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67岁，和老婆分床睡，夜里熬不住，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

我蹑手蹑脚地拉开家门的时候，墙上的老式挂钟正好敲了十一下。铸铁的钟摆晃悠着，发出沉闷的“当——当——”声，每一下都像敲在我心口上。我回头看了一眼卧室的方向，门缝里透出的灯光已经灭了。陈桂芳睡觉前总要靠在床头看一会儿手机，刷那些养生视频，音量开得小小的，像是怕吵着谁似的。其实隔着一道墙，那点声音跟蚊子哼哼差不多。

门轴转动的瞬间发出一声极轻的“吱呀”，我屏住呼吸，等了片刻。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冰箱启动的嗡嗡声。我侧身挤出门去，又把门带上，锁舌“咔嗒”一声归位，在深夜里格外清晰。我缩了缩脖子，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快步走向楼梯。

楼道里的声控灯早就坏了，物业贴了张告示说下周修，贴了快一个月了。我摸着扶手下楼，手指滑过冰凉的铁栏杆，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灰。三楼拐角的地方，不知道谁家堆了一摞旧报纸，我每次都差点绊倒，这次也不例外。脚下一个趔趄，我一把抓住栏杆，手腕上的老筋扯了一下，隐隐作痛。

出了单元门，夜风迎面扑来，带着九月末特有的那种凉丝丝的清爽。小区里的路灯昏黄昏黄的，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沿着甬道慢慢走，步子放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谁的梦。其实这个点儿，小区里根本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晚归的车从身边驶过，车灯晃得我眯起眼睛，等它过去了，黑暗又重新聚拢过来。

这样的夜晚我已经过了快半年了。

白天我是个正常的退休老头，去公园打太极，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地忙活一阵，把饭菜端上桌。陈桂芳坐在我对面，我们各自吃着各自的饭，偶尔说两句“今天的菜咸了”或者“明天该交水费了”之类的话。她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筷子在碗沿上碰出细碎的声响。我吃得快，三下五除二扒拉完，就把碗筷往水池里一泡，坐到沙发上看电视。

到了晚上，情况就变得微妙起来。

最开始是因为她打呼噜。我睡眠浅，一点声音就醒。她躺下不到十分钟，那种均匀的、带着点鼻音的小呼噜就会响起来。我在旁边翻来覆去，数羊数到一千多只，精神反而越来越清醒。后来我实在熬不住，就搬到次卧去睡了。她也没说什么，只是第二天早上帮我叠被子的时候，动作比平时重了些，把被角抖得哗哗响。

分床睡的头几天，我反而睡得踏实了些。一个人一张床，想怎么翻身就怎么翻身，不用怕压着她的胳膊。但好景不长，新的问题来了——我开始在凌晨两三点钟准时醒来。没有任何征兆地，眼睛就睁开了，脑子像被冷水泼过一样清醒。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细细的裂纹，耳朵里灌满了夜的寂静。

那种寂静是有声音的。冰箱的压缩机一会儿启动一会儿停，楼上有脚步声来回走，水管里有水流过的咕噜声。所有白天里被忽略的细微声响，在深夜里都变得格外清晰。我翻了个身，床垫弹簧发出一声呻吟。再翻回来，被子窸窸窣窣地响。我把枕头捂在脸上，呼吸变得又热又闷。

后来我开始在醒来之后爬起来，在屋里踱步。从卧室走到客厅，再从客厅走回卧室。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白色的线。我顺着那条线走，光脚踩在木地板上，凉意从脚心一点点爬上来。走到第五个来回的时候，我听见主卧里传来一声模糊的呢喃，像是说梦话。我赶紧站住，屏着气听了一会儿，又没了声响。

那天夜里我实在是闷得慌，就穿了外套出门了。小区里空荡荡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细长。我沿着小区外围的围墙走，围墙那边是条马路，偶尔有出租车呼啸而过。我走到小区东门，值班室里亮着灯，保安老周趴在桌子上打盹。我悄悄绕过去，没惊动他。

沿着马路牙子往前走，路过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面的白光透过玻璃门倾泻出来，照在我脚面上。我犹豫了一下，没进去。继续往前，是一家关了门的修车铺，卷帘门上喷着花花绿绿的涂鸦。再往前就是那座过街天桥了。

第一次走上去的时候，我扶着栏杆往下看。凌晨的街道空旷得像条河，路灯是河底的石子，车灯是游动的鱼。风从桥面上穿过去，吹得我衣摆扑扑地响。我站在桥中央，忽然觉得心里某个绷了很久的东西松了一下。那种感觉很奇妙，像是整个人被夜色泡软了，舒展开来。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出来。有时候走远些，沿着河堤走到人民公园，在长椅上坐一会儿再回来。有时候就在小区里转圈，数着步数，从这头走到那头，整整一百二十步。我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秘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夜游症。

陈桂芳大概察觉到了什么。有好几次我回来的时候，天都快蒙蒙亮了，我轻手轻脚地开门，看见她卧室的门开了条缝。我赶紧躲进次卧，装作睡了一整夜的样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她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

直到那个星期六的晚上。

那天下午下了场雨，傍晚的时候停了，空气里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儿。我在公园里多打了两趟太极，回家比平时晚了半小时。推开门，陈桂芳正坐在沙发上择豆角，电视开着，放的是一档相亲节目。她头也不抬地说：“回来了？饭在锅里，自己盛。”

我“嗯”了一声，去厨房盛饭。米饭焖得刚刚好，软硬适中，一粒一粒的，泛着温润的光。我把菜也端出来，一盘清炒豆角，一盘红烧带鱼。带鱼的汤汁收得恰到好处，浓油赤酱的，看着就有胃口。

我们面对面坐下吃饭。她还是那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我夹了一筷子带鱼，刺挑得仔细。电视里男女嘉宾正互相提问，问的什么我没听清，嗡嗡地响着当背景音。

吃到一半，她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那眼神我太熟悉了，年轻的时候她每次要跟我谈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这样，先直直地看过来，让你无处可躲。

“老赵，”她说，“你晚上都去哪儿了？”

我筷子顿了一下，夹着的豆角掉回盘子里。“没、没去哪儿啊。”我说，“睡觉呗。”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走到次卧门口，把门推开。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得端端正正，床单上连个褶子都没有。那是早上我出门前叠的，想伪装成睡过的样子，但显然弄巧成拙了。

“你当我是瞎的？”她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似的，一下一下敲在我耳朵里。“这几个月，你天天半夜往外跑，当我不知道？”

我放下筷子，喉咙里堵着什么，说不出话来。电视里的男女嘉宾终于牵手成功了，音乐声欢快地响起来，显得屋里的沉默格外尴尬。

“我就是……睡不着。”我最后说，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怕吵着你。”

“怕吵着我？”她冷笑了一声，那声冷笑像玻璃碴子似的扎人，“老赵，咱俩过了四十年了，你什么时候怕吵着我了？以前你在被窝里放屁的时候怎么没怕吵着我？你打呼噜打得天花板都在震的时候怎么没怕吵着我？”

我被她说得有些恼，又有些心虚。年轻的时候我打呼噜确实厉害，她半夜里推醒我，我就翻个身继续睡。那时候从来没觉得这是个事儿。

“那不一样。”我说。

“怎么不一样？”她走近了两步，我看见她眼角细细的皱纹，还有鬓角那几根白头发。“你现在是不乐意跟我睡一个屋了是吧？嫌弃我了是吧？嫌我老了，嫌我丑了，嫌我碍你事了？”

“你说什么呢！”我提高了声音，“我什么时候嫌弃你了？”

“那你为什么非要分床睡？”

“我——”我张了张嘴，那些话在肚子里转了好几圈，就是说不出口。说我怕吵着她？这理由连我自己都不信。说我贪图一个人睡的清净？可夜夜出去游荡的也是我。

她站在那里等着我回答，胸口微微起伏着。客厅里的灯光打在她脸上，那些皱纹显得更深了些。我忽然想起来年轻的时候，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住在一间只有九平米的筒子楼里。床是一米三的窄床，两个人挤在上面，胳膊贴着胳膊，腿挨着腿。冬天的时候她把冰凉的双脚塞进我腿弯里取暖，我一边嫌弃地说“哎呀冰死了”一边又往她那边靠了靠。

那时候床那么窄，我们却从来没想过要分开睡。

“我……”我嗓子发紧，“我就是睡不着，夜里老醒，醒了就躺不住。我怕翻来覆去的把你弄醒了。”

她看着我，目光里的锐利慢慢软下来，变成一种我看不太懂的东西。像是失望，又像是别的什么。

“你睡不着，可以跟我说啊。”她说，“你一个人大半夜地往外跑，万一出点什么事……”

“能出什么事。”我嘟囔着，“就在小区里转转。”

“就在小区里转转？”她提高了声音，“你当我没看见？上周三凌晨两点，我看见你从外面回来，衣服上全是露水。上周六你早上六点才回来，身上一股子河腥味儿。你跟我说就在小区里转转？”

我哑口无言。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我就是……到处走走。”我说，“走走心里就静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主卧，“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那声关门响得我肩膀一颤。我站在客厅里，看着满桌没吃完的饭菜，电视机里已经开始播下一个节目了，是一个小伙子在台上唱情歌，跑调跑得离谱，底下的观众反而鼓掌叫好。

那天晚上我又出门了。雨后的夜格外清透，空气里满是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天上的云散了大半，露出几颗疏疏的星。我走到小区后面的小河边，河水涨了些，哗哗地流着，带着上游冲下来的枯枝败叶。

我在河边的石凳上坐下来。石凳是凉的，隔着裤子都觉出那股凉意。河对岸是一片老居民区，有几扇窗户还亮着灯，暖黄色的光从窗帘后面透出来，模模糊糊的。我看着那几扇窗，想起年轻的时候我们也住过那样的房子。六楼，没电梯，每天晚上爬楼梯爬得气喘吁吁。那时候陈桂芳身体好，一步两个台阶地往上窜，我在后面跟着，喊她慢点慢点。

那时候她的头发还是黑的，扎成一条马尾辫，走路的时候一甩一甩的。我们在那间房子里住了十二年，从三十岁住到四十二岁。生儿子的时候就是在那里，陈桂芳半夜里忽然发动，我骑着自行车驮着她去医院，她坐在后座上，胳膊死死搂着我的腰，疼得直抽气。我拼命蹬车，冬天的冷风灌进领子里，我却出了一身汗。

后来儿子长大了，我们换了房子，越换越大，床也越换越宽。一米三换成了一米五，一米五换成了一米八。床变宽了，两个人中间隔出来的空当也变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睡觉的时候不再胳膊碰着胳膊了。她习惯靠着她那侧，我习惯靠着我这侧，中间隔着的距离，足够再躺一个人。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鼻子里酸酸的，赶紧使劲吸了一下。夜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吹得我眼睛发涩。我抬手揉了揉，指节上湿漉漉的。

我坐了很久，久到对岸那几扇亮着的窗户也一盏盏灭了。夜色更浓了，河水变成了黑色，只在路灯照到的地方泛着细碎的光。我站起来，腿坐麻了，一瘸一拐地往回走。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四点了。我轻手轻脚地开门，客厅里黑着灯。我摸索着往次卧走，经过主卧门口的时候，忽然听见里面有动静。极轻的，像是有人在哭。

我站住了。

门缝下面透出一点点光，很微弱，大概是床头灯开到了最暗的档。我把耳朵贴到门板上，屏住呼吸。里面确实是哭声，压得极低极低的，像是用被子捂住了嘴。那种哭声我听过，四十年前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她因为想家哭过，也是这样，闷在被子里，一抽一抽的。

我站在门外，手抬起来，悬在门把手上方，却怎么也落不下去。我想敲门，想说句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张了张嘴，一个音节都发不出来。

那哭声持续了一会儿，渐渐停了。然后是翻身的声响，被子窸窸窣窣的，再然后一切都安静下来。我站在黑暗的走廊里，脚底下冰凉，是从地面上渗上来的那种凉。我慢慢把手缩回来，转身回到次卧，在床上坐下来。

床垫很软，我一个人躺在上面，翻了几个身才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窗外的天空开始泛起青色，隐约有鸟叫了一声。我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一股淡淡的洗衣液味儿，是那种廉价的柠檬香型。陈桂芳一直用这个牌子，用了好多年了，我从来没注意过它的味道。

那天之后，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更微妙了。白天还是正常的，她做早饭，我刷碗。她去菜市场，我去公园。中午回来吃饭，两个人坐在餐桌两边，偶尔说几句不咸不淡的家常话。但到了晚上，那种心照不宣的尴尬就像潮水一样漫上来。

我依旧是凌晨醒来，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床头的电子钟跳动着红色的数字，三点十五分，三点二十七分，三点四十一分。我听着隔壁的动静，那边静悄悄的，不知道她睡着了没有。

我没再出门。

一连五天，我都躺在床上硬熬。翻过来，覆过去，数羊，数数字，数过往的岁月。数到一千多的时候脑子就乱了，想起年轻时的事情，想起儿子小时候的事情，想起厂里的事情。那些记忆碎片一样涌上来，又潮水一样退下去。

第六天晚上，我实在熬不住了。那种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焦躁让我浑身难受，像是有蚂蚁在身上爬。我坐起来，穿上拖鞋，走到客厅里。月光照进来，跟往常一样，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白色的线。

我顺着那条线走到门口，手搭上门把手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有动静。我猛地回头，看见主卧的门开了，陈桂芳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棉布睡衣，头发有些乱，脸上的表情在暗处看不清楚。

“又出去？”她问。声音很平静，不像那天那么尖利了，反而透着一股疲乏。

我愣在那里，手还搭在门把手上，进退不得。

她走过来，步子很慢，拖鞋在地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她走到我面前，我这才看清她的脸。眼眶下面有些发青，像是好几天没睡好的样子。

“我陪你走走吧。”她说。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用了，你回去睡吧。但看着她站在那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睡衣，脚上趿拉着那双塑料拖鞋——那双拖鞋还是前年超市搞活动买一送一的时候买的，她选了粉红色，我选了蓝色——我忽然就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外面凉。”我说，“你多穿件衣裳。”

她转身回屋，披了件薄外套出来。是我去年过生日儿子给买的那件，深灰色的，她穿着有点大，袖子挽了两折。

我们一前一后地出了门。楼道里的声控灯还是坏的，我走在前头，凭着记忆绕过那摞旧报纸，回头想提醒她注意脚下，却发现她也绕过去了，动作熟练得很。

“你来过？”我问。

她没回答，只是跟在我后面，走得不快不慢。出了单元门，夜风迎面扑来，她缩了缩脖子，把外套裹紧了些。

我带着她沿着那条我走了无数遍的路往前走。经过便利店的时候，里面值夜班的店员正在拖地，看见我们两个老人一前一后地走过，多看了两眼。经过修车铺的时候，卷帘门上那些涂鸦在路灯下显得有些诡异，五颜六色的，像是什么野兽的斑纹。

走到过街天桥下面的时候，我停下来回头看她。她站住了，抬头看着天桥，脸上的表情有些恍惚。

“我以前常走这座桥。”她说，“刚上班那会儿，单位在对岸。”

我想起来了。她年轻的时候在河对岸的一家纺织厂上班，每天都要从这座桥上经过。那时候这座桥还没这么旧，桥栏杆上的漆是鲜亮的绿色。我有时候去接她下班，就站在桥头等她，远远看见她从桥上走过来，马尾辫一甩一甩的。

“上去坐坐？”我说。

她没说话，但我往上走的时候，她也跟上来了。桥面上有些积水，是前几天那场雨留下来的。我们踩着积水走过去，在桥中央站定。栏杆上的漆已经斑驳了，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

我扶着栏杆往下看。凌晨两点的街道空旷寂寥，路灯把行道树的影子投在地面上，风吹过来，那些影子就摇摇晃晃的，像是活的。偶尔有一辆车从桥下驶过，车灯划出一道弧光，又迅速消失在夜色里。

她站在我旁边，也扶着栏杆往下看。风吹起她的头发，那几根白头发在路灯下格外显眼。

“我年轻的时候，”她说，“最喜欢晚上加班了。纺织厂里机器的声音嗡嗡的，听着特别踏实。下了班从这座桥上走过去，桥下的河水哗哗地响，跟机器声差不多。”

“我知道。”我说，“我去接过你。”

“嗯，你来过几次。”她说，“后来厂子倒闭了，我就不走这座桥了。”

她顿了顿，又说：“你也是。后来你就没来接过我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那不是因为后来你们都坐班车了吗，又觉得这话说出来没意思。我们都在同一个厂里，她在纺织车间，我在机修车间。后来厂子转型，她下岗了，我去跑销售。再后来我也退了休，两个人窝在家里，日子从早到晚地过，谁也没再想起这座桥来。

“这些年，”她慢慢地说，“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风从桥面上穿过去，发出呜呜的声响。我侧过头看她，她的脸在路灯下显得很安静，眼睛看着远处，没有看我。

“我也……”我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有些碎，“我也不知道。”

她没再说话。我们就这样站着，看着桥下的车一辆一辆地过去，看着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天色渐渐从墨蓝变成深蓝，远处建筑物的轮廓变得清晰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走回家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了。小区里的路灯一排一排地灭了，早起的清洁工在扫落叶，扫帚擦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楼上有户人家开了窗，飘出来一阵煎鸡蛋的香味。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掏出钥匙递给我。

“你开吧。”她说。

我接过钥匙，手指碰到她的指尖。她的手指是凉的，带着夜风的那种凉。我握了一下，她没挣开。

打开门，屋里还是静悄悄的。我换鞋的时候，看见她的拖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粉红色那双紧挨着蓝色那双。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个细节，原来她每天都给我把拖鞋摆好。

“睡会儿吧。”她说，“天都快亮了。”

我点点头。她转身往主卧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老赵，明天晚上别出去了。”

“嗯？”

“睡不着的话，”她顿了顿，“你过来睡。”

她说完就进去了，门没关严，留了一道细细的缝。暖黄色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在地上画出一小片扇形。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那片光，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被人轻轻地拨了一下。

我去了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水是凉的，我喝了一口，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窗外天色已经大亮了，有鸟在叫，叽叽喳喳的。

第二天我睡到中午才醒。阳光从窗帘缝里照进来，直直地射在脸上，暖洋洋的。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听见客厅里有动静。陈桂芳在看电视，声音开得小小的，是那种午间新闻播报的腔调。

我穿上衣服走出去。她坐在沙发上，手里在织什么东西。毛线是灰色的，已经织了有一截了，看着像条围巾。她看见我出来，抬了抬下巴：“锅里有粥，自己热一下。”

我“嗯”了一声，去厨房热粥。粥是小米粥，熬得稠稠的，里面还放了红枣。我盛了一碗，坐在餐桌边慢慢喝。她织了一会儿，又放下手里的活儿，进来拿了两个苹果去洗。洗好了切了一块放在我碗边。

“下午去公园？”她问。

“去。”

“那我也去。”

我抬头看她。她正拿毛巾擦手，动作跟平时一样，不紧不慢的。

下午的阳光很好，金灿灿的，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我们一前一后地出了门，走到公园的时候，打太极的那帮老伙计已经到了。老周看见我，老远就喊：“老赵，今天来晚了啊！”

我摆摆手，把外套脱了搭在长椅上。陈桂芳站在旁边，看着我跟他们一起比划。我没回头看她，但我感觉得到她在看我。太极打到第三式的时候，我余光瞥见她走到长椅边坐下了，安安静静的，也不催，就那么坐着。

打完太极我走过去，她递过来一瓶水，拧开了盖子的。

“你回去吧。”我说，“这儿风大。”

“不回去。”她说，“我坐会儿。”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长椅的木头被太阳晒得温温的，坐在上面很舒服。公园里人不少，有带孩子来玩的，有遛狗的，还有几个跟年纪相仿的老太太在跳广场舞，音乐开得不算大，节奏轻快。

“你昨天说，”我开口，“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她看着我，没说话。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说，“就是……夜里醒了，躺在那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以前的事，想以后的事。想得多了就躺不住了。出去走走，吹吹风，反而静一些。”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可以跟我说。”

“说啥？”

“说你想的那些事儿。乱七八糟的也行。”

我看着她，阳光落在她头发上，那些白头发在光里亮晶晶的。她年轻的时候头发是黑的，又黑又亮，梳成一条粗辫子搭在肩上。那时候她爱笑，一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现在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会聚在一起，像一把打开的小扇子。

“我有时候想，”我慢慢地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那么难都过来了。九平米的房子，一个月挣几十块钱，顿顿吃白菜土豆。你半夜想吃橘子，我就跑了三条街去给你买。那时候没觉得苦，也没觉得累。”

她听着，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现在日子好了，”我继续说，“房子大了，钱也够花了。儿子有出息，孙子也健康。可我有时候半夜醒来，觉得这个家里……”我顿了顿，找合适的词，“觉得空。”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布满了细纹，指节有些粗大，是年轻时候在纺织厂里干活留下来的。她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一只手伸过来，放在我手背上。

她的掌心很暖，贴着我手背上松弛的皮肤。

“我也觉得空。”她说，声音低低的，“你在旁边的时候不觉得，你不在旁边的时候，那个屋子就特别大。我睡到半夜醒了，伸手一摸，这边是空的。我就想，老赵去哪儿了呢？”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指。她的手有些粗糙，指腹上有薄薄的茧子。我一根一根地捏过去，像是数着什么珍贵的东西。

“今天晚上，”我说，“我过去睡。”

她没说话，但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但我看见了，跟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的弧度。

那天晚上我洗漱完，抱着枕头走到主卧门口。门开着，她靠在床头，正在看手机，音量还是开得小小的。看见我站在门口，她把手机放下，往里挪了挪，让出半边床。

我走过去，把枕头放在她枕头旁边。床很大，一米八的，我躺下去的时候，床垫微微陷了一下。我侧过身，她也侧过身，我们面对面躺着，中间隔着大概一尺的距离。

“关灯？”她问。

“关吧。”

她伸手按了一下床头灯的开关，屋子里顿时暗下来。窗帘没拉严，月光从缝隙里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出一道细细的银线。

我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听见她的呼吸声变得均匀绵长。那种带着一点点鼻音的呼吸声，我曾经觉得吵得睡不着。但现在听着，却觉得心里某个角落被填满了，严严实实的。

我往她那边挪了挪，胳膊贴着胳膊。她的手臂是温热的，皮肤下面有脉搏一下一下地跳动。

“老赵？”她忽然出声，声音很轻，带着浓浓的睡意。

“嗯？”

“你打呼噜了。”

“……”我愣了一下，“我没睡着呢。”

“那就是快睡着了。”她说，声音里带着笑意，“你每次要睡着的时候，先打两声小呼噜，跟猫打呼似的，然后才彻底睡过去。你自己不知道。”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觉得眼眶有些发热。我赶紧把脸往枕头里埋了埋。四十年了，她连我快睡着的时候打呼噜是什么顺序都记得。

“桂芳。”我叫她名字，嗓子有些哑。

“嗯？”

“我明天晚上还出来溜达。”

她没说话，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她往我这边靠了靠。

“你要是想陪我的话，”我继续说，“我带你去看河。这几天下雨，河水涨了，晚上听着特别响，跟咱们刚结婚时候住筒子楼旁边那条河一样。”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嗯”了一声。

窗外的月亮升得高了些，月光从窗帘缝里照进来，在天花板上缓缓移动。我感觉到她的手伸过来，摸索着找到我的手，然后十指扣紧。她的掌心很暖，暖得我眼眶又开始发酸。

“睡吧。”她说。

我闭上眼睛。耳边是她均匀的呼吸声，鼻尖是她身上淡淡的洗衣液味儿，柠檬香的，廉价的那种，闻了四十多年了。

我想，明天晚上我要带她去看看那条河。凌晨两点的河，水声哗哗地响着，像是能把所有的心事都冲走。她要是觉得冷，我就把外套脱给她披上。她要是走累了，我们就在石凳上坐一会儿。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走回来，我开锁，她推门，然后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等着天亮透。

夜还长着呢。

我翻了个身，往她那边又靠近了一些。床垫被压出一块小小的凹陷，我们两个人窝在里面，中间那点空当，刚好够我们的呼吸碰在一起。

四十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从前是并肩走，后来是前后走，再后来是各自走。但现在，我又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就在我旁边，不紧不慢的，一步跟着一步。

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把房间里的一切都镀上一层温柔的光。我闭上眼睛，这次是真的困了。耳边隐约传来两声极轻的呼噜，像猫打呼一样，短促而柔软。

我知道，我要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