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9岁他56岁，白天我是他家保姆，夜里我俩睡同一个房间 这事说

我49岁他56岁，白天我是他家保姆，夜里我俩睡同一个房间。这事说出去没人信，可偏偏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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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我叫周慧兰，今年四十九，在这座南方小城做了十二年住家保姆。老陈五十六，是我现在的雇主，脑梗后遗症患者，右半边身子不听使唤。白天我给他做饭洗衣擦身，夜里我俩睡在同一个房间——他睡护理床，我睡旁边的行军床，中间隔着一道布帘子，帘子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这事儿说出去没人信，可偏偏就是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是另一种，更深更沉的东西，沉得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听着他的呼吸声，会觉得这辈子的沟沟坎坎，都化在那起起伏伏的鼾声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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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到陈家

第一次踏进陈家门的时候是三月初，院子里的玉兰花开得正好，白花花一片，像是落了一树没化的雪。我拎着个蛇皮袋，里头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一本翻烂了的《圣经》，站在铁艺大门前按门铃，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是陈伯来开的门，他拄着个四脚拐杖，右手蜷在胸前像只僵硬的鸡爪，走路一步一拖，身子往右边歪。他上下打量了我两眼，目光从我的胶鞋挪到洗得发白的褂子上，最后停在我脸上，嘴角扯了一下，算是笑。

“周阿姨是吧？进来吧。”

他的声音含含糊糊的，像是嘴里含着块热豆腐，但还算能听清。我跟着他穿过铺着青石板的小院，院子里晾着几件男式衬衫，在风里飘来荡去，像投降的白旗。客厅不大，沙发是老式的棕红色皮面，坐上去吱呀响，茶几上堆着药瓶子和一个搪瓷缸，里头泡着浓得发黑的茶水。

“之前那个阿姨走了，嫌我这儿闷。”他费力地坐到沙发上，拐杖靠在腿边，喘了两口气，“你是中介介绍的，说是做过十几年，经验足。我就一个要求——别嫌我麻烦。”

我忙摆手说不嫌不嫌，干了这么多年活，什么情况没见过。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点打鼓。他来开门那几步路已经让我看明白了，这位雇主右边身子基本废了，穿衣吃饭上厕所都得人帮，比之前伺候过的几位都要重。

“工资中介跟你说了吧？四千五一个月，包吃住，每月休两天。”他从茶几抽屉里摸出个牛皮纸信封，里头装着事先准备好的钱，“这是头一个月的，先给你，省得你心里不踏实。”

我接过来的时候注意到他手指头在抖，不是紧张的那种抖，是神经性的，细细密密的颤动。他左手倒是灵活，拇指和食指能捏住东西，但关节都变形了，像是长期用力过猛留下的痕迹。

第一天没什么好说的，熟悉环境，认认东西放哪儿。厨房在客厅后头，不大但干净，灶台上擦得能照见人影。冰箱里塞满了菜，有的都蔫了，看来之前那位阿姨走得匆忙。我挽起袖子开始收拾，该扔的扔，该洗的洗，锅碗瓢盆重新归置了一遍。陈伯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声音开得老大，是地方台的戏曲频道，咿咿呀呀地唱着《牡丹亭》。

午饭我做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炒蛋，一个清炒莴笋，软和为主。他吃得慢，左手拿勺子，舀一口饭要停顿半天，嘴角总漏，我拿纸巾给他擦了三次。他倒没不好意思，只是叹气，说年轻时候在工地上扛水泥，一顿能吃三大碗，现在连勺子都握不稳。

“你儿子女儿呢？”我随口问了一句。中介给的信息不多，只说他独居，有个女儿在外地。

他勺子顿了一下，舀起来的米饭又掉回碗里。“就一个闺女，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他低头扒饭，不再说话。我意识到问多了，赶紧岔开话题说这莴笋新鲜，早上在菜市场看见刚到的。

下午他午睡，我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这房子是栋老式两层楼，一楼客厅厨房卫生间加一间他的卧室，二楼常年锁着，说是堆杂物。卧室在客厅东头，推门进去一股中药味，窗户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我过去把窗户推开条缝，三月的风吹进来，掀动了窗帘一角，我看见窗台上摆着一排相框，倒扣着，像是不愿意让人看见。

床是张一米五的老式木床，床头柜上放着个便携式尿壶，旁边是台制氧机，管子挂在床栏上。靠墙放了张折叠床，铺着薄薄的褥子，大概是之前保姆睡的。我摸了摸褥子，潮乎乎的，估计很长时间没晒了。

“周阿姨，”陈伯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帮我把电视关小点声，吵。”

我出去把音量拧小了，戏曲换成了新闻，主持人字正腔圆地说着两会的事。他靠在沙发里歪着头打盹，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自己浑然不觉。我拿了条小毛巾垫在他下巴底下，他猛地睁开眼，浑浊的眼珠转了两下才定住，冲我点了点头，又阖上了。

那天夜里我睡在折叠床上，陌生的环境让我辗转难眠。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鼾声和偶尔的咳嗽，我盯着天花板上的一条裂缝，想起中介大姐说的话：“陈先生人好说话，就是脾气怪，之前几个阿姨都受不了他半夜叫人。不过工资给得爽快，从不拖欠。”

半夜一点多，陈伯果然喊人了。我披着外套过去，他半坐在床上，制氧机嗡嗡响着，说他胸闷得慌，让我把窗户开大些。我照做了，又倒杯温水递给他，他左手接过去，抖抖索索地喝了半杯，剩下半杯洒在被子上。我拿干毛巾擦，他忽然说：“你睡吧，没事了。”

我回到折叠床上，这回却怎么都睡不着了。那排倒扣的相框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像排沉默的牙齿，咬着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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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布帘子

第二周的一个早晨，我正给陈伯换衣裳，他忽然说要添张床。

“这折叠床太窄了，你睡着不舒服。”他坐在床边，我半跪着给他系鞋带，右脚的鞋带得用左手打结，他弄不了，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往墙角瞟，“去家具城买个能折叠的钢丝床，宽敞点。”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心想这是嫌我之前那位睡过的床晦气？还是单纯想让我睡得舒坦点？我跟他说不用破费，折叠床睡得挺好，这些年住家都是睡这种，习惯了。他不依，说昨晚上听见我翻身了，床吱呀响了大半宿，吵得他也没睡好。

最后买了张一米二的折叠床，铺上新褥子新床单，蓝色的，带小碎花。我把折叠床支在他卧室里靠窗的位置，距离他的木床大概两米远，中间刚好能拉道布帘子。帘子是旧的，他翻箱倒柜找出来的，说是以前挂客厅的窗帘，洗洗还能用。花色是老式的牡丹，红红粉粉一大片，洗得颜色淡了，边角起了毛边。

“拉上吧。”他说。

我拿根铁丝从天花板两头拉直，把布帘子穿上去，拉上以后整个房间隔成了两半。他那边摆着木床、制氧机和床头柜，我这头放着折叠床和小衣柜，空间陡然变得逼仄，却莫名有了种安全感的边界。

“晚上睡觉拉上帘子，”他坐在床上，用左手比划着，“你要换衣裳什么的也方便。”

我应了一声，心里暖了一下。这么多年做保姆，有些雇主把你当透明人，换衣服上厕所都不避讳，反倒让你浑身不自在。他倒是个讲究人，病成这样了还惦记着分寸。

但那道帘子拉上之后，第一个晚上就出了状况。

半夜我睡得正沉，忽然被一声闷响惊醒。拉开帘子一看，陈伯摔在地上了，半边身子压着翻倒的尿壶，裤裆湿了一大片。他脸涨得通红，左手使劲撑着地面想爬起来，右腿却不听使唤地蜷着。

“你别动！”我冲过去扶他，他一百四十多斤的身子死沉，我蹲着马步从腋下架他，费了好大劲才弄回床上。给他换裤子的时候，他别过脸去不看我，脖子根都红透了。

“对不住，”他闷声说，“想下床解手，脚没使上劲。”

我给他换好干爽的裤子，又把地上的尿渍擦干净，忙完一通天都快亮了。他靠在床头，脸上的红潮褪下去，变成一种灰白，眼睛定定地看着窗外泛青的天色。

“周阿姨，”他忽然开口，“你怕不怕？”

我正拧抹布，没反应过来他说什么。“怕啥？”

“夜里伺候我这样的瘫子。”他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自嘲，又像是试探，“之前几个阿姨都说受不了，半夜老折腾人，睡不了一个整觉。”

我把抹布搭在盆沿上，在他床边的凳子上坐下。“干这行的哪有怕这个的。”我顿了一下，“我伺候过比您重得多的，全身插管子的都有。您这算轻的，能说话能动，自己能吃饭。”

他没接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哼笑了一声，说：“你倒会安慰人。”

“不是安慰，”我说，“实话。”

那天之后我再没提过换房间的事。他也再没提过。

白天我是保姆，洗衣做饭搞卫生，扶他上下楼在院子里溜达，扶着栏杆练走路。他右手基本废了，但左手还能做些事，我就教他用左手拿筷子，一粒一粒地夹花生米，练了半个月还真能夹起来了，高兴得他那天中午多吃了半碗饭。

夜里我们就隔着那道牡丹花布帘子。他睡他的木床，我睡我的折叠床。刚开始他夜里总要叫人，不是要喝水就是要解手，或者就是胸闷要开窗。后来慢慢少了，有时候一整夜都不喊一声，反倒让我不踏实，总要拉开帘子看一眼他是不是还有气。

有一次我拉开帘子，看见他正睁着眼看我，吓了我一跳。窗帘没拉严，月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他脸上切出一道明晃晃的白。

“你也没睡？”我小声问。

“睡不着。”他说，“周阿姨，你跟我说说话吧。”

我披着外套坐在他床边，不知道说什么，就问他年轻时候的事儿。他说他以前是建筑工人，后来包小工程，赚过几年钱，也赔过几年。老婆走得早，闺女是他一手带大的，供到大学毕业去了深圳，一年到头见不着面。

“我这病是前年得的，”他用左手比划着脑袋，“这儿堵了，半边身子就没了。闺女给我请了保姆，自己回深圳上班去了，一年回来两次，过年一次，国庆一次。”

他的语调平平的，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看见他左手在被子底下攥成了拳头，青筋都鼓起来了。

“她忙，”他说，“我也不怪她。”

月光照在布帘子的牡丹花上，那些褪了色的花瓣层层叠叠，像是浮在半空中的影子。我忽然觉得这房间很小，小到装不下一个人的后半辈子，但又很大，大到两个陌生人的呼吸声能填满整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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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倒扣的相框

日子一天天过，我跟陈伯渐渐熟络起来。他这个人嘴上不饶人，心肠却不坏。我炒菜咸了，他皱着眉说“盐不要钱啊”，但照样吃完。我给他洗头没冲干净，他顶着一脑袋泡沫说“周阿姨你手抖啥”，完了又补一句“下回少放点洗发水”。

有一天我给他收拾床头柜，那排倒扣的相框不知怎么被碰倒了一个，背面朝上，我看见一行钢笔字：晓云，一九九六。

晓云。我脑子里过了一下，这大概是他老婆的名字。我之前在户口本复印件上见过，配偶栏写着“已故”。

我蹲在地上捡起那个相框，犹豫了一下，翻了过来。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梳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红色毛衣，站在一棵桂花树下笑得眼睛弯弯的。那棵树我看着眼熟，仔细一想，不就是院子西头那棵老金桂吗？原来这女人年轻时候站在那儿照过相。

“放下。”

陈伯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吓了我一跳。我手一抖，相框差点掉地上。他不知什么时候从客厅拄着拐过来了，靠在门框上，脸色不大好看。

“对不住对不住，”我赶紧把相框放回去，还是倒扣着，“我想擦擦灰，不小心碰倒了。”

他没说话，慢慢挪进来，坐在床沿上。我自觉理亏，低头抹床头柜，大气不敢出。过了好半天，他忽然叹了口气，说：“不是怪你。”

他从我手里拿过抹布，自己用左手笨拙地擦着相框背面。“她走的时候才四十出头，病了一年多，我天天伺候着。后来走了，闺女才上初中。”

“什么病？”我小声问。

“胃癌。”他擦完一个相框，又拿起另一个，还是倒扣着擦背面，“最后一个礼拜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跟她说，你放心走，闺女有我呢。”

他擦完了所有相框，一个个又摆回原位，整整齐齐一排，全是背面朝上。“她不爱照相，统共就这几张。我搁这儿，天天看着，也不敢翻过来看，看一眼心里头就揪得慌。”

我站在旁边，手里攥着抹布，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窗外的玉兰花谢了大半，地上铺了一层白色的花瓣，风一吹就打着旋儿往墙角钻。

那天下午我多做了两个菜，一个糖醋排骨，一个鲫鱼豆腐汤，都是他爱吃的。他吃得很慢，左手拿勺子舀汤的时候还是抖，但比刚来的时候稳多了。吃到一半，他忽然说：“周阿姨，你要是方便，以后相框你帮我擦擦正面。我看不了，你看了跟我说说就行。”

我说好。

晚上我拉开布帘子，把那些相框一个个翻过来擦干净。一共五张，除了那张红毛衣的，还有一张抱着孩子的，一张在海边，一张在什么庙门口，最后一张是黑白证件照，女人扎着两根麻花辫，年轻得像个学生。

我擦完重新扣过去，心想这个女人这辈子大概没想到，自己死后十几年，会有一个陌生的保姆在夜里替她的丈夫擦相框上的灰。命运这事儿，说不清。

那天夜里陈伯又失眠了，我听见他翻来覆去的声音，制氧机开开关关好几回。我拉开帘子想问他要不要喝水，看见他侧躺着，面朝那排相框的方向，月光照在他后脑勺上，头发已经白了大半。

我没出声，把帘子又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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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夜半惊魂

入夏以后陈伯的身体似乎好了些，走路不用拐杖能挪个十几步了，右手也能微微抬起来一点。我每天上午扶他在院子里练习，从台阶这头走到那头，来回七八趟，他每次都走得满头大汗，但眼神里有了光。

“周阿姨，你看我是不是快了？”他扶着栏杆喘气，左手抹了把脸上的汗，笑得像个孩子。

我递过毛巾，说快了快了，照这个速度年底就能自己上街了。其实我心里清楚，脑梗后遗症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想完全复原基本没可能。但看他高兴，我不忍心泼冷水。

八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我睡得正香，忽然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那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有人在呜咽，又像是动物受伤的哀鸣。我拉开布帘子一看，陈伯蜷在床上，浑身在发抖，嘴里含含糊糊说着什么，口水流了一枕头。

“陈伯！陈伯！”我拍他肩膀，他猛地睁开眼，眼神涣散，瞳孔大得像两个黑洞。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忽然一把攥住我的手腕，左手劲儿大得吓人，指甲掐进我肉里。

“晓云！晓云你别走！”他嘶哑地喊，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像是砂纸刮着铁皮，“我不让你走！你回来！”

我被他攥得生疼，拼命抽手，他却越攥越紧。我这才明白他在做噩梦，而且把梦和现实混淆了。我另一只手去掰他的手指头，嘴里不停地喊“陈伯你醒醒，我是周慧兰”，他根本不听，挣扎着要从床上坐起来，右腿乱蹬，整个人像条搁浅的鱼。

折腾了大概有两三分钟，他忽然泄了气，瘫回床上，手也松开了。我手腕上一圈青紫的指印，火辣辣地疼。他大口大口喘着气，眼神慢慢聚焦，看清是我，愣了一下，然后猛地别过脸去。

“对不住……”他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我做梦了。”

我去卫生间拧了把热毛巾给他擦脸，又换了枕巾和被套，忙完这些天都快亮了。他全程不看我，面朝墙壁，背影蜷着，像只受伤的兽。

我坐在折叠床上揉手腕，心里又怕又酸。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雇主夜间发病，但从来没被人这么攥着喊一个死人的名字。我忽然想起白天擦相框时看到的那张红毛衣照片，那个女人在桂花树下笑得那么好看，谁能想到她死后这么多年还在她丈夫的梦里掐着我的手腕。

天亮以后陈伯跟没事人一样，照常吃早饭，照常让我扶着去院子里走路。他手腕上还残留着昨晚挣扎时蹭破的皮，但他一个字不提，我也一个字不问。只是从那天起，他床头柜上多了个药瓶子，是安眠药，每天晚上吃半片。

过了几天我给他收拾床铺，在枕头底下摸到一张照片，是那张红毛衣的，不知什么时候被他翻过来了。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句话，笔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左手写的：六月十九，梦见你了。

我默默把照片又扣了回去，放回相框堆里。窗外蝉鸣聒噪，院子里的石榴花红得像火，老金桂的叶子绿得发黑。这个夏天才过了一半，我却觉得已经过完了整个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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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一碗面条

九月的一个傍晚，我做了顿手擀面。南方人做面食不在行，但我老家是北边的，嫁给老周以前，在娘家擀得一手好面。那天心血来潮和了块面，揉了半天，擀成薄薄一张，切成细条，水开了下锅，捞出来浇上肉末炸酱，又卧了个荷包蛋。

陈伯坐在餐桌前，左手拿筷子夹面条，一根一根往嘴里送，吃得很慢。我坐在对面剥毛豆，等着他评价。他吃了大半碗，忽然停下筷子，问我：“你以前在家也这么做？”

“嗯，我老公开大车的，出车回来就爱吃一碗手擀面。”我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的毛豆没停，咔嗒一声剥开一个，“后来不在了，我就不怎么做了。”

他抬头看我，筷子悬在半空。“你老公……？”

“车祸。”我把毛豆仁扔进碗里，拍了拍手上的碎皮，“十几年了，那时候我闺女才八岁。他跑长途货运，疲劳驾驶，撞到护栏上，人没了。”

“那你一个人把闺女拉扯大的？”

“嗯，先是在老家种地，后来出来做保姆，做了十几年，闺女现在上大三了。”我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时间真是个好东西，再深的伤口也能给你磨平了，变成一层薄薄的疤，不碰不疼。

陈伯沉默了半天，低头把剩下的面条吃完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他把碗推给我，说了句：“面好。”

那天晚上我收拾完厨房，发现他把今天翻过来看的那张红毛衣照片又扣回去了。但相框旁边多了一样东西——一个旧钱包，拉链敞着口。我本来不想看的，但擦桌子的时候钱包掉地上了，里头的照片滑出来半截。

是张三人合影，陈伯年轻时还蛮精神，搂着穿红毛衣的晓云，中间站着个小女孩，扎两个羊角辫，穿着碎花裙子。照片边缘都发黄了，背面写着：一九九八年，全家福。

我把照片塞回钱包，拉好拉链，放回原处。那天夜里我又听见他在翻来覆去，但没喊人。我躺在折叠床上，隔着牡丹花布帘子，忽然说了一句：“陈伯，你要是睡不着，我陪你聊聊。”

帘子那边安静了片刻，然后传来他的声音：“聊啥？”

“聊聊你闺女呗。”

他哼了一声，说：“有啥好聊的，人家在深圳当白领，忙得很。”停了一下又说，“今年过年不知道回不回来，去年就没回来，说加班。”

“你给她打过电话没？”

“打过，说不了两句就挂了，嫌我唠叨。”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点鼻音，“我有时候想，要不是我这身子拖累她，她估计更不想回来。”

我想了想，说：“不会的。当闺女的没有不想爹娘的，她就是忙。你给她发发微信呗，现在不都兴视频聊天吗？”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说：“我不会整那个。”

“我教你。”

第二天下午我拿他的手机捣鼓了半天，教他开微信，加好友，发语音，打视频电话。他左手不太灵便，戳屏幕总是戳不准，急得满头汗。试了十几回终于跟他闺女视频接通了，那边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说“爸你今天咋想起打视频了”，我看见陈伯嘴角抖了两下，眼眶忽然就红了。

他把手机转过去对着墙，说“没啥事就看看你”，声音平平稳稳的，听不出半点波澜。但我看见他左手攥着手机壳边缘，指节都发白了。

那通电话打了大概五分钟，挂了之后他坐在沙发上发呆，电视开着，戏曲频道在唱《锁麟囊》。我在厨房洗碗，水流哗哗响，听见他在外头说：“周阿姨，谢谢。”

我没应声，把水龙头拧大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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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二楼的秘密

十月份的时候，陈伯女儿寄了个快递回来，是个智能护理床，说是花了八千多块钱。我帮她签收的，箱子老大一个，我一个人拖不进院子，还是叫了隔壁邻居帮忙抬进来的。

护理床带翻身功能和便孔，对陈伯这种半身不遂的人来说确实方便。装好以后我扶他试躺，按了按钮床板慢慢抬起来，又慢慢侧过去，他惊得哇了一声，随即又乐了。

“这玩意儿比我闺女都孝顺。”他躺在新床上，左摸摸右摸摸，一脸孩子气的满足。

我帮他收拾旧床的时候，发现床底下有个生锈的铁皮盒子。本来以为是垃圾要扔掉，拿起来一晃，里头咣当响。我跟陈伯说了声，他靠在护理床上闭着眼，随意地挥了挥手说“你处理吧”。

我打开盒子一看，里头装着一串钥匙，还有几本发黄的存折。存折户名是他闺女的名字，里头每个月都有存钱的记录，最早的一笔是二零一二年，至今十二年没断过。我数了数，一共有三本，加起来好几十万。

我把盒子给他送过去，他睁眼看了看，说：“给她攒的，以后结婚用。”

“你闺女知道吗？”

“不知道。别告诉她。”他把盒子推到床头柜底下，“等她结婚那天再说。”

我点点头，没说啥。心里却忽然有点酸。这个男人躺在床上，半边身子不能动，却用一只左手每个月去银行给闺女存钱，存了十二年。他闺女在深圳穿着套装踩高跟鞋的时候，大概想不到自己老家的床头柜底下压着三本存折。

处理旧床的时候，我顺带把二楼也收拾了一下。这二楼从我来了就一直锁着，我一直以为堆的是杂物。那天陈伯说钥匙就在盒子里，让我上去看看有没有东西要扔的，说都多少年没上去过了。

我拿了钥匙打开二楼的门，一股陈年的灰扑面而来。二楼是两个房间加个走廊，走廊尽头通着个小露台，种着几盆枯死的花。推门进第一个房间，我愣住了。

那是间儿童房。

粉色的墙纸已经发黄发脆，有的地方翘起来了。小床、书桌、衣柜都还在，上面蒙着厚厚的灰尘。书桌上摆着个芭比娃娃，头发掉了大半，身上穿着件手工织的毛线裙。墙上贴着奖状，都是同一个名字：陈思琦——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作文比赛二等奖。

我拿起那个芭比娃娃，看见裙摆内侧用线绣着几个小字：爸爸给琦琦的，九岁生日。

第二个房间是间书房，书架上摆满了建筑类的书和杂志，还有几卷蓝图。靠窗的写字台上搁着一副老花镜，镜片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旁边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钢笔字迹已经褪色了，写的是些工程数据和预算。最后一页潦草地写着：晓云生病了，工程先不接了。

我站在那间书房里，窗户开着半扇，十月的风吹进来，扬起地上的灰。院子里的桂花开了，香气从楼下漫上来，甜丝丝的。我忽然觉得这栋房子像个活物，一楼住着现在，二楼锁着从前，而陈伯卡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

我下楼跟陈伯说二楼的窗户该关关，回头下雨漏进去就糟了。他哦了一声，没有问别的，我也就没有提那些奖状和芭比娃娃的事。有些东西他愿意忘就忘了吧，活着的人总要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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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冬至

冬至那天我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我剁了半上午的馅，和面擀皮，一个人包了六十多个。陈伯坐在轮椅上在厨房门口看我包，时不时指点两句，说你那个褶子捏得不好看，我们北方人包的饺子都跟元宝似的。

我笑他：“你北方哪儿的？”

“河北。”他说，“老家保定的，十八岁出来打工，后来就没怎么回去过。”

“想家不？”

他想了想，说：“年轻时候不想，现在老了反倒有时候想。想老家那棵老槐树，还有村口的大水井。”他抬头看我，“你呢？”

“我河南的，”我把一个包好的饺子放在盖帘上，“离家也二十多年了，闺女在郑州上学，我每年春节回去一趟。”

“今年呢？回去不？”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动作慢了半拍。今年过年是二月份，离现在还有一个多月。往年这时候我都跟雇主请好假了，但今年……我看了看陈伯，他坐在轮椅上，盖着条薄毯子，右手蜷在胸前，左手指尖无意识地捻着毯子的边角。

“到时候再说吧。”我把最后一个饺子包好，下锅煮。

晚上我们俩面对面吃饺子。他左手拿筷子，夹一个掉一个，索性改用勺子，舀着吃。醋碟子放在他左手边，他蘸一下咬一口，嘴边沾了油光，拿纸巾胡乱一擦。

电视开着，播的是冬至特别节目，主持人在某家老字号饺子馆现场直播，顾客们排着长队，热气腾腾的锅前围满了人。陈伯看着电视说：“以前晓云在的时候，冬至也包饺子，她包得比你好看。”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饭后我推他去院子里透气。冬至夜冷，我给他围了条围巾，又往他膝盖上盖了条毯子。院子里的金桂过了花期，只剩下墨绿的叶子，玉兰树光秃秃的，枝桠在夜风里发抖。天上没有月亮，星星倒是亮，密密麻麻铺了一穹窿。

“周阿姨，”他看着天空，哈出一口白气，“你觉得人死了以后去哪儿？”

我坐在他旁边的石凳上，想了想。“我娘家信这个，说人死了就变星星，在天上看着家里人。”

“那你老公呢？你闺女想他了，就抬头看星星？”

“嗯。”我仰头看着天，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哪颗像老周。其实我不太信这个，人死了就是死了，哪有什么星星。但闺女小时候问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跟她说的。

陈伯沉默了一阵，说：“那晓云也是星星了。”

“嗯。”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他打了个喷嚏，我推他回屋。进屋的时候他忽然说：“周阿姨，今年过年你要是想回家，就回吧。我一个人没事。”

我推着轮椅的手停了一下，然后说：“到时候看吧。我闺女说要接我去郑州过年，还说不准呢。”

其实我闺女没说要接我，是我自己编的。我存了点私心，想看看陈伯什么反应。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话。我推他进了卧室，扶他上床，盖好被子，拉了布帘子。半夜我听见他咳嗽了好几回，起来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喝了两口又躺下了，在黑暗里说：“周阿姨，你要是真走了，还回来不？”

我说：“啥？”

“就是，你要是回家过年了，年后还回来不？”

我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帘子外面我站着，他在里头躺着，我们隔着一层印着牡丹花的旧布。“回来，”我说，“年后就回来。”

那边没应声，过了好久好久，才传来一句低低的：“那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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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腊月

腊月里头事情多，我里里外外忙活，扫尘掸灰，浆洗衣被，又蒸了两锅馒头冻着，怕过年那几天没工夫做。陈伯的恢复进度卡在瓶颈期，右手还是抬不起来，走路得靠拐杖，但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早上起来能自己刷牙了，虽然挤牙膏费半天劲，但坚持不让我帮忙。

“我得练，”他说，“不能啥都靠你。”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我炸了丸子麻叶，给他煮了碗饺子汤。他吃得高兴，说比外头饭馆强。下午他闺女打了个电话来，说今年过年回不来，公司项目紧，初三初四才能请到假。

陈伯接电话的时候开着免提，我听见他闺女的声音在那边说“爸你好好过年，我初四到家”，他连声说好，脸上笑呵呵的。挂了电话我收拾碗筷，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发怔，电视开着却直着眼看天花板。

“初三初四也好，”我说，“比去年强，去年都没回来。”

“嗯。”他应了一声，又补了一句，“她说给我带了个按摩仪，深圳买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又收到了闺女的电话。她那边声音闹哄哄的，说妈你来郑州吧，今年我真不回家了，你一个人在雇主家过年多冷清。我说雇主家里就他一个人，也是病人，走不开。闺女在那头叹气，说妈你总这样，年年都照顾别人，啥时候能顾顾你自己。

我闺女说话直，像她爸。我听着却笑了，说行了行了，年后我回去看你。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发了会儿呆。腊月的风干冷干冷，吹在脸上像刀子。玉兰树的枝桠光秃秃地朝天戳着，隔壁院子在放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响，年味儿一下子就浓了。

晚上我照例给陈伯擦身子。他现在右半身虽然还是没知觉，但肌肉萎缩得没那么厉害了，我每天给他按摩半小时，从肩膀到脚趾，一点一点揉。他起初不好意思，后来也就习惯了，有时候还指挥我“这边重点儿”。

擦到背上时，我忽然摸到一道凸起的疤，从肩胛骨斜着拉下来，大约有手指那么长。之前怎么没注意过。

“这啥时候留的？”我手指停在那道疤上。

他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闷声说：“年轻时候在工地上，脚手架倒了，钢筋戳的，差两寸就扎到心脏。”

“命大。”

“命大啥，”他哼了一声，“该来的躲不掉。前年脑梗，不就半条命没了。”

我给他擦完身子套上睡衣，扶他躺好。他侧过身看着窗帘的方向，腊月二十八的月亮细得像道银色的眉，从窗帘缝隙里斜斜地切进来。

“周阿姨，”他忽然说，“你要不今年还是回去吧。你闺女想你。”

我坐在床边，隔着毯子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了，年后回来。”

他扭头看我，月光落在他眼睛里，亮晶晶的。“我不是怕你走了不回来，”他说，“我是怕你闺女怨你。”

“她不会。”我站起身拉了布帘子，“她懂事。”

帘子拉上以后我听见他在那头翻了个身，床嘎吱响了一下。过了会儿，他的声音从帘子那边传过来，轻飘飘的：“周慧兰。”

他第一次叫我全名。我愣了一下，嗯了一声。

“你是个好人。”

我没回答，躺在折叠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条裂缝。外头忽然响起一阵鞭炮声，远远近近的，像是有人在小年夜提前庆祝。我闭上眼，嘴角却忍不住往上弯了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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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除夕

除夕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贴了对联，挂了中国结，厨房里炖着鸡，蒸着鱼，炸了春卷和藕夹。陈伯坐在轮椅上在客厅看春晚前的花絮，听见我在厨房里忙活的动静，时不时喊一句“少放点盐”，或者“你那个鱼蒸老了”。

傍晚六点多的时候，天擦黑了，我正在调饺子馅，忽然听见门铃响。我擦了手去开，外头站着个穿深蓝色羽绒服的年轻女人，拉着个行李箱，冻得鼻尖通红。

“陈思琦？”我试探着问。

她冲我笑了笑，说：“周阿姨吧？我爸老提起你。”

我把她让进门，陈伯听见动静从客厅转着轮椅出来，看见他闺女站在玄关换鞋，整个人愣住了。他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不是说初三么？”

“骗你的，”陈思琦把行李箱一扔，走过去弯腰抱了她爸一下，“想给你个惊喜。”

我看见陈伯左手抬起来，在他闺女背上拍了拍，动作笨拙得像头刚学会拥抱的熊。他的侧脸对着我，我分明看见他嘴角在抖，眼眶里头水光一闪，但他使劲仰着头，把眼泪逼了回去。

那顿年夜饭是我这辈子做得最用心的。六菜一汤，加上饺子，摆了满满一桌子。陈思琦给我打下手，说是打下手其实笨手笨脚的，切个葱都切得大小不一，但胜在嘴甜，阿姨长阿姨短叫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吃饭的时候陈思琦跟她爸碰杯，饮料代酒，说爸你看着瘦了。陈伯说瘦啥，你周阿姨天天做好吃的，我都胖了三斤。陈思琦笑，转头跟我说：“周阿姨，真的谢谢你，我之前找了好几个保姆我爸都不满意，就您能治住他。”

陈伯哼了一声，说：“你少拍马屁，你周阿姨就是我亲妹子。”

陈思琦愣了一下，我也愣了一下。他从来没这么说过。我低头夹了个饺子塞嘴里，烫得直吸气，眼泪都快烫出来了。

吃完饭陈思琦主动去洗碗，我推着陈伯在客厅看春晚。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电视里主持人穿着大红衣裳在说吉祥话。陈伯靠在轮椅上，忽然伸手拉了拉我的袖子。

“周慧兰，”他低声说，“你闺女一个人过年，你打个电话吧。”

我看了他一眼，他冲我努努嘴。我拿出手机拨了闺女的视频，那边接得快，她正跟同学在出租屋里吃火锅，热气腾腾的。我闺女喊了声妈新年好，然后说妈你那边咋样？我把手机转过来对着客厅，她看见了电视和墙上的中国结，还有轮椅上的陈伯。

“叔叔好！”我闺女在那边大声喊，“新年快乐！”

陈伯愣了愣，抬起左手冲屏幕摆了摆，喊了一声：“新年好！闺女！”

我闺女那边一群人笑成一片。挂了电话我发现陈伯在偷偷抹眼角，装作揉眼睛的样子。我没点破，把手机揣回兜里，推着他往阳台走。

“周慧兰，”他忽然又喊我全名，“过了年，你还在我家干不？”

我推着他停在阳台上。零点快到了，全城鞭炮齐鸣，烟花一朵接一朵炸开在半空中，红的绿的紫的，把夜空染得花花绿绿。楼下有人放了一串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震得耳朵疼。

我弯下腰凑在他耳边，大声说：“干！怎么不干！你还能吃我做的饭呢！”

他扭过头来看我，烟花的光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的。他笑了，皱纹堆在眼角，笑得像个孩子。

“那说定了。”

“说定了。”

零点钟声响了，春晚主持人在里头倒计时，院子外头有人放孔明灯，一盏一盏飘起来，带着火苗往天上飞。我推着陈伯在阳台上看灯，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但我手心热乎乎的，全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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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立春以后

年初四陈思琦走的时候，陈伯没送，说自己腿脚不灵便，让我代劳。我帮她把行李箱拎到门口，她忽然转身抱了我一下。

“周阿姨，”她在我耳边说，“我爸就拜托您了。他其实心里头不糊涂，就是嘴硬。”

我拍了拍她后背，说放心走吧，你爸有我呢。

她走了以后我回屋，陈伯坐在轮椅上在窗边发呆，看着院子里的玉兰树。立春刚过，枝头冒出了毛茸茸的花苞，浅绿的，透着点白。他听见我的脚步声，没回头，说：“她跟你说啥了？”

“没，就说让你听话，别老气我。”

他哼了一声，转着轮椅往客厅去。“谁气谁还不一定呢。”

日子照旧过。立春以后天一天比一天长，我每天扶陈伯在院子里走的路程也多了一截。有一天他在金桂树下站住了，右手微微抬起来，想去碰一枝低垂的叶子，够了好几次够不着。我伸手帮他把那枝桂花枝拉下来，他左手捏住一片叶子，放在手心里看了半天。

“等秋天开了花，”他说，“你摘点晒干了泡茶喝。”

我说好。

那天下午我给他擦完那些相框，照例一个个扣过去。擦到那张红毛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然后把它翻了回来，面朝上摆着。照片里的晓云还在桂花树下笑，背后的树干粗了一些，几十年光阴在那棵树上留下了看不出痕迹的痕迹。

我走出去告诉陈伯：“那个相框我翻过来了。”

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闭着眼。过了好半天，他说：“翻就翻了吧。”

晚上睡觉前他忽然说：“周慧兰，你以后别睡折叠床了。我那床大，一米五呢。”

我正铺被子，手一顿。“那不行，让人看见像啥话。”

“这家里就咱俩，谁能看见？”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在那折叠床上蜷着，腿都伸不直。你个子也不矮。”

我拉开帘子看了他一眼。他躺在护理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脸上的表情看不分明。

“我习惯了。”我说完把帘子又拉上了。

半夜我醒了一回，听见他在那边打鼾，呼吸均匀。我拉开帘子看了看，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睡得很沉，左手搭在被子外面，手指微微蜷着。我轻手轻脚把他手塞回被子里，又看了他一眼——这个比我大七岁的男人，半辈子风里雨里，老婆走了，闺女不在身边，一身病骨，却还能在睡梦里头嘴角微微上扬。

我放下帘子躺回折叠床上。布帘子上的牡丹花在月光里模模糊糊的，红粉颜色的影子叠在我身上。我想起今天在院子里他捏着桂花叶子的样子，左手颤巍巍的，却格外认真。

这世上有多少事说不清道不明。我一个保姆，他一个雇主，白天我伺候他吃喝拉撒，夜里中间隔着一道布帘子。可有时候我觉得那道帘子不是阻隔，反倒是种连接——两个半辈子都过了大半的人，在这间屋子里头，把彼此剩下那点日子一点点揉碎了，掺在一起。

立春过了，雨水也过了。院子里的玉兰花马上就要开了。

我翻了个身，听着帘子那边均匀的鼾声，闭上眼，慢慢沉进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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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声明】

本故事纯属虚构，人物与情节皆为创作产物，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故事旨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羁绊，不涉及任何现实人物或事件。感谢您的阅读，愿您生活温暖，心中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