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堕胎后疼得满床打滚，丈夫端来一盘烤鸡问她吃不吃，她摇头 11年后他瘫痪在床，才发觉当年那盘鸡背后藏着一个她至死没想通的真相

01 马桶里的十英寸

1956年8月，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处租赁公寓里，晨光还未完全照亮。

三十六岁的张爱玲蜷缩在冰冷的卫生间地砖之上，旗袍的裙摆已被汗水渗透。腹中的剧痛愈发难以忍受，如同有滚烫的铁钩在体内残酷地扭曲。数日前服下的药片，此刻正将她引向一个未知的深渊。

她尽力想要起身，但双腿却无力支撑。

她试图发出呼喊，却只能从喉咙中挤出微弱的呻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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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晚，她踏出纽约一家私密诊所的大门，医生的言语并不多。在那个1956年的美国，堕胎在绝大多数州都被定性为刑事重罪，除非孕妇的生命面临危险，否则没有合法的途径可以选择。面对高昂的黑市医生费用，张爱玲无力承担，所能获得的只是些药物。她只能回到自己的住处，独自面对即将到来的所有挑战。

而在隔壁的房间，她的未婚夫费迪南·赖雅正忙于他自己的事情。赖雅当时已经六十五岁，是一位德裔美国人，曾在美国好莱坞执笔剧本，与布莱希特有过交往，曾是文艺界的一位璀璨明星。但那些荣耀已经成为过去。1956年的赖雅，生活贫困，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多次遭遇轻微中风，创作灵感早已消逝，他只能依靠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供的免费食宿勉力维持生计。

他们的相遇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光。三月，他们初次邂逅；到了五月，两人的关系已经升华到夜宿同处的地步；七月，张爱玲在信中坦白地告诉赖雅，她已经怀孕。赖雅的回答毫不犹豫：他愿意与她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但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孩子，他坚决拒绝。他的理由简明扼要——年龄渐长，经济困顿，无力承担养育之责。

张爱玲同意了。

在这刻，她正躺在冰冷的卫生间地板上，为这所谓的“承诺”承受着沉重的代价。

当痛苦达到了顶点，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滑落，伴随着坠落的感受，那股痛苦也瞬间消散，留下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麻木。她尽力扶住马桶边缘，缓缓站立起来，低头向下窥视。

一个男胎，形态已趋成熟，其长度竟高达十英寸，挺拔地矗立在洁白的瓷墙之上。其肌肤上覆盖着淡淡的血痕，而在凹槽处的血液则勾勒出鲜明的轮廓，其色泽仿佛新鲜剖开的木材。

此段文字，后来被她收录于《小团圆》这部作品中。

然而，在那个瞬间，张爱玲并未对此给予过多关注。她伸出双手，轻轻扳动了冲水阀。伴随着一声巨响，所有的景象如同被吸入漩涡，瞬间消失无踪。

她倚靠在墙壁上，缓缓地步入自己的房间，身体像是被抽空了般，无力地倒在床上，痛楚至极，连起身都变得异常艰难。额头上的冷汗源源不断地涌出，层层叠叠。

就在这时，赖雅推门而入。

他的目光落在床上的张爱玲身上，随即扫视了地上散落的一片狼藉，沉默了片刻。接着，他终于开口。

他的话语简单而充满温情：“要不要一起尝尝烤鸡？”

张爱玲躺在床上，痛楚使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赖雅未曾多作一语，转身踏上了归途，显而易见，他是前去准备他那份即将享用的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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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转，这段往事仍时常被提及。有人用它来勾勒赖雅的冷漠形象，也有人据此断定他们的婚姻从头到尾都充满错误。然而，若仅聚焦于“冷漠”这一面，便未能洞察这一事件背后更为严酷的真实。

赖雅并非对张爱玲毫无爱意。他曾向她伸出求婚之手。当得知她怀孕的消息后，他在回信中不仅重申了求婚之意，更做出了两项决定：“放弃孩子”。

我愿意接纳这位女性，却无法接受这个孩子。

在作出这样的选择时，并无任何恶意或预谋。面对一个已年满六十五岁、饱受中风折磨且毫无稳定收入来源的男子，以及一个同样身处贫困的三十六岁女子，他们共同面临的现实是，他们无法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任。若孩子不幸降临，恐怕三人都会陷入困境。

他的冷漠并非仅针对张爱玲一人，而是对命运残酷性的深刻揭示。他只是将那残酷的真相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然而，张爱玲所肩负的，乃是这笔债务的全部利息。

她的躯体刚刚经历了无麻醉手术的痛苦洗礼，腹部仍旧在痉挛中抽动，意识在半清醒与昏迷的边缘徘徊。在她心中，所需的并非烤鸡，甚至慰藉亦非所求。她迫切渴望的是有人能够洞察她刚刚所丧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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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雅浑然不觉，或者说，他似乎无能为力，未能察觉。

这并非是一则关于“负心汉”的叙述。实际上，它描绘的是两个在生活的重压下被迫退至角落的个体，他们在那个角落相遇，随后惊觉彼此都身处摇摇欲坠的境地。

当张爱玲躺卧于那床榻之上，凝望着天花板，她的思绪是否飘向了遥远的过去？

或许，她回想起上海。那座城市曾是她笔下的灵感之源，她在这里留下了“生命如一袭华美的长袍，却爬满了虱子”的深刻名句。她想起了静安寺附近的居所，想起了那些微薄的稿酬，想起了旗袍的触感，以及那位名叫胡兰成的男子。

胡兰成，那位在1944年与她共同书写终身婚书的男子——“胡兰成与张爱玲，结为连理，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这短短十二个字，字字谎言。

彼时她年仅二十四岁，天真地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便能换得一份宁静。然而，她后来才深刻领悟到，才华所能换来的，不过是不断更迭的才华，而那份宁静，却始终未曾真正降临到她的身边。

十二年后，她在纽约的一隅小公寓里，不慎将自家的孩子意外冲入了马桶，而那位曾让她孕育生命的男人，却正坐在隔壁，悠然享用着烤鸡。

或许，她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微笑，或是内心涌动着笑意，却因痛楚而难以完全舒展。

那是张爱玲抵达美国的初个秋天。

带着满腔的期待，她在1955年的金秋时节，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以难民的身分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并于1955年10月22日抵达了旧金山。

当时，她手中紧握着一本英文小说《秧歌》，该书由纽约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在1955年出版，并受到了《纽约时报》的褒扬。

她深信自己的英文写作蕴藏着无尽的潜能，她渴望能够如同林语堂一般，在西方文坛上独辟蹊径，开拓一片崭新的文学领域。

然而，现实残酷地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秧歌》问世之后，她的英文作品在美国出版界遭遇了重重困境。她不得不暂时栖身于纽约“救世军”提供的女子宿舍中，依靠翻译工作及零散的稿酬来维持生计。直至后来，她成功获得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奖学金，这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心创作的环境。

在那个充满文艺气息的营地里，她与赖雅邂逅了。

“我是一名来自香港的作家……沉重的经济负担促使我寻求文艺营提供的免费住宿，以期顺利完成正在笔耕不辍的小说。”

作为享誉中国的著名作家，张爱玲在她的赴美申请书中提及“经济压力逼使我”，这几个字道出了她后半生的际遇，深刻而意味深长。

赖雅，她成为了文艺营里第一个向她伸出援手的人。

于1956年3月13日，他们的命运首次交汇。赖雅，一位德国移民的后裔，在1891年于费城降生。十七岁那年，他踏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学殿堂，之后又在哈佛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英文。自30年代起，赖雅便投身于好莱坞剧本创作，与布莱希特有过合作，在左翼文艺界名声鹊起。

然而，这一切都已化作往事。到了1956年的文艺营中，赖雅已经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者，曾多次遭受中风的困扰，作品鲜有人问津，他的囊中亦渐趋羞涩。

张爱玲的目光穿透了表面的喧嚣，她所洞察的是一位风趣且博学的男子，他对她的作品《秧歌》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在与人群交谈时，他的声音铿锵有力，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那种光芒，在胡兰成身上她也曾感受过。

在为赖雅送行，与文艺营的告别之际，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手中所剩无几的财物赠与他。尽管金额不多，却几乎是她当时能够全部奉献的。

张爱玲的一生，对于金钱的态度显得复杂而矛盾。她曾坦率地说：“我喜欢钱”，这源于她对金钱来之不易的深刻理解。然而，在她本应精打细算的时期，她却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无论是给予胡兰成，还是赖雅，她的这种做法都反映出她内心矛盾的心态。

非仅非慷慨之举，实则透露出一种深沉的贫瘠：她唯有通过“给予”，方能证实自己和他人之间，尚存一线联系。

那年的五月，赖雅在其日记中记下：“前往小屋，共度一夜。”

两个月后，张爱玲意识到自己已怀有身孕。

她向赖雅寄出了一封信。赖雅的回信随即到来：求婚，但条件是不育。张爱玲毫不犹豫，便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程，寻找到合适的医生，获取了必要的药物，回到自己的房间，紧闭门窗。

那是一个八月的清晨。

在赖雅向她索要烤鸡的当口，张爱玲轻轻地摇了摇头。

那个男人所能给予的，与她的渴望始终背道而驰。尽管如此，她仍旧选择了与他同行。

1956年8月18日，他们在纽约市办理了登记手续，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张爱玲的挚友炎樱亲自出席，见证了这一刻的庄严。

婚礼的仪式极其简单，几乎无法称作一场完整的婚礼。两人都是手头拮据，刚刚从生活的磨难中挣扎而出，他们坚信彼此是对方生命中的那根可靠的支柱。

然而，张爱玲未曾察觉，那根承载着所有联系的纽带，正缓缓地垂落。

在婚后仅有的两个月里，赖雅便再次遭受了中风的侵袭。

02 深陷于比胡兰成更深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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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新罕布什尔州沉浸在秋天的氛围中。赖雅从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归来后，突然遭受中风，倒在地上，无法起身。

接到这不幸的消息时，张爱玲正身处纽约。她匆忙赶到医院，眼前是一位卧床的老人——面部肌肉僵硬，言语含糊，半身已经失去了知觉。

他们的婚姻仅仅持续了短短两个多月。

赖雅曾向她承诺，他绝不会离开她。

当时，张爱玲或许还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很快她便认识到，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曾多次遭遇中风，他所能够做出的承诺是有限的。他或许不会主动离开，但疾病终将为他做出最终的选择。

1956年12月19日，赖雅不幸再次遭受面部麻痹的困扰，被迫紧急就医，言语功能几乎完全丧失。

张爱玲独自坐在医院的走廊长椅上，紧紧攥着医院发放的账单。她不断地仔细端详着那连串的数字，心中反复盘算。她现有的资金，在支付完房租之后，还能够保留多少？在支付了医药费用之后，又会剩余多少？她能够维持生计多久？

计算的结果令她不寒而栗：她的经济状况仅够支撑几个月的时间。

张爱玲的一生中，理财计算似乎是她最为不擅长的领域。在张家时期，家中的财务事务全由父亲与继母打理。到了上海，她的稿酬便会自动入账。随后，移居香港后，宋淇夫妇便协助她处理出版与剧本相关的事宜，她得以专心致志于写作。然而，如今她在美国纽约与新罕布什尔之间奔波，不得不亲自盘算每一笔资金的流向。药费、房租、生活必需品、交通费用，每一项支出都成为了她不得不面对的数字。

她开始着手为香港编写剧本。在宋淇与邝文美夫妇的牵线下，她承接了各式各样的订单。无论电影公司需要何种类型的剧本，她都能应对自如，无论是喜剧、闹剧还是应景的笑料，她总能轻松驾驭。虽然这并非她的专长，但彼时她别无他法。在那个时代，这成为了她在美国维持生计的唯一可靠经济来源。

有一回，她接受了撰写一部电影剧本的委托，从清晨十点一直奋笔疾书到深夜一点，以至于手脚因过度劳累而肿胀，连鞋子都难以穿上。在给友人的信中，她如此感叹：“几个月的辛勤劳作，宛如犬马般辛劳，却一无所获。”

“宛如犬吠。”这样的表述，出自张爱玲之笔，分量自然非同凡响。她素来是一位在字里行间不易流露出悲戚之情的作家。纵然她笔下的故事浸透着荒凉与宿命的厚重，她却也始终未曾将个人的情感完全投入其中。然而，在这瞬间，她终于吐露了关于自己的一段、最为坦率的真心话。

1958年，赖雅不幸再添新患，背部疼痛日益加剧。每当夜幕低垂，张爱玲都会为他进行时长数小时的按摩。至1960年，赖雅的腿部和脚部也出现了问题，行动起来变得极其困难。

她急切地渴望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以便能够申请各类社会救济和医疗援助。然而，那时的赖雅每月仅能领到五十二美元的福利金，这笔微薄的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房租。

那位曾在上海法租界公寓中身着旗袍，挥洒才华撰写小说的女子，如今却为了区区五十二美元的福利金，在移民局的柜台前耐心地排队等候。

在困境面前，张爱玲未曾流露出一丝抱怨。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我们没有发现她的怨言。她选择坚持写作，无论是剧本、翻译，还是其他任何可以换取生活费用的文字。而那些真正触动她内心的作品，则被她谨慎地收藏在抽屉深处，鲜少有机会被触及。

在1961年，她向赖雅倾诉了内心的渴望，那就是前往台湾和香港搜集资料，以实现完成英文小说《少帅》的梦想。这不仅是一次勇敢的远征，更是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冒险。若这部作品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她的英文写作生涯或许将迎来一个转折点。

不久后，她抵达台北，却不幸接到了赖雅再次遭遇中风的噩耗。

面对赖雅的病痛，张爱玲并未立即选择返回美国。她不能这么做。她此次来亚洲，首要任务便是前往香港，她计划为电影公司创作《红楼梦》的剧本，而这笔稿酬将成为她和赖雅未来半年的生活依靠。

在香港的一隅狭小公寓里，她度过了五个月的时光。日复一日，从晨曦至黄昏，她笔耕不辍，直至双眼因过度劳累而溃疡出血，可她的剧本依旧未能获得电影公司的垂青。五个月的辛勤付出，她几乎将身心掏空，却换得的是远低于期望的微薄薪酬。

在返回美国的旅途中，赖雅不幸将航班的具体日期记错了。他提前一天抵达机场，却未能与她相会。第二天，他再次踏上了机场，连续两天在那里守候。终于在第三天，他目睹了她拖着疲惫的身躯步出机场。

张爱玲走出机场，赖雅的身影便跃然眼前。他的身形变得消瘦，面容更显苍老，眼中流露出一抹她在他往日容颜中鲜少察觉的情绪——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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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中忧虑，恐怕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

她回来了。

然而，归来的张爱玲与离别时判若两人。在香港度过的那段五个月，她似乎洞悉了真相：赖雅并非她的依靠，她反而是赖雅的支柱。这一领悟一旦形成，便始终坚定不移。

从1962年到1966年，张爱玲在美国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赖雅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中风频发使得他的行动越来越受限，言语也变得越发模糊不清。在写作之余，张爱玲还需精心照料赖雅。她将住所的客厅既用作书房又用作病房，其中放置了一张行军床，白天她投身于创作，夜晚则全心全意地照顾赖雅。

夜幕低垂，静谧无声，她却不敢轻易沉入梦乡。每当赖雅哪怕只是轻咳一声，她便不得不立刻起身，检查是否又发生了什么意外。

对于小说家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那些连续且不受打扰的时光。然而，自那之后，张爱玲便再未尝过这份宁静。她的创作被无情地分割成无数零散的片段，每当笔尖落下几行字，便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去照顾他人的需要。这种无声的消耗虽难以察觉，却足以致命。

至1967年，赖雅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一次意外跌倒导致股骨骨折，此后他不得不卧床休养，日常生活全赖张爱玲细心照料。他的精神状况亦随之急遽下滑，昔日谈笑风生的他，逐渐变得寡言少语，性情变得易怒且暴躁，令人难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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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亲自为他喂食、细心擦拭他的身体、更换药物、轻轻翻动他的身躯。在上海时期，她从未需要亲自涉足这些事务，香港亦是如此。然而，时至今日，她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技巧。她学会了如何将一位瘫痪的长者从床上小心搀扶起身，学会了如何精准判断何时为他提供止痛药物，也学会了在他深夜时分被呼唤时，能够迅速从睡梦中惊醒。

她已精通护理之术。

与此同时，她亦投身于另一项事业：她创作了《半生缘》。这部小说自1967年起，分别在港岛的《星岛晚报》以及台北的《皇冠》杂志上连载。

在悉心照料病危亲友的同时，她倾注心血，编织了顾曼桢与沈世钧的传奇——一部关于错过、等待与命运无常的动人故事。

这其中的玄机无人能破，或许连她自己也感到费解。每日清晨，她从简陋的行军床上起身，为赖雅精心准备早餐，随后便坐在桌前，笔耕不辍，用文字勾勒出一个全新世界的悲欢离合。

1967年10月8日，费迪南·赖雅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走完了他七十六年的生命旅程。

在致夏志清的信中，张爱玲仅用简短的几句话轻轻带过：“Ferd将于八月底迁居至此，上月却不幸突然离世。”语罢，她便将话题转向了其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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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离世”，仅以四字概括。岁月流转，已过十一个春秋。

张爱玲未曾流露一滴泪水。至少，无人亲眼见证她的哭泣。在料理完赖雅的后事之后，她迁往洛杉矶，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篇章：一段比以往更加孤寂的时光。

第三章：保留与遗失

赖雅离世后的张爱玲，仿佛经历了一场蜕变。

她不再愿意与人相见，不再拆阅信件，也不再接听电话。在洛杉矶的众多公寓间辗转漂泊，传闻她是在躲避一种她坚信源自南美的跳蚤。她坚信，屋内、衣物缝隙间，充斥着咬人的虫子。因此，在三年间，她竟搬了整整一百八十次家。每次搬家，她都将大部分物品丢弃，仅携带少量衣物和手稿。她的意图，是通过舍弃物质，一并摒弃那些不愿保留的过往。

她未曾舍弃赖雅留给她的任何物件。

赖雅亲手书写的书籍，她始终珍藏在身。直到1994年10月5日，在她写给庄信正的最后一封信中，她依然沿用着夫姓“赖雅”。

这样的举动显得格外不寻常。那是在你最脆弱的时刻关心你是否想吃烤鸡的男人，那是在你独自承受堕胎之苦时未曾伸出援手的男人，那是在你余生中让你肩负起重担的男人。你为何仍旧保留与他有关的每一丝记忆？

或许，真正的答案并非隐藏在赖雅的笔下，而是根植于张爱玲的内心深处。

张爱玲的一生，始终在寻找一位能够真正洞察她内心世界的人。胡兰成一度自认为能够担此重任。他深谙她的文字，领悟她的才华，甚至能够察觉她那难以言说的骄傲与脆弱。然而，在忠诚这一品质上，他却显得一无所知。即便在流亡的岁月里，他依旧与其他女子纠缠不清，而张爱玲则经过一年半的深思熟虑，最终下定决心与他断绝关系。

在这份静谧之中，1959年，赖雅特地租下了附近的一隅小办公室，其目的就是为了为张爱玲营造一个不受打扰的写作天地。

在张爱玲的笔下，赖雅成为了她的首位忠实读者。他一字一句地深入研读，对作品的优点与不足一一提出建议。这种交流，张爱玲曾与胡兰成、宋淇、邝文美等有过，但在赖雅之后，便鲜少有人能提供如此深入的交流。

然而，赖雅对张爱玲内心的理解并非全然透彻。他未能完全领悟到，对于张爱玲来说，堕胎远非“解决问题”那么简单。他不知道，当她痛苦到无法挺直身躯时，她需要的远不止是一盘烤鸡。他也不明白，一个自小便饱受孤独之苦的女性，对被人关注的渴望究竟有多么深切。

张爱玲的幼年并未沐浴在父母深切的关爱之中。她的父亲张志沂，是清末声名显赫的官员张佩纶的后裔；而她的母亲黄逸梵，则出自湘军将领黄翼升的显赫家族，家族声望卓著，名扬四海。然而，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她年幼时却已支离破碎。父母离异，母亲远赴欧洲，父亲再娶，张爱玲在家庭中似乎成了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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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言：“我对金钱的热爱，源于未曾尝受过金钱带来的苦涩。”而这番话的另一层深意则是：在情感的世界中，她所经历的磨难，远甚于金钱的困扰。

于是，当赖雅向她请求烤鸡时，她那轻轻的摇头或许蕴含着无尽的情感。这其中包含失望、疲惫、认命，甚至是一种难以言表的释然。她早已预见到这样的结果，但仍然迫切地想要亲眼目睹。

尽管如此，她依旧选择了步入婚姻的殿堂。她与他共度了十一年的时光，甚至在丈夫离世后，她仍旧保留了他的姓氏。

这段逻辑，外界人士往往难以洞悉。然而，或许就连张爱玲本人也难以彻底领悟。她曾这样说道：“这段婚姻并非明智之举，却充满了炽热的情感。”

“并非明智”——这短短的四字评述，似乎轻描淡写地掩盖了那十一年间累积如山的债务、病榻上的痛苦呻吟、深夜里的咳嗽声，以及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

“却充满了炽热的情感。”在这句话中，“炽热的情感”究竟所指为何？是爱情？是相互依赖？还是在被世界遗忘之后，两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出于本能而彼此寻求慰藉的渴望？

张爱玲在其作品《半生缘》中深情吐露：“我愿让你知晓，在这喧嚣尘世之中，总有一位永不言弃的守望者，静候你的归来。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你心中都怀揣着一份坚定的信念，坚信这样的存在。”

赖雅并非那位永恒守护她的人。在他承诺给予陪伴之际，他仅以一只烤鸡相赠。然而，他或许是那个，在她自认为孤立无援之时，仍愿意轻声对她说出“让我们共度今宵”的人。

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份看似微不足道的“愿意”，竟然成为她度过漫长十一年的坚实支柱。

在赖雅离世之后，张爱玲未曾再踏入婚姻的殿堂。她在洛杉矶的居所里，孤独地度过了近三十个春秋，专注于《红楼梦》的研究，坚持不懈地从事翻译工作，偶尔也有作品问世。她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不再参与各类社交活动，几乎与世隔绝，鲜有与人交流。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遗体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住所中被发现，她的生命已悄然离去近一周。她安详地躺在行军床上，身上仅铺着一条单薄的毯子。屋内散落着堆积如山的用过的卫生纸，那是她晚年不断擦拭身体所留下的痕迹。

她的最后一部公开露面的作品名为《小团圆》，该作于1975年得以完成，却直至2009年才与广大读者相识。

在书中，她以冷静的笔触描绘了一段关于马桶中男胎的情节。文字简洁，没有多余的阐释，也不见愤怒的控诉或宽恕的言辞。这段文字，其冷静之态，宛如在讲述他人的故事。

这正是张爱玲独特的写作风格。她从不为自己的伤痛留下任何注释，只是将伤口赤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任由他们自行审视。

在1956年8月的那个拂晓，36岁的张爱玲辗转于床榻之上，痛苦使得她汗如雨下。一位65岁的男子推门而入，手捧一盘香喷喷的烤鸡，轻声询问她是否想要进食。

她摇了摇头。

她的生命中，那个记忆中的场景始终无法彻底消散。它，最终被她融入《小团圆》的一章节中，成为了她晚年独居时光里反复抚摸的印记，亦渗透于她致友人的信笺中，那句“像只狗一样”的简短形容。

在赖雅渴望品尝烤鸡的那一刻，她的内心已有所觉悟：身旁此人，无法满足她所向往的一切。

即便如此，她仍旧决定驻足。因为在尘世中，愿意关切地询问她是否愿享烤鸡之味的人，已是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