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室邻床的阿姨昨天走了，才54岁，透析整整6年护士前天还念叨

透析室邻床的阿姨昨天走了，才54岁，透析整整6年护士前天还念叨

我叫刘桂芬，今年五十八岁，在市里一家医院的透析室做保洁。说是保洁，其实干的活比保洁多得多。换床单，倒垃圾，给机器消毒，帮护士递东西，有时候病人没人陪，我还帮着端水喂饭。透析室不大，二十来张床，天天满着。我在这干了八年，见过太多人进来出去，出去又进来，最后有一天不来了。

不来了，就是走了。

昨天走的那个，姓赵，叫赵月琴，我们都叫她赵姐。她才五十四岁，比我还小四岁。她在这透析整整六年，每周来三次，一三五，雷打不动。她的床位是十七号，靠窗，她说她喜欢那个位置，能看见外面那棵梧桐树。春天看它发芽，夏天看它绿，秋天看它黄，冬天看它光。她看了六年，看了六个轮回，昨天闭上了眼，再也看不见了。

赵姐是六年前查出来的尿毒症。那时候她刚四十九，还在纺织厂上班，身体一向挺好，就是那段时间老觉得累，脸肿，脚也肿。去社区医院看了几回，说是肾炎，开了点药，不见好。后来去大医院一查，肌酐七百多，医生说必须马上透析，不透析就有生命危险。她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透析，以为透几次就好了。结果医生说，透了就停不下来了，得一直透，透到换肾，或者透到死。

她没换成肾。等了六年，没等到合适的肾源。她老公早些年跟她离了婚，有个儿子跟着前夫，偶尔来看看她。她一个人住，靠低保和厂里那点病退工资过日子。好在透析有医保，自己花不了太多，不然她根本透不起。

我第一天见她，是她来做第一次透析。那天她躺在十七号床上，脸色蜡黄，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护士给她扎针的时候，她疼得直咬牙，但一声没吭。我正好在旁边换床单，她看了我一眼，说大姐，这针得扎多久。我说你别怕，一会儿就好。她说我不怕疼，我就是怕这日子没个头。我说刚开始都这样，慢慢就习惯了。

后来她真就习惯了。每周一三五，早上八点来，中午十二点走。来了就躺在那张床上，胳膊上扎两根针，一根出血，一根回血。血液在管子里流，流进机器，机器把毒素滤掉，再流回她身体里。四个小时，不能动，不能翻身，不能上厕所。她就那么躺着，有时候睡觉，有时候看窗外，有时候跟旁边床的人聊天。

我在透析室干了八年，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有的透了一两年就走了，有的透了十几年还在透。有的心态好，天天乐呵呵的，有的整天愁眉苦脸，谁都不理。赵姐属于中间那种，不特别乐观，也不特别悲观，就是安安静静地透，安安静静地走。她跟谁都说得上话，但从不跟谁掏心窝子。她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桂芬姐，你说我这辈子还能等到肾吗。我说能，肯定能。她就笑笑，不说话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等到的希望不大。她血型特殊，抗体高，配型难。再加上她年纪不小了，就算有肾源，也得先紧着年轻的。她心里也清楚，就是不说破。有时候护士跟她开玩笑，说赵姐你好好透，透到六十岁就能换了。她说透到六十岁我都透了十一年了，换不换的吧，活着就行。

她这人，嘴上说活着就行，其实特别想活。她每天按时来，从不迟到。医生让吃什么不让吃什么，她记得清清楚楚。钾高的不吃，磷高的不吃，水不敢多喝，一口一口抿着。她跟我说，桂芬姐，我最馋的就是西瓜，夏天看着人家吃西瓜，我馋得直流口水。我说你少吃点没事。她说不行，吃多了钾高，心脏受不了。她忍了六年，一口西瓜没吃过。

护士前天还念叨她。说赵姐这周怎么没来，是不是又住院了。我说不知道，没听说。护士说打电话问问。打了，没人接。护士说可能手机没电了。我说要不打她儿子电话。打了，她儿子说不知道，好几天没联系了。护士说那明天来了问问。

结果昨天早上，她儿子来了，来收拾东西。他站在护士站前面，眼圈红红的，说赵月琴走了，昨天晚上走的。护士愣了一下，说什么。他说心衰，半夜走的，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护士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后来她说，你等一下，我把她的东西收一收。

赵姐的东西不多，一个保温杯，一条毛巾，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病历本和几板药。还有一件外套，她每次来都穿那件，灰蓝色的，袖口磨得发白。护士把那些东西装进袋子里，递给她儿子。他接过去，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个空了的十七号床。床单我刚换过，平平整整的，枕头拍得松松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打在那个枕头上，暖洋洋的。那棵梧桐树还在外面，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我想起前天，赵姐还躺在这张床上。那天她精神不太好，来了就闭着眼，不说话。我给她倒了杯水，她说不想喝。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睡好，心慌。我说要不要叫医生。她说不用，透完就好了。透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睁开眼，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说，桂芬姐，这树明年春天还会发芽吧。我说当然会，年年都发。她嗯了一声，又闭上了眼。

那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在透析室干了八年，送走过很多人。有的走得突然，有的走得慢。有的走的时候家属围了一圈，有的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赵姐属于走得安静的那种。半夜，医院里，没人陪。她儿子说，医生告诉他，她走的时候没受什么罪，就是睡着睡着心脏停了。

我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就是太累了，想睡了。透了六年，每周三次，一次四个小时，一年一百五十六次，六年九百三十六次。九百三十六次扎针，九百三十六次四个小时不能动，九百三十六次看着自己的血在管子里流出去又流回来。她累了，该歇歇了。

赵姐走了之后，透析室还是照常运转。十七号床很快就会有新的病人躺上来，新的床单，新的枕头，新的人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透析机不会停，护士不会停，我也不会停。这就是透析室的规矩，人来人往，床不空着。

可我心里空了一块。昨天下午我拖地拖到十七号床旁边的时候，站了一会儿。那张床空着，白床单铺得整整齐齐的，阳光打在上面，明晃晃的。我好像看见赵姐还躺在那儿，胳膊上扎着针，歪着头看窗外。她跟我说，桂芬姐，你说我这辈子还能等到肾吗。我说能，肯定能。她就笑了，笑得很轻，像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了一下。

晚上下班的时候，我去医院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老板认识我，说你今天下班晚。我说嗯，有个病人走了。他说谁啊。我说十七床的赵姐。他说哦，那个瘦瘦的，爱穿灰蓝外套的。我说嗯。他说可惜了，还年轻呢。我说是啊，才五十四。

我拿着水往家走，路过那棵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我抬头看了看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双张开的手。我想起赵姐问我，这树明年春天还会发芽吧。我说会，年年都发。她没等到明年春天，可树还会发芽。春天不会因为谁走了就不来，树不会因为谁走了就不发。日子还是日子，照常过。

回到家，我老伴问我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说十七床的赵姐走了。他说哪个赵姐。我说就是那个透了六年的，瘦瘦的，爱穿灰蓝外套的。他说哦，她啊，你以前提过。我说嗯。他说走了也好，不受罪了。我说嗯，不受罪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赵姐躺在十七号床上的样子。六年了，每周三次，我看着她来，看着她走。她来的时候胳膊上扎着针，走的时候胳膊上贴着棉球。她总是最后一个走，因为她的透完时间比别人晚半个小时。护士说赵姐你下次早点来，早点来早点透完。她说没事，晚点就晚点，回去也是一个人。

她回去也是一个人。她那个房子是租的，一室一厅，在城边上。她儿子偶尔来看看她，待一会儿就走。她跟我说过，她最怕的不是透析，是透完回家，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冷锅冷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说桂芬姐，你在透析室上班多好，天天有人说话。我说透析室有什么好的，天天看病人。她说看病人也比看墙强。

我那时候不懂她的话。现在她走了，我好像有点懂了。透析室虽然都是病人，虽然天天有人哭有人愁，可至少有人。有人说话，有人笑，有人跟你一样躺在那儿，胳膊上扎着针，等着血从管子里流回来。那种等着的感觉，说不清是绝望还是希望。可至少，你不是一个人等。

赵姐等到了。她等到了尽头。昨天夜里，她一个人在家里，心脏停了。她没等到肾，但她等到了解脱。我不知道该替她高兴还是难过。也许都有吧。

今天早上我去上班，十七号床已经有人了。是个新来的老头，七十多岁，刚查出来，第一次透析。他躺在赵姐躺过的那张床上，胳膊上扎着针，紧张得直哆嗦。护士跟他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他问，得透多久。护士说，先透一次看看。他说透一次就好了吗。护士没说话。

我走过去换床单，顺便给他倒了杯水。他说谢谢大姐。我说不客气。他说这床以前有人吗。我说有。他说那人呢。我说走了。他说去哪儿了。我说不知道，就是走了。

他没再问。我拿着换下来的床单往外走，路过窗户的时候，看了一眼外面那棵梧桐树。叶子快掉光了，枝丫光秃秃的，可我知道，春天它还会发芽。年年都发，不管谁走了，不管谁来了。

赵姐，你看见了吗。树还在，春天还会来。你在那边，要是也有窗户，也看看树。别老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