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卧床舅舅当“索赔道具”！一女子数百次虚假索赔被刑拘！看执法干部如何从工单揪出虚假索赔“大鱼”！

上海金山，一个女子被刑拘了。

3

8

虚拟身份

16

覆盖行政区

数百起

投诉量

网购面包、鱿鱼仔、方便面这些小额预包装食品，谎称家中老人吃了腹泻——仅凭老人卧床的照片和视频向商家施压，单次索赔100到300元。

就是这么一套看起来"低技术"的操作，在全市16个行政区来回扫了一遍，发起了

数百起投诉

。

直到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在处置一批普通工单时，发现了异常。

图为嫌疑人接受审讯

这个案子是怎么暴露的？

这个案子最值得关注的第一点，不是嫌疑人做了什么，而是

监管部门怎么发现的

。

金山区一家饮料生产企业收到了杨某的300元索赔。杨某拿不出任何就医凭证，但企业最终还是给了钱——不堪纠缠。

这种"花钱消灾"的处理方式，在基层太常见了。几百块钱，走流程、举证、应诉的时间成本远超赔付金额。很多商家选择了最省事的方式：给钱，了事。

但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在处理这个工单时，没有按照常规流程走完就结束。他们注意到两个关键特征：

异常信号

第一，话术模板化。

投诉内容的表述方式高度一致，明显不是普通消费者的随机投诉。

第二，频次异常。

同一个投诉人（虽然用了多个身份），投诉量远超正常消费者的合理范围。

于是，他们没有就事论事地处理单个工单，而是

对这个投诉人近一年在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工单进行了复盘排查

，锁定线索后移送公安侦查，并获得区委政法委、区检察院的大力支持。

最终，公安刑事立案，杨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一步跨出去，意义很大。

从"投诉处理"到"刑事打击"，中间经历了什么？

过去几年，职业索赔一直是基层市监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121号令（《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给了基层不少武器：投诉举报分别处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认定、恶意投诉可以不予受理……这些规则在行政层面确实提高了应对效率。

但说实话，行政处罚的震慑力有限。

很多职业索赔人比执法人员还熟悉投诉流程。他们拆单、换号、跨区域操作，每一次索赔金额不大，单独看每一个工单都像"正常维权"。行政层面最多是不予支持、终止调解，对索赔人本身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惩罚。

上海这个案件的突破点在于——

把零散的行政投诉线索串成了刑事证据链

。

为什么可能构成诈骗罪？

两高一部《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

实施"碰瓷"，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赔偿，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杨某的行为模式完全契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虚构事实：

根本没有食品致人腹泻的事实，完全是编造的

隐瞒真相：

使用多个虚拟身份，掩盖同一人反复操作的事实

骗取财物：

商家基于虚假事实产生错误认识，"自愿"给付赔偿

非法占有目的：

数百次操作、系统性作案，明显以牟利为目的

为什么也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杨某拿老人卧床照片向商家施压，本质上带有"不赔钱就闹"的要挟意味。如果商家是因为"怕被持续投诉""怕被差评""怕被反复举报"而被迫给钱，这就符合敲诈勒索中"以威胁或要挟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的构成要件。

《刑法》第274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

多次敲诈勒索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即可认定为"多次"。杨某数百起投诉，即使按最保守的口径，也远远超过了刑事追诉门槛。

牟利性职业索赔的认定特征

根据贵州等省最新发布的治理意见，以下特征可以综合判定牟利性职业索赔：

认定特征

杨某的对应行为

购买数量、频次明显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 数百起投诉，覆盖16个区 投诉内容呈格式化、模板化特点 话术模板化，同一套说辞反复使用 冒用他人名义，不配合核实验证身份 3个手机号变换8个虚拟身份 无实际损害，以轻微问题为由索要财物 始终无法提供病历、诊断报告 通过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索赔 虚构食品致老人腹泻事实

几乎条条命中。

这个案子给基层执法的三个启示

1

从"单工单处理"到"投诉人画像"

基层市监所日常处理投诉，很容易陷入"来一个处理一个"的模式。但金山的做法提醒我们：

应该建立投诉人维度的数据画像

。

同一个手机号、同一个收货地址、同一种投诉话术、同一个收款账户——这些线索分散在不同工单里，只有串起来才能看到全貌。杨某用3个手机号换了8个身份，如果只看单个身份，可能觉得只是"投诉频率高了一点"。但把所有身份关联起来，数百起投诉、覆盖16个区的画面就清晰了。

121号令已经给了制度基础——分别处理规则让我们可以把同一个人的多次投诉合并审视，而不是被拆单操作牵着走。

2

行刑衔接不能停留在文件上

这个案子的成功查处，关键在于市场监管局、政法委、检察院形成了有效协同。

实践中常见问题：市监移送给公安，公安认为"金额太小不够立案"；行政取证的证据，刑事上不一定能用；缺乏常态化沟通机制，个案协调成本高。

金山的做法：

在发现异常模式时，尽早引入检察院和公安，联合研判线索

。不是等到所有证据都完美了再移送，而是在行政调查阶段就和刑事司法部门联动，确保证据收集方向从一开始就对齐刑事追诉标准。

3

商家"花钱消灾"的心理，恰恰是职业索赔的土壤

杨某的套路并不高明。面包、鱿鱼仔、方便面——都是标准化预包装食品，有没有质量问题很容易验证。但数百起投诉、数百次得手，说明绝大多数商家选择了"给钱了事"。

一家饮料企业被索赔300元，拿不出就医凭证还是给了钱。这300元对企业来说是小事，但正是这种"花小钱省麻烦"的心态，让杨某确认了这套方法可行，才会越做越大。

基层市监部门应

引导商家建立正确的应对策略

：面对明显不合理的索赔不要急于赔付，保留完整沟通记录和产品质检报告，主动向监管部门反映异常，遇到涉嫌违法的索赔行为及时报警。

写在最后

从2024年两高发布规范职业索赔典型案例，到2026年各地密集出台治理意见，再到上海金山这个案件的刑事打击——

职业索赔的治理正在从"行政防御"走向"刑事打击"

。

这对基层市监执法人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我们手里处理的每一个投诉工单，都不只是一个需要关闭的工单。它可能是一条正常消费者的维权，也可能是刑事犯罪链条上的一环。

多一步数据复盘，多一次串并分析，多一回跨部门协同——可能就破获一个案子。

注：文中照片及图片素材引自法治日报、i金山

作者 |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修方珑

来源 | 市监学习驿站

审核 | 于成龙 张丽娟

编辑 | 石浩源

中国工商出版社新媒体和数字出版部制作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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