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题材谈死亡，太沉重？哥伦比亚作家称，儿童文学也无禁区

哥伦比亚“蒸汽船奖”和国家儿童文学奖得主回顾了自己的写作历程。对哥伦比亚作家赫拉尔多·梅内塞斯·克拉罗斯而言，那一年，他近距离接触到本国的武装冲突，也由此改变了自己的文学方向。

在走访全国、深入被游击队控制的村镇时，他看到了一种必须被讲述的现实。这段经历几乎让他付出生命代价，也促成了一个三部曲的诞生，包括《杏树下的月亮》《红色是母亲的颜色》和《五月月光下》。

梅内塞斯·克拉罗斯1966年出生于哥伦比亚，曾获得哥伦比亚国家儿童文学奖、拉丁美洲青少年文学奖、“蒸汽船奖”，并入选德国“白乌鸦”书单。他在皮塔利托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长期生活在当地，并由此建立起备受尊重的儿童文学创作声誉。“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有必要把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现实讲给孩子们听的？”

“这对我冲击很大。说起来有些惭愧，我那时才真正看到自己国家的另一面。”他说，在写这个三部曲的第一本书之前，他已经出版了17部作品，其中一些还获过奖，但讲述的几乎都是一个完美、充满幻想的世界。

“那些故事里，有走失的宠物，有陷入爱恋的女孩。里面有游戏，有父亲和母亲，也就是人们想象中‘正常’童年应有的一切。”

但在2009年，一家出版社安排他前往丛林地区巡回活动，他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国家的另一张面孔。到达战争重创的普图马约省首府莫科阿时，军人的存在让他感到强烈不适。

“我看到的第一幕，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家庭坐在长凳上，眼里没有任何希望。”他说，那个孩子的眼神让他深受震动，于是上前攀谈，询问他们遭遇了什么、从哪里来。对方的回答让他僵住了：“从把我们赶出来的地方来。”

“那次交谈彻底震动了我，也让我开始追问，为什么我此前从未把目光投向那个哥伦比亚。”不过，在意识到问题存在与真正书写这一问题之间，还有很大距离。

“人只能把自己了解的东西写好，而我并不了解冲突。”他说，自己甚至曾刻意回避它，因为不愿为孩子写太沉重的故事，尽管在他的国家里，确实有孩子正在承受这些现实。

那次巡回结束后，他决定系统研究那些身处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并开始走访全国许多地方。“我大概花了一年时间在路上。”他说，自己从未告诉家人，实际上他是去那些村镇，向游击队请求进入许可。

“我的编辑们会送我一些书，我就把这些书当作护身符，给当地搭一个小型图书角，再把书送出去。这样我就能开展调查。”他说，自己收集了许多故事，视角几乎接近新闻采访。“游击队会很容易让你进去吗？”

“经过非常严厉的盘问之后，他们才会让我进入。但即便如此，也始终有人看守、监视。”他说，那是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势力很强的时候，也就是2009年底到2010年前后。

他回忆说，自己有过几次真正危险的经历。其中一次，在与他们待了一整天后，一个人把他叫过去并扣住了他，不让离开。经历了三四个小时的粗暴对待后，发生了一件他至今视为“奇迹”的事。

“有那么一刻，我鼓起勇气质问他：难道从来没有人给你读过故事、拥抱过你吗？”他说，“就在那一瞬间，那名指挥官崩溃了。”

对方平静下来后告诉他，自己4岁时就被游击队强行招募。两人随后开始交谈，一直谈到凌晨4点左右。“那一晚，我才真正理解了他的仇恨，理解了战争的痛苦，以及这一切会给一个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那天夜里最后是怎么结束的？”

“我们喝了很多茴香酒，他喝醉了。快睡着的时候，他让我找地方休息，留下来过夜，但我说我不能留下。”他说，对方随后问他还会不会再回来，他当然回答会。

后来，一名年轻女子告诉他如何前往码头，他才得以乘船离开。4个月后，他再次回到那里，但那名指挥官已经死了。“他被杀了。”“你把这段经历写进作品里了吗？”

“我没能把它写进《杏树下的月亮》。”他说，那部小说正是关于那段时期的。

这件事过于沉重

，现在讲起它，他还是会起鸡皮疙瘩。

他说，这可能是自己第一次向媒体讲述这段经历。“这是我生命中几乎神圣的一段记忆。我当时感觉自己正站在生与死的边缘。”

“这是我一直不愿触碰的一小段人生，甚至在书里也没有写进去。但正是它让我理解了这个国家的孩子，也让我开始追问：武装冲突对一个孩子来说，真的公平吗？”

“在你的写作生涯中，你一直在证明，有必要把这些问题讲给孩子听。那有没有编辑曾建议你不要碰这些题材？”

“我的编辑在这些书上一直非常认真，给这些作品颁奖的评委也是如此。”他说，获奖本身也像是一种保护。重要的是从某种视角出发，以一种有人性温度的方式去处理冲突。

他说，自己始终希望，无论是农村读者还是城市读者，都能被这些故事触动。“涉及这些主题的书，在如此艰难的时刻，能在多大程度上陪伴孩子？”

“儿童文学不该有禁区。”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正深陷武装冲突，而这场冲突影响到数以百计的儿童，他就有必要谈论它。如果存在父母遗弃孩子的问题，他也有必要谈论它；如果死亡无法避免，他同样有必要触及这个主题。

“和孩子谈死亡、失踪和流离失所，能带给他们什么？”“首先，是国家的视角。”他说，一个没有身处冲突中的人，可以借此告诉自己的孩子，去观察并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如果我们谈论死亡或疾病，那其实是在给他们一种生命的视角。”他说，书还能让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在故事中认出自己的经历；一旦做到这一点，书就会成为他们的同伴。“孩子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

《杏树下的月亮》出版后，时任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曾邀请他参与和平对话相关工作。“那段经历是怎样的？”

“我们那一组有5位作家。”他说，当桑托斯政府宣布启动和平对话时，最初很多工作几乎是在低调状态下进行的。哈瓦那举行了一些谈判，游击队最高代表与政府代表在那里会面。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各省的政府部门也需要围绕这一进程设计相应政策。

文化部因此制定了一套“和平叙事”方案，并邀请曾处理过相关主题的作家参与。

“我们的工作，是和教师以及直接受影响的人一起开展活动。很多时候，仅仅是把这些事说出来，就已经能帮助他们。”他说，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近距离接触到了准军事组织造成的影响。

这段经历后来发展成他的小说《五月月光下》。他说，这是一部更偏向青少年读者的作品，也是这个三部曲的收束之作。

“是否可以说，哥伦比亚已经形成了一个与武装冲突相关的文学子类型？”“我不会说它是一个子类型，但哥伦比亚儿童文学里，

确实有一个章节是专门写武装冲突的

。”他说，这本身带有某种悖论，因为孩子的世界本不该如此。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书本来不该存在。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为这一切留下记录。”“你们如何避免再次伤害受害者、避免让他们被反复受创？”

“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他说，当你真正进入冲突地区，会发现那里的生活依然是“正常”的，那里也有幽默、有日常生活、有节庆。

“为孩子写作，是否让你仍然对未来保有某种希望？”“是的。”他说，自己最希望看到的，当然还是一个孩子拿起一本书，快乐地读下去。但现实生活并非总是美好无瑕。

他举例说，电影《美丽人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讲述的是悲剧性的事情，但方式却很美。“我们讲述故事的方式，能让我们保留一种希望，至少孩子们还活着。

而只要还有生命，就还有希望。

”“今天的哥伦比亚，离这种现实还有多远？”

“我也不知道。政府一个接一个更替，人们一次次燃起希望。左翼政府过去了，右翼政府又上来，似乎总也没有尽头。”他说，自己并不想显得悲观，但武装冲突与违禁品贩运之间的关联太深，这让局势变得极其复杂。

作者：

赫克托尔·冈萨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