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批国企倒闭，真的只是因为吃大锅饭吗？真相并非如此

我今年六十七了。五十二年前，我十五岁，顶替父亲进了厂。那会儿觉得这辈子算是稳了——厂在，人在，日子就在。二十多年后，厂没了。机器拆了，人散了，连门口那块锈迹斑斑的厂牌都被收废铁的拉走了。很多年里，我一直听人说，厂子是被“大锅饭”吃垮的。我信过，也怨过。可后来慢慢想明白了——如果真那么简单，为什么当年那些从不偷懒、天天加班的老工人，最后也一个都没留住？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

十一月底，沈阳北风刮起来跟刀子似的，车间里暖气烧得再旺，铁门一开，冷气还是往骨头缝里钻。我正在车床上赶一批活，忽然听见隔壁班组有人喊：“老周，主任叫你去办公室！”

我把手套摘了，擦了把脸上的机油。心里没什么特别的预感。那两年，主任叫人去办公室，不是安排加班，就是通知调岗。厂里效益不好，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全工资了，先是扣奖金，后来扣基本工资，再后来只发生活费。

推开办公室的门，主任老赵坐在那儿，面前摊着一张表。他抽烟抽得很凶，烟灰缸里堆了七八个烟头。

“坐。”他说。

我坐下了。他半天没开口，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嗒嗒”地走。

“老周，”他终于说话了，声音很轻，“厂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上面定了，这条生产线停了。人员……分流。”

“分流是啥意思？”

“就是……回家等通知。”

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他不敢看我，低着头，手指头在那儿搓烟盒角。

“赵主任，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了。”

“我知道。”

“我爸也在厂里干了一辈子。”

“我知道。”

“那——”

“老周，”他抬起头来，眼眶有点发红，“不是我不想留你。是厂子真的撑不住了。”

我出了办公室，站在车间门口。

车间里机器还在响。那声音我听了二十多年，闭着眼都能分辨出哪台车床在转，哪台铣床在停。可那天听起来，格外刺耳。

一

要说清楚后来发生了什么，得先说说我进厂之前的事。

我父亲是五十年代进的厂。那会儿叫“国营XX机械厂”，编号写在保密手册上。厂区在城北，占了整整一片，从东门走到西门得二十分钟。厂里有车间、有仓库、有食堂、有澡堂、有幼儿园、有小学，还有医务所。后来职工多了，又建了家属楼、菜市场、理发店。

父亲说，他刚进厂那年，正赶上“一五计划”，厂里从苏联引进了全套设备，来了好几个苏联专家。父亲跟着学技术，每天下班后还上夜校认字。他那本《机械制图》翻得页都掉了，后来传给了我。

我小时候对厂子印象最深的，是食堂的大包子。白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一两粮票加五分钱一个。每到饭点，食堂门口排长队，蒸笼掀开的时候，白气腾腾往上窜。工人们端着搪瓷饭盒，蹲在地上吃，说说笑笑，热闹得很。

还有厂里的澡堂。每周二、四、六对家属开放，女同志一三五。我跟着父亲去洗澡，看见那些光膀子的工人，个个壮实，肩膀上晒得黑红黑红的。他们一边搓背一边聊天，聊的都是车床、钻头、加工精度。那时候我觉得，工人就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人。

父亲的工资不高，但够用。一家四口，住厂里分的家属楼，两间屋，有暖气有自来水。逢年过节厂里发东西，鱼、肉、粉条、带鱼，有时候还发电影票。父亲说：“只要厂子在，咱们什么都不用愁。”

我十五岁那年，父亲身体不好了，提前退了。按政策，我可以顶替他进厂。

母亲不太愿意。“你爸在厂里累了一辈子，你也去？”

父亲说：“进厂好。国营厂，铁饭碗，旱涝保收。”

我就这样进了厂，分配到父亲原来那个车间，跟着老师傅学车工。

老师傅姓孙，五十多岁，技术好，脾气也大。第一天他跟我说：“小子，别以为进厂就是来混日子的。车工这活，手要稳，眼要准，心要细。一个零件差一丝，整台机器就得趴窝。”

我点点头，心里想，不就是转个铁疙瘩么，能有多难。

结果头一个月我车废了十几个零件。孙师傅拿着卡尺一量，眉头拧成疙瘩：“你这尺寸偏了两丝，知道啥概念吗？一根头发丝的五分之一。”他拿起一个废件，“啪”地扔进废料筐，“浪费一块好钢。”

我那会儿年轻气盛，心里不服气。晚上回去翻父亲的旧书，一点点啃图纸。后来慢慢上手了，车出来的活越来越像样。孙师傅嘴上不夸人，但有一次他拿着我的活看了半天，说了句：“还行。”

就这两个字，让我高兴了好几天。

八十年代中期，厂里效益好得很。订单排得满满的，车间三班倒，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我每个月能拿七八十块钱，比街道工厂的工人高一截。逢年过节发的东西也多，有一年春节，光带鱼就发了十斤，我骑车驮回家，路上碰见邻居，人家眼睛都直了。

那几年，是厂子最好的时候，也是我们那代人最踏实的日子。

厂里年轻人多，工会经常组织活动——篮球赛、拔河、文艺汇演。我参加了厂里的篮球队，打后卫，虽然技术一般，但跑得勤快。周末下午在厂区球场打比赛，看的人围了一圈，女工们抱着孩子在旁边喊加油，热闹得很。

我媳妇就是那会儿认识的。她在厂里幼儿园当老师，有一次文艺汇演，她跳舞，我在后面搬道具。散场的时候下大雨，我把雨衣借给她，自己骑车淋回去了。后来她说：“你这人傻实在。”

谈了两年，结了婚。厂里分了一间房，不大，但够住。媳妇怀孕的时候，天天去厂医务所检查。她说：“在厂里什么都方便，不用去外面排队。”

儿子出生那天，我在车间加班。孙师傅跑过来喊：“老周，你媳妇生了！儿子！”我把车床一关，摘了手套就往外跑。孙师傅在后面喊：“急啥！活还没干完呢！”我头也不回：“孙师傅你帮我盯一下！”

跑到医院，媳妇脸色苍白，怀里抱着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我凑过去看，那孩子闭着眼，嘴巴一动一动的。媳妇笑了：“像你，鼻子大。”

有儿子之后，日子更有奔头了。我琢磨着再干几年，提个班组长，工资能涨一级。媳妇说：“等儿子大了，也送他上厂里的技校，将来接你的班。”

我说：“那敢情好。”

那会儿，我真觉得这日子能一直过下去。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不准。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吧，厂里的订单慢慢少了。以前车间门口贴着“急件”的牌子，后来牌子摘了。以前三班倒变成了两班，两班又变成了一班。工资开始拖欠，先是拖半个月，后来拖一个月，再后来拖两个月。

孙师傅那会儿已经退休了。走之前他跟我说：“小子，我干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看见厂里这个样子。”

我说：“可能是暂时的，过一阵就好了。”

孙师傅摇摇头：“我比你了解这个厂。以前咱们生产的东西，外面造不了，国家统购统销，不愁卖。现在不一样了，外面那些小厂子、南方那些合资厂，人家东西做得好，价格还便宜。咱们的设备老了，人又多，成本下不来。”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而且咱们厂，啥都管。学校、医院、托儿所、食堂，啥都得管。光这些开销，一年就得多少钱？这些账，上面算不过来。”

我那时候不太懂孙师傅说的“上面算不过来”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厂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背着沉重的包袱。职工从最初的一千多人涨到三四千人，加上退休职工，管着上万人的吃喝拉撒。

厂里有个老会计，姓陈，管了三十多年账。有一次喝酒他跟我算过一笔账：厂里每年光离退休职工的医药费、抚恤金、各种福利，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咱们厂的离退休和在职职工比例，快到一比一了。你看看，一个在岗的干活，要养活一个退休的，还得养厂办学校几十个老师、医务所十几个大夫，还有食堂、澡堂、托儿所……你说这成本怎么降？”

那时候全国的情况都差不多。1993年底，全国城镇国企职工上亿人，其中冗员就有三千万左右。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厂仅仅是全国几万家国营企业里的一个小小缩影。

到了1995年，厂里实在撑不住了。先是停了一条生产线，后来两条，再后来三条全停了。停下来的工人安排去维修，或者去后勤。我心里明白，这不是好事。

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后去厂门口的小卖部喝啤酒。小卖部老板姓刘，是厂里的老工人，腿不好，提前退了，开个小卖部过日子。他总跟我说：“老周，你也该想想后路了。”

我说：“后什么路？我这辈子就会开车床。”

他说：“开车床的手艺，外面用不上。人家现在都用数控了，电脑编程，你见过吗？”

我没见过。我只是听说南方有些厂子引进了新设备，电脑控制，一按按钮就自动加工。那些东西，离我们太远了。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不是我们一个厂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一个城市的问题。全国制造业的全行业平均利润率，从早期的百分之三四十，降到了接近零。原来那种生产什么都能赚钱的好日子结束了。可我们的厂子，从思想观念到管理体制，从设备技术到人员结构，没有一样跟得上外面的变化。

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肩膀上还扛着一座山。

那座山，叫“企业办社会”。

什么是企业办社会？就是企业除了生产，还管着职工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厂办学校、厂办医院、厂办托儿所、厂办食堂、厂办澡堂、厂办理发室、厂办派出所……你能想到的，厂里都有。

有一年全国国企自办的中小学就有一万多所，自办的医院有六千多所。我们厂虽然不算大，但也办了一所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托儿所。光这些机构的人员开支，每个月就是一大笔钱。

退休职工的压力更大。1978年到1993年间，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从百分之三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有些老厂甚至到了在职一个养活退休一个的地步。我们厂的老会计陈师傅说，有时候算完账，看着那一串数字，手都在抖。

外企和民企没有这些包袱，它们只管生产，只算经济账。我们呢？生产要管，社会也要管。人家穿跑鞋，我们穿着铁鞋跑，怎么比？

还有一点，以前我们生产的东西，国家统购统销，包销包卖，不用找市场。后来改成了自负盈亏，我们的产品得自己找销路。那些销售员出去跑了一圈回来说，人家外面的东西——样式新、质量好、价格低，咱们的货堆在仓库里根本卖不动。

这些事，厂领导在大会小会上都讲过。可讲了有什么用？设备要更新，没钱。人员要精简，舍不得。产品要转型，不知道怎么转。

就像一个生了重病的人，谁都知道该怎么治，可就是下不了手。

1998年，上面正式提出了“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厂里组织学习文件的时候，我坐在下面听，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文件里写的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这些词我每个字都认识，可连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我搞不明白的东西。

我只知道一件事：厂要关了。

1998年，厂里正式通知停产。大部分工人“下岗”。

“下岗”这个词，后来成了年度词汇。有一年春晚上，宋丹丹演的小品里说“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全国人民都在笑。我没笑。

下岗之后，我拿着那张“下岗证”去街道办事处报到。办事处的人说：“你先回去等消息，有合适的工作会通知你。”

我等了三个月，没等到任何消息。

媳妇在幼儿园的工作也没了。厂办幼儿园关了，她成了“待岗人员”。两个人一下子都没了收入。孩子还在上学，吃穿用度，样样要钱。

我开始出去找活干。

先是在街上摆地摊，卖袜子、手套、打火机。早上五点去批发市场进货，六点半在街边铺开摊子，一直守到天黑。城管来了就跑，跑了再回来。一个月下来，挣的钱不到原来厂里工资的一半。

后来去建筑工地干小工。搬砖、和水泥、扛钢筋，什么都干。一天十五块钱，管一顿午饭。午饭就是馒头咸菜，有时候连咸菜都没有，蘸着酱油吃。工头是南方人，说话我听不太懂，但他看我干活实在，后来让我干固定的活。

那段时间，我最怕碰见熟人。

有一天在街上，碰见孙师傅的儿子。他看着我一身泥灰，愣了一下，问：“周哥，你现在……干啥呢？”

我说：“打工。”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走了之后，我站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

在工地干了大半年，肩膀磨破了，腰也伤了。晚上回家躺在床上，浑身疼得睡不着。媳妇给我揉腰，揉着揉着就哭了。

我说：“哭啥，又不是没饭吃。”

她说：“你以前在厂里，好歹是个技术工人。现在……”

我说：“现在怎么了？现在也是凭力气吃饭，不丢人。”

嘴上这么说，心里不好受。

其实那时候全国上下都一样。从1995年到2002年，全国国企职工总数从一亿四千九百万降到了不到一亿一千万，少了将近四千万人。从1998年到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两千五百五十多万人。

这些数字背后，是几千万个家庭，几千万个像我一样的人。

后来我慢慢发现，厂里那些老工友，各有各的活法。

老张原来跟我一个车间，比我大三岁。他下岗后去了南方，在一家私营机械厂干活。那家厂子买了两台数控机床，老板让他学编程。他四十多岁的人了，硬是啃下了一本编程手册，现在在那家厂当技术主管，一个月挣得比在国企的时候还多。

我问他：“怎么学的？”

他说：“被逼的。不学就得饿死。”

老李就没那么幸运。他下岗后一直没找到稳定工作，干过保安、看过仓库、送过快递。前年查出肝上有毛病，看病花了不少钱。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瘦得脱了相。他跟我说：“老周，我不怨谁。就是觉得这辈子，白干了。”

还有老王。他下岗后凑了点钱，开了个小饭馆。刚开始生意不好，赔了两年。后来慢慢做起来了，现在在城南开了三家分店。他跟我说：“当年在厂里，啥都有人管。出来之后才知道，外面世界大着呢。早知道早出来了。”

我问他：“你后悔进厂吗？”

他想了想说：“不后悔。在厂里那些年，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日子。就是……后来变了，咱们没跟上。”

我没他那个闯劲。我就在本地找活干，今天这儿干两天，明天那儿干三天。干得最多的是给一家私人机械厂做临工，还是开车床。老板是个年轻人，从技校毕业没几年，自己凑钱买了两台旧车床，接一些小活。他不懂技术，看我会干，就让我带着几个小工干。

我干了半年，给他带出来两个徒弟。后来老板跟我说：“周师傅，你技术好，人也实在。要不你就留在我这儿干吧，工资我给你涨点。”

我就留下了。

那家小厂，跟我原来的国营大厂比起来，简直不像个厂。一间租来的厂房，三台旧机器，加上老板和我，一共五个人。没有食堂，没有医务所，没有托儿所，没有退休职工。老板算账很简单：接了多少活，花了多少料，赚了多少钱。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

我干了几个月，慢慢明白了当年孙师傅说的那些话。国营厂为什么搞不过私营厂？私营厂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国营厂几个人干一个人的活。私营厂的成本只有原料、工资、房租，国营厂的成本还有学校、医院、食堂、退休金。私营厂做不好就关门，国营厂做不好也得硬撑着。

我在小厂干了几年。工资不高，但按时发。老板人不错，逢年过节还给发点东西。虽然没有国营厂那时候的福利多，但心里踏实——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明明白白。

后来，原来的厂区被推平了。

那天我特意去看了一眼。推土机正在推车间那堵墙，墙上的标语还在——“安全第一，质量为本”，红漆已经褪成了暗红色。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推土机“轰隆”一声，墙倒了。灰尘扬起来，遮住了半边天。

旁边站着几个老工友，都不说话。有人点了根烟，抽了两口，掐灭了。

“走吧。”有人说。

我们就走了。

厂区原址后来盖起了住宅小区。我去看过一次，楼挺高，绿化也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小区门口有个广场，晚上有人跳广场舞。音乐声很大，很热闹。

我站在广场边上，想起很多年前，厂里搞文艺汇演，我媳妇在台上跳舞，我在下面鼓掌。那时候觉得，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其实那几年，很多地方都在试着帮下岗工人找活路。上海那边搞得早，1996年就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帮着纺织、仪电行业的下岗职工找工作。后来全市铺开，一百多万下岗工人通过这个“桥”实现了再就业。有纺织女工转行当了空嫂，有下岗工人参加培训后自己开了店。

但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中心。我们这儿就是发一张下岗证，然后各人顾各人。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在街上碰见原来厂里的陈会计。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他拉着我的手说：“老周啊，当年那些账，我算了三十多年，怎么算都算不明白。”

我说：“陈师傅，都过去了。”

他说：“过不去。我前几天做梦，还梦见在厂里算账呢。算着算着，发现账本上全是红字。我就想，这些红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看着我，眼睛浑浊：“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我们算错了。是这个账，从一开始就算不过来。咱们厂，养了太多不该养的东西。生产的东西又不赚钱，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账，神仙也算不过来。”

他松开我的手，慢慢走了。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心里堵得慌。

其实陈师傅说得对。

那些年厂子倒闭的原因，远比“吃大锅饭”复杂得多。

“大锅饭”确实是个问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时间长了，人的积极性就磨没了。那时候车间里泡病假的、干私活的、磨洋工的，什么都有。这不能否认。

但这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我们的厂子从建厂那天起，就不是按市场逻辑来办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卖多少钱，全听上面的。改开之后慢慢放开了，可我们的脑子还没转过来，设备还没更新，体制还没跟上。等我们想追的时候，人家已经跑远了。

另一个原因是负担。外企、民企、乡镇企业的肩膀上什么都没有，轻装上阵。我们呢？背着学校、背着医院、背着食堂、背着退休职工的养老钱。人家在跑马拉松，我们在负重爬山。

还有一个原因是时代变了。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各地的工厂越建越多，东西不再短缺，卖什么都赚钱的日子结束了。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薄，国营厂的管理成本又降不下来，亏损是必然的。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上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银行不再给亏损企业输血，地方上就只能破产、改制。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把厂子推到了那一步。

不是某一个原因，更不是简单的“大锅饭”三个字能概括的。

我们这些工人，说到底是被时代裹着走的。

年轻的时候，国家安排你进厂，你进厂。后来厂子不行了，让你下岗，你下岗。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就像我在工地打工时认识的一个老哥说的：“我们这代人，就是一块砖。国家需要盖楼的时候，把我们砌上去。要改造的时候，又把我们拆下来。”

这话听着心酸，但不假。

儿子后来考上了大学。

他很争气，学的是机械工程。我问他：“你怎么还学这个？”

他说：“从小看你开车床，觉得有意思。”

我说：“这行苦。”

他说：“不怕。”

他毕业后进了一家民营企业，做自动化设备。有次他带我去他公司看，车间里干干净净，机器全是电脑控制的，工人坐在屏幕前操作。他跟我说：“爸，现在开车床不用手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那些机器转得又快又稳，比我当年那台破车床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没有铁屑飞溅，没有油污满地，没有震耳欲聋的轰鸣。车间里开着空调，干干净净。

“时代不一样了。”我跟儿子说。

他笑了笑：“但道理还是一样的。把东西做好，把活干好。”

我点点头。

这些年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厂子没有倒，会怎样？

也许我现在还在那台车床前干活，每天早上去食堂吃包子，下午去澡堂泡澡，过年领带鱼和粉条。也许儿子也进了厂，接了孙师傅的班。也许我们一家还住在那栋红砖家属楼里，跟老邻居们一起过日子。

但历史没有如果。

厂子倒了。我们下岗了。日子还得过。

我后来跟几个老工友聚会，喝了点酒，说起当年的事。有人说：“咱们这辈子，最倒霉的就是赶上了下岗。”有人说：“也不能这么说，要是厂子不倒，咱们现在可能更惨，连养老金都没有。”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老张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咱们扛过来了。”

是的，扛过来了。

几千万下岗工人，绝大多数都扛过来了。有的做小买卖，有的打零工，有的重新学技术，有的做起了自己的生意。日子虽然苦，但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前几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1999年除夕夜，春晚小品里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词。全国人民都在笑，可电视机前有多少人在哭，没人知道。

我那天晚上也在看电视。小品演完，媳妇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假装没看见，继续嗑瓜子。

其实眼睛有点湿。

我今年六十七了，退休好几年了。

养老金不高，但够花。儿子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每天早上去公园遛弯，下午下棋，晚上看看电视。日子平淡，但踏实。

有时候路过原来的厂区，我会停下来看一会儿。那栋新盖的住宅楼，已经住了好几年了。楼下的小广场上，一群老太太在跳扇子舞，音乐开得震天响。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栋楼。

恍惚间，好像还能看见大铁门、红砖墙、冒白气的烟囱。还能听见车间里机器的轰鸣，食堂里碗筷的碰撞，澡堂里哗哗的水声。还能看见父亲穿着蓝工装走在路上，看见媳妇在幼儿园门口接儿子，看见孙师傅蹲在车床边上抽烟。

那些画面，越来越淡了。

就像孙师傅退休那年跟我说的一句话：“小子，厂在的时候，你觉得它什么都是。厂没了你才知道，你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不是那个铁饭碗，是你在厂里学会的那些活。”

我学会了开车床。

虽然在那个小厂干了几年之后就没再干了，但那双手，那双在车床前站了二十多年的手，到现在还能分辨出铁屑的味道。

那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味道。

最后说几句。

写了这么多，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过了一段不普通的日子。

有人问我：“你们那代人，怨不怨？”

我说：“说不怨是假的。但怨完了，还得过日子。你怨谁呢？怨厂子？厂子也不想倒。怨上面？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怨自己？自己也没做错什么。”

时代走到了那一步，该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

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日子过下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我们这代人的命，就是在厂里燃烧过，然后被时代浇灭，又在灰烬里重新站起来。

厂子没了，但人还在。

人还在，日子就还能过。

这是我从那二十多年的工厂生涯里，学到的最后一课。

（全文完）

如果你也经历过那段日子，或者你的父辈正是那几千万下岗工人中的一员，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们家的故事。每一个普通人的经历，都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