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1岁做住家保姆，雇主深夜提出陪床要求 我答应却立下四个规矩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五十一岁这年，会碰上这种荒唐事。

我叫刘桂芳，老家在河南周口，五年前男人跟人跑了，女儿刚考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没办法，跟着老乡来城里做保姆，第一家在城东，伺候一个半身不遂的老太太，干了三年，老太太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桂芳，你是好人。”我哭得跟泪人似的。后来经人介绍，到了现在这家——城南翡翠湾的独栋别墅，雇主张明远，六十岁，某建筑公司的老板。

说实话，这份工钱给得高，一个月八千，包吃住，活也不重。张总一个人住这大房子，儿女都在国外，他请我主要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偶尔帮他量量血压——他心脏不太好。来面试的时候，张总上下打量我，眼神倒还规矩，问了些家常，当天就定了下来。我心想，年纪大了反倒好找工，雇主觉得你稳重，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头两个月，一切正常。张总作息规律，早上七点起来喝粥，中午不回来，晚上六点准时到家，吃了饭看看新闻就上楼休息。我住一楼靠里的保姆房，有个独立卫生间，门一关，跟楼上井水不犯河水。有时候他晚上应酬回来，我会提前熬好小米粥温着，他回来自己盛，从不多话。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安稳日子。

变故发生在两个月后的一个深夜。

那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见客厅有动静。我警觉地爬起来，披了件外套推开门一看，张总坐在客厅沙发上，只穿了件睡袍，手里攥着个酒杯。客厅没开大灯，只留了壁角昏暗的暖光，照得他半张脸明暗不定。

“张总，这么晚了还没睡？”我走过去，闻到一股酒气，不算重。

他抬起头看我，眼神和平常不太一样，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拍了拍身边的沙发：“桂芳，过来坐，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面上没露，走过去在他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离他隔着茶几的距离。他也没计较，端着酒杯晃了晃，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桂芳，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张总人挺好的，对我不错。”我中规中矩地回答。

“好……”他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长叹一口气，“好有什么用？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儿女一年回来一次，发个微信都要隔半天才回。你以为我有钱就快乐？我告诉你，寂寞起来，多少钱都不顶用。”

他这话说得凄凉，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他又倒了杯酒，喝了两口，忽然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正眼看着我：“桂芳，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今晚你留下来陪我。”

我脑子“嗡”的一声。当了这么多年保姆，不是没听说过雇主提这种要求的，但真落到自己头上，我还是懵了。我下意识地站起来：“张总，你喝多了，我去给你煮点醒酒汤——”

他的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出奇：“我没喝多，我清醒得很。桂芳，你也别跟我装糊涂，这种事你情我愿，你不吃亏。我给你加工资，每个月加五千，你要是答应，明天就涨。”

我使劲抽回手，后退了两步，心砰砰跳得像擂鼓。脑子里飞速转着：拒绝？那这份工作铁定保不住。八千块一个月的工作，上哪儿找去？女儿的学费还差两万，下个月就要交了。可是答应？我刘桂芳这辈子活得干干净净，临老要给人当这种角色？

我站在那里没动，张总也没催，就那么靠在沙发上看着我，像笃定我会低头——因为我需要这份工作，他什么都知道。

人穷的时候，腰就直不起来。这话我以前不信，可那一个瞬间，我信了。我想了很久，久到楼下的钟敲了十二下，我深吸一口气，走回茶几前，在他对面坐下来。

“张总，我可以答应你，但有几个条件。”

他的眉毛一挑，大概没想到我这副松皮糙肉还能提条件，饶有兴致地往前探了探身：“你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第一，陪床可以，但每个星期最多三次，我只在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之间。超过十二点，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奉陪，我要睡觉，我年纪大了熬不住夜。”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的规矩能具体成这样，随即笑了：“行，这个没问题。”

“第二，”我竖起第二根手指，“每次陪床之前，你得先洗个澡，干干净净的。你要是喝了酒，浑身酒气，我也不伺候。还有，别带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这人土，不懂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法。”

他点了点头：“继续。”

“第三，”我伸出了第三根手指，“你我的事，出了这个卧室的门，一个字都不许提。白天我还是你的保姆，该擦地擦地，该做饭做饭，你在我面前跟以前一样，该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别想着白天也动手动脚，那是我的底线。”

“第四，”最后我竖起第四根手指，声音沉下来，“也是最后一条，我随时可以走。什么时候我觉得不舒坦了，或者你哪天带人回来了，我二话不说就走人。这个月的工资你照样得结给我，我不欠你的。”

说完这四条，我自己都觉得荒唐。什么跟什么啊？保姆和雇主之间讲这种条件，传出去别人能笑掉大牙。可我当时就是这么说了，好像把一切都变成了一桩明码标价的生意，把羞耻感压到了最低。

张总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他笑得拍沙发扶手，笑够了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刘桂芳啊刘桂芳，你还真是个妙人。就冲你这四条规矩，我答应你。你放心，我不是什么坏人，就是一个人太闷了。”

那晚没有发生什么。张总上楼睡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边，手抖了半天。我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想：桂芳啊桂芳，你这一步走出去，就回不了头了。

第一个月是最难熬的。九点之后去他房间，进门之前要在门口站三分钟，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他倒是说话算话，洗完澡，穿得整整齐齐，也不喝酒。我依旧不自在，但他每次都会先聊会儿天，聊聊他年轻时候的事，聊聊他的儿女，好像这样能让气氛不那么尴尬。

慢慢地，我发现他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他有个习惯，每年中秋都要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月亮发呆。有一回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看月亮那边的老婆还在不在。”他老婆走了十年了，他一直没娶。我问他为什么不再找一个，他说：“找谁啊？找个年轻的，图我的钱；找个年纪相当的吧，人家图个省心。我这人不耐烦伺候人，也不想被人伺候，就这么过着吧。”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没那么委屈了。说到底，他也是个可怜人。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白天我是保姆，按点做饭、擦窗、洗衣服，他穿着正装坐在餐桌上看报纸，该打招呼打招呼，该问好问好。晚上九点之后，我去他房间待一阵子，有时候只是聊聊天，有时候他会握握我的手，就像他说的，他只是太闷了。

至于其他的，恕我无可奉告。

但我一直没忘记我提的那四个规矩。尤其是第四条——“我随时可以走。”

半年后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差点就真的走了。

那天下午，张总的女儿突然从国外回来了。她在客厅跟我聊了几句，眼神在我们两人之间扫来扫去，笑着说：“刘阿姨，我爸气色好多了，还是您照顾得好。”

我笑着说应该的，但背过身去的时候，后脊梁发凉。晚上张总跟我说，女儿要住三天。我当天就跟他说：“这三天，规矩改一改。你女儿在，我晚上不去。”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点了头。

那三天我提心吊胆，生怕哪个眼神、哪句话露了馅。但张总在女儿面前表现得滴水不漏，该使唤我使唤我，该客套客套，端得十足十的雇主派头。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又有点说不上来的失落——在他眼里，我到底就是个保姆。

女儿走的那天晚上，张总坐在客厅里，看着我收拾茶几，忽然说了一句：“桂芳，委屈你了。”

我手上顿了一下，没回头：“有什么委屈的，拿人钱财替人办事。”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我转头一看，他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眼角有一道亮晶晶的东西。

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不是心疼，不是怜悯，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大概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被生活打磨得什么都不剩了，只剩骨头和面子，却还要硬撑着，一句软话都不敢说。

现在，我还在他家做。一个月八千，加上每个月另外的五千，存下来的钱够女儿读完研究生了。女儿打电话来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阿姨对你挺好的。女儿笑，说妈你有福气。

我有福气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活到我这岁数，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日子不是用来较真的，是用来过下去的。

至于那四个规矩，到现在还立着。有一次他喝了酒想坏规矩，我一扭头就走了，第二天他主动跟我道歉。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提过。

有时候我想，这人跟人的关系啊，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像我和张总，你说我们是雇主和保姆？是。你说我们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关系？也许吧。可关起门来，我们就是两个孤零零的人，在深更半夜里相互取暖，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

我们都只是——怕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