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63岁，和老婆分床睡，夜里熬不住，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

午夜漫步者

六十三岁生日那天，我正式搬进了书房。那张行军床是我从储藏间翻出来的，绿色的帆布面，躺上去吱呀作响。老伴说，你打呼噜太响了，我实在受不了。我没争辩，抱着枕头就走了。

分床第一周，我凌晨两点准时醒来。书房窗户对着小区中庭，月光把银杏树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像一幅静物素描。我翻了个身，帆布床响了一声，隔壁毫无动静。老伴习惯戴耳塞睡觉，粉红色的，像两粒迷你橡皮糖。她耳背多年，分不分床对她区别不大，区别大的是我。

第二周，我开始在凌晨三点出门溜达。

保安老周认识我了，第一次见我下楼还紧张地问怎么了。我说睡不着，透透气。后来他就不再问了，每次看见我，只是从岗亭里探出半个身子，点点头。我回他一个手势，像地下党接头。

街上空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扫街的老陈比我还早，他的竹扫帚划过柏油路面，沙沙响。我们偶尔对视，他嘿嘿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他说他四点上班，三点四十就要出门，从城东走到城西，刚好天亮。

我沿着人民路往东走，经过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值夜班的小姑娘趴在收银台上打盹，听到自动门响，猛地抬头，看见是我，又趴下了。我买一包软壳红梅，站在店门口抽。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马路对面的香樟树下。

抽完烟继续走。东门桥头的豆浆铺子刚开门，热气从铁皮棚子的缝隙里钻出来，裹着黄豆的香味。老板娘四十出头，动作麻利得像台机器。她说你天天这么早，干脆来帮我磨浆得了。我说我付你钱，买碗豆浆。我端着滚烫的豆浆坐在桥栏上，看桥下的河水黑黝黝地流。有时候会有一条运沙船经过，突突突的柴油机声撕裂寂静，然后寂静又合拢，像水面的涟漪。

有天晚上我实在走累了，坐在社区公园的长椅上打盹。再睁眼时，天已经蒙蒙亮。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们陆续来了，有人认出我，问老张你怎么在这。我说睡不着，出来坐坐。他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那个眼神我读得懂——哟，被老婆赶出来了。

那之后我改走另一条路，绕到城西的旧货市场。市场门口常年停着一辆三轮车，车上码着二手书，守摊的是个缺了门牙的老头。他不卖书，只收书。凌晨四点把车推来，往马扎上一坐，就着路灯看书。有天我凑近看，是一本《唐宋词鉴赏辞典》，书页都卷了边。老头抬头看我一眼，说你要不要拿两本回去看，反正这些书最后都是进造纸厂的。我挑了一本《沈从文散文选》，他说不用钱，你明天还来陪我说说话就行。

后来我每天都去，坐在三轮车旁边的台阶上，听他讲回收来的书里夹着的秘密。有封没寄出的情书，写于1978年；有张黑白照片，一个扎麻花辫的姑娘站在油菜花田里；有一页日记，只有一句话：“今天又没吃饱，但看见她笑了。”老头说这些书的主人都死了，或者把过去全扔了，只有他替他们收着。

我听得入神，天就亮了。起身回家时，腿脚发麻，扶着路灯杆缓了好一会儿。老伴已经起床，在厨房热粥。她看见我从外面回来，什么也不问，只是把粥碗推到我面前。我们沉默地吃完早餐，她洗碗，我去书房躺下。

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月。直到那天，我在旧货市场老头那待到六点半才回家。推开门，老伴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摊着一本相册，是我年轻时候写的日记本。她抬起头，眼圈红红的，说：“你昨晚梦见说梦话了，喊妈，喊了十几遍。”

我愣在玄关。

她站起来，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你睡不着，是因为心里有事，不是我打呼噜对不对？”

我的手很凉，她的手很暖。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我说：“我每天晚上出门溜达，看见这座城市醒过来的样子。扫街的老陈、便利店的小姑娘、豆浆铺的老板娘、收书的老头——他们都在等天亮。我也在等。等你醒过来，等我睡着，等日子慢慢过去。”

老伴没说话，只是把我拉进卧室，把那对粉红色的耳塞扔进了垃圾桶。她说：“你今晚就在这睡，我戴这个戴了二十年，也该摘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熟悉的床上，听见她在旁边均匀的呼吸声。我闭上眼，梦里又看见旧货市场那个缺门牙的老头，他冲我咧嘴笑，说书里夹着的那张油菜花田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外面有扫街的沙沙声，有豆浆铺的铁皮棚吱呀响，有运沙船的突突声远远传来。这座城市照常苏醒，而我在天亮之前，终于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