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0岁，还没绝经，和老公分床睡五年，夜里熬不住

我今年50岁，还没绝经，和老公分床睡五年，夜里熬不住，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散步

闹钟显示十一点四十七分。我第三次翻了个身，把被子卷成一团又抖开，床垫弹簧吱呀呀地响，在这个过分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隔壁的主卧没有声音，老周怕是早就睡着了，他从来都是沾枕头就着的人，这点五年都没变过。

五年前我们搬进这个两居室，把书房改成了我的卧室。理由很正当，他那段时间应酬多，回来晚，打呼噜，我本来就浅眠，两个人都睡不好。分房那天他还开玩笑，说别人是七年之痒，咱们这是七年分居。我也笑，说不过分个床，什么分居。然后衣柜一分为二，他的正装衬衫留在主卧，我的睡衣和常穿的衣服搬进了朝北的小房间。一切都很妥当，像收拾一间储物室。

只是谁都没想到，分开了，还是睡不着。

我坐起来，摸黑开了床头灯。光打在白墙上，连个影子都照不出来。手机屏幕亮了，几条未读消息是瑜伽群里的，下午发的，现在才看到。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朋友圈刷到底了，抖音看了几个没意思的视频，淘宝逛了半小时什么也没加购物车。我又看了眼时间，零点三十七。

床在身后像一张越来越小的网，我站起来，脚踩在拖鞋里，凉的。秋天的夜晚已经开始带上凉意，窗外有风，把空调外机上那棵半死不活的绿萝吹得瑟瑟的。我站在衣柜前想了想，拉开抽屉，运动内衣、速干T恤、黑色紧身裤，一样一样穿上，再把头发扎成马尾。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岁，也许是因为瘦，也许是因为失眠熬出来的那一层薄薄的憔悴，反而显得眼窝深陷，有种不属于五十岁的精神气。

老周的鼾声隔着墙传来，断断续续的，像个没调好频的收音机。我轻手轻脚开了大门，又轻轻带上。咔嗒一声，锁舌归位，好像把整个家的重量都关在了门里。

电梯里空荡荡的，灯坏了一根，剩下那根照得人脸发青。我按了一楼，数字慢慢地跳。到七楼的时候停了一下，电梯门开，外面没人。可能谁在别的楼层按错了。门又关上，继续往下。整栋楼都在睡着，只有我一个人醒着，在电梯厢里下坠。

出了单元门，凉风灌进领口，我把外套拉链拉到顶。小区里的路灯是那种暖黄色的，照在柏油路面上，打出一个个光圈。几个垃圾桶整齐地排在路边，盖子盖得严严实实，保洁阿姨明天六点才会来清理。流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的矮墙上，警惕地看着我，等我走近了，倏地一下跳进冬青丛里，叶子晃了几晃就不动了。

我沿着小区步道走。一圈大概八百米，我一般走四圈，有时候五圈。步道两边的银杏开始黄了，路灯从叶子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碎碎的金。白天这里热闹得很，遛狗的、带孩子的、跳广场舞的，挤挤挨挨全是人。可现在偌大一个小区静得跟旷野似的，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擦、擦、擦，一下一下，像钟摆。

走到第二圈的时候，我在长椅上看见一个人。是个老头，穿着深蓝色的旧棉袄，低头坐着，不知道是在打盹还是在看手机。我走近了才看见他面前摆了个棋盘，自己跟自己下象棋，黑子红子各据一方，他的手在棋盘上游移着，半天才落一颗。

“老伯，这么晚还不睡？”

他抬头看我一眼，笑了，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你不也没睡嘛。”

“我睡不着，出来走走。”

“我也是。”他指了指棋盘，“白天人太多，吵得慌。晚上清静，自己跟自己杀几盘，慢慢想，不用着急。”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红方的马被黑方的车别住了腿，老头捏着红马悬在半空，想了半天，又把马放回原处，改走了一步炮。他走完就抬头看我，眼睛在路灯底下亮亮的，像个等着被夸的小孩。

“老伯您这棋走得稳当。”

“那是，”他捋了捋并不存在的胡子，“晚上脑子清楚，白天尽是昏招。”

我笑了笑，继续往前走。第三圈的时候经过小区东门，铁栅栏门锁着，但旁边的小门留了一条缝，侧身能挤出去。我犹豫了两秒，侧身出去了。

门外是大街。白天车水马龙的六车道，此刻安静得像一条干涸的河。对面的便利店还亮着白惨惨的灯，玻璃门后面，穿绿色围裙的店员趴在收银台上打瞌睡。我穿过马路，推门进去，门铃叮咚一声，店员猛地惊醒，条件反射地站直了：“欢迎光临。”

冷柜里的灯光照得所有东西都蒙着一层霜。我拿了一瓶矿泉水，又想了想，拿了包软糖。结账的时候店员一边扫码一边偷偷打量我，大概在想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晚还出来，穿一身运动装，头发扎得利利索索的，看起来也不像刚下班。我冲他笑了笑，他赶紧低下头，说一共八块五。

出了便利店，我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凉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马路对面有个公交站台，广告灯箱亮着，上面是一对年轻男女对着镜头笑，露出整齐的白牙，宣传什么口腔诊所。我走过去在站台的长椅上坐下，身后是一排时刻表，末班车早已开走了。风从街道尽头吹过来，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又放下，哗啦啦地响。

这条街以前我和老周常走。刚搬来那会儿，周末早上他拉着我去吃街尾那家包子铺，说那家的豆腐脑是一绝。我们穿着拖鞋走过这条街，那时候路边的银杏还没这么高，路灯也还是旧式的白炽灯，照得人脸黄黄的。老周走在外侧，让我靠着店铺走，说有车也不怕。我那时候嫌他烦，说这大清早的哪有车。他就嘿嘿笑，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些。

后来分床的第一年，我们还偶尔一起散步。周末傍晚，他问我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就换上鞋跟他出去。那条路来来回回走了多少遍，他说单位里又来了个年轻姑娘，聪明是聪明，就是太爱表现；我说瑜伽班的老师让我当助教，可我腰不好不敢答应。两个人絮絮叨叨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只是走着走着，他走路的步子慢了，我也慢了，两个人在路灯底下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再后来他升了职，应酬越来越多，周末的散步变成了一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最后不知怎么就没了。我有时候傍晚一个人出来走，走到包子铺门口，看见里面热气腾腾的，坐满了人，就绕开走。再后来傍晚人太多，我就换到了晚上。

公交站台上的钟显示两点十一分。我坐了一会儿，看着空荡荡的马路发呆，偶尔有辆出租车亮着顶灯从远处开过来，慢吞吞地经过我面前，司机探头看了我一眼，又加速开走了。夜班公交是没有的，这条线路九点半就停了。

我站起来往回走。经过包子铺的时候，里面黑着灯，卷帘门拉下来，门口的防滑垫收进去了。隔着玻璃门能看见里面桌椅叠放在角落，灶台擦得干干净净。明天早上四点半，这里又会亮起灯，热气冒出来，豆腐脑的香味飘半条街。可现在它关着，跟旁边的服装店、理发店、水果店一样，整条街都是关着的，只有路灯亮着，守着这些紧闭的卷帘门。

到小区东门的时候，铁栅栏旁边的小门还留着那条缝。我侧身挤进去，门框蹭了蹭我的外套，发出嗤的一声轻响。保安亭里的灯亮着，但保安趴在桌上睡着了，帽子歪到一边。我从窗外走过，他一点没察觉。

小区里还是那么静。那个下棋的老头已经走了，棋盘收得干干净净，长椅上空荡荡的。银杏叶落了几片在椅面上，黄的，被路灯照得像金子。我继续走完第四圈，腿开始有点酸，出了层薄汗，但脑子反而越来越清醒。这种清醒很不舒服，像一个轮子越转越快，你明明想让它停下来，它偏不听你的。

走到我家那栋楼下，我仰头看。十二楼的窗户黑着两扇，一扇是主卧，老周的鼾声大概还在继续。另一扇是朝北的，我的房间，窗帘拉着，黑黢黢的，像一个空洞的眼睛。我在楼下站了很久，风把我的马尾吹散了，几缕头发贴在脸上，痒痒的。

以前看过一个说法，说失眠的人是因为心里有事没放下。可我想了又想，不知道心里到底有什么事。老周和我没什么大矛盾，日子过得平平常常，分床也不过是为了睡得好一些。可为什么他睡得好了，我还是睡不好呢？白天上班、做饭、收拾屋子，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了，可一到晚上，所有的水都倒流回来，把我泡在里面，浮不上来。

电梯的数字从一跳到十二。我开了门，轻手轻脚换了拖鞋，把运动外套挂起来。隔壁的鼾声还在继续，这回换了个调子，呼——呼——像拉风箱。我走进自己房间，关上灯，躺回床上。被子里凉了，我用脚把被窝底下那点残存的暖意拢上来，裹紧。

窗外有车驶过，轮胎碾过路面，远远的一声，很快又没了。然后是风，还有银杏叶落在地上的沙沙声。我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那条空荡荡的大街，便利店的白光，公交站台上的口腔广告，下棋老头的门牙豁口。它们排着队走马灯似的转，一圈，又一圈。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很久，也许没多久，窗外的天从深墨色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一种灰蒙蒙的蓝。鸟叫了，第一声，第二声，然后所有的鸟都醒了，叽叽喳喳地吵成一团。垃圾车突突地开进来，保洁阿姨拉着垃圾桶往车边拖，铁轮子碾过地面，嘎啦嘎啦响。

六点半，我的闹钟响了。

隔壁传来老周的动静，他起床了，拖鞋声从主卧走到卫生间，冲水，然后去厨房烧水。水壶呜呜地响起来，他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打开电视看早间新闻。一切跟昨天一样，跟昨天之前的每一天一样。

我从床上坐起来，太阳穴突突地跳。镜子里的女人眼圈发青，但马尾还在头上扎着，昨晚根本没拆。我把发圈扯下来，头发散了一肩，白的比上个月又多了几根。

老周在外面喊：“今天周末，你想吃什么早饭？我去买包子？”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走了一晚上，太累了，什么都不想吃。但话到嘴边变成：“豆腐脑吧。”

“行，我去买两碗。”他在门口换鞋，钥匙叮当响，“还是街尾那家？”

“嗯。”

门关上了。我靠着床头坐着，阳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照在床尾，长长的一条。昨晚我走过的那条街，现在应该热闹起来了，卷帘门一扇一扇拉开，包子铺的蒸汽腾腾地冒，豆腐脑的香味飘起来，老周会排在队伍里，跟前面的大爷聊今天的天气。

我站起来，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铺了一地。楼下的银杏比昨晚黄了一些，但天是蓝的，干净的蓝，几朵云浮在上面，慢慢动。

我忽然想，今晚还出去走吗？也许走。也许走到包子铺开门的时候，买一碗豆腐脑坐那儿吃，看天亮起来。

我走到客厅，泡了杯茶，坐在沙发上等老周回来。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背上，我眯起眼睛，终于感觉到了一点困意。慢慢地，像一层薄纱盖下来，轻轻的，柔柔的，把这一整夜的清醒慢慢裹住了。

我靠在沙发背上，在晨光里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