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逻买烟、抢救超时均获认工伤，法院如何拓宽保护边界？

2019年冬天，广西某钢厂保安樊某在厂区外巡逻时顺路买了包烟，几分钟后遭遇车祸身亡。家属申请工伤，人社部门三次拒绝，官司一路打到广西高院，最终第四次认定工伤。

2026年春天，最高法再审改判贵州吴某平工伤案，家属在医生宣告不可逆脑死亡后坚持抢救，人社部门以“超过48小时”拒赔，最高检抗诉后，家属终于拿到92万余元工伤保险待遇。

两起案件，一个指向“工作场所”的边界，一个指向“工作时间”的死线。但它们揭示的裁判逻辑是同一件事：法院正用“工作原因”的实质判断，去穿透“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形式边界，不再让劳动者家属在“保命”和“保待遇”之间做选择题。

樊某的案子，核心争议在于：巡逻的路上买了包烟，还算不算在“履职”。

2015年2月，樊某在值夜班巡逻时，在厂区附近马路遭遇车祸身亡。人社部门的理由很直白：买烟是私事，巡逻顺路买烟，说明你不是在工作。一审法院支持了这个逻辑，认为“有关买烟的证据链完整”，而证明樊某是在巡逻的证据被认定为孤证，效力不够。

但二审法院直接把这条推理推翻。法院明确指出，巡逻和买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人在巡逻途中完全可以同时存在买烟的行为，两件事并不互斥。

樊某被队长指派外出巡逻，有岗位职责和值班安排为证；事发地点在厂区周边，属于巡逻的合理范围；巡逻本身就是移动性工作，不能用静止坐标去卡“工作场所”。

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的一个判断：买烟这种“附带私行为”不足以否定整体的履职属性。这和后来人社部2025年62号文的规则完全一致——该文第三条明确，“工作期间在合理场所内因解决必需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属于工作原因，只有“完全因个人原因造成的伤害”才被排除。

买包烟是微小附带私事，巡逻是核心履职行为，后者没有被前者“覆盖”掉。

广西高院在再审审查中维持了二审的结论，驳回人社局的再审申请。历经四次行政认定和诉讼程序，樊某最终被认定为工伤。

吴某平案触及的是另一个更残酷的困局。2021年4月29日，吴某平上班时突发身体不适送医，5月1日经抢救无效死亡。从门诊初诊8时55分起算，到5月1日12时08分宣告临床死亡，超过48小时。一审、二审、再审法院都据此否定了工伤。

但检察机关介入后，把这个时间账彻底重新算了一遍。

第一个变量是起算点。吴某平被送到医院后，先在发热门诊进行新冠肺炎排查，并未开展任何疾病诊疗。直到当日12时50分才开始采集病史、查体，13时才下达抢救医嘱。

最高检的抗诉意见非常明确：发热门诊仅作防疫排查，不能作为48小时的起算节点，起算时间应当取距离实质性抢救最近的诊断时间。

第二个变量是死亡时间。5月1日11时20分，吴某平已无自主呼吸、心跳停止，血压和血氧测不出，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死亡已不可逆。家属坚持用生命支持设备继续抢救，直到12时08分医生才宣告临床死亡。

最高检指出，死亡时间不能唯“宣告时间”为准，家属不愿放弃抢救、持续使用呼吸机，属于人之常情，不能因此把死亡时间推后、反过来剥夺工伤待遇。

2026年4月，最高法再审采纳了抗诉意见，认定吴某平属于“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撤销原再审判决，支持认定工伤。家属最终领取工伤保险待遇92万余元。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这两起案件的裁判方向很容易被理解为“工伤认定越来越宽，企业负担越来越重”。确实，樊某案中人社局三次拒绝认定工伤，吴某平案也历经三级法院驳回，最终都是更高层级的司法机关出手才扭转结果。

用人单位担心的核心问题是：如果连巡逻路上买烟、抢救超过48小时这种边缘情形都算工伤，边界到底在哪里。

但仔细看法院的裁判逻辑，边界其实是清楚的，只是不在“有没有附带私事”“有没有超过48小时”这种形式判断上，而在“伤害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工作”这个实质判断上换到了另一个位置。

人社部2025年62号文明确划定了反向阻断边界：职工伤亡是由于本人故意犯罪、醉酒或吸毒、自残或自杀导致的，即便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也不认定为工伤。居家办公场景下，仅利用微信、电话、邮件进行临时性、偶发性的简单工作沟通，不视为工作原因。

换句话说，法院扩大的不是“什么都赔”，而是“不能因为形式瑕疵就不赔”。樊某在巡逻，工作原因是主线，买烟是支线，支线不切断主线；吴某平在工作岗位发病，抢救是连续的，诊断时间和死亡时间的认定不能因为技术性因素就被拉偏。

对那些真正和工作无关的纯私人活动、故意违法行为，排除规则依然有效，而且更清晰了。

把这两起案件和近几年的系列判例放在一起看，一条清晰的裁判主线浮现出来：“工作原因”正成为三工标准的枢纽，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判断退居辅助位置，核心只看一件事——劳动者受伤时的行为，本质上是不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保障持续履职。

这个逻辑在最高法指导案例40号孙立兴案中就已经确立，2014年该案明确，“因工作原因”指职工受伤与其本职工作存在关联关系，“工作场所”覆盖与工作职责相关的全部区域，劳动者履职过程中自身一般过失不影响工伤认定。

到了2025年，法院明确居家办公徐某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进一步突破了“工作场所必须是单位物理点位”的旧框框。2026年，江苏常州法院支持了上班途中顺路送孩子遇车祸的工伤认定，北京法院引导人社部门重新认定加班后外出就餐摔伤的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和司法部办公厅2024年联合印发的座谈会纪要，更是直接用文件语言把这条主线固定下来：各地工伤认定不得机械适用法律，应当扩大“三工”要素的内涵和外延，打通间接工作原因的认定通道。

而吴某平案中最高检的典型意义阐述，可能是对这条逻辑最直白的注脚：工伤认定中对抢救时间界限的把握不应强人所难，更不能以冰冷的时间刻度限制不离不弃的亲情坚守。“48小时”条款的立法本意是保障劳动者，绝不能反过来成为阻碍劳动者获得工伤待遇的门槛。

这两起标杆案例的价值，不在于它们各自“赢”了一次，而在于它们共同堵住了两个最常见的甩锅通道——不能说“你顺路买了包烟所以不算工作”，也不能说“你家属坚持抢救所以超时了不算工伤”。

法院盯着看的，不是巡逻的保安手里有没有烟，不是ICU门外的家属有没有放弃，而是那个受伤的人，当时到底是不是在为本职工作出力。这个判断方向一旦定下来，

工伤保险才能真正起到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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