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堕胎后疼得满床打滚，丈夫端来一盘烤鸡问吃不吃，她摇头 11年后他瘫痪在床，这才发现当年那盘鸡背后藏着一个她至死都没想通的真相

01 马桶内的十英寸

在1956年的8月，纽约布朗克斯区一间狭小的租赁公寓里，晨光尚未完全照亮天际。

当时三十六岁的张爱玲蜷缩在冰冷的卫生间地砖上，旗袍的裙摆已被汗水浸透。她腹中的剧痛愈发剧烈，宛如有人用滚烫的铁钳在她体内不断绞拧。不久前她服下的药片，此刻正将她推向未曾有过的痛苦深渊。

她企图起身，却发现自己双腿无力，无法站立。

她欲放声呼喊，却只能从喉咙里挤出断断续续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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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晚，她从纽约的一家私人诊所走出，医生的言语寥寥无几。在那个1956年的美国，堕胎在绝大多数州都沦为了刑事重罪，除非产妇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否则别无合法途径可选。张爱玲无力承担黑市中那些高价位医生的昂贵费用，她只能购得一些药物，返回自己的住处，独自面对即将到来的种种挑战。

与此同时，在隔壁的房间中，她的未婚夫费迪南·赖雅正忙于处理其他事务。赖雅已步入六十五岁高龄，是一位德裔美国人，曾在好莱坞撰写剧本，与布莱希特有过交往，曾是文艺界的风云人物。然而，那些辉煌已成为过去。1956年的赖雅，不仅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多次遭受轻微中风，创作力早已枯竭，只能依靠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供的免费食宿勉强度日。

相知未满半载，三月春意盎然之际，他们初次相遇，转眼间便共度春宵。七月，张爱玲在信中坦陈自己已孕育新生命。赖雅的回应坦率而决断：他答应成婚，却坚决反对孩子的降生。他的理由毫不犹豫——年事已高，财力有限，难以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

张爱玲同意了。

而此时，她正卧于卫生间冰冷的地板上，承受着那纸“允诺”带来的沉重代价。

剧痛攀升至极点，忽然，有物从体内滑出。那坠落的释放感虽带来了一丝慰藉，却换来了心灵的荒芜与麻木。她竭力支撑着自己，倚靠在马桶边缘缓缓起身，低头望去。

男胎的轮廓已然成形，长度竟达十英寸，笔直地挺立在那洁白的瓷壁之上。其肌肉上，淡淡的血迹覆盖其上，而在起伏不平的地方，血液的痕迹鲜明地勾勒出了轮廓，其色泽宛如新锯开的木材。

这段文字是她后来收录在《小团圆》一书中的珍贵篇章。

然而，在那时，张爱玲并未对此多加关注。她伸出双手，轻柔地操纵着冲水阀。随着一声水声的响起，所有的一切瞬间被漩涡无情地吞没。

她倚靠在墙壁上，脚步沉重地缓缓步入自己的房间，整个人似乎失去了生命的活力，颓然地倒在床上。疼痛如潮水般袭来，让她无法直起身子，连翻身都变得异常艰难，额头上的冷汗如同细雨般不断地流淌。

就在此刻，赖雅推门而入。

他的目光从床上的张爱玲身上掠过，又落在地上散落的杂乱物品中，沉默了片刻。接着，他终于开口。

他的话语轻柔而充满善意：“要不，我们一起享用一顿烤鸡如何？”

张爱玲躺在床上，痛楚得几乎无法开口。她无力地摇了摇头。

赖雅默然未语，转身径自离去，或许正打算着手准备他那份诱人的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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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漫长的岁月长河中，这一幕场景多次被提起。有人据此对赖雅的淡漠态度提出指责，有人则据此断定，这段婚姻从最初便埋下了错误的种子。然而，如果仅仅将焦点集中在“冷漠”这两个字上，便无法触及事件残酷本质的真正精髓。

赖雅并非对张爱玲毫无感情。他曾向她求婚，而当她告知自己怀孕的消息后，他的回信中不仅表达了求婚的意愿，更是在此同时，做出了“拒绝孩子”的决断。

他渴望拥有这个女人，却对即将到来的孩子选择了拒绝。

在此次抉择中，并无恶意掺杂。一位年过六旬、屡受中风困扰、无固定收入的男子，面对一位同样贫困潦倒、年仅三十六岁的女子腹中的胎儿，心中所想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无力承担抚养责任。若孩子降生，三人将一同陷入绝境。

他的冷漠并非针对张爱玲，而是对命运的无力抗争。他不过是将这残酷的算式毫无遮拦地摆在了桌面上。

然而，张爱玲所承受的，是这笔账沉重利息的煎熬。

她的躯体刚刚经历了无需麻药的开腹手术，腹部依旧剧痛难忍，意识在半清醒与半昏迷的边缘徘徊。此刻，她所渴望的并非烤鸡，亦非简单的慰藉。她需要的，是有人能够深刻理解她刚刚所失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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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雅未曾有所察觉，或者说，他无力去洞察。

这并非一个关于“渣男”的传说。实则，它讲述的是两位被命运逼至绝境的人，在逆境中相遇，彼此发现对方同样脆弱，共同谱写了一曲悲怆的挽歌。

当张爱玲躺卧于那张床榻之上，凝望着天花板，她的思绪飘向了何方？

她或许在回忆上海。那个曾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的哲言震撼世人的年轻女子。那个静安寺路旁的公寓，那些记录着稿费的单据，那些旗袍的布料，那个名叫胡兰成的男子。

胡兰成，那个在1944年与她携手许下终身诺言的男子——“胡兰成与张爱玲永结同心，结为连理，愿岁月宁静，现世安定。”

然而，这简短十二字的誓言，字字谎言。

在那一刻，她仅二十四岁，误信才情足以换取内心的平静。但终究她明白，才华所能换取的，不过是更多才华，而她心之所向的真正安宁，始终是她遥不可及的梦幻。

十二年之后，她在纽约的狭小公寓里，刚将襁褓中的婴儿无情地投入马桶，而那个曾让她孕育生命的男人，却正悠然自得地品尝着烤鸡。

她或许正含笑，亦或是内心泛起笑波，却因痛楚而无法尽情展露笑颜。

那是一个对张爱玲来说，初踏美国土地的秋日。

怀着满腔的憧憬，她在1955年秋叶飘零之际，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以难民的身姿，踏上这片新大陆的美国土地。她抵达旧金山的入境日期，被永远镌刻在了1955年10月22日这一天。

在那个时刻，她手中紧紧握着《秧歌》这部英文小说，此书由纽约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在1955年出版，并在《纽约时报》上赢得了广泛赞誉。

她深信自己的英文写作未来一片光明，渴望能像林语堂那样，在西方文坛上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

然而，现实无情地给了她当头一棒。《秧歌》问世之后，她的英文作品在美国出版界遭遇了诸多困难。她不得不迁入纽约“救世军”的女子宿舍，依靠翻译工作及零星的稿酬勉力维持生计，直到后来成功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才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创作的空间。

在那个充满文艺气息的营地，她与赖雅相遇。

“我是一名来自香港的作家……目前所承受的经济重压迫使我不得不向文艺营提出免费住宿的请求，以期顺利完成已着手创作的小说。”

身为一位在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她在赴美的申请书中坦陈“经济压力逼使我”，这简短的话语，恰是对张爱玲后半生遭遇的最佳写照。

赖雅，正是那位在文艺营中第一个向她伸出援手的人。

在1956年3月13日，他们初次相遇。赖雅，一位德国移民的后裔，于1891年诞生于费城。十七岁那年，他踏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学殿堂，随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赖雅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英文，并在三十年代初期开始为好莱坞创作剧本。他与布莱希特有过合作，并在左翼文艺领域收获了相当的声望。

然而，那些辉煌的日子已成为历史。到了1956年，赖雅在文艺营中已是一位六十五岁的长者，曾多次遭受中风的侵袭，他的作品鲜有人问津，生活陷入了困境，口袋里空空如也。

张爱玲的视野所及，并非仅限于此。她的目光聚焦于一位风趣且博学的男士，他对她的作品《秧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发言时，他的声音中透露出强大的力量，眼中更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正是她曾在胡兰成身上所领略过的光辉。

在为赖雅送行、告别文艺营的那一刻，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微薄的积蓄赠予了他。虽然金额并不庞大，但这几乎是她当时所能动用的全部积蓄。

张爱玲的一生，对金钱的态度始终交织着矛盾。她曾坦率地表示：“我喜欢钱”，因为自幼她就深知金钱的艰辛。然而，在那些本应节俭的时刻，她却总是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无论是对于胡兰成还是赖雅，她的这种矛盾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热切地希望通过“给予”这一行为，来证实自己与他人之间，至少仍维系着一线联系。

在五月的一个午后，赖雅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笔迹：“前往小屋，共度一夜。”

两个月后的某日，张爱玲突然意识到自己怀孕的事实。

她向赖雅寄出了信件。赖雅的回信迅速到来：他提出了求婚，但附带了一个条件——放弃孩子。张爱玲没有过多迟疑，毅然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程，找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医生，获取了所需的药物，随后独自回到房间，关上了门。

那是八月的清晨。

赖雅向她索求烤鸡之际，张爱玲微微摇了摇头。

这一摇头，映照出她对该段关系的初始，或许亦是最深层的洞见：那位男士所能给予的，与她所渴求的，向来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她仍旧选择了与他携手。

1956年8月18日，他们在纽约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张爱玲的挚友炎樱成为了这场婚礼的见证者。

婚礼的简约，几近于无形，宛如一场徒具形式的聚会。两人均身处贫困，刚刚从个人的废墟中艰难爬起，将彼此视为那根紧握的救命之草。

然而，张爱玲未曾意识到，那根维系着一切的绳索，也在悄无声息地缓缓下坠。

婚后的两个月转瞬即逝，赖雅却不幸再次遭遇了中风的打击。

02 比胡兰成更深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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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新罕布什尔州已沉浸在秋日的氛围中。赖雅自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归来不久，便突感中风，不幸倒地。

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张爱玲正身处纽约。她急忙赶往医院，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卧床的老人——面部肌肉瘫痪，言语含糊，半身已丧失知觉。

他们的婚姻仅维持了 a mere two months。

赖雅曾向她许下承诺，他不会离她而去。

在当时，张爱玲或许还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她很快便将意识到，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曾多次遭受中风侵袭，他所能够给出的承诺是有限的。他或许不会主动离去，但疾病却会为他做出最终的选择。

1956年12月19日，赖雅再次遭受面部麻痹的侵袭，迫使他紧急入院治疗，其言语功能几近丧失。

张爱玲独自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紧紧攥着医院开具的账单。她一遍又一遍地审视着那串串数字，心中默默计算着账目。她所剩无几的财力，在支付完房租之后，还能余下多少？在支付完医药费用之后，又将剩下多少？她能够维持多久的生活？

经过一番精心的计算，她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生活模式，仅能维持数月之期。

张爱玲的一生中，理财似乎是她最为不擅长的领域。在她的家庭中，财政大权长期由父亲与继母执掌。迁至上海后，她的稿酬便自动转入账户。而后移居香港，宋淇夫妇则接手了出版与剧本的事宜，她得以全心投入写作。然而，如今在纽约与新罕布什尔两地漂泊，她不得不亲自打理每一笔开支。从药费、房租到饮食、交通，每一项费用都成为了她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她开始着手为香港创作剧本。在宋淇与邝文美夫妇的协助下，她接受了电影公司的订单，无论所需的是喜剧、闹剧还是应时的笑料，她都能游刃有余地应对。虽然这并非她的擅长领域，但她别无他选。在那个时代，这成为了她在美国唯一的稳定经济来源。

有一次，她接受了编写一部电影剧本的任务，从清晨十点一直奋笔疾书至深夜一点，长时间的工作使得她的手脚肿胀，鞋子也变得难以穿上。在给友人的信中，她如此吐露心声：“数月来的辛勤耕耘，宛如犬马之劳，却颗粒无收，分文未得。”

“恰如犬吠之声。”此语一旦出自张爱玲之口，其分量自然非凡。她向来在字里行间未曾透露丝毫的苦涩。纵使笔触间流淌着无尽的凄凉故事，勾勒出命运的沉重画卷，她始终未曾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然而，在这一刻，她终于吐露了一句关于自己的、最为坦率的真心话。

1958年降临，赖雅的健康状况再度急转直下，背部疼痛愈发剧增。张爱玲夜以继日，每晚不辞辛劳地为他按摩，每次的时长常常持续数小时之久。至1960年，他的双腿与足部也相继出现病症，行走起来变得异常困难。

正当1960年的钟声敲响之际，张爱玲毅然做出了加入美国国籍的决断。这一决定背后，有着深刻而现实的考虑：她急切地渴望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以便顺利申请各种社会救济和医疗援助。然而，赖雅每月所领取的仅有五十二美元的福利金，这一微薄的收入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房租支出。

那位曾于上海法租界的公寓里，身着旗袍勤奋笔耕、创作小说的女性，如今却不得不为了区区五十二美元的福利金，在移民局的队列中耐心等候。

在逆境面前，张爱玲未曾选择抱怨。至少，在其公开发表的文字记录中，我们未曾发现她的任何怨言。她选择了沉默的坚韧，继续投身于笔耕，无论是剧本、翻译，还是其他任何可以维持生计的写作。而那些她内心深处真正渴望创作的小说，则被她暂时搁置，深藏于抽屉的角落，无暇他顾。

于1961年，张爱玲向赖雅坦陈，她怀揣着搜集台湾与香港资料的坚定决心，旨在完成一部英文小说《少帅》。这是一次充满挑战的远征，同时也是一场冒险的赌注。若这部作品能够获得成功，或许能为她的英文写作生涯带来一线转机。

她刚到台北不久，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赖雅再度不幸遭遇中风。

张爱玲并未立刻作出决定，选择重返美国。她无法如此行事。此次她赴亚洲，香港是其行程的首站，她计划为一家电影公司改编《红楼梦》为剧本，这笔稿酬将成为她和赖雅未来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香港的一处简陋公寓里，她度过了长达五个月的时光。日以继夜，她笔耕不辍，直至双眼因过度劳累而出现溃疡和出血，但剧本依旧未能满足电影公司的期待。五个月的努力，她几乎倾囊而出，换来的却是远低于期望的微薄报酬。

在归国的旅途中，赖雅不幸误记了航班的日期。他比预定时间提前一日抵达机场，却未能与心爱的人团聚。翌日，他再度踏入机场。在那里，他静静地守候了整整两天，直至终于望见她那步履蹒跚、疲惫不堪的身影缓缓走出。

当张爱玲迈出机场大门的那一刻，赖雅的身影即刻映入她的眼帘。他看起来瘦弱而苍老，眼中透露出一种在她面前罕见的神情——那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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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忧虑着，她或许再也无法重返故土。

她回来了。

但归来的张爱玲，与昔日离去的她已截然不同。在香港度过的那五个月，她似乎洞悉了某个真谛：赖雅并非她的依靠，她才是赖雅的支柱。这一认识一旦形成，便始终坚定不移。

从1962年至1966年，张爱玲在美国的岁月是她最为困苦的时期。赖雅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多次遭遇中风后，他的行动能力日渐减弱，言语交流也变得异常艰难。在写作之余，张爱玲还要精心照料赖雅。她将居室的客厅既作为写作的场所，又变成了他的临时病房，并在其中安置了一张行军床，白天在床边伏案写作，夜晚则轮流守护在他身旁。

夜深人静，她心中忐忑，不敢安睡。每当赖雅咳嗽一声，她便立刻从床上跃起，急切地查看是否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对小说家而言，持续集中的创作时光尤为珍贵。然而，张爱玲却再未领略过这份宁静。她的笔耕被无情地拆解成无数零碎的片段，每当笔触数行，便不得不暂停，转而照顾他人。这种无形的消耗虽不易察觉，却足以致命。

1967年，赖雅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一次意外跌倒导致股骨骨折，让他不得不卧床休养，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需依赖张爱玲的细心照护。同时，他的精神状况亦随之急遽恶化，往日那谈笑风生、健谈的形象，逐渐被沉默寡言、性情暴躁所取代，与他昔日的风貌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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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亲自为他喂食、轻柔地擦拭身体、细心更换药物、轻缓地翻动他的身躯。这样的日常护理，在上海时期，她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香港，也未曾涉足过。然而，时至今日，她已熟练掌握了这些技巧。她懂得了如何小心翼翼地将一位瘫痪的长者从床上扶起，学会了如何精确判断他何时需要止痛药，还学会了在他深夜时分突然惊叫时，能够迅速从睡梦中惊醒。

她已领悟了护士这一职业的职责所在。

然而，在这段时光里，她亦完成了另一项使命：她着手倾注心血于《半生缘》的创作。这部小说自1967年起，分别在《星岛晚报》和《皇冠》杂志上连载，成为了两地读者心中的佳作。

在她悉心照料那位濒临生命尽头的患者的同时，她笔耕不辍，描绘了顾曼桢与沈世钧的传奇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错过、等待与命运无常的动人篇章。

无人能解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或许连她自己也难以完全阐释。她每日清晨从简陋的行军床上起身，为赖雅准备早餐，随后便坐在桌前，全情投入于另一个世界的悲欢离合之中。

1967年10月8日，费迪南·赖雅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

在给夏志清的信件中，张爱玲仅以寥寥数语带过：“Ferd将于八月底抵达，上月不幸突然离世。”此后，她的话题便转向了其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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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瞬即逝”。这简短的四个字，浓缩了十一年的珍贵回忆。

张爱玲未曾流露泪水，至少无人目睹她的泪痕。在料理完赖雅的后事之后，她迁往洛杉矶，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篇章——一种愈发孤寂的篇章。

第三章：所得与所失

赖雅的离世，仿佛为张爱玲带来了一场蜕变。

她选择与人疏离，不再拆阅信件，亦不再接听电话。在洛杉矶的公寓中，她辗转反侧，声称是为了躲避南美跳蚤的侵扰。她坚信，屋内和衣物的缝隙中充满了咬人的虫子，因此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搬了十八次家。每一次搬家，她几乎将所有物品尽数丢弃，只带着少量的衣物和手稿。她的目的是通过丢弃物品，一并抛弃那些难以割舍的情感。

她未曾舍弃赖雅的遗物。

赖雅亲手签署的书籍，她始终珍藏在身。直到1994年10月5日，在她向庄信正写下最后一封信的那一天，她依旧沿用夫姓“赖雅”。

这样的举动显得格外不寻常。那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刻询问你是否渴望品尝烤鸡的男人，那是在你独自承受堕胎痛苦时未曾伸出援手的男人，那是在你需肩负起后半生照顾责任时未曾给予足够支持的男人。你为何仍旧执着于保留与他相关的每一份记忆？

或许，真正的答案并非隐藏在赖雅的文字之中，而是根植于张爱玲灵魂的最深处。

张爱玲的一生，始终在寻找一位能够深刻理解她的灵魂伴侣。胡兰成曾一度自诩能够胜任此职。他熟谙她的文字，洞察她的才华，甚至看透了她的那份难以言说的骄傲与脆弱。然而，在忠诚的层面上，他却显得一无所知。即便在逃亡的旅途中，他依旧与其他女子纠缠不清，而张爱玲则是经过一年半的深思熟虑，才毅然决然地与他划清界限。

赖雅曾自诩能为她提供坚实的依靠。他对张爱玲的英文小说了如指掌，深刻感受她在异国他乡的孤寂，甚至深入理解她作为作家最渴望的——那一份宁静。1959年，赖雅特地租用了一间位于附近的小型办公室，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张爱玲打造一个宁静无扰的写作空间。

在张爱玲的笔下，赖雅是她作品的最早读者。他细致入微地研读她的每一页文字，真诚地指出其中的优点与不足。张爱玲曾与胡兰成、宋淇以及邝文美进行过类似的深入交流，但自赖雅之后，鲜少有人能与之展开如此深入的对话。

然而，赖雅并未完全领会。他未能理解，对张爱玲来说，堕胎并非仅仅是“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么简单。他无法理解，在她痛苦到无法挺直腰身之际，她所需要的并非仅仅是一盘烤鸡。他同样难以理解，一个自幼便饱受被遗弃之苦的女性，对于“被关怀”的情感需求究竟有多么迫切。

张爱玲的童年并未得到父母充分的关爱。她的父亲张志沂，出身于清末名臣张佩纶的后裔，而母亲黄逸梵则是湘军将领黄翼升的孙女，家族背景显赫，令人敬畏。然而，这样的家庭在她年幼时便已四分五裂。父母离异，母亲远赴欧洲，父亲再娶继室，张爱玲在家庭中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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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感慨：“我对金钱的热爱，源于未曾亲身领略金钱的艰辛。”然而，这句话的另一面却是：在情感的世界里，她所承受的痛苦，远甚于金钱带来的烦恼。

因此，当赖雅向她索求烤鸡时，她婉拒的瞬间，或许蕴藏着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中包含了失望、疲惫、无奈，甚至是一丝难以言说的释然。她早已预见到这样的结局，但仍旧选择亲眼见证，以确保确凿无疑。

即便如此，她依然选择了步入婚姻的殿堂，并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了长达十一年。即便在丈夫离世之后，她仍旧保留了他的姓氏。

这段错综复杂的逻辑，外界人士往往难以洞悉其精髓。或许就连张爱玲本人，也难以彻底领悟。她曾说过：“这段婚姻并非明智之选，却充满了满腔的热情。”

“非明智之举”，仅此四字，便足以掩盖那十一年间累积如山的账单、疾病的折磨、深夜耳畔的咳嗽声，以及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的苦楚。

而“却洋溢着满腔热情”，那么，这句话中的“热情”究竟蕴含着何种含义？是爱情的火花吗？是相互依赖的情感吗？抑或是在被世界遗忘的孤独中，两个同样迷失的灵魂相互依偎，所产生的一种本能的吸引？

张爱玲在《半生缘》中曾言：“我要让你明白，在这人世间，总有那么一个人，他永远在等待着你的归来，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你只需坚信，总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赖雅并非那位永恒守候着她身影的人。在他本应最是给予等待的时刻，他递出的是一盘烤鸡。然而，他或许是那位，在她自认为已失去一切的时候，仍能温柔地邀请她“共度今宵”的人。

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份微不足道的“愿意”，便已足够支撑她度过那漫长的十一年岁月。

自赖雅离世之后，张爱玲未曾再婚。她在洛杉矶的居所里，孤独地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时光，专注于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投身于翻译事业，并偶尔有所作品问世。她婉拒了所有采访的邀请，不再参与各类社交活动，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寓所内被发现离世，而她的离去已经过去了一周。她静静地躺在行军床上，身上覆盖着薄薄的毯子。屋内散落着用过的卫生纸，那是她晚年不断擦拭身体所留下的印记。

她最后公开出版的一部作品名为《小团圆》，这部作品早在1975年就已完成，但直至2009年才与广大读者相会。

在书中，她以冷静的笔调勾勒出一段有关马桶中男婴的故事。无需赘述，无需指责，也不求宽恕。她仅以寥寥数笔，便如同在述说他人的往事。

这正是张爱玲独特的写作风范。她从不对自己的情感伤痛附以任何解释。她只是将痛楚摊开，让读者自行审视，任由其解读。

在1956年那个8月的拂晓，36岁的张爱玲卧病在床，浑身冷汗直冒。一位65岁的绅士推门而入，手中捧着一盘烤鸡，轻声询问她是否愿意享用。

她摇了摇头。

她将一生的时光尽数消磨，却始终无法完全抹去那段记忆的碎片。这段记忆最终在《小团圆》一书中被凝固为章节，化作了她晚年独居生活中不断摩挲的肌肤，也是她给友人的信中“如犬般”这六个字的由来。

面对赖雅索要烤鸡的请求，她内心早已清楚答案：这个人无法给她带来她所渴望的一切。

尽管如此，她依然选择了坚守。在这个世界上，愿意关切地询问她是否想要品尝烤鸡的人，已是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