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看守所的一天怎么过？从起床到熄灯，真实生活少有人知

铁门哐当一声的时候，天还没亮。

陈秀英睁开眼，有那么两秒钟，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花板是白的，墙角有一盏灯，整夜不灭。然后她想起来了。她想起来了，就把眼睛闭上，再睁开，坐起来。

六点整。值夜班的管教挨个监室叫人，声音不重，像喊自家孩子起床上学。八个人一个监室，三十多平米，铁床靠墙一字排开。所有人揉着眼睛坐起来，第一件事，叠被子。

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棱是棱，角是角。陈秀英刚进来那半个月，天天叠不好，叠了拆，拆了叠，急得手心冒汗。隔壁铺的大姐看不下去了，凑过来，手把手教她：先对折，再压边，用手掌侧面切出去一条线，切得狠一点，被子才立得起来。大姐说，你叠的不是被子，是你今天的精神头。

后来陈秀英明白了，这话没毛病。一个人要是连被子都叠不下去，这一天就散了。

洗漱间里，牙刷杯摆成一条直线。每人五分钟。洗脸，刷牙，抹一把脸，完事。陈秀英以前出门必化妆，粉底、眉毛、口红，一样不能少。现在只有一块肥皂，洗脸洗手洗衣服，全是它。头三个月她不习惯，照见玻璃里那张素着的脸，心里发虚。第四个月开始，她觉得那张脸干净。真的，干净。没什么可遮的了，反而踏实。

六点半，早餐。值日的姑娘戴着卫生手套，从传递口把餐盒接进来，按床位顺序发。馒头，稀饭，咸菜。简单，但管够。有个小姑娘，才十九岁，总把自己那份馒头掰下来一角，攒着，放在窗台上。起初没人懂她攒馒头干什么。后来大家看见了，窗台上有麻雀，两只，瘦得跟从冬天里飞出来似的。麻雀落在窗台上啄馒头渣，小姑娘就隔着栅栏看，一句话不说，嘴角翘着。

监室里没人笑她。这种地方，谁心里没揣着点舍不得的东西。

八点，学习。小桌子摆在监室中央，《监规纪律手册》摊开，法律常识读本摊开，轮流读。有人读得磕磕绊绊，字认不全，旁边的大姐就小声给正音。大姐是全监室文化最高的，因为账上的事进来的，以前管着一家公司的钱，一笔一笔记了半辈子，最后把自己的名字记进去了。她读得最顺，也最沉默。管教进来看一眼，看见做笔记的，点点头，不说话，走了。

陈秀英学法律学得慢。她只有初中文化，很多词要在嘴里嚼三遍才咽得下去。可是她记住了一条：她干的那事，在刑法第几条，判几年，从重还是从轻。她把那一条抄在心得本的第一页。她说不清为什么抄。可能是想告诉自己，日子是有刻度的，进来多少，出去多少，一条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

十点，劳动。缝纫机哒哒响。陈秀英缝布偶，一天定量，完成了记积分，积分攒够了，能换卫生巾、洗发水。她第一次拿到自己换来的洗发水那天，捧着看了半天。一小瓶，最便宜那种。她以前在商场，看不上这个牌子。现在她洗头的时候闻见那股香味，觉得头皮都是新的。

缝纫机响着，没人闲聊。偶尔一句“帮我递下剪刀”，轻得像怕剪断什么。

中午的饭多一个热菜。今天白菜炒得烂，冬瓜汤飘着几点油花。吃饭不许交头接耳，监室里只有咀嚼声。饭后的半小时，是这一天里最松的一段。有人写信，有人靠着墙发呆。更多的人凑在一起，小声说话。说的都是家。谁的孩子期中考试考了名次，谁的母亲托人捎进来一条手织的围巾。

围巾是绿色的，织得歪歪扭扭，针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围巾的主人才二十三岁，进来快一年了，妈妈织了三条，前两条都没送进来，说针脚不好看。第三条送进来了。她夜里睡觉把围巾叠好放在枕头边上，手搭在上面。她说妈妈眼睛不好，织一条围巾要一个月。她说这话的时候没哭。她说，我出去以后，先学织围巾，给我妈织一条。织得再难看，她也会戴。

下午三点，放风。三道铁门，一道一道开。露天的小院不大，水泥地，一棵歪脖子树。太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闭着眼睛站着，脸朝天，一动不动，像庄稼在喝水。有人绕着院子慢跑，有人踢毽子，毽子是她们自己拿碎布和垫片做的，踢起来歪歪扭扭，笑声倒是很正。

陈秀英不跑也不踢。她靠着那棵树站着。树皮糙，硌后背。她喜欢这个糙。她觉得这棵树比她自由，根扎在土里，枝丫伸在太阳底下，想往哪边长就往哪边长。她靠着它，就当自己也沾了一点。

有一回，管教老胡走过来，跟她并排靠着树。老胡五十岁了，短发，说话直。老胡问，判多久。她说，十一个月。老胡说，不长。她说，长。老胡没接话，过了会儿说，我今天给你留着时间，四点，谈一次。

谈什么呢。谈她女儿。

陈秀英的女儿今年十岁，跟着外婆过。她进来之前，跟女儿撒了个谎，说妈妈去南方打工了，挣了钱就回来。她每个月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管教排的，三分钟。三分钟，她练了半年，才练到语气不抖。她现在拿起话筒还是会抖，只是声音稳了。

“妈，我挺好的。吃得饱。你别担心我。”

就这两句，她练了半年。

老胡那天没讲大道理。老胡说，孩子的外婆年纪大了，孩子的功课没人管，你光在电话里说挺好的，孩子又不是傻子，她能听出来。老胡说，你写封信，实话实说。孩子十岁了，十岁的孩子，扛得住实话，扛不住瞎猜。

陈秀英写了。写了撕，撕了写，写了一个月。最后寄出去的那封，只有几行字。她告诉我女儿，妈妈做错了事，在一个地方改正错误，改正好了就回家。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好好念书，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以后不用像妈妈这样，把日子过错了再回头。

信寄出去二十天，回信来了。女儿的字，铅笔写的，一笔一画：

“妈妈，我知道你在哪。外婆跟我说了。老师说不许歧视改正错误的人。妈妈你好好吃饭。”

陈秀英把信读到这里，蹲在监室角落，哭了很久。大姐把纸巾一张一张递过去，没劝。这种地方，哭不丢人。哭完了，脸洗一洗，饭照吃，被子照叠。

傍晚六点，晚饭。七点，电视。老式电视抱进来，放新闻联播，放天气预报。有人跟着播音员练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天气预报报到她老家那个城市的时候，那个十九岁攒馒头的小姑娘坐直了，眼睛贴着屏幕的方向。明天，小雨。她在心里记下了。她妈妈的老寒腿，最怕下雨。

七点半，电话时间。今天轮到陈秀英。她握着话筒，手心出汗。三分钟。

“妈——我挺好的。”

电话那头外婆絮絮叨叨，说女儿这次数学考了八十七，说地里的菜收了，说天冷了加衣裳。她一句一句应着，嗯，嗯，知道了。最后外婆把电话递给女儿，女儿在那头喊，妈妈，我们班跳绳比赛我得了第三名！

她说，真棒。妈妈给你记着。

挂了电话，她回监室，把“跳绳第三名”写在心得本上。这个本子是管教发的，一天记一件好事。起初她觉得没好事可记，一个看守所里能有什么好事。后来她发现，有。馒头渣喂了麻雀，算一件。教新来的人叠被子，算一件。听大姐讲了一道她没懂的数学题，好歹听懂了一半，算一件。

管教说，为了往本子上写，人会主动去做好事。陈秀英起初不信。信了是在第五个月。那天她发烧，躺在铺上，同屋的人轮流给她倒水，把自己的厚被子匀给她盖。晚上她烧退了，坐起来，第一件事是拿本子：今天，她们对我好。

九点，灯光调暗。夜灯亮着，人挨个睡下。轮到值夜的人坐在铺位上，守着这一屋子呼吸。翻身的时候，铁架床响一下，很快又归于均匀。

陈秀英睡不着的时候，就看月亮。月光从栅栏缝里漏进来，在地上排成几道，像刻度。她想，这就是她的日子了，一格一格，有数。以前在外头，日子是散的，想几点睡几点睡，想怎么活怎么活，活得没了形状。现在格子一样清楚。她头一回发现，清楚是一种安慰。

进来之前，她以为看守所是电视里那样，黑，乱，人人眼里带刀。进来了才知道，这里更像一所学校，一个不情愿开的班，一群不想聚的学生，和一群拿着工资却操着父母心的老师。有管教手把手教人叠被子，有人过生日，管教端来一碗长寿面，卧两个蛋，全监室的人唱生日歌，唱得走调，唱得眼眶发热。有姑娘情绪崩了，管教陪着谈，一两个小时，谈完自己嗓子哑了，兜里常年揣着润喉糖。

当然，也不能把这说成什么好地方。谁要说这里好，陈秀英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最磨人的，不是起得早，不是吃得淡，是没隐私，是没自由，是十几个人一间屋子，一举一动都在人眼里，是想女儿了只能隔着铁门想，是把“我挺好的”说得比真话还熟练。

自由这个东西，在外面的时候，是最便宜的。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想去哪就去哪，没人觉得这是福气。进来之后，它成了最贵的。放风那十分钟的风，都值得用脸去接。

所以每天早晨叠被子，陈秀英都把被角压得格外平整。她说不清楚这算什么。大概就是，把日子叠得方正一点，人就不容易垮。十一个月，三百多个格子，走完一个划掉一个。出去那天，她想先去学校门口等女儿放学，什么话也不说，就站着。等女儿出来，看见她，喊一声妈。

然后她们回家。她这辈子，再也不想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了。可是她知道，真到了那天，她还是会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因为有些东西，进来了才会，一辈子忘不掉。

夜灯亮着。麻雀在窗台上睡了。明天小雨，她记着呢。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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