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同事说，他值夜班11年了，见过老两口分床睡的，一个睡走廊陪护床，一个睡那病房，问起来都说的“打呼噜”，翻个身谁心里都明白

医院同事说，他值夜班11年了，见过老两口分床睡的，一个睡走廊陪护床，一个睡那病房，问起来都说的“打呼噜”，翻个身谁心里都明白

我今年53，在县医院干了半辈子，洗衣房、后勤、后来调到住院部当护工头儿，说白了就是管着十几个护工，哪个病房缺人、哪个病人难伺候，都从我这儿过。我男人叫老周，比我大两岁，在建筑队干了一辈子瓦工，腰不行了，前年就不上脚手架了，在工地看大门。我们俩有一个儿子，周强，在省城送外卖，娶了个媳妇叫小敏，生了个闺女，今年5岁，在省城上幼儿园。我跟老周住在县城老农机厂家属院，一楼，两室一厅，56平米，住了二十六年了。

医院这地方，我待了半辈子，什么没见过。可有一件事，我看了二十多年，到今天也没看明白——那些老两口，一个住院，一个陪护，放着病房里的陪护床不睡，非要一个睡走廊的折叠床，一个睡病床，问起来都说“他打呼噜”“她睡不着”。一开始我也信，后来我见多了，才觉出不对味来。

老赵两口子，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对。老赵76，脑梗，住我们医院神经内科，半边身子动不了。他老伴儿姓刘，比他小两岁，74，腰弯得跟个虾米似的，走路得扶着墙。老赵住院42天，刘婶就在走廊那张折叠床上睡了42天。那折叠床是铁的，上面就铺一层薄褥子，我们护工看着都硌得慌，刘婶就这么睡了42天。

我头一回注意他们，是老赵住院第3天。那天我值夜班，晚上10点多查房，看见刘婶把病房里的陪护椅拉开，铺上自己带来的花床单，正准备躺下。老赵在床上哼哼，说“你上外头睡去，我打呼噜”。刘婶说“你打你的，我睡得着”。老赵就急了，拿那只能动的手拍床沿，“你在这儿我睡不着！你出去！”刘婶没吭声，把床单叠了，抱着枕头出去了，在走廊靠墙那张折叠床上躺下了。

我当时想，这老头儿真倔，老太太伺候你，你还嫌她打呼噜。

后来我跟我男人老周说这事，老周说“人家一辈子了，打呼噜不打呼噜还不知道？你操那心干啥”。我想想也是，就没再管。

可后来我见得太多了。神经内科、心内科、呼吸科，哪个科都有这样的老两口。一个住院，一个陪护，病房里明明有陪护床，非要一个睡走廊。问起来，十对有八对说“打呼噜”。还有两对，说“他夜里老起夜，我睡不好”“她睡觉轻，我一翻身她就醒”。

我干了二十多年护工，病房里的陪护床我还不清楚？那床是窄了点，1米2宽，可两个人挤挤也能睡。再说，老两口过了几十年，谁不知道谁打呼噜？真要嫌打呼噜，在家早分床了，还用等到住院？

我开始留意这事，是2019年冬天。心内科住进来一个老爷子，姓孙，82，心衰，他老伴儿姓陈，80。孙大爷住院19天，陈奶奶在走廊睡了19天。陈奶奶耳朵背，说话得凑到跟前喊。有一天晚上，我路过走廊，看见陈奶奶坐在折叠床上，手里攥着孙大爷的一件旧棉袄，脸埋在棉袄里。我以为她哭呢，走近一看，她没哭，就是那么攥着，眼睛看着病房的门。

我问她“陈奶奶，咋不进去睡？”她说“他打呼噜”。我说“您这耳朵，打呼噜能听见？”她愣了一下，说“听不见，可他知道我睡那儿，他心里不踏实”。我说“那您睡这儿，他心里就踏实了？”她没说话，把棉袄叠了叠，当枕头垫在脑袋底下。

那天晚上我回家，跟老周说“你说这些老太太，放着屋里不睡，非睡走廊，图啥？”老周说“图个自在呗，屋里那床窄，俩人挤着难受”。我说“那走廊那折叠床更窄”。老周不说话了，半天说了一句“那你别管了，人家愿意”。

我不管了。可我心里一直搁着这事。

2020年春天，疫情刚松一点，我们医院收了一个老爷子，姓马，79，肺气肿，他老伴儿姓吴，78。马大爷住院23天，吴奶奶在走廊睡了23天。吴奶奶有糖尿病，夜里得打胰岛素，我见她每天晚上9点，在走廊那张折叠床上，自己撩起衣服，往肚皮上扎一针。扎完了，把针管收进一个小布包里，把布包塞在枕头底下，然后侧过身，脸冲着墙。

有一天晚上，我给她送热水，看见她枕头底下那个小布包，布包旁边放着一个小本子。我瞟了一眼，本子上写着字，密密麻麻的。我没好意思细看，就问她“吴奶奶，记啥呢？”她说“记他今天吃了多少，拉了多少，几点睡的，几点醒的”。我说“您记这干啥？”她说“医生问呢”。我说“医生问您就说呗，还用记？”她说“我记性不好，怕忘了”。

她怕忘了。她怕忘了他的事。

后来马大爷出院了，我去帮他们收拾东西。吴奶奶把那个小本子揣在怀里，把那个小布包塞进一个蛇皮袋子里。马大爷坐在轮椅上，吴奶奶推着他，两个人慢慢往外走。走到医院大门口，马大爷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闺女，这些天麻烦你了”。我说“不麻烦”。他又说“你吴婶睡走廊，我睡不着”。我说“那您咋不让她进屋睡？”他说“她进屋，我更睡不着”。

我没再问。我看着他们俩出了大门，吴奶奶推着轮椅，轮椅上挂着那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着那个小布包，布包里装着胰岛素针管，针管旁边，是那个记着他吃了多少、拉了多少、几点睡、几点醒的小本子。

那天晚上我回家，老周已经睡了。我坐在堂屋里，没开灯，坐了半天。我想起我爹住院那会儿，我妈也是这样。我爹是2008年走的，肺癌，在县医院住了37天。我妈那会儿68，我爹70。我爹住院，我妈天天去，晚上也不回来。我给她送饭，看见她在走廊的折叠床上躺着，身上盖着我爹的一件旧大衣。

我问她“妈，你咋不进屋睡？”她说“你爹打呼噜”。我说“我爸啥时候打呼噜了？我咋不知道？”她说“他打，你不知道”。我说“那你进屋睡，我不怕打呼噜”。她说“你回去吧，你明天还上班呢”。

我爹住院37天，我妈在走廊睡了37天。我爹走的那天，是2008年腊月十九。那天晚上我妈没睡走廊，她坐在我爹床边，攥着我爹的手，攥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爹没了。我妈从病房里出来，走到走廊那张折叠床跟前，把上面那条花床单叠了，把枕头拍了拍，然后坐在床边，坐了半天。

后来我妈跟我说，她跟我爹分床睡，是2003年开始的。那年我爹查出来高血压，晚上老起夜，一晚上三四回。我妈睡觉轻，我爹一翻身她就醒。我爹就说“你上那屋睡去，我打呼噜”。我妈说“你不打呼噜”。我爹说“我打，我打了好几年了，你不知道”。我妈就抱着枕头去了另一间屋。

从2003年到2008年，5年，他们俩分床睡。我爹走的那天晚上，我妈坐在我爹床边，攥着我爹的手，说“你打呼噜吧，我不嫌了”。我爹没打呼噜。他再也打不了呼噜了。

这些事，我从来没跟老周说过。老周也不知道。我跟老周，现在也分床睡。不是因为他打呼噜，是因为他腰不好，睡软床不行，得睡硬板床。我们那屋的床是席梦思，他睡不了，就在堂屋里支了一张硬板床。我在里屋睡席梦思，他在堂屋睡硬板床。晚上他看他的电视，我刷我的手机。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堂屋，看见他蜷在那张硬板床上，打着呼噜，我心里就一紧。

我想起我妈说的“他打呼噜”。我想起刘婶、陈奶奶、吴奶奶。我想起那些在走廊折叠床上睡的老太太们。

去年冬天，我们科住进来一个老爷子，姓郑，84，前列腺癌晚期。他老伴儿姓李，82，腿不好，走路得拄拐。郑大爷住院26天，李奶奶在走廊睡了26天。李奶奶腿不好，夜里起来上厕所不方便，我给她在走廊放了一个便盆。每天早上我去倒便盆，看见李奶奶坐在折叠床上，拐棍靠在墙边，眼睛看着病房的门。

郑大爷走的那天，是去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晚上李奶奶没睡走廊，她坐在郑大爷床边，攥着郑大爷的手。郑大爷已经昏迷了，呼吸很浅。李奶奶就那么坐着，攥着。后半夜，郑大爷没了。李奶奶从病房里出来，走到走廊那张折叠床跟前，把上面的床单叠了，把枕头拍了拍，然后坐在床边，坐了半天。

我过去跟她说“李奶奶，您节哀”。她说“闺女，你说他打呼噜，打了26天，我咋一回也没听见？”我说“您耳朵不好”。她说“我耳朵好着呢，我就是没听见”。

那天晚上我回家，老周已经睡了。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老周蜷在那张硬板床上，打着呼噜。我走过去，给他掖了掖被角。他翻了个身，呼噜停了，嘟囔了一句“你咋还不睡”。我说“就睡”。他说“你睡你的，我打呼噜”。我说“你不打呼噜”。他说“我打，我打了好几年了，你不知道”。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老周翻了个身，又打起了呼噜。我听着他的呼噜声，想起我爹，想起我妈，想起刘婶、陈奶奶、吴奶奶、李奶奶，想起那些在走廊折叠床上睡过的老太太们。她们都说“他打呼噜”。可她们的男人，有的真打呼噜，有的不打。有的打了一辈子，有的到死也没打。

我今年53，老周55。我们俩现在分床睡，他睡堂屋的硬板床，我睡里屋的席梦思。晚上他看他的电视，我刷我的手机。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堂屋，看见他蜷在那张硬板床上，打着呼噜。我就站一会儿，听一会儿。然后我回去睡。

我知道，有一天，老周也会住院。我也会去陪他。我也会在走廊那张折叠床上睡。别人问我，我也会说“他打呼噜”。

可我心里明白，打呼噜不打呼噜，跟睡不睡走廊，是两码事。

。

我也明白。

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