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2岁，和老公分床睡三年，夜里熬不住，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

我今年52岁，和老公分床睡三年，夜里熬不住，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

我今年五十二岁，跟陈建国分床睡整整三年了。原因说起来简单也复杂，简单的是他打呼噜，从四十五岁那年体重上来以后呼噜声就一天比一天响，到后来像开拖拉机过山洞，整张床都在震。复杂的是我跟他的关系，说不清从哪年开始淡下来的，吃饭还在一张桌上吃，话却越说越少，他看电视我玩手机，像两个合租的房客，客客气气的中间隔着一道透明的墙。

分床那晚是我提出来的。那天他又喝酒喝到半夜回来，满身酒气往床上一倒，呼噜声震得我太阳穴一蹦一蹦地疼，我翻来覆去到凌晨两点多实在熬不住了，抱着枕头去了次卧。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看见我在次卧，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了卫生间，什么话都没说。从那天起我就再没搬回去过，他也从没开口让我搬。两个人在一个屋檐底下过了二十多年，到最后连一张床都睡不到一起了。

头半年分床的时候我还有点不习惯，半夜醒了摸着身边空荡荡的半张床觉得心里也空了一角。可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次卧那张单人床睡起来反而踏实，翻身不用怕吵醒谁，想几点睡就几点睡。唯一的问题是凌晨三点到五点钟那段，我总在那个时间段准时醒来，像身体里装了个定时的钟，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窗帘缝里透进来外面路灯的黄光，在天花板上投出一道模糊的长条，我盯着那道光线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白天没做完的事和以前没想明白的旧账，越想越清醒，越清醒越难受。

过了大半年这种日子以后我决定不再在床上干熬了。有天夜里我又在三点多醒了，浑身骨头跟散了架一样酸，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我索性爬起来穿了衣服，拿了钥匙轻手轻脚出了门。下楼的时候楼道灯又坏了，我摸着黑一级一级往下走，外面的夜风扑在脸上凉丝丝的，像有人拿凉毛巾擦了把脸，整个人一下就清醒透亮了。

那晚我沿着小区旁边的河堤走了很远。河堤上隔老远才有一盏路灯，把柳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河水在黑夜里泛着隐隐的光，偶尔有夜钓的人蹲在岸边，手里的荧光棒一闪一闪的。我走了快一个钟头才往回走，回家的时候天边已经泛了鱼肚白，陈建国还在主卧打着呼噜。我轻手轻脚洗漱完进了次卧，居然安安稳稳地睡到了七点闹钟响。那是大半年以来头一回早上起来脑子清爽的。

从那以后我就养成了夜里出门的习惯。每天晚上那个点儿醒过来，我就穿衣出门，沿着河堤走一走，有时候走到桥头那个小广场，那儿的灯比别处亮，有几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妇女在跳广场舞，音乐放得很轻，她们跳得也慢，跟做操似的。我站在旁边看几回以后有个穿红毛衣的大姐招呼我一起，我说我不会跳，她说慢得很一学就会了。那天我就跟着她们比划了几下，手脚不太协调，可身上出了层薄汗，回家洗个澡躺下去居然睡得特别沉。

慢慢的我在那个小广场上认识了一帮人。除了跳广场舞的，还有几个每天夜里出来练太极的老头，一个打快板的退伍军人，还有一对夫妻，男的推着轮椅带中风的老伴出来透气。大家谁也不问谁的底细，碰见了就点点头，愿意说话就说两句，不想说话就各干各的。那段时间我夜里出门从“熬不住”慢慢变成了“期待”，甚至有时候白天就觉得心里有盼头，盼着天黑了盼着那个时辰到了好下楼去。

可陈建国对这事儿越来越不高兴。他刚开始不知道我夜里出门，以为我睡得好好的。有一次我回来的时候他在客厅里坐着，脸色不太好，说你半夜三更上哪儿去了。我说睡不着出去走走。他说大半夜的你一个老娘们瞎溜达什么，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我没接话，换了鞋进了次卧，他在客厅里又说了几句什么我没听清，也不想去听清。

后来他抓了我几次现行，每次我出门他都从主卧窗户往下看，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坐在客厅等我，脸拉得老长。有一回他甚至把门反锁了，我回来打不开门，在外面敲了半天他才慢吞吞来开，站门口问我以后还敢不敢半夜出去。我看着他那张跟门框一样板着的脸，忽然觉得一阵窒息。我说陈建国我失眠三年了你关心过吗，我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你在隔壁打呼噜你知道我不知道。我说我出去走走怎么了，我又没偷没抢，总比在床上睁着眼睛熬到天亮强。他被我抢白得愣了愣，然后哼了一声转身进去了，门倒是没再锁过。

可事情没那么容易过去。有天晚上我照例去了桥头小广场，那天风大，跳舞的人少，就我跟红毛衣大姐两个在学新步子。正跳着，我余光瞥见路灯底下站着个熟悉的身影，黑着脸朝这边看。我扭头一看是陈建国，他穿了件外套站在那儿不知道看了多久。红毛衣大姐也看见了，停住了动作小声问我那是你家那位？我点了点头，大姐识趣地收拾了水杯说先回了。陈建国走过来的时候步子很重，在水泥地上踩出咚咚的响，他开口就是一句你能不能要点脸，大半夜跟一群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

我被他这句话气得浑身发抖。我们就是在广场上比划步子，连手都没怎么碰，他嘴里的“搂搂抱抱”是从哪来的。广场上那几个打太极的师傅听见动静都扭头看过来，我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那天晚上我忍住了没跟他吵，自己转身走了，他在后面跟了两步又停下，我听见他重重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长又沉，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慢慢瘪下去的声音。

那之后好几天我没再出门。夜里醒了就躺在次卧床上看着天花板那道黄光，可胸口那团憋闷比以前更厉害了，像气球吹到极限还被人拿手使劲摁着，随时要炸。白天我在超市做收银，对着那些扫码付款的顾客笑脸相迎，可一下班出了超市门脸就垮下来，走在路上看什么都灰扑扑的。有天下午我收了个一百块的假币，被店长骂了一顿扣了五十块钱工资，我站在超市后门那个堆纸箱的角落里蹲下来，脸埋进膝盖里闷闷地哭了一场。哭完了擦擦脸继续回去上班，没人知道，也不想知道。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不再忍的那天，是我跟陈建国的老同事吃饭。那天他厂里的几个老朋友来家里喝酒，我在厨房炒菜端菜忙了一晚上。他们喝到兴头上开始忆当年，有人说起陈建国年轻时候在车间多威风，带着一帮徒弟搞技术革新拿了全市二等奖。陈建国端着酒杯脸红红的，说那些年是真有劲，干起活来不知道累。我在厨房隔着一道门听着那些话，忽然想起我跟陈建国刚结婚那会儿，他下了班会骑车绕道去我厂门口接我，后座上绑着他给我带的烤红薯，用报纸包着揣在大衣里还是热的。那时候我们住在厂区筒子楼里一间十二平米的单间，隔壁是水房，每天晚上哗啦啦的水声跟我们的说话声混在一起，他坐在小马扎上给我念报纸上的新闻，念完了就凑过来亲我一下。那日子多近啊，像昨天一样，可又远得跟上辈子似的。

那天客人走了以后我收拾桌子洗碗，陈建国喝得有点多坐在沙发上闭着眼打盹。我洗完碗出来站在客厅里看着他歪在沙发上的样子，头发白了大半，肚子鼓出来，领口上沾着酒渍，整个人缩在那儿像一袋子没人要的旧衣服。我忽然鼻子一酸，这个人当年骑着二八大杠在风里追着厂车跑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说不上来，大概是岁月这把锉刀太钝，一刀一刀磨下来人没察觉，等回过神已经磨没了棱角磨平了光彩。

那晚我又在凌晨三点醒了，这回我没再犹豫，穿了衣服就下了楼。河堤上比平时冷，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带着水腥气，我把外套裹紧了快步往前走。走到桥头小广场的时候发现那儿一个人都没有，天冷大家都猫在家里了。我在广场边上那个石凳上坐下来，掏出手机刷了刷，朋友圈里我妈发了两张她养的花，配文说春天快来了。我盯着那个“春天快来了”看了很久，然后起身沿着河堤往更远的地方走。

那之后我夜里出门走得越来越远。从河堤走到城南那个早就废弃的老火车站，从火车站绕到新建的市民公园，从市民公园再走到江边那条新修的滨江路。整个城市在夜里是另一个模样，白天车水马龙的地方晚上安安静静的，路灯把一切都照得柔了三分，走在路上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火车鸣笛。我在那些深夜的街道上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这个城市原来这么大，我住了三十多年了从来不知道它晚上长这个样子。那些白天挤挤挨挨的楼在夜里打开了窗户透出一格一格的暖光，每一格里都有一户人家的故事，有吵架的有沉默的有热热闹闹的也有跟我一样枯坐着的。

有一回我在滨江路碰见一个捡废品的老太太，她推着个婴儿车改的推车，里面塞满了纸壳和塑料瓶。我们一前一后走了好长一段路，她忽然停下来转身跟我说今天桥底下那堆纸壳没人要，你要不嫌弃去捡。我愣了一下说我不要，我就是走走。老太太哦了一声上下打量我两眼，说半夜一个人走道儿你倒是胆子大，注意安全。她推着车走了以后我站在原地，忽然觉得好笑，一个捡废品的担心我一个走路的安不安全。那一瞬间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在这个深夜的世界上，我俩是一样的，都是把黑夜当白天过的人，只是她为了生计，我为了喘口气。

日子就这么过到了冬天。我跟陈建国的关系越来越冷，已经到了能不开口就不开口的地步。吃饭的时候一人占一边桌子，他看电视我玩手机，吃完了他去客厅我去次卧，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底下，可中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有时候我在厨房做饭，他从客厅走进来倒水，从我背后经过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那股别扭，两个人都绷着，像随时会断的橡皮筋。

转折是那年腊月发生的。有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忘了戴围巾，走到一半冷得受不了想回去拿，折回家的时候发现陈建国没睡，他坐在客厅没开灯，就着阳台外面透进来的路灯光在沙发上抽烟。我开门进去的时候他吓了一跳，手里的烟灰掉在裤子上。他看见是我赶紧把烟摁灭了，站起来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忘拿东西了，你还没睡啊。他在暗处站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说桂兰我有话跟你说。

我站在玄关那儿没动，外套也没脱。他走过来把客厅灯打开了，刺眼的白光让我眯了眯眼睛。他在沙发那头坐下来，低头搓了半天手才开口，说桂兰我知道这几年委屈你了，打呼噜那事儿我去看过大夫了，说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得戴呼吸机，我已经订了一个，过两天就到。我愣了一下，这是三年来他头一回正经跟我提这件事。他又说我不拦你夜里出门了，爱去哪儿去哪儿，我就一个要求，你出门之前跟我说一声去哪儿，几点回来，我等你回来再睡，你回来关门的声响我听得见，你不回来我睡不着。

他最后那句话说完的时候嗓子哑了哑，又清了清嗓子假装没事。我站在玄关那儿看着他的侧脸，看着他一夜间白了不少的鬓角和他搓着手的那双粗糙的大手，那双手四十年前在车间里把铁板磨得锃亮，三十年前在后座上给我揣着热红薯，如今像两块老树皮一样粗糙了。我走过去坐到了沙发上，跟他隔了一个人的距离，说建国有段时间我每天夜里睡不着的时候都在想，咱俩怎么就过成这样了。他说我也是，想了三年没想明白。我说那你现在想明白了没，他没接话，过了很久才说想明白一半吧，另一半可能得等呼吸机来了才能想明白。

我被他这句话逗得嘴角动了动。那天晚上我没再出门，坐在客厅跟他一起看了会儿电视，他看的还是体育频道，足球赛我根本看不懂，可在旁边坐着他没打呼噜我也没觉得闷。后来他去主卧睡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桥上走走，看看你每天晚上看的那些景儿。我点了点头，他进去了，我坐在客厅里把那场球赛剩下的十分钟看完，虽然依然看不懂，可也没换台。

第二天晚上他真跟我出门了。我们俩沿着河堤慢慢走，走得比我自己走慢多了，他腿脚不太利索，去年体检说有点关节炎。他没嫌冷也没嫌远，就那么一步一步跟着我走到了桥头小广场，我指给他看那个我跳广场舞的位置，指给他看夜钓的人蹲的草丛，指给他看远处江面上偶尔开过的货船。他看了一圈说这地方晚上还挺好，我说那可不，我在这儿看了快两年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桂兰这两年你看了这么多景儿，我光在屋里打呼噜了。

那天晚上回去以后他主动把次卧的被子抱回了主卧，他说呼吸机到了就戴，呼噜声能压下去，你搬回来睡。我站在主卧门口看着他吭哧吭哧把被子铺好，床单拉平整，又拍了拍枕头，像个干了错事想弥补的孩子。我忽然就不生气了，这两年攒的那些委屈和憋闷像冰块见了太阳，慢慢化了一层水，还剩底下一点冰碴子，可到底是在化。

呼吸机来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他晚上戴上面罩试了试，果然呼噜声没了，呼吸平稳得跟条鱼在水里吐泡泡似的。我躺在阔别三年的主卧大床上，听着旁边那个平稳的呼吸声，忽然觉得这张床怎么这么大。他侧过身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掌还是那么粗糙，可暖烘烘的，跟三十年前从大衣里掏出那个红薯的热度差不多。我反握住他的手，没说话，窗外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来，是小年夜的庆祝，烟花炸在夜空中，把窗帘映得一明一暗的。

我没有彻底放弃夜里出门。只是从“熬不住”变成了“想走走”。有时候我们在家躺到凌晨三点，两个人都醒了，我就拉他起来一起出门走走。他背着手跟在我旁边，走一段歇一段，走累了就在河边石凳上坐坐。有时候碰见红毛衣大姐还在跳舞，她就招呼我说你老公也来了啊，来一起跳。陈建国赶紧摆手说不跳不跳，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比划不了。红毛衣大姐就笑，我跟着笑，陈建国被我们笑得耳根子都红了，站起来假装看河景。

那些夜里沿河堤散步的时候他会跟我讲一些以前的事，有些是他年轻时候在车间带徒弟的糗事，有些是我们刚结婚时住筒子楼的旧日子。那些事他好多年没提过了，白天他不好意思讲，觉得都老头老太太了煽那个情干嘛。可夜里走着走着那些话就自己溜出来了，他说你还记得那时候我骑车接你下班，后座上绑着红薯，有一回绑松了掉地上摔成两半，我蹲在路边把干净的那半剥给你吃。我说记得，你说红薯皮上沾了土不能要，可你自己那半没剥皮直接啃了，嘴上糊了一圈泥。他笑着说那时候年轻不怕脏。我说现在呢。他说现在也不怕脏，就怕你夜里一个人出门没人陪。

今年春天来得早，正月没过完河堤上的柳树就冒了芽。有天早上我起来拉开窗帘，阳光哗地涌进屋里，把主卧的墙照得金黄。陈建国还在睡，呼吸机安安静静搁在床头柜上，他侧着脸睡得跟个孩子一样。我站在窗前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去厨房煮粥，特意放了几颗红枣，跟很久很久以前他给我煮粥时一样。粥煮好了盛了两碗搁在餐桌上，煎了两个荷包蛋，一个流心一个全熟，我给他吃全熟的那个，他胃不好吃不了生食。

他出来的时候揉了揉眼睛坐到餐桌前，看了看那碗冒着热气的粥又看了看我，说怎么今天放枣了。我说想放了就放了。他端起碗喝了一口，咂了咂嘴说甜了。我说甜了好吃。他嗯了一声没再挑刺，低头把那碗粥喝了个干干净净，碗底的红枣核搁在桌面上排成一排。我看着那排枣核跟看着他戒烟之后在烟灰缸里摁灭的那排烟头一样，心里那点冰碴子又化了一层，剩下的那些大概要等下一个春天再化，不急，慢慢来，反正日子还长。

那些深夜里我再出门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两个人。一个人走的时候步子快些，走到滨江路看那排白杨树在路灯下的倒影。两个人走的时候步子慢些，他牵着我一只手指头，跟怕走丢了小孩似的。他也不嫌我出来溜达丢人了，偶尔碰见同样半夜溜达的邻居，他还主动跟人家打招呼说睡不着陪老婆出来透透气。邻居笑着说你们两口子感情真好，夜里还一块儿压马路。他也不解释，只是呵呵笑两声，攥着我的手指头又紧了一分。

我五十二岁这年明白了一个道理，婚姻这东西光靠一个人撑着不行，可两个人但凡还有一个愿意往前走一步，那路就不会彻底堵死。陈建国往前走了那一步，我也往前走了，两条腿虽然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利索一个不利索，可到底是在同一条路上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了。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想起来这些，心里就不再发慌了，大不了起来穿上鞋走出去，外面有河堤有桥头有广场，有红毛衣大姐有捡废品的老太太有夜钓的荧光棒，还有那个后来跟上来的、戴呼吸机不打呼噜了的老头子，他背着手走在我旁边，走几步歇一歇，歇完了再跟上来，嘴里念叨着桂兰你走慢点等等我。我放慢步子等他，他赶上来的时候呼哧呼哧喘两口气，然后重新攥住我的手指头，两个人接着往前走。前面的路还长得很，夜里路灯把它们照得明明晃晃的，一眼望不到头，可脚下踩着踏实，身边有人跟着，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