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晚年住在山西太原，深居简出，床边放着一根铁棒防身

1988年的太原，一个改了名的老头家里被偷了。值钱的冰箱电视没动，就丢了两本日记，小偷还留了张字条，写得挺横：“穷生盗，并两日记，不会外传”。

这老头原名叫李作鹏，当年林彪“四大金刚”之一，1981年大审判被判17年。之前已经关了快10年，身体垮得厉害，加上战争年代有功劳，1982年获准保外就医，住进太原某工厂的宿舍楼。

组织要求他换个名字，李作鹏起初一百个不愿意，后来还是拗不过，改了个“李明”，还自我解嘲说“我就是明人不做暗事”。

保外之后的日子，组织给了两套房子，一套90平，和老伴董其彩住，一套50平，给陪在身边的女儿住。

那时候80年代，李作鹏每月有350元补助，董其彩也有200多，加起来小五百块。这钱在当时的太原，比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还高，家里冰箱、电视、洗衣机这些高档货都配齐了。

李作鹏对这生活挺满意，每天的作息特别固定，早上6点准点出门健身，回来之后就基本不出门，也不爱串门访友，在家要么看报纸，要么看电视，剩下的时间就练书法。

同是“四大金刚”的吴法宪，出狱后也爱练书法，还专门找著名书法家求教，后来在圈里混了个“书法家”的名号，墨宝还能卖个好价钱。

李作鹏练书法纯粹是个人爱好，一不求师二不临帖，完全顺着自己的兴趣写，谁想要就免费送，多出来的没地方放，他就当废纸卖了，一分钱也不赚。

李作鹏年轻时候特别爱写日记，这些日记后来成了他写回忆录的核心参考资料。那天他和老伴去附近公园转了一圈，回家发现门没锁，进屋一清点，贵重物品没少，就书房抽屉里的两本日记不见了。

小偷还留了张字条，就那两句，署名“情深”，没人知道这“情深”是谁。这事让李作鹏受了不小的惊吓，之后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还有次他去粮店买面，一个女售货员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问“大爷您贵姓？”李作鹏随口说“姓张”，那售货员笑着说“您不姓张，您姓李，是原来的李司令吧？”

李作鹏连忙否认，说“你认错人了”，那售货员说自己当年是海军女兵，见过他好几次。李作鹏一听这话，赶紧低着头付了钱，转身就走。

回家后怕有人找他麻烦，李作鹏专门找了根铁棒，放在床边用来防身。这根铁棒他一次也没用过，后来就一直放在角落落灰。

当时太原的老邻居说，李作鹏平时特别低调，也不惹事，大家都分得清功过是非，没人会为难他这样的老将军，那铁棒纯粹是个心理安慰。

后来李作鹏写了两本回忆录，一本叫《盖棺论英雄——我所认识的林彪》，一本是《沙场回忆》，但没出版社敢收，怕惹麻烦。

私人书商找上门，给他出了两个能顺利出版的主意：一是换个名字，别用“李作鹏”；二是不在国内出版，拿到海外去。

李作鹏当场就拒绝了，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叫李作鹏，我写什么回忆录？”对于海外出版的主意，他更是反感。

他说“我是中国人，这两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不能在中国出，我宁可让老鼠把书稿都啃光，也绝不拿到外国出版”。

这事在当时的圈子里传得挺多，有人说他倔得要死，也有人说他骨头硬，换别人说不定就答应了，他偏不。

李作鹏晚年的生活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着，除了偶尔出门买东西，基本都待在家里，练练书法，看看报纸，有时候还会和女儿一起吃顿饭。

他那两本没出版的回忆录，后来就一直锁在抽屉里，没人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

邻居们说，李作鹏平时很少说话，也不跟人争论，就是偶尔有人提起来当年的事，他也只是笑笑，不解释也不反驳。

有次小区里有人办喜事，请了个军乐团，路过他家楼下，李作鹏特意出来看了会儿，还跟旁边的老头说，当年他也组织过类似的演出，不过那时候条件差，没现在这么好。

他的书法作品，有时候女儿的同事来家里玩，看上了，他就直接写一幅送给人家，也不心疼，就说“写着玩的，别当回事”。

那根铁棒后来被他女儿收起来了，说放在家里占地方，李作鹏也没反对，反正他也不用，就是个念想。

现在再看李作鹏晚年这些事，有人说他不识时务，有人说他有骨气，也有人说他只是想给自己留个名。

不过这老头这辈子，确实没软过，哪怕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也没弯过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