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49，和老公分床睡5年，夜里熬不住，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

夜游症

我今年49岁，和老公分床睡5年，夜里熬不住，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

床头柜上的电子钟跳过十一点整，数字安静地变绿。何秀兰侧耳听了听隔壁房间，陈建国的呼噜声正从门缝底下顽强地渗透过来，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拖拉机在泥地里挣扎。她掀开被子，赤脚踩在地板上，初秋的凉意从脚心蹿上来，激得她打了个小小的寒颤。

穿衣服是个仪式。黑色运动裤，灰色连帽衫，都是洗得发软的旧物。她把头发拢到脑后扎成马尾，又从抽屉最里面摸出那串钥匙——有家门钥匙，还有楼下储藏室那把生锈的小锁。五年来，这套动作她重复了不下千次，闭着眼也能完成。

客厅很暗，只有冰箱压缩机嗡嗡地响。她摸黑走到玄关，手刚搭上门把手，身后传来一声含混的“又出去？”。

何秀兰脊背一僵，回头看见陈建国倚在卧室门口，睡眼惺忪，肚子顶着洗得变形的老汉衫下摆。结婚二十三年，他的身材从结婚照上那个穿军绿色衬衫的瘦高个，变成了眼前这个啤酒肚微凸的中年男人。

“睡不着，出去走走。”她说。

“都几点了。”陈建国皱着眉，声音里带着睡眠被打断的不耐烦，“一个女的，大半夜在外面晃荡，像什么样子。”

“像我自己。”何秀兰说完就拧开了门锁，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而亮，把她单薄的影子投在贴满小广告的墙上。

身后传来门关上的声音，不轻不重，像他们这五年来的大多数对话。

小区里静悄悄的，桂花香在夜色里格外浓郁。何秀兰绕过那辆永远停在二号楼下、蒙着厚厚灰尘的银色面包车，沿着鹅卵石小径往人工湖方向走。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路过三号楼时，一楼那户人家的窗帘没拉严，电视光一闪一闪的，隐约能听见综艺节目里的罐头笑声。

人工湖不大，说是湖，其实就是个蓄水池，夏天长满绿藻，冬天结一层薄冰。岸边种了圈垂柳，柳枝在夜风里轻轻摆荡。何秀兰在长椅上坐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被压得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点上。

她不会抽烟，烟雾呛得喉咙发紧。但她喜欢看烟头明明灭灭的光，像夜航的船。这个习惯是三年养成的，三年前她开始在夜里漫无目的地走，走过凌晨两点的便利店，走过天桥下蜷缩的流浪猫，走过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店门口——那个值夜班的小伙子有次还给她倒了杯热水，大概以为她是什么失意的可怜人。

手机震了一下，女儿小雅发来消息：妈，睡了没？

何秀兰把烟掐灭在长椅扶手上，回：还没，加班呢。

小雅在深圳做产品经理，忙起来不分昼夜。上个月视频时她瘦了一圈，何秀兰问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丫头说妈你别瞎操心，我这叫身材管理。挂了视频后何秀兰对着黑掉的屏幕发了好一会儿呆，想起小雅小时候胖嘟嘟的脸，站在幼儿园门口哭着不肯进去，攥着她的衣角说“妈妈别走”。

她站起来继续走。夜里的城市像卸了妆的女人，露出素净的另一副面孔。白天车水马龙的路口此刻空旷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对面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灯白得刺眼，穿绿色围裙的店员正蹲在门口整理货架。

走到第三个路口时，何秀兰看见了那个拉二胡的老人。

老人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面前摆着个搪瓷缸，里面零星几枚硬币。他拉的是《二泉映月》，弓弦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飘荡，有点走调，但那股子悲凉劲儿一点没少。何秀兰在他旁边坐下，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一块钱硬币放进搪瓷缸。

老人停下弓子，看了她一眼。“姑娘，”他说，浑浊的眼睛在路灯下泛着水光，“这么晚了，一个人？”

“您不也是一个人。”何秀兰说。

老人嘿嘿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我不一样，我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好怕的。你一个女同志……”

“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何秀兰打断他。

老人没再说什么，重新拉起二胡，这回换了支欢快点的曲子，《赛马》，虽然还是走调。何秀兰坐着听了会儿，夜风灌进连帽衫的领口，她缩了缩脖子。远处传来洒水车的声音，《兰花草》的旋律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带着水汽的气息若有若无地飘过来。

等《赛马》拉完，何秀兰站起来准备走。老人在身后说：“明天还来不？”

“看情况。”

“不来也行，”老人又把弓子搁在弦上，“别老在夜里晃荡，人得在太阳底下活着。”

何秀兰没回头，但脚步慢了半拍。她走了三条街才反应过来，老人最后那句话的语气，有点像她死去多年的父亲。父亲走的时候六十三岁，肺癌，临走前拉着她的手说秀兰啊，别老闷在家里，多出去晒晒太阳。那时候她刚嫁给陈建国两年，小雅还在怀里抱着，父亲说这话时病房窗帘拉着，只有一线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父亲枯瘦的手背上。

回到家已经快两点。陈建国那屋的呼噜声照旧，何秀兰轻手轻脚地洗漱，躺回自己那张双人床。床很大，一个人睡显得空荡荡的。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小雅小时候贴的卡通贴纸，撕掉后留下了黏黏的痕迹，十多年了也没清理干净。

第二天一早，陈建国在饭桌上说：“昨晚又出去了？我起来上厕所，看你门开着条缝，人不在。”

何秀兰把煎蛋翻了个面，油花溅到手背上，她嘶了一声。“说了睡不着。”

“睡不着吃片安眠药，天天半夜往外跑算怎么回事。”陈建国端着搪瓷缸喝了口浓茶，“街坊邻居看见，还以为我虐待你。”

何秀兰把煎蛋铲进盘子，啪地搁在他面前。“街坊邻居要是这么闲，让他们来找我说。”

陈建国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低头就着咸菜喝粥。客厅里挂着他们二十周年的合影，两个人都穿着喜庆的红色中式礼服，笑得脸上褶子都堆起来了。那时候他们还没分床，夜里陈建国鼾声如雷，何秀兰用枕头捂着脸忍了三个月，终于在某天凌晨三点抱着被子搬去了次卧。陈建国第二天早上发现，站在次卧门口愣了好一会儿，问：“你这是做什么？”

“你打呼噜太响，我睡不着。”

“那我去看医生？”

“看什么医生，你爸你哥都打呼噜，祖传的。”何秀兰把被子抻平，“就分开睡，不影响什么。”

最初确实不影响。白天他们照常搭伙过日子，陈建国在厂里管后勤，何秀兰在社区医院做护士，晚饭后一块儿看新闻联播，偶尔为了频道换台拌两句嘴。周末小雅回来，一家三口下馆子，陈建国给女儿夹菜，何秀兰在旁边笑。日子像一部不断重播的老电视剧，画面稳定，声音适中，观众只剩下他们自己。

变化是慢慢发生的。不知道从哪天起，他们不再在睡前聊两句了——何秀兰关了电视进次卧，陈建国还在客厅看体育频道，赛事的喧哗隔着一道墙变得模糊而遥远。不知道从哪天起，陈建国不再问她白天过得怎么样，她也不再告诉他社区医院来了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太，每次打针都要骂人。他们像合租的室友，分摊水电费，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偶尔在走廊上碰见，点点头算打过招呼。

更微妙的是身体的距离。有次何秀兰切菜切到手指，陈建国拿来创可贴给她包上，两个人手指碰触的瞬间，她下意识缩了一下——那温度太陌生了。陈建国也愣了愣，松开手退后半步，问“疼不疼”，她说“不疼”，然后一个继续做饭，一个回到客厅看电视。

那个场景在何秀兰记忆里钉了根刺。不是疼，就是异物感，每次回忆起来都硌得慌。她不知道陈建国怎么想，那个男人从来不谈这些。五十二岁，头发从两鬓开始白，肚子一年比一年大，每周六雷打不动去楼下棋牌室打麻将，逢年过节给老母亲打电话，声音比跟何秀兰说话时高两个调门。

他们之间搭着一座看不见的桥，但桥面上长满了野草，谁也不想先去拔。

夜里十一点二十分，何秀兰又出了门。这次她往东走，经过那家二十四小时药店，值班的换了个戴眼镜的姑娘，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街角的烧烤摊还没收，炭火暗红，老板在收拾签子，看见她经过，喊了声“姐，来几串不”。

“不了，谢谢。”

“姐你天天晚上遛弯，锻炼身体啊？”

何秀兰脚步没停，摆了摆手。她不太想跟这些人熟起来，熟人就会问东问西，就会用那种“你一定过得不幸福”的眼神打量她。她不觉得自己不幸福，就是晚上睡不着，想出来走走，多简单的事。

走到人民公园门口时，她听见有人在唱歌。隔着铁栅栏看见湖心亭里有个人影，唱的什么听不清，调子跑得比昨天的二胡还厉害。何秀兰绕到侧门，发现栅栏上被人扒开个口子，恰好容一个人侧身挤进去。

她犹豫了三秒钟，侧身钻了进去。

公园夜里没人管，路灯只有主干道上亮着几盏，湖心亭那边黑漆漆的，只靠远处高楼的霓虹映出轮廓。唱歌的是个年轻男人，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坐在亭子里抱着把吉他，脚边放着几个空啤酒罐。看见何秀兰走过来，他也不慌，停了琴弦上的手，咧嘴笑：“阿姨也睡不着？”

“你唱得不好听。”何秀兰在对面坐下。

“我知道，”年轻人又笑起来，“我就是瞎唱，嗓子眼儿跟堵了棉花似的，但我想唱。”

“失恋了？”

“差不多。”年轻人低下头拨了根弦，“谈了三年，她说我不上进，成天抱着吉他做梦。阿姨你说，做做梦怎么了？”

何秀兰没说话。月光从亭子顶的缝隙漏下来，落在年轻人蓬乱的头发上，泛着层银色的光。她想起陈建国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瘦高个儿，爱穿白色衬衫，有次在厂里联欢会上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高音上不去，在台上憋得脸红脖子粗，台下哄堂大笑。何秀兰当时刚分到厂医院，站在人群后面抿着嘴笑，心想这人真有意思。

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陈建国追她追得笨拙，送过一盆养蔫了的君子兰，写过错别字连篇的情书。结婚那天他对着岳父岳母发誓，说这辈子一定对秀兰好，让她天天都笑。父亲坐在轮椅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你小子别光嘴上说。

父亲去世第二年，陈建国下了岗。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成天闷在家里抽烟，何秀兰下了夜班回来，屋里烟雾缭绕得看不清人影。她没说什么，默默多排了几个夜班。有次凌晨两点回家，发现陈建国在厨房给她热着一碗粥，灶台上的火苗蓝汪汪的，他靠在冰箱上打瞌睡，听见响动猛地惊醒：“回来了？粥在锅里，还热。”

那碗粥何秀兰喝得嘴里发苦，但心里烫。后来陈建国去了厂里的后勤，工资不高但稳定，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调子。那碗粥的温度在他们之间留了很久，久到何秀兰以为永远不会凉。

“阿姨？”年轻人唤她，“你怎么哭了？”

何秀兰伸手一摸，脸上果然湿漉漉的。“没事，”她说，“风吹的。”

年轻人没追问，重新拨起琴弦，这回唱了首老歌，《大约在冬季》。唱到“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时声音劈了，他停下来灌了口啤酒，笑着说：“嗓子真废了。”

“你叫什么？”何秀兰问。

“周洋，洋人的洋，我妈说这名字洋气。”年轻人把空罐子捏扁，“阿姨你呢？”

“何秀兰。秀气的秀，兰花的兰。”

“何阿姨，你说我是不是特没出息？二十三了，没正经工作，就靠晚上在酒吧驻唱挣点钱，房租还欠着俩月。”

何秀兰看着他，月光下年轻人眼睛里闪着水光，跟她女儿差不多大的年纪。“我女儿也在外面漂，”她说，“深圳，老加班，瘦得跟竹竿似的。我跟她说回来吧，她说妈你不懂，那儿才有机会。”

“那您让她回来了吗？”

“腿长在她身上，我说了不算。”

周洋笑了：“您跟我妈不一样，我妈恨不得拿根链子把我拴裤腰带上。”

“你妈是怕你饿死。”

“可能吧。”周洋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何阿姨，我得走了，明早还得去便利店打工。您也早点回吧，夜里凉。”

何秀兰跟着站起来，裤子上沾了亭子里的灰，她拍了拍。“你那吉他，”她迟疑了一下，“能再弹首高兴点的吗？”

周洋想了想，手指在弦上划了几个和弦，弹起一首轻快的曲子。何秀兰听出来是《明天会更好》，周洋跟着哼，这回没跑调，声音清亮得像夏天傍晚的风。她站在亭子里听完了整首，夜风吹得柳枝哗啦啦响，远处有夜鸟扑棱棱飞起来。

回到家，意外的是陈建国还没睡。客厅灯亮着，他坐在沙发上，面前的烟灰缸里堆了四五个烟头。何秀兰换了鞋，站在玄关没动。

“你去哪儿了？”陈建国的声音闷闷的。

“公园。”

“公园？”他抬起头，眼睛里红血丝密布，“秀兰，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咱们去医院查查？”

“没有不舒服。”

“那你天天晚上出去干什么？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陈建国站起来，声音陡然拔高，“我打听过了，公园那边夜里什么人都有，吸毒的，抢劫的，你一个四十九岁的女人……”

“四十九岁怎么了？”何秀兰打断他，心里那根刺又开始硌，“四十九岁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给你当摆设？”

“你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何秀兰吸了口气，“你管我白天干什么，晚上几点睡，跟谁说话，跟你有关系吗？”

客厅安静了三秒。陈建国脸上那种愤怒一寸寸裂开，露出底下某种她很久没见过的神情。他张了张嘴，最终只说了句：“我是你丈夫。”

“你是我丈夫？”何秀兰笑了一下，那笑容她自己都觉得陌生，“陈建国，你摸着自己良心说，除了那张结婚证，你有多久没把我当你妻子了？分床五年，咱们说的话加起来有五百句没有？上次你主动碰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陈建国没回答。他站在那里，手垂在身体两侧，肚腩把老汉衫撑出一个可笑的弧度。电视柜上摆着他们二十周年合影，两个人笑得没心没肺，那时候陈建国头发还都是黑的。

“我去睡了。”何秀兰转过身，声音低下来，“你也早点睡。”

次卧的门关上了。她听见客厅里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烟灰缸被重重搁在茶几上的声音，再然后是主卧的门，再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何秀兰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心里那点愤怒退潮后露出大片荒滩。她刚才说的那些话，其实在心里转了不知多少遍，像磨盘一样碾过来碾过去，把什么都碾成了细碎的粉末。真正说出口了，反而觉得空落落的，像攥了一把沙，松开手什么也没留下。

手机亮了，周洋发来条微信——他们刚才交换了联系方式——是个月亮的表情符号，下面跟着一行字：何阿姨，到家了没？

她回：到了，睡吧。

周洋：你也早点睡，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的。

何秀兰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把手机扣在枕边。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虫鸣，不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只秋虫，固执地叫着。她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周洋坐在亭子里唱歌的样子，小雅三岁时骑在她脖子上咯咯笑的样子，陈建国年轻时在台上憋红了脸唱跑调的样子，父亲最后那个下午握着她手说“多出去晒晒太阳”的样子。

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圈一圈地转。她在中间，看着它们转，分不清哪些是回忆哪些是梦。

第二天陈建国做了早饭。小米粥，煮鸡蛋，还有一碟他拿手的腌萝卜条。何秀兰从卧室出来时闻见味儿，愣了一下。陈建国坐在桌边，没看电视也没看手机，就那么干坐着，面前摆了两副碗筷。

“趁热吃。”他说。

何秀兰坐下，拿起勺子舀了口粥。熬得够火候，米油都出来了。陈建国的手艺其实不错，当年刚结婚时他掌勺，把何秀兰喂胖了十斤。后来不知从哪天起，做饭变成了她的活，陈建国退居到等着开饭的位置。

“秀兰，”陈建国开口，嗓子有点哑，“昨晚我想了一宿。”

何秀兰没抬头，继续喝粥。

“你说的对，这些年我……”他顿住了，腌萝卜条在筷子尖上晃了晃又掉回碟子里，“我没做好一个丈夫该做的。分床那会儿我觉得没什么，反正年纪大了，不讲究那些。可后来……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样，跟你在一个屋里待着，话越来越少，不知道说什么，怕一说就错。”

何秀兰放下勺子。“你不知道说什么？”她终于抬眼看他，“陈建国，你知道我上次体检医生怎么说吗？说我有轻度抑郁。我谁都没告诉，就自己扛着。你每天下班回来往沙发上一躺，遥控器一按，跟我说的话超不过三句——‘饭好了没’‘今天吃啥’‘我睡了’。我有时候觉得，我跟这个家的关系就是一台冰箱，谁饿了就打开拿点东西，没人关心里面那盏灯还亮不亮。”

陈建国的脸白了。他嘴唇动了动，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抑郁？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

“跟你说有什么用？”何秀兰站起来，“你能帮我把觉补回来？你能让小雅别在外面漂？你能让我爸活过来？”

话说出口她就后悔了。最后那句不该提，父亲走这么多年了，提出来像在故意戳陈建国的痛处。果然，陈建国肩膀塌了下去，整个人像矮了一截。他低下头，后脑勺的白发在晨光里格外扎眼，何秀兰才发现他白头发多了这么多。

“我帮不了。”陈建国声音很轻，“可我能听你说。秀兰，你别一个人扛着。”

何秀兰端起碗把粥喝完，小米粥的热气扑在脸上，把眼里那点酸涩蒸得更明显了。“我去上班了，”她拿起包，“晚上……晚上再说吧。”

社区医院还是老样子。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挂号的队伍排到门口，暖气片上烤着一排湿漉漉的雨伞。何秀兰换了白大褂，把头发盘起来，深吸一口气走进治疗室。

今天来打针的是个老病号，七十多岁的王奶奶，血管细得跟头发丝似的，每次都要戳好几针。何秀兰握着她的手找血管，老太太的皮肤薄得像纸，下面青紫色的血管隐约可见。

“何护士，”王奶奶笑呵呵地说，“你手怎么这么凉？是不是衣服穿少了？”

“没事，天生手凉。”

“那可不行，女人手凉要保养的。我年轻时候也手脚冰凉，我家老头子天天给我灌热水袋，灌了三十年，硬生生给灌热乎了。”王奶奶眼里泛起温柔的波纹，“他走了五年啦，我这手啊，又凉回去了。”

何秀兰手里的针头顿了顿。她想起陈建国年轻时也给她焐过手，冬天从外面回来，手冻得通红，陈建国攥着她的手往自己怀里塞，说你手怎么这么凉，我给你暖暖。后来不知道从哪天起，冬天她回来自己搓手，夏天在空调房里加件外套，陈建国偶尔瞥一眼，什么也不说。

打完针送走王奶奶，何秀兰靠着治疗室的桌子发了会儿呆。窗外有棵银杏树，叶子刚开始泛黄，阳光从叶片缝隙里筛下来，在地板上投了满地碎金。她摸出手机，翻到陈建国的对话框，上一条消息还是三天前他发的“晚上吃什么”，她回“随便”。

拇指悬在键盘上很久，她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又打一行又删掉。最后只发了四个字：晚上回家。

陈建国秒回：好，我做饭。

下午六点，何秀兰准时下班。走出医院大门时天还没黑透，西边天际线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把行道树都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金边。她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桂花香，有汽车的尾气，有路边摊煎饼果子的油香味，混在一起，就是人间的味道。

走到小区门口时她停住了。陈建国站在单元楼下，手里拎着个塑料袋，看见她咧嘴笑了一下，那笑容有点局促，像二十多年前在台上唱跑调时一样。

“买了条鱼，”他扬了扬塑料袋，“你不是爱吃红烧的嘛。”

何秀兰走过去，跟他并排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昏暗的光线里她看不清陈建国的表情，只听见他皮鞋踩在台阶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稳当得跟过去二十多年一样。走到三楼拐角，陈建国忽然伸手扶了她一把——她差点被台阶上不知道谁扔的香蕉皮滑倒，手被他攥住，那温度陌生又熟悉，像隔着一层薄冰摸到了暖水袋。

“看着点脚下。”陈建国说，手没松开。

何秀兰也没抽回来。两个人就这么牵着手上了五楼，开门，换鞋，塑料袋里的鱼活蹦乱跳地扑腾了一下。厨房灯亮了，油烟机轰隆隆地响起来，葱姜蒜下锅的滋啦声把沉寂了五年的屋子填满了。

夜里十一点，何秀兰换了衣服走到玄关，陈建国从主卧探出头：“还出去？”

“嗯，走一会儿就回来。”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何秀兰回过头，陈建国已经套上了外套，那双穿了好几年的运动鞋鞋带都没系好，趿拉着就出来了。她看着他笨手笨脚系鞋带的样子，心里那根刺好像松动了一点。

两个人并排走在小区里，桂花香跟昨晚一样浓。陈建国走得慢，何秀兰也不催，调整了步子配合他的节奏。路过人工湖时他问：“你每天都来这儿？”

“不一定，有时候往东走，有时候往西。”

“往西走到哪儿？”

“走到公园那边。”

陈建国点点头，没再问。他们绕着人工湖走了两圈，湖水映着路灯的光，碎成一片晃动的金色。偶尔有夜跑的人从身边经过，带起一阵风。何秀兰想起很久以前，刚结婚那会儿，他们也这样晚上出来散步，那时候陈建国话多，指着一棵棵树给她讲这是什么品种那是什么属，其实他根本不懂，全在瞎编，何秀兰笑得肚子疼也不戳穿。

走到第三圈时陈建国忽然说：“秀兰，我想跟你说件事。”

“嗯。”

“分床那会儿，我其实挺难受的。你说我打呼噜吵你，我去看了医生，吃了一阵子药，没用，那玩意儿天生的。”他踢了踢路边的小石子，“后来我想，分就分吧，反正……反正也过了激情的时候了，搭伙过日子呗。可我没想过你一个人晚上睡不着。”

何秀兰停下脚步。“你吃药了？什么时候的事？”

“就你搬去次卧那个星期。去了俩医院，开的药都一样，吃了犯困，上班打瞌睡被领导说了，我就停了。”陈建国挠了挠后脑勺，“没跟你说，觉得丢人。”

“陈建国，”何秀兰看着他，路灯把他脸上岁月的痕迹照得一览无余，“你这人怎么什么都憋着？”

“你不也是。”他笑了笑，“咱们俩，一对闷葫芦。”

何秀兰也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她别过头假装看湖面上的光，听见陈建国在身后说：“秀兰，要不……你搬回来睡？我再去看看医生，有没有新药。”

“你打呼噜我睡不着。”

“那我睡沙发？你睡主卧，床垫软。”

何秀兰转过头，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五十二岁了，肚子鼓得不像话，头发白了一半，站在夜风里有点缩着脖子，像个做错了事等家长发落的小学生。二十多年前她嫁给他的时候，可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不用，”她说，“我在次卧睡习惯了。你去看医生，治不好就……买个那种止鼾的贴鼻子上的，我看电视广告有。”

“行，我明天就买。”陈建国眼睛亮了，他往前迈了半步，又停住了，手抬起来又放下，最后只是拍了拍何秀兰的肩膀，“那什么，走累了没？回家？”

“嗯，回家。”

走到单元楼下时，何秀兰抬头看了一眼自己家的窗户。五楼，厨房灯还亮着，是她出门前故意没关的。从楼下望上去，那一小方暖黄的光像悬在半空中的灯笼，安静地等着夜归的人。

陈建国走在前面掏钥匙，何秀兰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宽厚的背影在楼道灯下一晃一晃的。她突然想起周洋昨晚说的那句话——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会的，她想。不管夜里走多远，天亮总归要回家的。

接下来的日子有了些微妙的变化。陈建国真的去买了个止鼾贴，晚上贴在鼻子上，据说能扩大鼻腔通气量。头几天效果不佳，他早上起来鼻梁上红一道印子，跟被谁揍了似的。何秀兰看见忍不住笑，他也不好意思地嘿嘿两声，那画面倒比这些年任何时刻都鲜活。

有天晚上何秀兰照例出门，陈建国跟了两天就放弃了——他走得慢，何秀兰要配合他的步子，绕湖走两圈就耗尽了耐心。后来变成何秀兰出门，他在家把碗洗了，地拖了，有时候还蒸个梨放在锅里温着，等她回来吃。

何秀兰继续往公园那边走。周洋还在那儿唱歌，不过不再一个人喝闷酒了，有次还带了个姑娘来，说是酒吧新认识的鼓手。姑娘扎着一脑袋脏辫，笑起来露出虎牙，跟着周洋的吉他打拍子，两个人配合得像模像样。

“何阿姨，”周洋把吉他搁在膝上，“我发现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白天太吵了，什么声音都混在一起，什么都听不清。可到了夜里，声音都是单蹦的，一个是一个，清清楚楚。所以你晚上出来，是想听清楚点什么吧？”

何秀兰看着这个年轻人，二十三岁的脸上写着不知天高地厚的笃定，像棵刚冒头的树苗，什么风雨都没经历过，所以什么也不怕。“可能吧，”她说，“白天我周围全是声音，吵得慌。夜里清净，能听见自己心里想什么。”

“那你听见什么了？”

“听见……”何秀兰想了想，“听见日子还在往前走，没停下。”

周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开始拨弦。这回他唱了首何秀兰没听过的歌，调子懒洋洋的，歌词断断续续，大意是说一个人在夜里走了很远的路，回头看见家里的灯还亮着，就觉得没什么好怕的了。

何秀兰坐在亭子里听完整首，夜风把湖面吹皱，碎月一晃一晃的。她摸出手机，给陈建国发了条消息：蒸的梨我吃了，甜的。

陈建国回：嗯，明天给你炖银耳。

何秀兰把手机揣回口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周洋，我得回了。”

“何阿姨，明天来不？”

“来。”

“那我唱首新歌给你听。”

何秀兰摆摆手，侧身钻出公园栅栏的缺口。路灯把她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她走过药店，走过烧烤摊，走过那棵每年秋天都落一地银杏果的树。空气里飘着烤红薯的甜香，远处有火车经过的汽笛声，长长地拉了一声，像这座城市在夜里翻身。

走到单元楼下，她习惯性地抬头看五楼的窗户。厨房灯亮着，那方暖黄的光静静地悬在半空。何秀兰加快脚步上了楼，钥匙插进锁孔的咔嗒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门开了，陈建国从厨房探出头：“回来了？银耳炖上了，明早喝。”

“嗯。”

何秀兰换了鞋，走到次卧门口时停住了。她回过头，陈建国还站在厨房门口，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手里拿着汤勺，怎么看怎么像个滑稽的厨子。可就是这个滑稽的厨子，她嫁了二十三年，吵过架，拌过嘴，分过床，到现在还能在凌晨十二点给她炖一碗银耳。

“建国，”她喊他的名字，用很久没用过的语气，“明天周末，咱们去看看爸吧。”

陈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点头：“行，我去买束花。”

何秀兰进了次卧，关上门。躺在那张睡了五年的床上，她听着隔壁传来的动静——陈建国关厨房灯，脚步声穿过客厅，主卧门吱呀一声开了又合。再过一会儿，那种改良后的呼噜声隐约透过来，轻了很多，像退潮的海浪，远远地、规律地起伏着。

她闭上眼睛，知道自己大概还是睡不着。但这没关系，她会起来穿衣服，拿钥匙，出门走一走。会路过那棵银杏树，路过便利店，路过也许在也许不在的拉二胡的老人。会走到公园门口，侧身钻过栅栏的缺口，在湖心亭里坐一会儿，听周洋跑调地唱一首新歌。

然后她会回来，回到这个亮着灯的厨房，回到那碗温着的银耳，回到陈建国改良后的呼噜声里。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的。

手机屏幕亮了，小雅发来一张照片，是她公司楼下新开的甜品店，配文说“妈，这家蛋挞特别好吃，下次带你来”。何秀兰放大照片看了又看，女儿瘦削的脸在镜头里笑得眉眼弯弯，嘴角沾着蛋挞碎屑，跟小时候吃完东西一个样。

她回：好，妈等着。

窗外的秋虫又叫起来了，固执地、不知疲倦地。何秀兰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那些褪色的贴纸痕迹在黑暗中隐约可辨。她伸手摸了摸墙上最模糊的那一块，指尖触到微微凸起的胶痕，凉的，像触摸一段被时间打磨光滑的记忆。

隔壁的呼噜声又变了调，像在梦里嘟囔什么。何秀兰轻轻笑了一声，闭上眼。

今夜大概能睡着一会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