。

她说，那你别干了。

我说，不干更得病。

她就不说话了。

我跟我闺女，像两个站在河两岸的人。谁都能看见谁，谁都过不去。

我闺女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她。她进站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她进去了。我站在外头，站了一会儿。风挺大的，我把外套裹紧了。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两斤排骨。我男人爱吃排骨。我炖了一锅。他吃了三块，说，今天排骨好。

我说，嗯。

他说，闺女走了？

我说，走了。

他说，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过年吧。

他说，那还早着呢。

我说，嗯。

然后我们就没话了。他吃他的排骨，我吃我的。电视开着，放着新闻。新闻里说，经济形势怎么怎么样。我听着，没往心里去。

我心里想的是，过年闺女回来，我得给她包个红包。包多少呢。五百吧。五百够不够。要不一千。一千的话，我这个月就得省着点。

我算着算着，排骨吃完了。我男人把碗一推，说，我出去溜达溜达。

我说，嗯。

他走了。我把碗收了，洗了。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窗外是楼，楼后面还是楼。天已经黑了，有些窗户亮着灯，有些没亮。

我想着，那些亮着灯的窗户里，有多少对老夫妻，是分房睡的。

我不知道。

五床的老头住了五天。

第六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看见五床空了。床单换了，枕头也换了。帘子拉开了。

我问护士，五床走了？

护士说，走了，昨晚走的。

我说，转院了？

护士说，走了。

我明白了。

我推着车进了五床。收拾垃圾。床头柜上有个橘子，剥了一半，搁在那儿。橘子皮有点干了。我把橘子扔了。把床头柜擦了一遍。

擦到床边的时候，我看见床底下有个东西。我弯腰捡起来。是一只鞋。老太太的红睡衣配的那种，黑布鞋。鞋底磨得很薄了。

我拿着鞋，站了一会儿。

我把鞋搁在床头柜上。推着车出了病房。

走廊里还是那个样子。白的灯，绿的地。有人走来走去。有人坐在蓝椅子上。有人站在窗户跟前打电话。

我推着车，一下，一下。

走到走廊头，拐弯，进污物间。我把车停好。靠在墙上。

我没抽烟。我就站着。

我想着那只鞋。想着老太太穿红睡衣坐床边。想着老头的手搭在她后腰上。想着小周站在窗户跟前抹脸。想着五床那个剥了一半的橘子。

我想着，那只鞋，她还要不要了。

我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出去，接着干活。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食堂碰见刘姐。她端着一碗面，坐在我对面。

她问我，五床走了？

我说，走了。

她说，那个老太太挺不容易的。

我说，嗯。

她说，我昨天听见她跟小周说，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守着。

我说，小周回去了？

她说，没回。在走廊坐了一宿。

我扒拉着碗里的饭，没说话。

刘姐说，你说咱们老了，会不会也这样。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有时候想，我要是有那一天，我就自己拔管子。

我说，你别胡说。

她说，我不是胡说。我是认真的。

我看着她。她低头吃面。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褶子很深。手上有茧，指甲缝里是黑的。

我说，你男人怎么样了。

她说，还那样。昨天又尿床了。我半夜起来换床单，换完了就睡不着了。今天干活差点栽倒。

我说，你悠着点。

她说，悠什么悠。我不干，谁给我钱。

我说，你儿子呢。

她说，儿子在深圳。一个月六千。房租两千五。自己都顾不过来。

我说，那你让他回来。

她说，回来干什么。回来更没钱。

她吃完了，把碗一推。说，我去眯一会儿。下午还要拖地。

她走了。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的碗。碗里还剩点汤。汤上漂着一层油。

我把碗收了。

下午的时候，我拖地。拖到五床那间，我停了一下。床已经铺好了，等着下一个病人。床头柜上那只鞋不见了。可能是被收走了。也可能是被扔了。

我接着拖。

拖到走廊头，看见小周。她站在护士站，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

我走过去。她说，阿姨，五床那个老太太的鞋，你看见了吗。

我说，我捡着了，搁在床头柜上。

她说，我去看了，没有了。

我说，那可能是被收走了。

她说，那双鞋她穿了好几年了。她只有那一双鞋。

我说，你去问问护士站。

她去了。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她跟护士说了几句，护士摇头。她又说了几句。护士还是摇头。

她走过来，眼睛又红了。

她说，没了就算了。

我说，你婆婆怎么样了。

她说，还在ICU。医生说，就这两天了。

我说，你公公呢。

她说，在家。我老公看着。

我说，你回去吧，歇歇。

她说，歇不了。我得去医院。ICU那边还得守着。

她走了。塑料袋在手里晃着。

我看着她的背影，想着那双鞋。那双磨薄了底的黑布鞋。老太太穿了几年了。她只有那一双。

我继续拖地。

拖到走廊头，拐弯，进污物间。我把拖把涮了，拧干，搁在架子上。然后我靠在墙上，又站了一会儿。

我想着，那双鞋，到底去哪儿了。

我想着，老太太现在穿着什么。

我想着，老头的手搭在她后腰上，那一下。

我站了很久。

然后我出去，接着干活。

晚上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换下工作服，穿上自己的外套。走出医院大门，风挺凉的。我把领子立起来。

路过医院门口的快递柜，看见小周站在那儿取快递。她低着头，在手机上点。柜门弹开，她拿出一个纸箱。

我没过去。我往前走。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抱着纸箱，站在路灯底下。灯是黄的，照在她脸上，看不出表情。

我转过头，接着走。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点菜。西红柿，鸡蛋，一把青菜。路过熟食店，犹豫了一下，没买。家里还有排骨。

到家的时候，我男人在看电视。他看见我，说，回来了。

我说，嗯。

他说，今天吃什么。

我说，西红柿炒鸡蛋，炒青菜。

他说，没肉啊。

我说，昨天排骨不是吃完了吗。

他说，那再买点呗。

我说，明天吧。

他就不说话了。

我进厨房，洗菜，切菜，炒菜。锅里的油滋啦滋啦响。我拿着铲子，翻着菜。心里想着，明天买点肉。买什么肉呢。五花肉吧。五花肉炖白菜。他爱吃。

我炒完菜，端上桌。他盛了饭，坐下吃。我也坐下吃。

电视里放着新闻。新闻里说，医保怎么怎么样。我听着，没往心里去。

我心里想的是，五床那个老太太。想着她的红睡衣。想着她的黑布鞋。想着老头的手搭在她后腰上。

我想着，我老了，会不会也穿红睡衣。

我想着，我男人要是瘫了，我会不会也天天守着。

我想着，我要是瘫了，他会不会守着我。

我吃着饭，没说话。

我男人说，今天菜有点咸。

我说，嗯，下次少放盐。

他说，你累了？

我说，还行。

他说，累了就早点睡。

我说，嗯。

吃完饭，他收碗。我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里在放一个电视剧，讲家长里短的。我看着，没看进去。

我站起来，说，我睡了。

他说，嗯。

我进了小屋。小屋就是阳台改的。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窗户上挂着旧窗帘，蓝色的，洗得发白了。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道裂缝，从这头到那头，像一条干了的河。

我想着，五床那个老头。他走了。老太太还在ICU。小周还在守着。那双鞋没了。

我想着，明天还要上班。明天还要拖地。明天还要收垃圾。

我想着，明天买五花肉。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

窗外有风，吹着窗帘，一下一下。

我闭上眼睛。

我干了十二年保洁。见过太多人进来，太多人出去。有的人出去是回家，有的人出去是去另一个地方。我见过老夫妻在病房里拉帘子。见过老太太穿红睡衣坐床边。见过老头的手搭在她后腰上。见过儿媳妇站在窗户跟前抹脸。见过黑布鞋搁在床头柜上，然后不见了。

这些事，我记着。

记着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记着。就像我娘记着我爹的手。就像刘姐记着她男人的呼噜。就像小周记着那双鞋。

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起床。洗脸，刷牙，穿衣服。我男人还在睡。我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路上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边走边吃。

到医院的时候，七点。换工作服，推车，开始干活。

走廊里还是那个样子。白的灯，绿的地。有人走来走去。有人坐在蓝椅子上。有人站在窗户跟前。

我推着车，一下，一下。

走到五床那间，我停了一下。床已经住了新人。一个老头，瘦瘦的，闭着眼。床边坐着一个老太太，花白的头发，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说，早啊。

我说，早。

她说，麻烦你收一下垃圾。

我说，好。

我把垃圾袋抽出来，换了新的。她一直看着我，笑着。我也笑了一下。

我推着车走了。

走廊里，灯还是白的，地还是绿的。我鞋底蹭着地，一下，一下。

我想着，今天中午吃什么。

我想着，五花肉买不买。

我想着，那双鞋。

我推着车，走到走廊头，拐弯，进污物间。我把车停好。靠在墙上。

我没抽烟。我就站着。

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出去，接着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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