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楼上王姐都是58岁守寡，她跟人搭伙后天天有人给搓背，我分床睡了7年，昨晚她问我羡慕不，我手里攥着老伴留下的存折，没说话了

我和楼上王姐都是58岁守寡，她跟人搭伙后天天有人给搓背，我分床睡了7年，昨晚她问我羡慕不，我手里攥着老伴留下的存折，没说话了

我今年58，姓赵，叫赵桂芬。住在这个县城老棉纺厂的家属院里，三楼，东边那户。我们家老头子走了7年了，走那年我刚51，他53。

楼上王姐，王秀兰，跟我同岁，也是58，也是守寡。她男人老陈是2018年冬天没的，心梗，早上还在楼下打太极，中午人就没了。她比我晚守两年。

我们这栋楼是1988年盖的，六层，没电梯，砖混结构，外墙刷的白灰都掉得斑斑驳驳了。楼道里堆着各家的煤球、纸壳子、旧自行车，一到阴天下雨就泛潮气。我家两室一厅，58个平方，家具还是90年代打的，大衣柜、五斗橱、一张双人床——那张床，我自己睡了7年。

有人问我，你才51就分床，是不是太早了。我说不是分床，是那张床本来就是他睡的，他走了，我睡他那半边，睡不踏实。后来干脆搬隔壁小屋去了，铺了张单人床，1米2的，靠墙放着，晚上翻身都得贴着墙。

我一个月退休金2380块，老头子走的时候厂里给了点抚恤金，加上这些年省吃俭用，存了11万。存折是农行的，红色的本子，老头子名字开的户，他走了以后一直没销。密码是他生日，510623。我记性不好，怕忘，就写在挂历背面，2018年那本挂历，一直没舍得扔。

王姐跟我不一样。她男人老陈以前在县供销社上班，退休金比我高，一个月3400多。老陈走了以后，她也是一个人，儿子在省城，闺女嫁到邻县，都不常回来。可她这人跟我不一样，我爱闷在家里，她爱往外跑，跳广场舞、参加老年合唱团、跟一帮老姐妹去周边一日游。

事情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

那天我在楼下晾被子，看见一个男的骑电动车送王姐回来。男的六十来岁，头发梳得溜光，穿件深蓝色夹克，脚上一双白运动鞋，看着挺利索。他把王姐送到单元门口，俩人说笑了几句，男的骑车走了。

我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是她合唱团的人。

后来这样的次数就多了。有时候是那男的来接她，有时候是晚上八九点钟送回来。有一回我起夜，快12点了，听见楼上有动静——不是别的，就是走路声、椅子挪动声、还有什么东西掉地上。我们这楼不隔音，楼上说话大声点我都听得见。可那天晚上，声音不对，不是她一个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往深了想。人家的事，我操什么心。

再后来，有一回我在菜市场碰见王姐，她买了一条鱼，两斤多，还买了排骨、豆腐、一把韭菜。她一个人吃得了这么多？我就多嘴问了一句：“王姐，家里来客啊？”

她笑了笑，说：“老周来吃饭。”

老周就是那个骑电动车的男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周建国，62，退休前在县机械厂当车间主任，老婆也是病走的，比老陈还早一年。他有个儿子在南方，不回来。

我说：“哦，老周是你——”

她说：“搭伙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拎着鱼，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搭伙。这个词我听过，我们这岁数的人，再婚的少，搭伙的多。不领证，不办酒，就是两个人凑一块过，互相有个照应。合得来就过，合不来就散。财产各是各的，儿女各管各的。

我说：“那挺好。”

她说：“是挺好。他给我搓背。”

搓背。

这两个字，当时就把我定在那儿了。

我手里拎着一把芹菜，站在卖豆腐的摊子前面，半天没动。王姐看我不说话，又补了一句：“你别多想，就是洗澡的时候够不着后背，他给搓搓。”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我就走了，芹菜都忘了称。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那张1米2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就那两个字，搓背。

我跟老头子过了26年，他从来没给我搓过背。不是他不愿意，是我们那代人，不兴这个。洗澡就是洗澡，各洗各的，关了门就是自己的事。他走了7年，我自己洗澡，后背够不着，就拿那个长柄的搓澡巾，塑料的，5块钱买的，用了好几年，柄都磨白了。

可王姐有人搓背。

我不是羡慕那个搓背。我是说不上来，心里堵得慌。

我和王姐认识三十多年了。80年代我们前后脚进棉纺厂，她在细纱车间，我在织布车间。那时候我们都年轻，下了班一起洗澡，厂里的大澡堂，几十个喷头，水汽蒙蒙的。她那时候就爱说话，一边洗一边跟人唠，我就在旁边听着。

后来厂子倒了，我们都下了岗，各找出路。她卖过服装，我给人看过店。再后来都退休了，又住到一栋楼里。她三楼，我四楼——不对，我三楼，她四楼。她在我楼上。

这7年，我不是没想过找人。有人给我介绍过，一个退休老师，68了，老伴也没了。见了一面，在公园，他请我喝了瓶矿泉水。聊了不到半小时，他说他儿子不同意，就算了。

还有一个，是我们楼后面那栋的老刘，修自行车的，人挺实在。他托人带话，说想跟我处处。我没答应。为什么没答应？我也说不上来。可能是觉得麻烦，可能是觉得对不起老头子，可能是觉得——都这岁数了，还折腾什么。

可王姐折腾了。

她不光折腾了，还过得挺好。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我眼看着王姐变了。她以前跟我一样，穿衣服随便，头发白了也不染，脸上干巴巴的。后来她开始染头发了，深棕色的，一个月补一次根。还买了新衣服，红的、绿的，有一件紫红色的羽绒服，看着可鲜亮了。她本来就会打扮，年轻时候就是厂里的“厂花”，现在60岁的人了，还是比同龄人看着年轻。

有一回在楼道里碰见她，她刚洗完澡回来，头发还湿着，脸上红扑扑的，身上一股洗发水的香味。她说：“老周等我呢，先上去了。”

她上楼的时候，脚步噔噔噔的，比我轻快多了。

我站在楼道里，闻着那股香味，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我不是嫉妒她。我是觉得——不对劲。

不是说她不对劲，是我不对劲。

我怎么就过成了这样呢？

那天晚上，我洗完澡，自己搓后背。搓澡巾够不着，我就用毛巾，反过来搭在肩膀上，两头一拽，这么蹭。蹭了半天，后背还是痒。我坐在小床上，穿着秋衣秋裤，屋里暖气刚停，还有点凉。我看着对面墙上老头子的遗像，黑白的，镶在木框里。他看着我，不说话。

我说：“老赵，你说我这是图啥。”

他不说话。

我眼睛就有点酸。可我沒哭。7年了，我很少哭。哭有什么用。

王姐是前天晚上来找我的。

那天吃完晚饭，我正洗碗，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王姐，手里端着一碗东西，说是老周做的红烧肉，给我尝尝。

我让她进来。她坐在我那张旧沙发上，我给她倒了杯水。她看了看我屋里，说：“你这屋还是老样子。”

我说：“能有什么新样子。”

她说：“你也不收拾收拾。”

我没说话。

她吃了块肉，又说：“老周做饭比我强。以前老陈在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现在倒过来了，我享福了。”

我还是没说话。

她忽然看了我一眼，说：“桂芬，我问你句话，你别生气。”

我说：“你问。”

她说：“你羡慕我不？”

我手里正攥着抹布，擦桌子。听见这话，我手就停了。

我看着她。她坐在那儿，穿着那件紫红色毛衣，头发刚染的，脸上有光。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不是炫耀，也不是可怜我，就是——问。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手里攥着那块抹布，可我心里攥着的是另一件东西。是老头子那本存折。11万。农行的，红色的本子，密码是510623。

这11万，是我7年攒下来的。老头子走的时候，抚恤金给了6万8。我一个月2380，除了吃喝、水电、人情，每个月能剩个三五百。我省着，不买新衣服，不下馆子，连菜都是等下午快收摊了去买便宜的。7年，攒了11万。

这钱我谁也没告诉。儿子不知道，闺女不知道。不是不信任他们，是——这钱是我最后的底气。万一我病了，万一我动不了了，万一谁都不管我，我还有这11万。

我攥着这本存折，就像攥着老头子留给我的最后一点东西。

可王姐问我羡慕不。

我羡慕不？

我羡慕她有人搓背。我羡慕她有人做饭。我羡慕她晚上有人说话。我羡慕她染头发有人看。我羡慕她活得——像个活人。

可我手里攥着这11万。这11万是我7年的孤单换来的。我要是也找个人搭伙，这钱还是我的吗？他要是病了，我管不管？他儿女要是来要钱，我给不给？合不来散了，我还能回来自己过吗？

我不知道。

我站了半天，最后说：“吃肉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王姐看了我一会儿，没再问。她把那碗红烧肉放在桌上，站起来说：“那我上去了，老周还等着我给他量血压。”

她走了。门关上。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碗红烧肉。肉烧得挺好，红亮亮的，肥瘦相间。我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很香。我很久没吃过这么好的红烧肉了。

吃完肉，我把碗洗了，放好。然后我走进小屋，拉开五斗橱最底下那个抽屉，从一件旧棉袄底下，摸出那本存折。

红色的本子，边角都磨圆了。我翻开，最后一页，余额：110,342.68。

我看了半天，然后把存折合上，攥在手里。

那天晚上，我又没睡好。躺在那张1米2的小床上，听着楼上的动静。楼上很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可能他们睡了。

我攥着存折，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在楼下碰见王姐。她穿着那件紫红色羽绒服，正要跟老周出去，说是去城外看油菜花。

她说：“桂芬，一起去不？”

我说：“不去了，我收拾屋子。”

她说：“那行，回来给你带点野菜。”

他们走了。老周骑电动车，她坐在后座上，手扶着老周的腰。电动车拐出家属院大门，看不见了。

我站在楼下，手里攥着买早点的两块钱。

风有点凉。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老头子走的那天晚上，在医院，他拉着我的手，说：“桂芬，我对不住你，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说：“你别胡说，你好好养着。”

他说：“存折在衣柜最底下那个铁盒里，密码是我生日。你拿着，别给孩子们，自己花。”

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几句话。说完就迷糊了，第二天早上5点12分走的。

7年了。这7年，我没动过那笔钱。我舍不得。那是他留给我的，不是钱的事，是他留给我的一句话：自己花。

可我花了吗？

我买过一件新衣服吗？我下过一回馆子吗？我去过一回旅游吗？

没有。

我攥着那本存折，攥了7年。我攥着它，就像攥着他。我守着他留给我的那句话，可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

王姐呢？她什么也没攥着。老陈走的时候，家里就剩2万多，她花了，买了新衣服，出去旅游，现在跟老周搭伙。她什么都没有，可她天天有人给搓背。

我呢？我攥着11万，可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那天中午，我自己煮了碗面，卧了个鸡蛋。吃完面，我把存折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存折翻到最后一页，在余额下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2026年3月，取2000，买件红毛衣。

写完，我把存折合上，放回铁盒，放回五斗橱最底下。

可我没去银行。

到今天也没去。

昨天下午，王姐又来找我，说老周的儿子要回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包饺子。我说不去了。她说：“你一个人老是闷着，不好。”

我说：“我习惯了。”

她看着我，叹了口气，说：“桂芬，你手里那点东西，攥着是攥着，可攥着能攥出个啥？”

我没说话。

她走了以后，我坐在屋里，坐了一下午。

窗外的天阴沉沉的，要下雨。我想起那年老头子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天。

我手里什么也没攥。存折在柜子里。我手里空空的，可我觉得沉。

晚上，我听见楼上有笑声。王姐和老周，可能还有老周的儿子，在吃饭。笑声从楼板缝里钻下来，细细的，可我听得很清楚。

我坐在自己屋里，灯开着，电视开着，可我没看。

我在想，我这7年，到底守的是什么。

是老头子？是那11万？还是我自己？

我想不明白。

今天早上，我在菜市场又碰见王姐。她买了一大兜菜，说老周儿子今天走，给他带点土特产。她看见我，说：“桂芬，你脸色不好，没睡好？”

我说：“睡了。”

她说：“你那个存折，还在铁盒里？”

我没说话。

她说：“我不是劝你。我就是觉得——你才58，还有好几十年呢。”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知道个屁。”

她说完就走了，拎着菜，噔噔噔上了楼。

我站在菜市场门口，看着人来人往。卖菜的、买菜的、送孩子的、遛弯的。都是普通人，都过着自己的日子。

我手插在兜里，兜里什么也没有。

可我心里，忽然有什么东西松了一下。

不大，就一下。

晚上我回家，把存折又拿出来了。我翻到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2026年3月，取2000，买件红毛衣。

我看了半天，然后把存折放回去。

我没取钱。我也没找老周那样的人。

可我把那张1米2的小床，挪了挪，从墙边挪开了10公分。不贴着墙了。晚上翻身，不用蹭一身白灰了。

楼上的笑声还在。王姐的笑声，老周的说话声，电视里的歌声。

我躺在床上，听着这些声音，忽然想，要是老头子还在，他会怎么说？

他大概会说：“桂芬，你傻不傻。”

他说得对。我就是傻。

可傻人有傻人的活法。

那本存折还在铁盒里，11万，一分没动。我守着它，守了7年。我可能还会守下去，也可能哪天想开了，取出来，买件红毛衣，去一趟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我不知道。

昨晚王姐问我羡慕不，我手里攥着存折，没说话。

今天我想说一句。

我羡慕。

可我也有我自己的日子。

至于这日子是过给别人看的，还是过给自己的——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楼上的搓背声，我听见了。楼下的孤单，我也尝够了。

58岁，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一件事——

那本存折，明天我可能还会打开看看。看完，可能还是放回去。

也可能，我会去银行。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