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养老院做6年，老太太夜里不睡跟老头分床，护工装没看见

我在养老院做了6年，今天才敢说，70岁老太太夜里不睡，跟同屋老头分床，护工装作没看见，我查房时撞见过，只能低头走，家属来了又合上

我叫刘桂芬，今年54岁，在城南这家“夕阳红养老院”干了6年。这6年里，我当过保洁，后来转到护理部，现在管着三楼东边那一片，24个房间，住着31个老人。今天我要说的这件事，憋在我心里快3年了，跟谁都没提过。我们这行有规矩，老人的事出了门不能乱讲，可我今天实在憋不住了，反正我也不打算再干下去了。

先说说我们这养老院是个啥情况。院子在城南老工业区边上，原来是纺织厂的职工宿舍，后来厂子倒了，让人承包下来改的。三层楼，每层18个房间，有单间有双间。双间就是两张床，一个屋住俩。收费不高，能自理的2800一个月，半自理的3800，全护理的5200。住这儿的老人，大部分是退休金不高的，或者儿女在外地打工、没人管的。有钱的都去城东那几家高档的了，一个月万把块，咱比不了。

我在三楼东边管着，走廊尽头那间是308，住着两个老人。一个姓周，叫周德顺，男的，76岁，退休前是五金厂的钳工。一个姓赵，叫赵秀兰，女的，74岁，原来在街道上干过几年临时工，后来一直在家。这俩人住一个屋，是2021年秋天的事。

我到现在都记得赵秀兰刚来那天的样子。那天是9月16号，天还热着，她穿了一件碎花的短袖，头发梳得溜光，用个黑卡子别着，手里拎个布袋子，里头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一个搪瓷缸子。她儿子送来的，四十来岁，穿个皮夹克，在走廊里抽烟，让我给说了一顿。她儿子说：“我妈一个人在家不行，摔了一跤，我跟我媳妇都得上班，没人看着。”赵秀兰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就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她那双鞋是黑布鞋，鞋底都磨偏了。

周德顺是早两个月来的，8月3号。他儿子在南方开大车，一年回不来两趟。周德顺有高血压，还有轻微的脑梗，走路慢，但能自己吃饭上厕所。他这个人话不多，爱坐在窗边看外头，手里老攥着一个收音机，听评书。他那收音机是个老式的，黑色的，天线都折了，用胶布缠着。

安排他们住一个屋，是因为双人间不够了。我们这养老院，男的少，女的多，女的能凑一屋，男的凑不上。周德顺原来跟一个姓李的老头住，那老头半夜老起夜，周德顺睡不好，跟院里提了好几回。后来赵秀兰来了，正好308有个空床，院长就说：“先住着吧，都是老人，有个照应。”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一男一女住一屋，虽说都是七十多的人了，可到底不方便。但我一个打工的，说了也不算。

头一个月，没啥事。赵秀兰爱干净，把屋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窗台上摆了一盆绿萝，是她从家里带来的。周德顺的收音机声音开得大，赵秀兰嫌吵，说了他两回，后来周德顺就戴耳机了。俩人吃饭在一个桌，赵秀兰有时候帮周德顺盛碗汤，周德顺有时候给赵秀兰递个馒头。我查房的时候看着，觉得还行，比我想的好。

可是到了11月，天冷了，我就觉出不对劲了。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10点半查房。三楼走廊的灯我关了一半，留了墙根那排小夜灯。我走到308门口，门是虚掩着的，里头有说话声。我耳朵贴在门缝上听了一耳朵，是赵秀兰的声音，她说：“你往那边点，别挨着我。”周德顺说了句啥我没听清，声音闷闷的。然后就是床板响，咯吱咯吱的。我站在门口，手举起来又放下，不知道该不该推门。后来我听见赵秀兰又说了一句：“行了行了，睡吧。”然后就没声了。

我站了一会儿，走了。回到值班室，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我想推门进去看看，又怕看见不该看的。我想报告院长，又怕事儿闹大了，俩老人脸上挂不住。我们这行有句话，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装作没听见。

从那天起，我查房走到308，脚步就放轻了。有时候门关着，里头有说话声，我就走过去，不推门。有时候门开着，我往里看一眼，赵秀兰的床在左边，周德顺的床在右边，中间隔着一个床头柜。俩人都躺着，被子盖得好好的，看着没啥事。

可我知道有事。

有一次，是12月，天冷得厉害，暖气烧得不足。我夜里2点查房，走到308，门关着。我拿手电筒往门上的小玻璃窗照了一下，看见赵秀兰的床上没人。我吓了一跳，赶紧拿钥匙开门。门一开，我看见赵秀兰坐在周德顺的床沿上，穿着那件碎花的棉袄，周德顺躺着，一只手搭在赵秀兰的腿上。俩人看见我，都愣了。赵秀兰站起来，说：“我……我给他倒水。”桌上的暖瓶是满的，杯子也是满的。我没说话，把门带上了。

第二天早上，赵秀兰看见我，眼神躲躲闪闪的。我给她量血压的时候，她小声说：“小刘，你别跟旁人说。”我说：“赵姨，你放心。”她就哭了，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往下淌，她拿袖子擦，擦完了说：“我就是……就是夜里睡不着，想找个人说说话。”

我没问她为啥睡不着。我知道她老伴是前年走的，走的时候她在跟前，说是半夜心梗，没等到天亮。她儿子第二天才赶回来。

后来我留意了，赵秀兰夜里确实不睡。我有时候12点查房，她屋里的灯还亮着。我有时候3点查房，灯还是亮的。她不看电视，也不看书，就是躺着，睁着眼。周德顺的收音机有时候半夜还响，咿咿呀呀的，是评书。有一回我听见赵秀兰跟着收音机里哼，哼的是《沙家浜》里的调子，声音很小，像蚊子叫。

到了开春，3月份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那天是3月12号，植树节，院里组织老人去院子里栽花。赵秀兰没去，说头疼。周德顺也没去，说腿疼。我留在楼里看着没去的老人。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去308叫他们，门从里头反锁了。我敲门，敲了半天，赵秀兰才来开。她头发乱着，衣服扣子系错了一个。周德顺坐在床上，低着头系鞋带。屋里有一股味，是那种老人身上的味混着雪花膏的味。我啥也没说，把饭放桌上就走了。

下午，赵秀兰的儿子来了。他提了一兜子橘子，在走廊里跟我说话。他说：“刘姐，我妈在这咋样？”我说：“挺好，吃得好睡得好。”他说：“我妈跟我说，她想换个屋，不想跟男的住。”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说：“那我跟院长反映反映。”他说：“行，你多费心。”他进308待了不到20分钟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看见赵秀兰把橘子分了一半给周德顺，周德顺没要，推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查房走到308，门开着。赵秀兰躺在床上，脸朝着墙。周德顺坐在窗边，收音机没开，手里攥着那个胶布缠的天线。我进去给赵秀兰量体温，她没发烧。我出来的时候，周德顺跟到门口，小声跟我说：“小刘，她儿子是不是要让她搬走？”我说：“没有的事，你别多想。”他哦了一声，回屋了。

那之后，赵秀兰的灯夜里还是亮着，但她不往周德顺那边去了。周德顺也不怎么开收音机了。俩人吃饭还是在一个桌，但话少了。有一回我听见赵秀兰跟隔壁屋的老太太说：“我就是命苦，老头子走得早，儿子又不贴心。”隔壁老太太说：“你知足吧，周德顺那人不错。”赵秀兰就不说话了。

到了夏天，7月份的时候，周德顺的儿子来了。他开着大车路过，进来看看。他给周德顺带了一条烟，周德顺不抽，他就放桌上了。他看见赵秀兰，叫了声“赵姨”。赵秀兰应了一声，就出去了。周德顺的儿子问周德顺：“爸，你在这住得惯不？”周德顺说：“惯。”他儿子说：“要不我给你换个单间？”周德顺说：“不换。”他儿子就没再说啥。

他儿子走了以后，周德顺把那一条烟给了我。他说：“小刘，你拿去给你家那口子抽。”我说：“周叔，我不会抽。”他就笑了，说：“那你拿去卖了。”我没要，他硬塞给我，我就收下了。后来我把烟给了我们楼下看车棚的老王。

8月份的时候，赵秀兰病了一场。感冒，转成肺炎，在屋里躺了半个月。那半个月，周德顺天天给她打饭，端到床头。赵秀兰吃不下去，周德顺就一勺一勺喂。我看见了，说：“周叔，我来吧。”周德顺说：“你忙你的。”我就没再管。

赵秀兰病好了以后，人瘦了一圈，头发也白了不少。她跟我说：“小刘，我想回家。”我说：“你儿子那儿？”她说：“回我自己的家，老房子，空着呢。”我说：“你一个人行吗？”她说：“行，怎么不行，死也死在自己家里。”我没敢接话。

后来赵秀兰的儿子又来了，赵秀兰跟他说要回家。她儿子说：“妈，你回去谁照顾你？”赵秀兰说：“不用你照顾，我自己能行。”她儿子说：“你再住一段，等我那边房子收拾好了接你过去。”赵秀兰没说话。她儿子走了以后，赵秀兰在屋里坐了一下午，没吃饭。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11点多的时候，我听见308有动静。我走过去，门开着一条缝。我看见赵秀兰坐在周德顺的床边，周德顺躺着，一只手握着赵秀兰的手。赵秀兰说：“老周，我要是走了，你咋办？”周德顺说：“我咋办都行。”赵秀兰说：“你那个收音机，给我吧。”周德顺说：“给你。”赵秀兰就哭了，哭得没声，肩膀一抖一抖的。周德顺用另一只手拍她的背，拍得很慢。

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走了。回到值班室，我趴在桌上，心里难受得不行。我干了这么多年养老院，见过多少老人，可这一回，我是真难受了。

第二天，赵秀兰来找我，说：“小刘，我不搬了。”我说：“你儿子同意？”她说：“我不管他，我就在这住着，住到死。”我说：“行，你住着。”她就笑了，笑得跟个孩子似的。

可是到了9月，赵秀兰的儿子还是来了，带着搬家的人。赵秀兰的东西不多，一个布袋子，一个搪瓷缸子，那盆绿萝她没带，留给了周德顺。她走的时候，周德顺站在308门口，手里攥着那个收音机，没说话。赵秀兰看了他一眼，说：“老周，我走了。”周德顺点点头。赵秀兰就跟着她儿子下楼了。

那天晚上，周德顺没吃饭。我把饭端到308，他坐在窗边，收音机开着，是《三国演义》，正讲到关羽走麦城。我把饭放桌上，说：“周叔，吃点吧。”他说：“放那吧。”我出来的时候，看见他拿袖子擦眼睛。

赵秀兰走了以后，308就空了半张床。院长说再安排个人进来，周德顺说：“别安排了，我一个人住。”院长说：“一个人住得加钱。”周德顺说：“加就加。”他儿子把加的钱打过来了。

后来我查房，走到308，门总是关着。我有时候从小玻璃窗往里看一眼，周德顺躺在床上，收音机开着，声音很小。灯有时候亮着，有时候灭了。

今年开春，我辞了工。我不打算再干了。我走的那天，去308跟周德顺道别。他坐在窗边，收音机开着，是评剧《花为媒》。我说：“周叔，我走了。”他说：“不干了？”我说：“不干了。”他说：“也好。”我走到门口，他叫住我，说：“小刘，赵秀兰的电话你有不？”我说：“没有。”他说：“你要是见着她，跟她说，收音机我给她留着呢。”我说：“行。”

我出了养老院的门，天正下着小雨。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三楼东边那间屋的窗户。窗帘拉着，看不见里头。我想起赵秀兰那件碎花短袖，想起周德顺那个缠胶布的收音机，想起那天晚上赵秀兰坐在床沿上，说“我就是夜里睡不着，想找个人说说话”。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这到底算个啥事。说出去，人家准得说“老不正经”。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两个老人，夜里睡不着，想找个人说说话。周德顺的老伴走了8年了，赵秀兰的老伴走了3年了。他们的儿女，一个在南方开大车，一个在城里送快递，一年到头来不了两回。

我承认，我头一回撞见的时候，心里也嘀咕。可后来我看明白了，他们没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就是睡不着，就是想有个人在旁边躺着，喘气儿。赵秀兰跟我说过一回，她说：“小刘，你不知道，一个人睡，夜里醒了，屋里黑得跟棺材似的，连个翻身的声音都没有。”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红了，但没掉泪。

赵秀兰的儿子，我后来在街上碰见过一回。他问我：“刘姐，我妈在养老院那会儿，没给你添麻烦吧？”我说：“没有，你妈挺好的。”他说：“那就行。”然后他就走了。我看着他骑电动车走远，心里想，你妈夜里不睡，你知道吗？

周德顺的儿子，我一次也没再见过。他大概还不知道，他爸那屋的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是赵秀兰留下的。赵秀兰走的时候没带，周德顺天天浇水，那绿萝长得可好了，藤都垂到地上了。

我现在在家带孙子，有时候夜里起来给孙子冲奶粉，站在窗边，看见外头黑漆漆的，就想起养老院那条走廊，想起308那扇门。我有时候想，要是那天晚上我推门进去了，会咋样？我要是报告院长了，会咋样？我要是跟赵秀兰的儿子说了，又会咋样？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啥也没说，我低头走了。

我干了6年，就学会了这一件事——低头走。

可我现在不干了，我不想再低头了。我今天把这事说出来，你们要骂就骂我吧。骂我啥都行，骂我多管闲事，骂我老不正经，骂我不该把这些事往外说。我都认。

我就是想问一句，要是你们摊上这种事——你们的爹妈在养老院里，夜里不睡，跟一个屋的老头老太太搭个伴儿，你们是愿意他们有人陪着，还是愿意他们一个人躺在那黑屋里，睁着眼等天亮？

你们说，我该不该跟赵秀兰的儿子说？

我到现在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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