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的我，每次探望80多岁父母，都压抑到崩溃：一个卧床一个认不出我，回程哭一路，却无计可施

本文存在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50岁的我，每次探望80多岁父母，都压抑到崩溃：一个卧床一个认不出我，回程哭一路，却无计可施

从老家回来的高铁上，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眼泪就那么淌下来，止都止不住。旁边坐了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偷偷往我这边瞄了好几眼，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推过来。我说了声谢谢，没接。我不需要纸巾，我需要的是我娘能认出我，需要的是我爹能从那张床上坐起来，哪怕骂我一句也行。可是没有。

我今年五十岁，在省城一家事业单位做会计，离退休还有五年。我爱人在国企，儿子刚参加工作，日子说不上多宽裕，但也过得去。我爹八十三，我娘八十一，住在老家县城的老房子里。我爹三年前中风，抢救过来之后就没再站起来过，吃喝拉撒全在床上。我娘两年前开始糊涂，起初是忘事，后来是认错人，到今年，她已经认不出我了。

我差不多每个月回去一趟。周六一早走，周日下午回。两头赶，单程高铁两个半小时，下了车还要转四十分钟的公交。其实可以打车，我没舍得，省下的三十多块钱，够给我娘买一兜子她年轻时舍不得吃的砂糖橘。

事情起变化是在去年秋天。那天我到家，拿钥匙开了门，我娘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膝盖上搭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薄毯。她看见我进来，眼睛亮了一下，我心里一暖，以为她认出我了。结果她扭头朝卧室喊：“哎，老李，你家来亲戚了，也不起来招呼一声。”

我站在原地，手里提着的塑料袋沙沙响。袋子里面装着她爱吃的桃酥，还有一盒我专门绕路去买的桂花藕粉。我张了张嘴，想说“娘，是我”，可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卧室里我爹没有应声。他醒了还是没醒，我不知道。窗外的天阴着，屋子里的光线很暗，我娘的脸半明半暗地浮在那片阴影里，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对一个陌生客人的客气和拘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间我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不认得我了。

那天晚上我给我娘洗脚。她坐在小马扎上，脚泡在搪瓷盆里，水温我试了又试，不烫不凉。她低头看着我，突然说了一句：“这闺女心好，比我那俩孩子强。”我鼻子一酸，手上使了点劲，搓她的脚后跟。她的脚后跟全是裂口，像干涸的河床。我想起我小时候，每年入冬前她都会烧一锅艾叶水，逼着我把脚泡进去，说这样一冬天不生冻疮。我那时候不听话，嫌烫，把脚从盆里缩回来，她就用大手把我的脚按回去，说：“不烫，娘还能害你？”

现在她就坐在我面前，喊我“这闺女”。

我爹还是不说话。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醒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谁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护工白天来，晚上走。护工姓周，五十来岁，县城本地人，做事还算细心，但终究是拿钱办事。我娘有时候会拉住护工的手喊“二妹”，二妹是我小姑的名字，死了十来年了。

夜里我睡在我娘旁边。我娘起夜，我扶她起来，她推开我，说：“你别拽我，我自己会走。”可她刚站起来就晃了一下，我赶紧从后面抱住她的腰。她的腰细得惊人，一把就能掐过来。我记得小时候她背我，我趴在她背上，她的背厚实、暖和，像一堵墙。现在这堵墙塌了，只剩下一把骨头。

她站在床边，突然小声说：“我要找我妈。”我愣了一下，说：“外婆早就不在了。”她扭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点慌乱，又有一点固执，重复了一遍：“我要找我妈。”我只好说：“天黑了，等天亮了再去找。”她想了想，点了点头，听话地躺回去。没过一会儿，她就睡着了，呼吸很轻，像小猫。

我躺在旁边，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是很多年前漏雨留下的。那时候我爹还能上房顶修瓦，我娘在下面扶着梯子喊：“你慢点，摔下来没人管你。”我爹就在房顶上笑，说：“我摔下来你可得接着啊。”那声音好像还在头顶上转，可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第二天一早，护工周姐来了。她给我爹翻身，擦身子，换纸尿裤。我站在门口看。我爹的身体像一截枯木，皮肤贴在骨头上，肋骨一根一根清清楚楚。他的眼睛半睁着，眼珠子转了一下，落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他认不认得出我，但他突然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一声很轻很轻的“啊”。

周姐说：“他想说话呢。”我赶紧走过去，俯下身。我爹又张了张嘴，这回发出了两个音节，模模糊糊的，我听了两遍才听清楚，他说的是“别走”。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指节突出，像老树的根。我说：“爹，我不走，我明天才走。”他的眼睛又转了一下，这次落在我脸上，瞳孔里有一层灰蒙蒙的翳。我不知道他看见的是我，还是看见了一个模糊的人影。但他的手在我手心里轻轻动了一下，像要握紧，却没有力气。

中午我给我娘喂饭。她吃两口就偏过头去，说：“不吃了，不吃了。”我把勺子递到她嘴边，她抬手一推，半勺粥洒在她衣襟上。我手忙脚乱地拿毛巾擦，她突然很生气，嗓门大起来：“你走！你走！不要你喂！”我怔在那里，手里攥着沾了粥的毛巾，看着她一脸怒气地瞪着我，像看着一个惹她厌烦的陌生人。

周姐在旁边小声说：“你娘就这样，一阵一阵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笑了一下，说：“没事。”可我把头低下去的时候，眼泪掉在地上，砸出一朵很小很小的水花。

下午我出门去买菜。路过街口那棵老槐树，树底下几个老太太在打扑克。我娘以前也爱在这打扑克，一打一下午，输赢都是几毛钱，她能跟人吵得脸红脖子粗。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有个老太太认出了我，说：“哟，你是李家的闺女吧？回来看你爹娘？”我点点头。她叹了口气，说：“你娘这两年可真是不行了，前两天在这站着，非说这棵树是她家的，要叫人来锯了。”旁边几个老太太都笑起来。我跟着笑了一下，没接话。

我拎着菜往回走的时候，心里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娘在这条街上活了大半辈子，现在这条街还在，树还在，打扑克的人还在，可她不在那个世界里了。她被关进了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壳里，我们进不去，她出不来。

到了晚上，我给我爹擦脸。擦到脖子的时候，他的下巴抬了抬，眼睛看着我，嘴唇又动了动。我把耳朵凑过去。他这次说得很轻，但很清晰：“你娘……她不容易。”

我说：“我知道。”他又说：“我走了，你把她接过去。”我的手停住了。我爹看着我，眼神突然清亮了一秒钟，就那么一秒钟，我看见了我那个当过三十年机修工的老爹，看见了那个下岗后骑着三轮车去街上拉活儿、摔断了胳膊也不吭声的男人。

我说：“你放心。”他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眼睛慢慢合上，呼吸变得平稳。

那天夜里我起得很早，五点就醒了。我坐在客厅里，看着我娘从卧室里出来。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睡衣，头发乱蓬蓬的，光着脚在地上走。我喊了一声“娘”，她没反应，径直走到门口，伸手去拉门。我拦住她，说：“你要去哪儿？”她看着我，眼神空空的，说：“我上班要迟到了。”

我娘年轻的时候在县里的棉纺厂上班。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和我弟弟做完早饭，再赶去厂里。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顺着她说：“今天星期天，不上班。”她愣了一下，眼神里的空茫散去了一点，然后很慢地“哦”了一声，转身走回卧室。

我站在原地，听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在一下一下地砸。

回程的公交上，我接到弟弟的电话。弟弟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次。他说：“姐，辛苦你了。”我说：“不辛苦。”他说：“要不……把爹娘送养老院吧？”我没说话。电话那头传来机器轰鸣的声音，他提高了嗓门：“钱我来出！”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再说吧。”

我知道他是好心。可我心里清楚，我爹跟我说过那句话之后，我就没办法再想养老院的事了。他是一个在床上躺着不能动的人，他说“你娘她不容易”，他说“你把她接过去”。我知道这是一个老人临终般的托付。我知道我接不住。可我也放不下。

高铁过了隧道，窗外的天突然亮了。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眼泪又下来了，这一次，我没有去擦。

我想起小时候，有一年冬天，我发烧到三十九度七。我爹不在家，我娘一个人把我背在背上，走了八里山路去公社卫生院。路上我趴在她背上，迷迷糊糊地听见她喘气的声音，像拉风箱一样。到了卫生院，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烧出肺炎了。”我娘靠在墙上，顺着墙根滑下去，坐在地上，腿软得站不起来。

那个娘，现在在千里之外的老房子里，光着脚在地上走，说要去找她妈。

而我，五十岁了，活成了一个在高铁上偷偷哭的人。我没有办法。我得上班，我得照顾自己的家。我弟弟能出钱，可钱不能代替一个人站在床边，不能代替一个人陪着一个糊涂的老太太在凌晨五点的客厅里站着。

我也没有资格去指责谁。各有各的苦。日子总得过下去。

出了高铁站，我坐上回家的地铁。车厢里全是人，年轻的面孔，低头看手机。我站在角落里，攥着包带。背包里还有半袋桃酥，是我娘没吃完的。我本来想带回来，又觉得不该带。那是她的桃酥。可她不记得了。

晚上回到家，我爱人做了饭。我坐在餐桌前，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他看看我，没问。结婚二十多年，他已经学会了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我儿子打来电话，说新工作还适应，我“嗯”了几声，说了句“好好吃饭”，就挂了。

洗完澡，我站在阳台上。远处的路灯一盏一盏亮着，楼下有个老太太推着婴儿车慢慢走。我忽然想，我娘像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也推过我？肯定推过。可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她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什么时候开始糊涂，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喊我的名字。

手机亮了，是周姐发来的短信：“你爹今天下午精神不错，喝了大半碗米汤。”我回了一个“谢谢”。字打出去之后，我站在阳台上，过了一会儿，眼泪又掉下来。

我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等着下个月的周六，再坐两个小时的高铁回去，再听我娘喊我一声“亲戚”，再听我爹从嗓子里挤出一个模糊的“别走”。

天慢慢黑了。远处那盏最亮的路灯闪了一下，又亮了。

我转身回屋。日子总得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