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好了：等有一天，真的躺在床上不能自理，就想尽办法自我了断

等那一天

我是在四十七岁那年决定练习用左手的。

起因是看了一部纪录片，讲一个中风老人，右半边身子不能动，每天用左手颤巍巍地吃饭。米粒掉得满身都是，像长了一身白虫子。我关掉电视，对着黑掉的屏幕坐了很久，看见自己的脸浮在暗处，像一张泡发的饼。

我给母亲打电话。她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声音里还蒙着纱布：“你想这些干什么，年纪轻轻的。”我说：“妈，我今年四十七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传来她窸窸窣窣翻报纸的声音：“那你更该想点积极的，比如再找个伴。”

我挂了电话。窗外的梧桐叶正在掉，一片接一片，像某种无声的倒计时。

我开始练习。左手刷牙，左手吃饭，左手打字。起初牙膏沫会滴在衣领上，筷子像一根不听使唤的木棍。但三个月后，我已经能稳稳地夹起一粒花生米，甚至写几个歪扭的字。我把这些拍成视频，不发出去，就存在手机里。有时候夜里醒来，我划开屏幕，看着那些视频里自己笨拙的动作，像在观看另一个人的余生。

母亲并不知道。每周末我回家看她，还是用右手夹菜，右手给她剥虾。她把虾壳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边上，像在完成某种仪式。“你王姨给你介绍的那个，你见了没？”她问。我把虾仁放进她碗里：“见了，不合适。”她叹口气，没有追问。这些年她已经学会用叹息代替追问。

转折发生在一个平常的下午。我去卫生间，起身的时候，左腿突然没了知觉。像一根被抽掉筋的棍子，整个人往左边倒下去。我扶住洗手台，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额角撞在瓷砖上，鼓起一个青色的包。我试着动左脚，它还在那里，只是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花，怎么也使不上力。

我坐在地上，手机就在旁边的地上。我拿起来，第一个电话想打给母亲。但我先打给了同事：“帮我请个假，我可能得去趟医院。”

医院的走廊里有很多人。有人躺在推车上，有人坐在轮椅上，有人被家属搀着，一只脚拖在地上，像一个沉重的破折号。我坐在候诊区，左腿依然麻木，像不属于我。旁边一个老太太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你脸色不好。”我笑了笑，没说话。

检查结果出来，医生指着片子上的某个阴影，说了一些术语。我听了，又好像没听。最后他问：“家属呢？”我说：“我一个人来的。”他顿了顿，说：“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你最好叫个家人来。”

我走到医院门口，阳光很亮，照得人睁不开眼。我蹲在花坛边上，给母亲打电话。响了三声，她接了。“妈。”我说。她问：“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问你吃了吗。”她说：“吃了，你呢？”我看着自己蹲在地上缩成一团的影子：“我也吃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电脑前，打开一个文档，开始打字。我打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像在石板上刻字。我写了遗书，改了又改。我写了遗嘱，把房子和存款留给母亲。我写了一份“最后计划”，详细到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时间点，像在筹备一场不容失败的远行。

写完后，我关掉电脑，走到阳台上抽烟。夜风很凉，城市在脚下铺开，万家灯火像一地的碎钻。我想，等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就把自己了断。干干净净，不拖累任何人。这个念头像一颗药丸，含在嘴里，苦涩，但让人安心。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上班。左腿的麻木感消退了一些，但仍然不灵敏。我走得比平时慢，像踩在棉花上。在地铁站，一个年轻人从我身边挤过去，我踉跄了一下，扶住墙壁。他回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钻进了车厢。

那一刻我忽然想，如果我倒在这里，会不会有人扶我一把？答案是，不知道。

周末回家，母亲在厨房包饺子。我站在门口看她，她剁馅的动作已经有些吃力了，手腕上贴着膏药。我说：“我来吧。”她不肯：“你包的不好看。”我说：“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她笑了，把刀递给我。我接过刀，用左手。

“你怎么用左手？”她问。

“练练。”我说。

“练这个干什么？”

“防老。”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想那么远。”但她没有再说别的。我们并排站着，我剁馅，她擀皮。厨房里飘着韭菜的辛辣气味，像一个温暖的耳光。

故事的后半段，我把它写成了一篇小说。主角是一个四十七岁的男人，练习用左手生活，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但在小说结尾，他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改变了主意。”我在小说里写道，“也许是母亲包饺子时手腕上的膏药，也许是那个在地铁站挤我的人，也许是一个人在深夜站在阳台上时，忽然意识到，即便在这一刻，我也依然活着。活着，并且呼吸，并且疼痛，并且害怕。”

“我没有想好。”我继续写，“我不知道等那一天真的来了，我是否有勇气完成那个计划。也许到了那一刻，我会像所有凡人一样，贪恋最后一口呼吸，害怕最后的疼痛。也许我会抓住床沿，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但至少此刻，”我写道，“我还在练习用左手。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得更久一点。哪怕只是多一天，多一个小时。哪怕只是为了让母亲多吃一顿我包的饺子。”

小说发在网上，没有多少人看。但有一个读者留言说：“我今年六十二岁，中风三年了。我每天用左手练字，已经能写完整的信了。我不劝你，只是告诉你，那一天比你想的要远。”

我看了很久，没有回复。但我把小说名字改了，叫《等那一天》。不是等死，是等一个答案。

后来我没有再找过任何人。母亲也没有再催。我们之间仿佛有了一种默契，关于那天的电话，关于左手剁的馅，关于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

有时候深夜醒来，我还是会想起那个问题：等有一天，真的躺在床上不能自理了，我会怎么办？

我没有答案。

但我知道，我会先把左手的字练得更好看一点。然后，也许写一封长信。给谁呢？也许是给自己。也许是给那个还健康着的、却已经在练习用左手的人。

告诉他：别怕。那一天来之前，每一天都是练习。练习活着，练习失去，练习告别。而所有的练习，都不会白费。

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练习，直到我们熟练掌握，如何与死亡和平共处。

我把小说打印出来，装进信封，放在床头柜上。没有贴邮票。如果有那么一天，也许有人会发现它。也许没有。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此刻，我还在。还在练习，还在等待，还在呼吸。

窗外的梧桐叶已经掉光了，光秃秃的树枝像伸向天空的手指，不知道在索要什么，还是在放弃什么。

我关掉灯，躺进被子里。左腿传来一点细微的刺痛，像一根针，轻轻地，提醒我它还在。

我闭上眼睛，练习用左手握拳，然后松开。

松开。

像放走一只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