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妻嫌我没本事跑了，我睡桥洞被女人摇醒问敢不敢接活

桥洞底下，我正枕着工具箱打盹，一只手把我摇醒。

睁眼看见一个涂着正红色口红的女人蹲在面前，皱着眉问：“喂，有活干不干？给二百。”

我慢慢坐起来，后背抵着冰凉的水泥墙，先看了眼她身后停着的银灰色面包车，又低头看了看自己左手背上那块洗不掉的机油印。那印子嵌在纹路里，黑乎乎的，像枚摘不掉的戒指。桥洞外头的阳光斜着打进来，照在她那枚金戒指上，晃得我眯了眯眼。

“先看活，再谈钱。”我声音有点哑，嗓子里还卡着桥洞的潮气。

她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说，上下扫了我一眼。我穿的那件灰T恤领口已经磨毛，裤脚沾着点泥，脚上的帆布鞋开了个小口子，怎么看都像个捡破烂的。她目光在我脚边那个铁皮工具箱上停了一下，又移回我脸上，嘴角往下撇了撇。

“就是搬点东西，搭把手，俩小时完事。”她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手指上那枚金戒指晃了晃，“二百不少了，别人我还不给这价呢。”

我没接话，伸手把脚边的工具箱往身边拉了拉。箱子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铁皮的，边角磕得坑坑洼洼，上面还印着以前工厂的编号。里面除了扳手、螺丝刀、绝缘胶带，还有半瓶喝剩的矿泉水，以及夹层里那张离婚证。那离婚证我一次都没拿出来过，可它压在箱底，像块铁，沉得我每次拎箱子都能觉出来。

五天前我从老家出来，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这座南方城市的时候，身上只剩两百一十二块钱。我以前在老家的工厂做设备维修工，干了十二年，工资从一千八涨到四千二。前妻总说我没本事，说同院的王哥跑运输都买第二套房了，我还天天攥着个扳手蹭机油。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不看我，只盯着手机屏幕，手指头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像在划掉一个没用的选项。

半年前她跟我提离婚，理由是“跟你过不上好日子”。我没吵也没闹，去民政局领了证那天，她抱着收拾好的箱子出门，临了还回头说了一句：“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那句话像根细鱼刺，扎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后来我辞了职，把租的房子退了，能带的都塞进这个工具箱，带不走的全卖了废品。我想着换个地方总能活下去，有手艺在，还能饿死不成？走的那天，我在火车站门口站了半个钟头，看着广场上的人来来往往，没一个人认识我。那感觉不坏，像把过去那本账撕了，重新翻开一页。

可真到了城里才知道，人家招工先看年龄，过了三十五岁，连简历都不收。我去零工市场蹲了三天，人家一听我要价三百一天，转头就找了个两百的小年轻，说“反正就是拧螺丝，谁拧不是拧”。钱像流水似的往外花，吃饭、坐车、找工作，五天下来，兜里只剩三十七块。那三十七块我数过好几遍，三张十块的，一张五块的，两张一块的，揣在裤兜里，被汗浸得发软。

前天晚上下大雨，桥洞底下漏雨，我把工具箱垫在头底下，缩着身子熬了一夜。雨水顺着桥缝往下淌，滴在我后脖子上，凉得人一激灵。昨天中午啃了两个冷包子，到现在还没吃东西。胃里空得发慌，可我没跟这女人说这些，说出来也没用。这世上没人有义务听一个睡桥洞的人讲难处。

她见我不吭声，以为我嫌少，又补了一句：“最多再加五十，二百五，干就走，不干我找别人去。”

我抬起头看她，她妆容挺精致，就是眼下有点青，像是熬了夜，衣服料子看着也不错，不像来桥洞找零工的人。她站的地方离我两步远，高跟鞋陷进桥洞边的软泥里，她低头看了一眼，皱了皱眉，往后退了半步。

“你找的不是搬货的。”我指了指她面包车后窗露出来的半截电缆线，“电缆都拉出来了，是设备坏了吧。”

她愣了一下，眼神闪了闪，随即又绷着脸：“你管我什么活，你就说干不干。”

我把工具箱的搭扣“咔嗒”一声扣上，拎着站了起来。我个子不算高，但常年干维修，胳膊上有肌肉，拎着二十来斤的工具箱，手不抖。她看见我站起来，不自觉地又往后退了半步，高跟鞋跟陷进泥里，她“啧”了一声，把脚拔出来。

“走，先去看看。”我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丑话说前头，要是搬货，二百五我不干；要是修设备，得看了再说价。”

她抿了抿嘴，没再说什么，转身往面包车走。我跟在她后面，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桥洞。我铺的那片硬纸板还在，旁边放着我没喝完的半瓶自来水，还有早上捡的半袋人家丢的面包。那面包袋子被风吹得翻了个面，露出里面半块发干的馒头。这五天，我就在这儿睡，在这儿醒，像个没人要的东西。可今天不一样，今天有人来找我干活了，虽然她把我当成了捡破烂的。

面包车副驾座上堆着一叠单据，还有个计算器。我坐进去的时候，她顺手把单据往边上扒了扒，像是怕我碰着。车里一股香水味，混着点烟味，后视镜上挂着个红色的小挂件，一晃一晃的。我系上安全带，工具箱放在脚边，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没乱摸也没乱看。

“你叫什么？”她发动车子，眼睛看着前头。

“姓陈。”我说。

“陈什么？”

“陈建国。”这名字土，可用了三十八年，也没想过要改。

她没再问，车开了二十多分钟，拐进一个工业区，停在一间不大的加工厂门口。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着什么五金加工厂，字掉了一半，看不清全名。铁门半开着，院子里堆着不少铁件，几个工人蹲在门口抽烟，看见她回来，都站了起来。

“老板娘，怎么样？找到人没？”一个穿蓝工作服的男人问，“那台冲床停了快俩小时了，这批货今晚就得发，再拖下去要赔违约金的。”

我听见“冲床”两个字，心里就有数了。她没回答工人的话，转头冲我抬了抬下巴：“就是里面那台，你去看看能不能弄。”

我拎着工具箱往里走，经过她身边的时候，闻见她身上有股香水味，混着点机油味，有点怪。车间里不算大，摆着五六台设备，最里面那台冲床杵在那儿，旁边围着两个工人，正蹲在地上拆接线盒。地上散着几把扳手，还有几个拆下来的螺丝，乱糟糟地堆在一边。

我走过去，没动手，先绕着设备走了一圈。外壳上落着点灰，保养得不算好，电机那边有股淡淡的焦糊味，不仔细闻闻不出来。我蹲下来，耳朵贴在外壳上，用手指敲了敲。里面传来的声音闷沉沉的，不对。那声音像人嗓子眼里卡着痰，想咳又咳不出来。

“停了多久了？”我头也没抬地问。

“快俩小时了。”刚才那个蓝工作服的工人凑过来，“我们查了半天，也没查出哪儿坏了，原来的维修师傅辞职走了，打电话也不接。”

我点点头，又伸手摸了摸电机外壳，温度已经降下来了，说明不是刚烧的。要是刚烧的，外壳还烫手。我站起身，绕到设备另一侧，看见地上有一小片焦黑的痕迹，像是从接线盒里滴下来的。

“你们是不是刚才强行启动过？”我问。

那工人愣了一下，挠了挠头：“试了两次，没转起来，还跳闸了。”

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那女人这时候也走了进来，抱着胳膊站在一边，脸上还是那副不耐烦的样子：“到底能不能修？能修就赶紧动手，别耽误事。”

我转头看她，她口红涂得很艳，衬得脸色更不好。她身后那扇窗户透进来的光，正好打在她半边脸上，把眼下的青黑照得更清楚。我猜她昨晚也没睡好，厂里设备一停，最急的就是她。

“能修。”我说，“线圈烧了一相，得换。”

她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沉下去：“换要多久？多少钱？”

我没急着报价，蹲下来把工具箱打开。最上面是一把活动扳手，两把十字螺丝刀，一卷黑胶布，下面压着个小零件盒，里面装着各种规格的保险丝和小线圈。我从里面翻出一个线圈，放在手心里掂了掂。那线圈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一直没舍得扔，没想到在这儿派上了用场。

“这个型号的，我这儿刚好有个备用的。”我抬起头看她，“六百块，现在修，半小时内修不好不要钱。”

她像是没听清，皱着眉问：“多少？”

“六百。”我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修不好，分文不取。”

她一下子就笑了，那笑里带着点嘲讽：“你一个睡桥洞的，还敢要六百？我刚才在零工市场问，人家说三百就能修。”

我把线圈放回零件盒，“咔嗒”一声合上盖子。那声音在安静的车间里格外响，像把什么东西锁上了。

“那你找三百的去。”我拎起工具箱就往外走，“我不拦着。”

我还没走到门口，那女人就在后面喊了一声：“等等。”

我没回头，手搭在门框上，等着她下文。她踩着高跟鞋“噔噔噔”追过来，站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像是头一回正眼瞧我。她嘴唇抿成一条线，口红在嘴角处有点晕开，像是刚才喝水蹭的。

“你真会修？”她问，语气比刚才软了点，但还带着点不信。

“我要是不会修，就不会跟你来。”我说，“你刚才说零工市场三百就能修，那你去找人家，我不耽误你。”

她嘴唇动了动，没接话。旁边那个蓝工作服的工人凑过来，小声说：“老板娘，这都停俩小时了，再拖下去今晚发不了货，违约金可不老少。要不……让他试试？”

她没吭声，手指捏着手机，转了两圈，像是在算账。我站在门口，也不催她，反正身上就剩三十七块，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她要是真去找三百的，我就回桥洞继续躺着，明天再去零工市场蹲一天。可我心里清楚，她不会去找三百的。那三百的要是能修，她也不会跑到桥洞底下摇醒一个陌生人。

过了大概半分钟，她叹了口气：“行，你修，六百就六百。但丑话说前头，修不好一分钱没有。”

“我说了，修不好不要钱。”我拎着工具箱走回那台冲床旁边，“你让人把电闸拉了，我拆开看看。”

蓝工作服的工人赶紧跑去拉闸。车间里“啪”一声暗了一瞬，又亮起来，那台冲床旁边的控制灯灭了，机器彻底静下来。我蹲下来，从工具箱里拿出活动扳手，拧开电机接线盒的盖子。里面三根线，两根好好的，第三根线头烧得发黑，绝缘皮都化了，黏在接线柱上，一股焦糊味直往鼻子里钻。

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有数了。这毛病不复杂，就是电机线圈一相烧断了，换上新的线圈就行。要是原来那个维修师傅在，半个钟头就能弄好。可这种小厂子，设备坏了全靠一个人撑着，那人一辞职，机器就成了废铁。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女人，她站在两米开外，抱着胳膊，眼睛一直盯着我手上的动作，没出声。

我没急着动手，先把工具箱里那个零件盒拿出来，把备用的线圈放在手边。又翻出一卷绝缘胶带，一把剥线钳，还有两个接线端子，一样一样摆在旁边的铁架子上。我干活有个习惯，家伙什儿先摆齐了，心里有数。以前在厂里带徒弟的时候，我也这么教他们，工具不归位，手就找不到准头。

“你这是在摆摊呢？”她冷不丁说了一句，语气里带着点揶揄。

我头也没抬：“我干活有个习惯，家伙什儿先摆齐了，心里有数。”

她没再说话。我听见她手机响了一声，她低头看了一眼，没接，又抬起头继续看我。我拆了接线盒，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另外两相，确认没烧，才动手换线圈。剥线、压端子、缠绝缘胶带，一气呵成。干了十二年维修，这套动作闭着眼都能做，手比脑子快。手指头捏着那根细铜丝，一圈一圈地绕，绕得又紧又匀，像给伤口缝针。

车间里安静得很，就听见我手里的扳手“咔咔”响，还有那几个工人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我眼角余光瞥见那女人又看了一眼手机，还是没接，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她手指在手机壳上敲了两下，又把手机塞回兜里，继续盯着我的手。

我换好线圈，把接线盒盖子装回去，又检查了一遍螺丝拧紧了没有。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拉闸，试试。”

蓝工作服的工人跑过去合闸。机器“嗡”地一声转了起来，冲床的飞轮转了几圈，稳稳当当，一点异响都没有。车间里几个工人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都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蓝工作服的工人搓着手走过来：“师傅，真行啊！这就修好了？”

我没接他的话，转头看那女人。她站在原地，嘴唇微微张着，像是没缓过劲来。过了几秒，她才走过来，绕着冲床转了一圈，又看了一眼转速表，确认机器正常了，才抬起头看我。

“你……以前是干啥的？”她问，语气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修设备的。”我说，“干了十二年。”

她没再追问，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点开计算器，按了几下，又放下。我猜她是在算停工损失。她刚才说这批货今晚就得发，停了俩小时，要是再拖下去，违约金加误工费，怕是得几千块打底。她没提这茬，转身往办公室走，丢下一句：“等着，我给你拿钱。”

我站在车间里，把工具一样一样收进工具箱。活动扳手擦干净放回原位，螺丝刀插回袋子里，绝缘胶带卷好，零件盒扣上盖子。干完活收工具，这习惯也是厂里那十二年养出来的，东西归位，心里才踏实。我蹲在那儿，把工具箱里的每样东西都摸了一遍，确认没落下什么，才扣上搭扣。

她很快回来了，手里捏着一沓钱，崭新的，像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走到我面前，数了六张红的，递过来。我接过来，没数，直接对折塞进裤兜里。那钱还带着点她手心的温度，硬挺挺地硌着大腿。

她愣了一下：“你不数数？”

“你数过了。”我说，“我信你。”

她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忍住了。我拎起工具箱，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叫住我：“哎，你叫什么名字？”

“姓陈。”我说。

“陈师傅，”她顿了顿，“留个电话吧，以后设备再出毛病，我好找你。”

我从工具箱侧袋里摸出半截铅笔，又找了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纸片，写了个号码递给她。那号码是我刚办的新卡，还没几个人知道。她接过纸片，看了一眼，叠好放进裤兜里。

“下次别拿二百试我了。”我说，“我这手艺，值多少钱，我心里有数。”

她没恼，反倒笑了一下：“行，记住了。”

我出了厂门，太阳已经偏西了，把影子拉得老长。我拎着工具箱沿着马路走了一段，拐进一条小街，看见一家挂着“平安旅馆”牌子的小楼。门脸不大，前台坐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正拿手机看视频，声音外放着。我走进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工具箱，把手机音量调小了点。

“住一晚多少钱？”我问。

她头也没抬：“单间六十，押金一百，带热水。”

我从裤兜里摸出那六百块，抽出一张一百的，一张六十的，递过去：“住一晚。”

她这才抬起头仔细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工具箱，没说什么，收了钱，递给我一把钥匙：“二楼，二零三。”

我上了楼，打开房间门。不大，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台老式电视，窗帘拉着，屋里有点暗。我放下工具箱，先脱了鞋，进了卫生间。热水器是老式的，拧开龙头，水“哗”地冲下来，冒着白气。我站在花洒底下，让热水从头浇到脚，浇了足足五分钟，才觉得身上那股桥洞的潮气被冲散了。水顺着我的肩膀往下淌，流到脚边，带着点灰黑色的沫子，转着圈流进地漏。

五天来头一回洗澡。前几天在零工市场旁边的公厕用冷水抹过一把脸，在桥洞底下拿矿泉水瓶接了自来水擦了擦脖子，可真正脱光了站在热水底下，是头一回。我关了水，擦干身子，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走回床边坐下。窗外天已经黑透了，街对面的小饭馆亮着灯，飘过来一股炒菜的香味。那香味钻进鼻子里，勾得我肚子“咕噜”叫了一声。

我摸了摸裤兜，把剩下的钱掏出来，一张一张理平，数了一遍。付完房费和押金，还剩四百四十块，加上原来兜里的三十七块，一共四百七十七。我把钱分成两半，一半压到枕头底下，一半塞进鞋垫底下。这是以前在厂里跟老师傅学的，钱不能全放在一个地方，万一丢了一份，手里还能剩点。老师傅还说过，人穷的时候，钱要贴着身子放，别让谁都看见。

做完这些，我躺下来，手搭在工具箱上。铁皮箱子冰凉，硌着胳膊，但心里踏实。我没想前妻，也没想那女人，就想明天一早去哪儿找活干。这四百多块钱，省着点花，够撑个五六天。可五六天之后呢？总不能一直靠打零工过日子。我翻了个身，脸朝着墙，闭上眼睛。楼下小饭馆的炒菜声、街上的车喇叭声，都隔着窗户传进来，模模糊糊的。我很快就睡着了，睡得比这五天里任何一觉都沉。

第二天一早，我退了房。前台那女人把一百块押金退给我，我接过来塞进兜里，又到昨天那家小饭馆吃了碗面，加了个荷包蛋，花了八块。然后拎着工具箱，往零工市场走。刚走到半路，手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本地的。

“喂，陈师傅？”电话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有点耳熟，“我是昨天那家厂的，姓刘。今天早上又有一台设备不对劲，你方便过来看看吗？”

我停下脚步，站在路边，看了一眼天上的太阳，说：“什么毛病？”

“就是……我也不太懂，工人说声音不对，响得厉害。”她顿了顿，“你今天有空吗？价钱好商量。”

我笑了一下，说：“行，我过去看看。”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塞回兜里，拎着工具箱，掉头往昨天那家厂的方向走。工具箱在手里一下一下地晃，铁皮磕着裤腿，“哐当、哐当”的，像是一句没说完的话。我走得比昨天快，步子也稳，鞋底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赶到厂里的时候，还不到九点。刘姐站在车间门口，看见我来了，快步迎上来。她今天没涂那么艳的口红，穿件深色短袖，头发随便扎着，眼下还是有点青，像是又熬了夜。她看见我，脸上露出点笑，那笑比昨天实在多了。

“陈师傅，你来看看，那台机器一开机就响，跟昨天那台还不一样。”她一边说一边带我往里走。

我跟着她进去，车间里几个工人正围着一台小冲床站着。那机器“嗡嗡”地响，声音发闷，像人憋着嗓子咳嗽。我放下工具箱，绕机器走了一圈，又蹲下来听了一会儿。声音不脆，发沉，还带着点“咯噔咯噔”的杂音。那杂音一下一下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干磨。

“皮带松了，轴承也干磨。”我站起来说，“再开下去，皮带能断，轴承能烧，到时候就不是换件的事了。”

刘姐脸色变了变：“那现在能修不？”

“能。”我打开工具箱，“皮带得换，轴承得拆下来加油，有配件吗？”

她赶紧让工人去库房找。一个年轻工人跑着去了，过了几分钟，拎着一根新皮带和一小桶黄油回来。我接过来看了看，皮带型号对，黄油也还能用。就蹲下来，先把电机底座的螺丝松了，把旧皮带卸下来。旧皮带已经裂了好几道口子，一扯就断成两截。断口处的橡胶都老化了，用手一捻，掉下来一层黑末。

我换上新皮带，又把轴承拆下来，抹上黄油，再装回去。螺丝一颗一颗拧紧，最后用扳手调了调张紧度，让皮带不松不紧，刚好能吃上力。我干活的时候，刘姐就站在旁边，没说话，眼睛跟着我的手走。我偶尔抬头，能看见她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琢磨什么。

“开一下试试。”我说。

工人合闸，机器“嗡”地转起来，声音顺了，不再发闷，“咯噔”声也没了。刘姐站在旁边，眼睛一直盯着机器，过了好几秒才松了口气，转头看我：“陈师傅，多少钱？”

我收起扳手，说：“这次活儿不重，三百。”

她没还价，从兜里掏出手机，要给我转账。我说没绑卡，她转身去办公室拿了三张一百的，递给我。我接过来，还是没数，直接塞进口袋。她看了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

“刘姐，还有事？”我问。

她犹豫了一下，说：“陈师傅，我这儿缺个管设备的。原来那个维修师傅走了以后，机器三天两头出毛病，工人又不懂。你要是愿意，能不能来我这儿干？工资按月结，管吃住。”

我看着她，没马上答应。她像是怕我多想，又补了一句：“不是可怜你，是昨天那台冲床，你修得比原来那个师傅还快。我这人看活儿说话。”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工具箱，铁皮上的坑坑洼洼还在，可擦得挺干净。那工具箱跟了我十二年，从老家带到桥洞，又从桥洞带到这儿。它没嫌弃过我，我也不能嫌弃它。

“工资怎么算？”我问。

“一个月七千，包吃住。干得好，月底再给五百奖金。”她说，“厂里活不多，但设备杂，得随叫随到。”

七千块，比我原来在老家工厂多两千八。还包吃住，不用再睡桥洞。我脑子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一个月七千，除去零花，能攒下六千。一年就是七万二。这数在老家得干两年。

“行。”我点头，“今天就上班？”

她笑了，笑得挺实在：“那就从今天算。宿舍在后院，有单间，你先去把东西放下，中午跟工人一块吃饭。”

我跟着一个工人去了后院。宿舍是间小平房，不大，一张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桌子，窗户朝南，阳光正好打进来。我把工具箱放在桌上，打开窗户透气。院子里有棵老榕树，叶子绿得发亮，几只鸟在枝上跳来跳去。那工人叫小赵，二十出头，帮我把床板擦了擦，又给我拿了条新毛巾。

“陈师傅，你以前在哪儿干？”他问。

“老家，一个机械厂。”我说，“干了十二年。”

他“哦”了一声，眼里有点佩服：“十二年，那手艺肯定没得说。昨天那台冲床，我们几个弄了一上午都没弄好，你一来就修好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小赵走后，我把工具箱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桌上。活动扳手、螺丝刀、绝缘胶带、零件盒，还有那半瓶矿泉水。我把水倒了，瓶子扔进垃圾桶。又从夹层里摸出那张离婚证，看了一眼，重新塞回去。那红本子边角已经磨白了，像一块旧伤疤，不碰不疼，碰了也不流血。

中午吃饭的时候，刘姐让人给我多打了一份菜，说陈师傅头一天来，吃好点。我端着碗，坐在车间的阴凉处，一口一口地吃。菜里有肉，有青菜，还有一碗紫菜汤。这顿饭，我吃得很慢。米饭一粒一粒地嚼，像要把这五天的饿都补回来。

下午刘姐又让我把车间里几台设备挨个检查了一遍。我拿着扳手，一台一台听、一台一台看，把松动的地方拧紧，把缺油的地方补上。有两个工人跟在我后头，帮我递工具，喊我“陈师傅”。我应了，没觉得别扭。这称呼我听了十二年，在桥洞底下那五天，我以为再也听不着了。

快下班的时候，刘姐过来，说晚上有一批急活要赶，让我盯到十点，给加班费。我点头，说行。晚上十点，机器都停了，工人们下了班。我关掉车间最后一盏灯，往宿舍走。经过办公室的时候，看见刘姐还在里面，低着头算账，计算器“嘀嘀”响。她没看见我，我也没打扰她，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回了宿舍，我洗了把脸，躺到床上。床板不软，可铺着干净的床单，有股晒过的味道。我翻了个身，手搭在工具箱上，铁皮已经没那么凉了。窗外的榕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像在说悄悄话。

手机响了一声，是老周发来的消息。

“老陈，最近在哪儿发财呢？”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回了句：“在南方，找了个厂子，修设备。”

老周很快回过来：“行啊，比在老家强。你前妻前阵子还问我，说联系不上你，怕你出事。我没跟她说你在哪儿。”

我看着“前妻”两个字，心里动了一下，但也就一下。那感觉像有人拿针尖轻轻戳了戳心口，不疼，就是有点麻。

“不用跟她说。”我打完这几个字，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

闭眼之前，我忽然想起前岳母。半年前离婚那天，她站在门口，没拦前妻，也没跟我说一句软话。她就那么看着，像看一个外人的热闹。那时候我心里有气，觉得这一家子都看不起我。可现在躺在这张床上，那股气散了不少。人一旦有了个落脚的地方，有了口热乎饭，那些刺耳的话，也就没那么疼了。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起了床，先去车间转了一圈，把该开的机器开了，该查的查了。刘姐七点半过来，看见我在，愣了一下：“陈师傅，起这么早？”

“习惯了。”我说，“设备早上得先看看，免得干着活出毛病。”

她点点头，没多说什么，转身去忙。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工人们一个个进来，换工作服、开机器、搬料。车间里慢慢热闹起来，铁件碰撞的声音、机器运转的声音、工人说话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开了的水。我站在那锅水里，不再是个外人。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来。我白天在车间修设备，晚上回宿舍看看手机，偶尔跟老周聊两句。到月底，刘姐给我结了七千五百块工资，现金，用个信封装着。我接过来，手有点抖，但没让人看出来。那信封厚厚一沓，捏在手里，沉甸甸的。

晚上回到宿舍，我把钱一张一张数了一遍，七千五百块，一分不少。我留出五百块当生活费，剩下的七千块，用报纸包好，塞进行李箱夹层。那晚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不是不踏实，是突然觉得，人活着，还是得有个能干活的地方。地方不用大，能放下工具箱，能睡个安稳觉，就够。

又过了一个多月，刘姐跟丈夫商量后，给我涨了工资，一个月八千，干得好奖金照旧。我算了算，头一个月攒下七千，第二个月加上先前手里剩的，攒到一万四千多，第三个月再攒七千五，加起来两万出头。我没跟任何人说这个数，只是每天晚上回宿舍，把当天花的钱在心里过一遍。刘姐说想让我长期留下来，我没提别的，只说行。她丈夫我见过一次，五十来岁，腿脚不太方便，拄着根拐杖，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刘姐说，厂子是她和丈夫一起开的，丈夫身体不好，厂里的事主要靠她。我没多问，谁家还没点难处。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厂门口的小凳子上喝水，小卖部老板骑着电动车路过，看见我，停下来问：“哎，你不是前阵子睡桥洞那个吗？现在在这儿干了？”

我拧上水瓶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嗯，有活，就不睡了。”我说。

小卖部老板点点头，说：“挺好，挺好。”然后骑着车走了。他车后座上绑着一箱矿泉水，颠得“咣当咣当”响，拐过街角就不见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天边的云慢慢变红，又慢慢暗下去。工具箱就放在脚边，铁皮上的坑还在，可里面多了一套新买的万用表，还有一卷没用完的绝缘胶带。那万用表是我上个月买的，花了一百多，比以前那个准。我蹲下来，把工具箱打开，摸了摸那套新表，又合上。

手机又响了一声，是刘姐发来的消息：“陈师傅，明天有台新设备到，你早点来。”

我回了个“好”，把手机塞回兜里，拎起工具箱，转身往厂里走。路灯“啪”地亮起来，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又长又稳。我走了几步，忽然想起桥洞底下那片硬纸板，还有那半瓶自来水。它们还在那儿，可我已经不用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