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路·立论·传薪：束沛德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事业的贡献

今年95岁乐龄的束沛德先生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的“活字典”，是一位集儿童文学组织者、评论家、理论家于一身的大家。从20世纪50年代初踏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门到如今年逾九旬依然笔耕不辍，束沛德以其独特的双重身份——一手抓组织建设与制度保障，一手抓理论探索与批评实践——在新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版图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闪光足迹。他的成绩与特色，不仅在于其个人著述的丰硕，更在于他始终以“孺子牛”般的勤勉与“赤子心”般的真诚，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构筑了坚实的基底。

束沛德

制度奠基者：儿童文学事业的规划者与推动者

束沛德在儿童文学领域的首要贡献，当属其长达数十年、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1952年，他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在严文井、沙汀麾下做秘书工作。正是这段与文学前辈朝夕相处的经历，为他日后主持儿童文学工作奠定了深厚的根基。1955年，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关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文件——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的起草工作。这一看似初出茅庐的参与，实际上开启了他与儿童文学长达70年不离不弃的相伴相守。

真正让束沛德在中国儿童文学组织工作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是他自20世纪80年代初分管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工作之后的一系列关键举措。他先后参与调研、主持起草了两个重要“决议”：1986年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2001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1996年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儿童文学繁花似锦》的评论员文章。这三个在不同历史时期出台的纲领性文件与文章，犹如三座灯塔，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产生了深远影响。束沛德还策划和组织了1986年、2000年两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此举对活跃和推动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评奖与阵地建设方面，束沛德同样功不可没。他先后参与、主持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在他的提议下，该奖自第五届开始增设“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和“理论评论奖”。这一制度性革新，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和理论批评工作者的参与意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文艺报》开辟“儿童文学评论”专版，为儿童文学争得了一块难能可贵的理论批评阵地。

尤其使人敬佩的是束沛德始终秉持的谦逊姿态。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是一再强调自己是“跑龙套的”“打杂的”，甚至将自传命名为《我这九十年：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自述》。在编辑《束沛德谈儿童文学》一书时，他坚持用“谈”字而不用“论”字，认为这样“量体裁衣，更切合实际”。这种“把身段拉得很低”的品格，与其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恰恰构成了他作为文学组织工作者的独特魅力——既有老园丁般的温煦与平易，又有建设者般的担当与睿智。

“儿童情趣论”：儿童文学批评的美学贡献

如果说组织工作是束沛德的“幕后之功”，那么理论批评则是他的“台上之绩”。在近七十年的评论生涯中，束沛德撰写了两百多万字的评论文字，出版了《为儿童文学鼓与呼》《守望与期待》《发出自己的声音》《儿童文苑纵横谈》等十余部论著。其中，最为学界所瞩目、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他1957年发表于《文艺报》的《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一文所提出并系统阐发的“儿童情趣论”。

20世纪50年代，儿童文学的儿童性与趣味性在当时强调社会价值及教育功能的语境中，往往容易被成人话语遮蔽与代替。束沛德从文本自身的“情感”和“趣味”出发，敏锐地发现了“情趣”可以作为儿童文学基准的美学尺度，提出“情趣”从生活中来、从儿童世界中来，通过作家创造性的构思和想象，从行动中揭示儿童性格。

“儿童情趣论”之所以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在于它连接了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审美实体。“情趣”延伸了“趣味”的精神主旨，但一个“情”字，更突出儿童生命主体对“趣味”的建构，突出“趣味”是个动态的、始终以情感主体为支撑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束沛德强调，我们不能用功利主义的观点理解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要重视儿童文学的美学要求。这一理论发现，将儿童文学从单纯的教育工具中解放出来，唤回了它作为文学的本体审美属性。

此后，束沛德的批评实践始终延续着“情趣”这一核心美学线索，同时不断拓宽理论视野。他以上佳的悟性，提出以“情趣”和“成长”为核心的重要理念，对儿童文学界树立纯正的儿童文学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数十年的批评生涯中，他既有对童诗、小说、童话、散文等各类文体的微观剖析，又有对儿童文学发展思潮、创作态势、艺术走向的宏观扫描。这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批评方法，使他的评论既有切中肯綮的思考，又有独具慧眼的见解。

束沛德文集

双重身份中的一贯追求：真诚、务实与前瞻

束沛德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组织工作与理论批评并非两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一体两面、相互支撑的整体。与诸多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不同，束沛德的评论文章与儿童文学组织工作及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紧密相关，其评论文章有很多是出于中国作协工作需要而撰写的，这使他的评论兼具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的前瞻性。他撰写《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一文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创新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当代儿童文学要在思想、艺术上创新、出新。这一理念随后被写入他执笔起草的1986年中国作协决议中。

束沛德评论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其真诚的态度。他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准则：“好的儿童文学要有对少年儿童内心情感世界的关注，对幻想、幽默的提倡和张扬以及对儿童文学自然美、心灵美、人性美的追求。”他要求儿童文学要“以情感人，以美育人”，认为“儿童文学作家要永葆童心”。

务实的品格还体现在他对儿童文学生态的持续关注上。他较早意识到儿童文学不是“世外桃源”，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来之不易。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三条忠告：“一不能离开社会大环境；二不能离开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兴趣；三不能离开国际儿童读物的潮流、行情。”这种既扎根本土实践又具备国际视野的思维方式，使他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事业的版图上，束沛德是一位特殊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他以制度性文件为儿童文学发展“导航指向”，以“儿童情趣论”为儿童文学美学开疆拓土，以数十年如一日的扶掖新人赓续儿童文学的精神血脉。他把自己定位为“跑龙套的”，却铺就了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从初创走向繁荣的道路。如果我们用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名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来概括束沛德文学成就的话，那么回望其九十余年的文学人生，他最重要的贡献或许不在于某座具体可见的“纪念碑”，而在于他以自己的真诚、务实与睿智，为一代又一代儿童文学工作者树立了“儿童文学人的赤子之心”的典范。他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孺子牛”“护花者”，用默默的耕耘与执着的守望，营造着这片枝繁叶茂、百花争妍的儿童文苑锦绣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