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岁，分床三年后，我们又睡到了一张床上

凌晨两点十七分，我家楼道灯亮着。他穿着那件洗得发软的旧棉睡衣，站在书房门口，眼睛有点红，手还搭在门把手上，像是刚松开——不是推，也不是拉，就那么悬在那儿。我鞋都没换，站在玄关，手里拎着半凉的烤红薯，烫得指尖发麻。他开口说了句“你回来了”，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木头。我没应声，眼泪先掉了下来。

这事儿得倒着讲。

去年冬至前夜，零下四度，风刮脸生疼。我裹着厚棉袄出门，整条老街只剩三两家宵夜摊亮着灯。卖烤红薯的老张——七十有三，手背上青筋凸起像老藤——缩在铁皮炉子边，帽子压到眉毛上，呵出的白气刚冒出来就被风撕碎了。我买了一个，他挑了个最大的，夹出来时炭火噼啪响了一声。他搓着冻裂的手说：“家里没人，回去也是空屋子。”我捧着红薯愣在那儿，热气一散，心也跟着空了一块。

再往前推，两年零八个月。每晚十点二十三分左右，我准时出门。保安老李见我抬手就笑：“又遛弯儿？”他早不问我为啥不睡，只悄悄往我包里塞过两次暖宝宝。我说是锻炼，他也点头，不说破。其实我走的哪是街啊，是把三年没出口的话，一寸寸踩进水泥缝里。梧桐叶落了一季又一季，我数过西街第三棵树下七道裂痕，记得五金店卷闸门锈掉的第三颗螺丝，连便利店收银台后那个扎马尾的小姑娘换睫毛膏的颜色都记清了——她上月换的深棕，今儿换成栗子色。

分床是从2021年4月开始的。记不清哪天，只记得那天他打呼震得窗台玻璃嗡嗡颤，我翻到凌晨三点，听见自己心跳拍打耳膜。推醒他，他说“侧着也打”，我憋着没哭，抱着被子睡了沙发。第二天早上，他煎了蛋，我煮了粥，谁也没提沙发上的折痕，谁也没提他碗底那层没刮干净的蛋壳碎。

后来他买了台呼吸机，蓝色面罩扣脸上，活像八十年代工厂广播站的老式扩音器。试用当晚，他躺下，面罩指示灯一闪一闪，像小时候我家院里那盏坏掉的声控灯——明明灭灭，却固执地亮着。我伸手把枕头拍蓬松，他脖子一歪，枕得正好。

上周六，我俩又路过老张摊子。他看见我们，笑出满脸褶子：“哟，今儿俩一块儿来啦？”我掰开红薯，一半递过去。他接住，烫得直哈气，我笑着看他龇牙咧嘴的样子——这表情，和三十年前他骑自行车追我时一模一样，车后座野花摇晃，他鞋带散了也不系。

昨儿下暴雨，我没出门。他突然搁下遥控器说：“以后别大晚上一个人走了。”我抬头，他补了句：“你每次拐过巷口，我窗帘才敢拉。”

雨还在下。他胳膊搭我肩上，体温隔着薄毛衣传来。我忽然想起，他左肩胛骨下有颗小痣，我们结婚证照片上，那颗痣正对着镜头——二十多年了，它还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