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守寡，公公端酒让我喝下，醒来见他和床头协议

31岁守寡，公公端酒让我喝下，醒来见他和床头协议

陈屿走的那天是谷雨，四月二十号。

那天早上他还跟我说，晚上下班买条鲈鱼回来，清蒸，我最近瘦了。我说好。然后他出门，骑那辆蓝色电动车拐上主街，消失在早高峰的车流里。再然后，一个小时后，我接到电话。

电话是交警队打来的。说建设路和人民路交叉口，渣土车侧翻，压了三辆电动车。陈屿在第三辆下面。

我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太平间的灯很白，照得陈屿的脸像一张纸。他右手的无名指上还戴着我们的婚戒，一圈细细的银，在灯光下反了一下光。护士让我确认，我说是。然后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陈屿走后的头七，我住进了公公家。

是公公陈建国主动提出来的。那天是陈屿出殡后的第三天，我坐在自己那套九十平的商品房里，沙发上摊着陈屿的衣服，卫生间里他的牙刷还在，阳台上晾着他出事那天穿的格子衬衫，我不舍得收。敲门声响的时候我以为是物业，开门看见公公站在外面，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

他说：“吃饭了吗？”

我说吃了。

他没拆穿我。走进来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打开，是一罐排骨汤。汤还冒着热气，骨头炖得发白，上面飘着几粒枸杞。他看了一眼我身后那摊乱糟糟的衣服，什么也没说，把汤盛出来放在我面前。

“搬过去住吧，”他说，“那边房子大，你一个人在这边我不放心。”

公公住的是老城区的单位宿舍，三室一厅，婆婆在陈屿十二岁那年就病逝了。这么多年都是公公一个人把陈屿拉扯大。陈屿结婚后搬出来，老房子就公公一个人住。现在陈屿走了，公公一个人，我也一个人，两处房子都空荡荡的。

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公公也没逼我，只是每天来送饭。有时是中午，有时是晚上，看他在家做了什么就带一份过来。他话不多，来了就坐在客厅里等我吃完，然后把碗筷洗了，垃圾带走。

第八天的时候，我收拾了几件衣服，锁了门，跟公公回了老房子。

老房子在城南，临着一条小河。河不宽，水也不急，两岸种了一排柳树，春天柳絮飘得到处都是。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单位宿舍楼，六层，没电梯，公公住在四楼。楼道窄，墙壁刷的白灰起了皮，楼梯扶手是铁管焊的，磨得发亮。

公公把主卧腾出来给我，自己搬到朝北的小房间。我说我住小房间就行，他说不用，主卧朝阳，你身体弱，别冻着。我争不过他，只好住进去。房间里有一股樟木味，衣柜是老式的对开门，镜子上贴着陈屿小时候的照片，胖乎乎的，咧着嘴笑，缺了颗门牙。

那几天公公每天早晨六点就起来了。我听见他在厨房里忙活，煮粥、煎蛋、热包子，然后轻轻敲我的门，说：“饭在桌上，你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吃。”之后他就出门了，去老年活动中心下棋，或者去河边散步。中午不回来，晚上才回，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菜，一头钻进厨房。

他从来不催我，不问我什么时候去找工作，不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就是做饭，洗碗，偶尔坐在客厅看新闻联播，然后回自己房间关上门。

我像一株植物一样活着。每天睡到十点，起来吃公公留的早饭，然后坐在阳台上发呆。中午随便吃点，有时候吃公公留在锅里的，有时候不吃。下午继续发呆，看河边的柳絮飘。晚上公公回来做饭，我吃几口，然后回房间，躺在床上看天花板。

这样过了大概半个月。

那天晚上公公回来得比平时晚。菜还是那些菜，豆角烧肉、凉拌黄瓜、丝瓜蛋汤。但桌上多了一个白瓷酒壶，细颈圆肚，上面画着青花，看着有些年头了。旁边放着两个小酒杯，也是白瓷的，比拇指大不了多少。

他把菜摆好，然后坐下来，拿起酒壶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我倒了一杯。

“陪爸喝一杯。”他说。

我愣了。从我认识陈屿到嫁进陈家，公公从来没让我喝过酒。逢年过节都是他和陈屿喝，我喝饮料。他不是一个话多的人，更不会劝人喝酒。今天这是头一回。

“爸，我不太会……”

“就一杯。”他说，“米酒，甜的，不醉人。”

他的语气很轻，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我注意到他倒酒的手在微微发抖。酒液从壶嘴里流出来，细细的一线，落入杯中，发出极轻的声响。白瓷杯里的酒是淡黄色的，浑浊，上面浮着几粒米。

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确实甜，甜里带着一点米香，咽下去之后胃里暖暖的。公公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他把自己的那杯酒一口喝了，然后说：“吃菜。”

我夹了一筷子黄瓜。他给我碗里添了块肉，说：“瘦了。多吃。”

那顿饭吃得格外沉默。公公没像往常那样吃完就去洗碗，而是坐在桌边看我吃。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加快了吃饭的速度。吃完最后一口饭，我端起那杯酒，又喝了一口。然后觉得头有点沉，眼皮也开始发涩。

“困了就去睡。”公公说。

我站起来，脚步有点飘。走到卧室门口，扶着门框回头看了一眼，公公还坐在桌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弓着。客厅的灯很暗，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很大，很黑。

我倒在床上，什么都来不及想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透。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线青灰色的光，落在被子上。我侧过头，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A4大小，对折着，旁边压着那支陈屿生前用的钢笔。

我坐起来，头还有点昏。拿过那张纸展开，上面是公公的字。他的字我见过，每年过年他给陈屿发红包，上面会写“新年快乐”四个字，楷书，一笔一划，像小学生。但这次纸上的字很密，密密麻麻写了一整张，字迹也不像平时那么工整，有几处涂改，还有几处水渍，像是水滴上去的，把墨迹洇开了。

我开始读。

“小晚，爸对不起你。昨晚那杯酒里，爸放了安眠药。”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你别怕，药量很小，就是让你睡一觉。爸没办法，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写了这封信，又怕你当着我的面撕了不看，只能等你睡着了放在这里。”

我的手开始抖。

“陈屿走了，爸心里比谁都难受。他是我儿子，唯一的儿子。他妈走得早，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小时候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我抱着他在急诊室排队的那些晚上，我到现在都记得。后来他长大了，考大学，找工作，娶了你，我以为苦日子过去了，好日子来了。结果……”

纸面上有一处明显的洇湿，字迹被泡得模糊了。

“爸说这些不是要你可怜我。我是想跟你说，我懂你。你嫁给陈屿四年，你们感情好，我知道。陈屿跟我说过，说娶到你是他这辈子最对的事。他走了，你心里那个洞，跟我的那个洞是一样的。”

“但这半个月，我看着你一天一天瘦下去，不吃饭，不出门，不说话。你才三十一岁。你比陈屿还小两岁，你的人生还长。爸不能看着你把一辈子耗在这间屋子里，耗在我这个老头子身上。”

“这张卡里是陈屿的赔偿金，还有爸这些年攒的一点钱，加起来够你重新开始。密码是陈屿的生日。房子你住着，想住多久住多久。如果你想卖，也行，手续在衣柜最下面那个文件袋里，爸都签好字了。”

“爸只求你一件事——别把自己活埋了。陈屿肯定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

“你醒了之后想走想留都行，不用跟爸打招呼。如果不想看见爸，爸可以搬去老年公寓。你只需要记得，你永远是陈家的媳妇，也是爸的闺女。”

落款是“陈建国”，日期是昨天晚上。

信纸下面压着一张银行卡，褐色磁条，正面是银行logo，背面签名栏写着“陈建国”三个字，黑笔，端端正正。我把卡翻过来，又翻回去。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是房产过户委托书，上面果然签好了公公的名字，红指印按得端端正正。

我坐在床上，攥着那封信，一动不动。

窗外的光一点点亮起来，照在地板上，从青灰变成浅金。有鸟在窗外叫，叽叽喳喳的。楼下有人在走动，传来早市的叫卖声，油条豆浆，一块五一根。

我听见客厅里有动静。很轻，像是有人刻意压着脚步。然后是厨房，水龙头开了又关，碗筷碰了一下，极轻的一声脆响。再然后是开门声，换鞋声，门又关上了。

我起来，光脚走到客厅。餐桌上摆着早饭，粥、鸡蛋、馒头，还有一碟咸菜。旁边放着一张便签条，上面写着：“粥在锅里，还热。爸出去走走。”

我走到阳台上，往下看。公公的身影正走出单元门，穿那件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灰夹克，背着手，慢慢往河边走。他的背有点驼了，从上面看下去，显得比平时矮了一截。柳絮飘在他周围，白蒙蒙的，落在他的肩膀上，他也不掸。

他走到河边，在柳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面对着河，一动不动。早晨的阳光斜照过来，把他整个人镀上一层薄薄的金色。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看着他的背影，想起很多事。

想起第一次见他的那天。陈屿带我回家吃饭，他提前三天就开始准备，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还去理发店剪了头发。那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蓝色的，领子硬邦邦的，一看就是刚从包装盒里拆出来的。吃饭的时候他紧张得把酱油倒进了茶杯里，自己都没发现。后来陈屿告诉他，他才红着脸把杯子换了。

想起结婚那天。他喝多了，被亲戚扶着，拉着我的手说：“小晚啊，我们陈家没别的，就一个实诚。陈屿要是欺负你，你跟爸说，爸给你做主。”说完就哭了，哭得鼻涕都出来了，陈屿在旁边臊得不行，把他拉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哭是因为高兴，也是因为遗憾——婆婆没能看到这一天。

想起去年我生日。陈屿出差了，我一个人在家。晚上有人敲门，开门是公公，提着一个蛋糕，上面写着“生日快乐”。他说：“陈屿不在，爸给你过。”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红包，说：“压岁钱。”我说我都多大了还给压岁钱。他说：“在爸眼里你就是孩子。”那天他坐在客厅里，看我吹蜡烛，看我把蛋糕切开，吃了两块，说了句“太甜了”，就走了。

想起陈屿出事那天。公公是第三个赶到医院的。前面是我，然后是陈屿单位的领导。公公来的时候穿着拖鞋，脚上只穿了一只袜子，另一只脚光着。他看了一眼太平间的方向，然后走到我面前，问我：“确认了？”我说嗯。他就没再说话，站在原地，双手垂着，眼睛看着地面。过了很久，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说：“别怕，有爸在。”

那之后他再也没在我面前掉过一滴眼泪。

我回到屋里，把那封信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次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那些被水渍洇开的地方，我伸手摸了摸，纸面皱皱的，像被揉过又展平的。

我把信折好，放回床头柜上。然后把那张银行卡翻过来，看着背面的签名。他的字还是那么端正，只是最后一笔有点颤，像是写的时候手不稳。

中午的时候公公回来了，手里提着一袋馒头和一把芹菜。他看见我在客厅坐着，愣了一下，然后把菜放在桌上，说：“醒了。”

“嗯。”

他低头整理菜，把芹菜叶子摘下来，动作很慢。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

“信看了？”

“看了。”

沉默。芹菜叶子在他手里一片一片落进塑料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爸。”我叫他。

他停下手里的动作，但没有抬头。

“卡我收下了。但房子不卖。你也别搬。”

他抬起头看我，嘴唇动了动，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偏过头去，抬起袖子擦了一把脸，然后用力擤了下鼻子，说：“吃饭。中午做你爱吃的芹菜炒肉。”

那天中午的芹菜炒肉，他炒得特别咸。我吃了两碗饭。他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自己没怎么动筷子，就看着我，偶尔说一句“多吃点”，或者“咸了就喝口水”。

下午他午睡去了，我出门了一趟。去了趟银行，查了那张卡的余额。数字比我预想的多。陈屿的赔偿金是一部分，剩下的应该是公公这些年攒的退休金。柜员问我要办什么业务，我说不办，就是查一下。然后把卡退出来，收好。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药店，我进去买了一瓶安眠药。不是给自己吃，是给公公。他信里说“药量很小”，但我注意到他房间里那瓶安眠药是新的，才拆封不久。他为了让我睡那一觉，专门去买的。

回到家，我把药放在他房间床头柜上，在药瓶上贴了张便签，写着：“爸，这个一次最多吃半片。明天早上还您一瓶新的。”

他午睡起来看见了，没说什么。吃晚饭的时候，他给我碗里夹菜，夹了两次。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客厅里看新闻联播。他坐在沙发这头，我坐在那头。中间隔着一个靠垫的距离。新闻里在播一条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报道，他看得很认真。我看着电视屏幕，忽然想起一件事。

“爸。”

“嗯。”

“陈屿小时候，您带他去过北京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去过。他八岁那年，我带他去的。那时候他妈刚走不久，他天天哭，不说话。我请了假，带他去北京看天安门。他在天安门广场上跑了一圈，回来就说话了。”

“他说了什么？”

“他说，爸爸，天安门比我们家房子大。”

我笑了一下。他也笑了一下。新闻联播结束了，天气预报开始了。他站起来说：“我去烧水。”走进厨房。

我听见他在厨房里拧水龙头，拿水壶，开煤气。然后是一声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从三十一岁守寡想到十七岁那年偷偷塞给历史老师的那封信，想到后来嫁给陈屿那天他笑着把我从婚车上抱下来，想到谷雨那天早上他说“买条鲈鱼回来清蒸”。一幕一幕的，像放电影。

我又想到公公。想到他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做饭，想到他一个人坐在河边看柳絮，想到他信里那句“你永远是爸的闺女”。这个人，没了老婆，又没了儿子，却还想着要给儿媳妇一条出路。

我把枕头翻过来，把脸埋进去。

第二天早上，我七点就起来了。公公正在厨房煎蛋，听见我开门，回头看了一眼，有点惊讶。我说：“爸，我来。”他让开位置，站在旁边看我煎蛋。我煎糊了一个，他说：“没事，糊的给我吃。”然后把我煎的那个有点糊的蛋夹到自己碗里，把完好的那个夹给我。

吃完早饭，他说要去老年活动中心下棋。我说：“爸，我跟你一起去。”

他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只说：“行。路上买点橘子，那边有个摊子橘子好。”

我们出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柳絮还在飘，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河泥的味道。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走了几步，他放慢速度，等我走上去，和我并排。

路上碰见他的老棋友，那人问：“老陈，这是谁啊？”

他说：“我闺女。”

那人哦了一声，没多问。

走到河边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河面。河水绿绿的，有几只鸭子在水面上游。他说：“陈屿小时候老来这儿捞鱼。捞不到，就捡螺蛳。捡一瓶子，拿回家让我炒。我炒了他又不吃，说螺蛳长得像虫子。”

我说：“后来呢？”

“后来我吃了。一大盘，就着酒，全吃了。”

他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

那天下午从老年活动中心回来，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把那张房产过户委托书从信封里拿出来，放进了衣柜最下面的文件袋，和户口本、结婚证放在一起。第二件是给我以前的同事打了个电话。陈屿出事之前，我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出事之后就没去过了。电话接通，那边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下周。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河边的柳树被风吹得沙沙响，柳絮落在栏杆上，白白的一层。公公在客厅里听收音机，放的是一档戏曲节目，有人在唱豫剧，咿咿呀呀的。

我听见他跟着哼了两句。声音很小，但我听见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陈屿坐在餐桌对面，面前摆着一条清蒸鲈鱼。他还是穿着那件格子衬衫，笑着跟我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爸做的饭不好吃吗？”我想说话，张了张嘴，发不出声。他又说：“别怕，有爸在。”然后他的脸就模糊了，变成公公的脸。公公站在灶台前，系着围裙，正往锅里倒油。油热了，他把一条鱼放进去，滋啦一声，满屋子都是香气。

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厨房里传来煎蛋的声音，和公公压着嗓子的咳嗽声。

我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卧室。公公回头看了我一眼，说：“醒了？今天煎了两个蛋，都给你。”

我说：“爸，今天我做饭。”

他说：“不用，你上班去。”

“那晚上我做。”

他想了想，说：“行。晚上你做。做得不好吃我也吃。”

那天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公公站在阳台上看着我下楼。我走到小区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手扶着栏杆。我冲他挥了挥手，他也挥了挥手。

阳光照在那栋老楼上，照在阳台上那个穿着灰夹克的身影上。柳絮还在飘。春天快要过去了。

我在培训机构教英语，一周六节课，大多在晚上和周末。以前陈屿总开玩笑，说我是“夜间工作者”，因为他下班回家我已经出门了，他起床我已经睡了。他走以后，我请了长假，老板没催我，只说“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回来”。

回去上班那天是五月十号，周三。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半的课，成人英语初级班。我提前半小时到了机构，老板在门口等我，看见我就说：“气色好多了。”我笑了一下，没说话。办公室里的同事也都很默契，没人主动提陈屿的事，只是有人往我桌上放了盒巧克力，有人帮我倒好了水。

上课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状态还行。讲台一站，课件一翻，那些讲过无数遍的语法点自己就从嘴里流出来了。底下十几个学生，有年轻的有中年的，表情各异。讲到一般现在时的时候，有个女生举手问：“老师，那‘他曾经是’怎么说？”我说过去时，was。她哦了一声，低头记笔记。

我站在讲台上，忽然想起陈屿。他英语不好，大学四级考了三次才过。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让我帮他补英语，我给他讲时态，他总把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搞混。我气得用笔敲他脑袋，他笑着说：“你别敲，越敲越笨。”后来他四级过了，请我吃了顿火锅，点了一桌子菜，说：“以后不用学英语了吧？”我说你想得美，还有六级呢。他说：“六级？那我还是回去搬砖吧。”

那个瞬间我站在讲台上，嘴角翘了一下。底下学生看见了，以为我对他们笑，也跟着笑了。

下了课我收拾东西准备走，老板叫住我，说有个学生家长想跟我聊聊。我以为是课程的事，去了才发现是另一回事。那个学生叫周昊，十七岁，高二，在机构上一对一。他妈妈坐在接待室里，五十来岁，烫着短发，穿件碎花衬衫，眼睛肿着。看见我进来，站起来说：“林老师，我儿子……他最近不上学了。我想找个老师给他补补，他说就你，别的老师他不要。”

我说：“他为什么不上学？”

她眼泪就下来了。说周昊他爸去年病了，癌症，没撑半年就走了。周昊从那以后就不去学校了，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游戏，看视频，就是不看书。她说了无数次，骂也骂了，打也打了，没用。后来他勉强同意补课，但换了三个老师，每个上不到两次就赶人家走。前两天他忽然说：“那个新来的林老师，我看她行。”

我愣了一下。“他认识我？”

“他说有一次在走廊里听见你打电话，你在电话里哭。”她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你哭完洗了把脸就去上课了，讲课的时候跟没事人一样。他说这个老师行。”

我那天晚上回家，把周昊的资料看了。高二，成绩以前不错，父亲去世后一落千丈。我给他排了课，每周三和周五下午。第一次去他家，他窝在沙发里打游戏，头都没抬。我在旁边坐了十分钟，等他那局打完，然后说：“你妈说你以前数学挺好，历史怎么样？”

他看了我一眼，说：“一般。”

“中国近代史呢？”

“凑合。”

“那我问你，”我说，“鸦片战争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清政府当时全年财政收入大概是多少？”

他想了想，说：“三四千万两吧。”

“差不多。那你说这笔赔款等于几年的财政收入？”

他不说话了。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悬着。

“等于一半还多。”我说，“你想想，如果你家有十万块钱，突然被人拿走五万，日子怎么过？”

他把手机放下了。那天我们聊了一个小时，从鸦片战争聊到甲午战争，从赔款聊到洋务运动。他偶尔反驳我，偶尔问问题，有时候沉默很久。走的时候他说：“林老师，你下周还来吗？”

我说来。

回家的路上我骑电动车经过河边，柳絮已经飘完了，柳树叶子变成深绿色，在晚风里翻着白。我停下车，在河边站了一会儿。想起公公一个人坐在石凳上的背影，想起他说“我闺女”。然后想起周昊，想起他妈妈红着的眼睛。

推开家门，客厅灯亮着。公公坐在餐桌旁，桌上摆了两盘菜，用碗扣着保温。他看见我就说：“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快洗手。”

我坐下来，他把扣着的碗揭开，排骨冒着热气。他给我夹了一块，自己不吃，就看着我。

“今天怎么样？”他问。

“还行。接了个新学生，单亲家庭，父亲去世了，孩子不上学。”

公公听了，筷子在手里转了一圈，说：“你好好教。”

“嗯。”

“那孩子跟你差不多大吧？”

“十七。”

公公沉默了一会儿，说：“十七岁没爸，比三十一岁没丈夫还难。”

我看了他一眼。他低头扒饭，不再说话。那天晚上我洗碗的时候，从厨房窗户往外看，河面上映着对面楼房的灯光，碎成一片。公公在客厅里咳嗽了两声，然后是他的脚步声，回自己房间了。

周昊的课我一周上两次，上了一个月，他慢慢肯跟我说话了。有时候讲完课他会多留我十分钟，问我大学的事，问英语怎么学，问历史是不是很难。有一次他忽然说：“林老师，你老公怎么没的？”

我愣了一下。他没道歉，就那么看着我，等答案。

“车祸。”我说。

“你难过吗？”

“难过。”

“那你为什么还能来给我上课？”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得活着。”

他没再问。但那天之后他变了点，至少他妈妈说他开始看课本了，虽然还是打游戏，但每天会翻几页。

六月初的一天，周昊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周昊想请我吃饭。我说不用，她说不是客气，是周昊自己提的，说想请林老师吃顿好的。我答应了。

那天下午周昊选了一家商场的自助餐，他和他妈妈，还有我。吃到一半，周昊忽然站起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递给我。我展开，是张手写的卡片，上面写着：“林老师，谢谢你。我爸走了以后，你是第一个没让我觉得活着没意思的大人。”

我把卡片折好，放进口袋。他妈妈在旁边抹眼泪。周昊不耐烦地说：“妈你别这样。”然后坐下来继续吃。

那天晚上回到家，公公还没睡。我把卡片拿给他看。他戴上老花镜，凑在台灯下看了两遍，然后说：“这孩子字写得不错。”

我笑了。他也笑了，把卡片还给我，说：“收好。以后他长大了，你再拿出来给他看，他肯定不好意思。”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周昊那张卡片。又想起陈屿。他走之前那天早上，跟我说“买条鲈鱼回来清蒸”，我没当回事。他有时候下班会带菜回来，有时候不会。我说“好”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晚上还要改课件。现在想来，那天早上他站在门口系鞋带，阳光从走廊窗户照进来，照在他后颈上，那里有一颗小痣。我看见了，没说话。

我起来喝水，走过客厅，看见公公房间的灯还亮着。门缝里透出光。我犹豫了一下，没敲门。

第二天是周六。公公早上说要去菜市场，我说我陪你去。他看了我一眼，说行。

我们走在去菜市场的路上，经过河边，柳树浓绿，有人在遛狗。公公走在我右边，手里拎着个布袋子。路过一个水果摊，他停下来买了斤桃子，摊主是个中年女人，认识他，说：“陈师傅，这是闺女啊？”公公说：“嗯，闺女。”那人说：“长得像。”公公笑了一下，没解释。

买完菜回来，走到楼下的时候，公公忽然说：“小晚，爸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想把陈屿那辆电动车卖了。”

我停住脚步。那辆蓝色电动车在楼下停了一个多月了，落了一层灰。我每天经过都看一眼，有时候会伸手摸摸车把，灰在手指上留下灰印。

“行。”我说。

“钥匙还在你那儿吧？”

“在。”

“那我下午推去二手市场，看看能卖多少。”

我说：“我跟你一起去。”

下午我们推着电动车走了二十分钟，到城东的二手市场。公公跟车贩子讨价还价，最后卖了四百块钱。车贩子把钱递过来的时候，公公接了，转手就给了我。

“你拿着。”他说。

我没接。

“拿着。”他又说了一遍，把钱塞进我手里。然后转身往回走，步子不快，但也没停。我跟在他后面，攥着那四张一百的，钞票还带着他手心的温度。

走到河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看着河面，那里有几只鸭子游过，划出细细的水纹。他说：“陈屿小时候，我骑自行车带他，他就坐前面那根横梁上。那时候这条路还是土路，一下雨全是泥。他坐在前面，我给他讲故事。讲孙悟空，讲岳飞。他听了就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将军。我说你先好好读书。”

他说完继续往前走，我跟在后面。走了几步他又说：“后来他没当成将军，当了会计。但他是个好孩子。”

我说：“嗯。”

那天晚上公公把卖车的事写进了他的笔记本。我无意中看到的，他趴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六月八日，陈屿电动车卖了四百元，给小晚了。”我站在他房门口看了一眼，没进去。

七月初的时候，周昊的课停了。他回学校了，他妈打电话来千恩万谢，说周昊期末考进了年级前两百名。我说是他自己努力。挂电话之前周昊抢过手机说：“林老师，我请你吃冰激凌。”我说行，等你放假。

那个暑假我忙了起来，培训机构加课，我一天要上四节。公公每天中午给我发短信，就几个字：“吃饭了吗。”我回“吃了”或者“在吃”。有时候他发“今天热，多喝水”，我回“知道”。

有天晚上我下课回来，累得瘫在沙发上。公公端了盆热水出来，说：“泡脚。”我说爸你不用这样。他说：“你小时候你妈没给你泡过？”我说泡过。他说：“那就泡。”然后把盆放在我脚边，转身回房间了。

我泡着脚，看着电视里的综艺节目，忽然想起一件事。我拿出手机翻短信，翻到去年陈屿给我发的最后一条，只有三个字：“下班了。”后面跟着一个笑脸。那是出事那天早上发的，十点三十七分。

我把手机锁了屏，看着黑屏幕上映出自己模糊的脸。脚在热水里暖融融的，电视里主持人在笑，公公在隔壁房间咳嗽了一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让我觉得日子还是往前走的。

八月底，公公生了场病。其实也不算大病，就是中暑加上血压高，头晕，在床上躺了两天。第一天他还撑着起来做饭，我说你别动了，我来。他不放心，说你会做什么。我说我做西红柿炒鸡蛋，你爱吃不吃。他笑了，说行，你炒。

我炒了一盘，端到他床前。他坐起来吃了一口，说：“盐放多了。”我说你凑合吃。他吃完了，把碗递给我，说：“你比你妈手艺差远了。”我说那你自己起来做。他摆摆手，躺下了。

那天晚上我在他房间放了个水壶，一个杯子，一盒药。他吃了药睡了，我坐在客厅里看手机，时不时侧耳听他的呼吸声。还好，均匀的，沉稳的。

第二天他好了些，能下床了。我煮了粥，他喝了两碗，说：“好了，明天能做饭了。”我说你再歇一天。他说：“歇不住，一歇就真老了。”

那天下午我在阳台上收衣服，他在客厅里听收音机。戏曲节目，这回放的是黄梅戏，有人在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他跟着哼，声音比上次大了点。我站在阳台上笑了一下，风吹过来，带着初秋的凉意。

九月初开学，周昊给我发了张照片，是他穿校服站在校门口，旁边是他妈。他发了个竖大拇指的emoji，我回了个“加油”。

十月初，公公说想回一趟老家。他老家在邻县农村，还有几间老房子，他兄弟在照看。他说想回去看看，顺便住几天。我说我陪你去。他说不用，你上班。我说那你自己注意身体。他说知道。

他走的那天早上，给我留了张便条贴在冰箱上：“冰箱里有饺子，饿了煮。药在抽屉里，胃疼就吃。别熬夜。”

他坐大巴走了。我一个人在家，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煮饺子。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他包的，个头很大，我吃了十个就饱了。

第三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说老家下雨了，路不好走，多住两天。我说行，你注意保暖。他嗯了一声，挂了。过了十分钟又打过来，说：“饺子吃完了吗？”我说还没，明天继续。他说：“别吃太久，饺子放久了不好。”我说知道。他又嗯了一声，挂了。

我握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忽然觉得屋子太空了。走到他房间门口，推开门看了一眼。床铺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那瓶安眠药，旁边是我贴的那张便签。他的老花镜搁在书上，翻开的那页是一本《老年养生指南》。窗户关着，窗帘拉着，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

我把门带上，回到自己房间。

第五天公公回来了。我去汽车站接他，他拎着个蛇皮袋，里面是老家兄弟给的花生和红薯。看见我就说：“晒黑了。”我说你才黑了。他嘿嘿笑了一声。

回家的路上，他说老家房子漏雨，他修了两天。我说你一个人修？他说叫了人帮忙。又说村里现在没什么人了，都出去了，就剩几个老的。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说一件离自己很远的事。

那天晚上他做了顿饭，把带回来的红薯蒸了。红薯很甜，我吃了两个。他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说：“今年雨水好，红薯甜。”

我说：“爸，明年我跟你一起回老家看看。”

他愣了一下，说：“行。明年春天去，老家院子里的那棵桃树应该还活着。”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老家的院子，桃树开满了花，粉粉的一片。陈屿站在树下，手里举着个红薯，冲我笑。我走过去，他把红薯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我接过来咬了一口，甜的。

醒来的时候天刚亮。窗外有鸟叫，河面上起了薄雾。我听见厨房里传来动静，是公公在烧水。水壶在灶上发出细细的声响，然后是他拿碗的声音，磕在灶台上，很轻的一声。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这间屋子，这个人，这个早晨。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不快不慢的。

我起来，穿好衣服，推开卧室门。公公站在灶台前，背对着我，正在往锅里下面条。听见我开门，他头也没回，说：“醒了？今天吃面。”

“好。”我说。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冒着泡。他把面条下进去，用筷子搅了搅。蒸汽升上来，糊了他的老花镜。他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

“爸。”

“嗯。”

“以后早饭我来做吧。你多睡会儿。”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把筷子放下，说：“面里放不放青菜？”

“放。”

他从冰箱里拿出几棵青菜，在水龙头下冲了冲，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片一片掰开，放进锅里。青菜入水，颜色一下子亮了起来，绿得透亮。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河面上的雾一点点散去，露出对岸楼房的轮廓。楼下传来早市的声音，有人吆喝卖豆腐，有人吆喝收废品。一切照旧。

面条煮好了，他盛了两碗，一碗给我，一碗给自己。我们面对面坐着吃面。他吃面声音很大，呼噜呼噜的。以前陈屿也这样，我老说他。现在听着，觉得挺踏实。

吃完面，我洗碗。他站在阳台上，背着手看河。我洗好碗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河面上有几只鸭子游过，和那天在老家看到的一样。

“爸。”

“嗯。”

“明年开春，我们回老家种棵桃树吧。”

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睛里有光。然后点点头，说：“好。种棵新的。”

河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一点隐约的桂花香。秋天了。这是陈屿走后的第一个秋天。日子还在往前走，我们也还在往前走。

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