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我搬进客房那天起，就没打算再和丈夫睡回一张床

我搬进客房那天，周建国只说了一句

“随你”。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那天下午我把客房收拾出来，一米五的小床换上新床单，把自己那床旧被子抱过去，他站在客厅看了一眼，没问为什么，也没拦。

我原以为他会说点什么。

哪怕问一句

“好好的搬什么”

，我心里那口气也能顺下去。

可他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主卧，把门带上了。

外人看我们这个家，挑不出什么大毛病。

房子是早年单位分的，后来买断了，一百二十平，收拾得干干净净。

女儿争气，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前年结了婚。

周建国退休前在厂里是个小科长，我在小学当了三十年老师，退休金加起来每个月也够花。

邻居见了都说，林老师命好，两口子都拿退休工资，女儿又不用操心。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只剩个壳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客房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床是新的，床单也是新的，可屋里一股子久不住人的味儿。

我起来开窗，外面下着小雨，风往里灌，我打了个激灵，又关上了。

就这么折腾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照常起来做早饭。

熬了粥，蒸了两个馒头，煎了三个鸡蛋。

周建国七点从主卧出来，洗漱完坐下就吃，吃完把碗一推，说

“我出去了”。

我“嗯”了一声，没抬头。

他出门以后，我坐在餐桌前，看着他那碗粥还剩个底儿，突然就有点想笑。

以前他吃饭快，我总说慢点，他说习惯了，改不了。

现在他吃得还是快，可我已经不想说了。

说起来，我和周建国结婚那年，我二十二，他二十五。

介绍人是我表姑，说这小伙子实在，在厂里是正式工，家里就一个老母亲，没负担。

那时候我家里条件一般，我爸在镇上粮站上班，我妈在家种地。

我师范毕业分到镇上的小学，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

周建国在县机械厂，一个月能拿六十多，算是不错的。

我们谈了不到半年就领了证。

没有彩礼，也没有像样的婚礼，就在厂里食堂摆了几桌，亲戚朋友坐了五六桌，吃了顿饭。

新房是厂里分的一间宿舍，十六个平方，一张一米五的床，一个衣柜，一张吃饭的小方桌，就转不开身了。

那时候是真穷，也是真的一条心。

冬天屋里没暖气，我们挤在那张小床上，他把我冰凉的脚捂在怀里，我说别，他说没事，暖和。

夏天屋里闷，他骑自行车带我去城外河边吹风，回来路上买根冰棍，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

现在想起来，那些事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

女儿是结婚第四年生的。

那年我本来有个机会，学校推荐我去市里进修半年，回来就能转公办。

我回家跟周建国商量，他抽着烟，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

“孩子还小，家里有我撑着，你去那么久，孩子怎么办？”

我犹豫了。

那时候女儿才一岁多，我妈身体不好，带不了。

周建国在厂里三班倒，指望他带孩子也不现实。

我想了想，就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后来那个去进修的同事回来转了公办，工资比我高出一大截。

有一年评职称，我差一个进修经历，没评上。

为这事，我心里别扭了好几年，但从没跟周建国提过。

提了也没用。

他只会说，那时候不也是没办法嘛。

女儿上初中那年，周建国当上了副科长，应酬多了，回家越来越晚。

我那时候带毕业班，每天忙到天黑才回来，还要赶着做饭、洗衣服、看女儿写作业。

有时候累得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醒过来发现他还没回来。

我问过他几次，他说工作上的事，你不懂。

后来我就不问了。

真正让我心冷的，是七年前那个冬天。

那天我发高烧，三十九度二，浑身疼得下不了床。

下午两点多，我摸出手机给周建国打电话，响了好几声他才接，那边乱糟糟的，有麻将牌碰在一起的声音。

我说我发烧了，三十九度多，你回来一趟吧。

电话里静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这儿正打着呢，走不开。你多喝点热水，吃片退烧药，睡一觉就好了。”

我还没说话，那边就挂了。

那天晚上他没回来。

我烧得口干舌燥，自己扶着墙起来倒水，手抖得厉害，水洒了一地。

凌晨三点多，我实在撑不住，给住在隔壁单元的王姐打了个电话。

王姐披着衣服过来，帮我找了药，又用湿毛巾敷额头，折腾到天亮。

第二天下午，周建国才回来，看见我躺在床上，问了一句

“好点没”

，然后就去厨房做饭了。

我听见他切菜的声音，眼泪就下来了。

王姐后来跟我说，秀兰，你得为自己想想。

我点点头，没说话。

那之后，我就开始收拾客房了。

客房是女儿高中时候住的，她上大学以后就空着，堆了些旧衣服和杂物。

我花了两天时间清出来，把墙擦了一遍，换了新窗帘。

周建国看见我往客房搬东西，问了一句

“你干什么”

，我说以后我睡这屋。

他愣了愣，说

“随你”。

就这么两个字，把我最后那点指望也浇灭了。

搬进客房以后，我们就像合租的房客。

早饭我照做，他照吃。

白天各忙各的，晚上他回来得晚，我睡得早。

有时候一整天说不上一句话，有事就在客厅说两句，说完各自回屋。

女儿结婚那年，家里为陪嫁的事闹过一场。

我原想着，就这么一个女儿，男方家给了八万八的彩礼，我们怎么也得陪嫁五万，加上买些家电被褥，凑个六万多，面子上也过得去。

周建国听完就说不行，说家里没那么多现钱，给两万意思一下就行了。

我说彩礼八万八，你只陪两万，传出去像什么话。

他说那是男方家的事，我们陪多少是我们的心意，再说钱留着养老，不能都贴给女儿。

为这事我们冷战了半个多月。

最后女儿打电话来，说妈，别争了，两万就两万，我和小陈说好了，不差那点。

我听着女儿的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越懂事，我越难受。

后来还是按周建国说的，陪了两万。

那三万块的差额，到现在我也没再提过。

可我心里记着。

不是记那三万块钱，是记他那天说话的样子。

好像这个家的大事小事，从来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我的意见，连个参考都算不上。

女儿婚礼那天，我穿了双平底鞋。

周建国看了一眼，说怎么不穿那双高跟的。

我说站一天累，平底舒服。

他没再说话。

婚宴上，周建国跟亲家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说话声音也大。

我坐在旁边，看着女儿女婿挨桌敬酒，心里又高兴又空落落的。

那天回来，我在客房坐了很久，把女儿从小到大的照片翻出来看了一遍。

有一张是她三岁那年拍的，周建国抱着她，我站在旁边，三个人都笑得挺开心。

照片边角有点发黄了，我用手指擦了擦，又放回抽屉里。

现在女儿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回来个三四趟。

每次回来，我和周建国都装得和和气气的，一起做饭，一起陪她逛街。

女儿走了以后，家里又恢复成那个样子。

有时候我在厨房洗碗，听见客厅里电视响着，周建国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谁也不说话。

水龙头哗哗地流，我把碗一个个擦干，放进碗柜里，觉得这日子过得真长。

前几天，王姐来家里坐，说起小区里谁家两口子离婚了，谁家老头找了个后老伴。

我听着，没接话。

王姐看看我，叹了口气说，你们家老周，还是天天打牌？

我说，嗯，习惯了。

王姐走的时候，在门口小声说了一句：

“秀兰，你才五十五，往后日子还长着呢。”

我笑了笑，没说话。

送走王姐，我回屋把客房的门关上，坐在床沿上发了会儿呆。

窗台上那盆绿萝长势很好，藤蔓垂下来，叶子绿油油的。

这盆花是搬进客房那天买的，养了五年了。

我起身给花浇了点水，忽然想起周建国的茶杯还在客厅茶几上，茶早就凉透了。

我端起来，去厨房倒了，重新泡了一杯热的，放在他手边。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

“谢谢。”

我说：

“不用。”

说完我就回了客房。

门关上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比吵架更难受的，是两个人客气得像个邻居。

枕边没人，心里也早就没这个人了。

那天晚上，周建国七点多就回来了。

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他一般要打到十点才进门。

林秀兰在客厅看电视，听见门响，没抬头。

周建国换了鞋，在沙发另一头坐下，坐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老赵住院了。”

“哪个老赵？”

林秀兰问。

“牌桌上坐我上家那个。”

周建国说，

“脑梗，半身不遂，大夫说以后得坐轮椅。”

林秀兰没接话。

她想起老赵的样子，瘦高个，嗓门大，每次在楼下碰见都笑呵呵的。

“他儿子请了护工，一天不少钱。闺女也从外地赶回来了。”

周建国又说。

“那还好，有人管。”

林秀兰说。

周建国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

“我最近也老觉得头晕。”

林秀兰这才转过头看他。

他坐在那儿，头发白了不少，肚子也比以前大了，整个人看着有点发蔫。

“那你去医院查查。”

她说。

“嗯。”

周建国应了一声，没再说话。

林秀兰去厨房倒水，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还坐在那儿，电视开着，他根本没看。

她忽然觉得，他不是在担心老赵，他是在担心自己。

这个发现让她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她以为他这辈子什么都不怕，原来他也怕。

周末，女儿回来了，带着外孙。

林秀兰提前买好了菜，周建国也把客厅收拾了一下。

外孙在客厅跑，女儿跟着。

林秀兰在厨房忙，女儿进来帮忙，顺手把厨房门带上了。

“妈，你怎么睡客房了？”

女儿问。

林秀兰手上的动作没停：

“我乐意，清净。”

“爸说你都搬过去五年了。”

女儿说。

“差不多吧。”

林秀兰说。

女儿沉默了一会儿，说：

“妈，你们这样，我每次回来心里都堵得慌。”

“你堵什么，我们又不吵架。”

林秀兰说。

“你们比吵架还吓人。”

女儿说，“爸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老赵住院的事。他说他不想打牌了，还说……”女儿顿了顿，

“他说，你妈恨我。”

林秀兰切菜的手停住了。

她没想到周建国会跟女儿说这个。

“他跟你说的？”

她问。

“嗯。”

女儿说，

“妈，爸他知道。”

林秀兰没说话，继续切菜。

她知道周建国知道，可知道和改是两回事。

晚上，女儿要跟林秀兰睡客房，林秀兰说床小，女儿说不碍事。

母女俩躺下，说了半夜的话。

女儿说：

“妈，他都快六十的人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林秀兰说：“我不是跟他一般见识，我是跟自己过不去。我这些年，把日子过成了这样，我怨谁。”

女儿说：

“妈，你还有我。”

林秀兰说：

“有你，可你不能替我过日子。”

女儿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林秀兰听见她呼吸匀了，知道她睡着了。

她看着天花板，想起很多年前的事，那时候周建国还会在半夜给她掖被子。

周建国从医院看老赵回来，进门的时候，林秀兰正在厨房做饭。

他站在厨房门口，说：

“老赵媳妇儿哭得不行。”

林秀兰没回头：

“她哭是心疼老赵。”

“我也怕。”

周建国说。

林秀兰切菜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切。

周建国站了一会儿，说：

“秀兰，那年你说要考老师，我说家里有我撑着，后来你怎么没考。”

林秀兰转过身，看着他：

“你说家里有你撑着，可你撑了什么？”

她一件一件数，“女儿是我带的，你妈生病是我伺候的，你爸的丧事也是我张罗的。你说撑，你撑的是你自己。”

周建国低下头，说：

“我知道。”

“你知道，可你从来没改过。”

林秀兰说。

“我以后不去打牌了。”

周建国说。

“你不用跟我保证，你跟自己保证就行。”

林秀兰说。

“我跟你保证。”

周建国说。

林秀兰没接话，转过身继续切菜。

周建国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晚饭的时候，两人面对面坐着。

周建国吃了几口，说：

“下个月退休金到账，我留几百块，剩下的都给你。”

林秀兰说：

“我不要你的钱，我自己有退休金。”

周建国说：

“你的退休金不是都贴家里了吗？”

林秀兰放下筷子，看着他：

“从下个月起，我自己的退休金我自己留着，家里的开销你管。”

周建国愣住了：

“我管？”

“你是一家之主，你管。”

林秀兰说。

“我哪会管这些。”

周建国说。

“学。你打牌能学会，管个家学不会？”

林秀兰说完，端起碗继续吃饭。

周建国坐在那儿，半天没动筷子。

第二天早上，林秀兰还是做了早饭。

粥，咸菜，两个煮鸡蛋。

周建国起来，看见饭桌上摆好了，心里松了口气。

他坐下，拿起筷子，林秀兰说：

“这是最后一顿，明天你自己做。”

周建国的手停在半空：

“你真不做了？”

“我做了一辈子，做够了。”

林秀兰说。

她吃完饭，站起来，换了鞋，说：

“我去王姐家，中午不回来。”

周建国问：

“那你午饭呢？”

“我在外面吃。”

林秀兰说。

“外面吃多贵。”

周建国说。

“我自己有钱。”

林秀兰说完，开门走了。

门关上，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周建国坐在饭桌前，看着对面那碗没动过的粥，发了一会儿呆。

他站起来，走到厨房，灶台擦得干干净净，锅碗都归了位。

他打开冰箱看了看，又关上，走回客厅坐下。

电视开着，他看不进去。

中午他自己下了碗面，煮得稀烂，咸淡也没调好。

他坐在厨房里吃，吃着吃着，忽然觉得这房子空得吓人。

晚上，林秀兰回来了。

周建国听见门响，从沙发上站起来，茶几上放着两杯茶，是他刚泡的。

林秀兰换鞋，看了一眼，说：

“不用，我喝白水。”

周建国说：

“你以前爱喝茶的。”

林秀兰说：

“那是以前。”

她说完，回了客房，关上门。

周建国站在客厅里，看着那杯茶一点点凉下去。

他忽然想起，以前每次他晚回来，林秀兰都会给他留一杯热茶。

他从来没说过谢谢，她也从来没说过不用。

现在他给她泡了茶，她连碰都不碰。

周建国在沙发上坐下，拿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

茶是苦的。

他放下杯子，看着客房那扇关着的门，坐了很久。

开门声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周建国回来，林秀兰在厨房忙活，听见门响也不出来，只听见他去卫生间洗手，电视声响起来，然后他朝厨房喊：

“饭好了没有？”

现在他回来，先站在门口听一会儿。

厨房没动静，他就自己换鞋、洗手、去厨房。

锅还是凉的。

他打开冰箱看几眼，又关上，最后从橱柜里翻出一把挂面。

挂面吃了三天。

第四天，他买了几个鸡蛋，学着在锅里卧个荷包蛋。

蛋没煎好，散了，汤里全是蛋花。

他端着碗一个人坐在餐厅吃，电视也不敢开，怕听不见她回来。

林秀兰白天去王姐家，有时打打牌，有时在楼下坐一会儿。

两个人各过各的，日子像分成了两条线，客厅里偶尔才碰到一次。

钱的事比做饭更难受。

周建国的退休金到账后，他补了上月欠的水电费，去了趟银行，回来坐在沙发上，把兜里的零钱全掏出来，一张一张数。

数完，他发现离月底还差几天，已经不够再买一袋米。

他不敢跟林秀兰说。

他这辈子没跟老婆说过

“家里没钱了”。

以前都是林秀兰说没钱了，他还不信。

他说：“怎么又没钱了？我不是刚给你吗？”

现在他知道了。

米一袋四十五块，煤气一立方米涨了四毛，物业费每个月从卡里扣。

这些数字以前压在林秀兰一个人账本上，现在顶在他头上。

林秀兰是在擦茶几的时候看见那个本子的。

本子就放在遥控器旁边，封皮磨出了毛边。

她拿起来翻了一下。

里面记着：米四十五，煤气一百六十五，物业二百一十五，水三十五，电六十，药三十八，菜六十七，鸡蛋十块二。

最下边一行写着：月底剩三块五。

她合上本子，放回原处。

那一年女儿刚上初中，她也记过账，比这记得还细。

月底剩三块五的时候她不会慌，她会把三块五转成下一月的酱油钱。

可她没掉眼泪。

她只觉得自己像在看另一个人的日子。

这个人跟她过了三十年，现在才从零学起。

晚上周建国回来，看见本子翻了页，没说话。

他把本子装进口袋，坐到沙发上，说：

“今天没买菜。”

林秀兰说：

“我知道。”

“米也不够了。”

他说。

“你该买就买。”

林秀兰说。

“这个月不够花。”

周建国低声说。

林秀兰抬起头：

“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

周建国看着她，眼里有些急：

“你不能搭把手吗？”

林秀兰说：

“周建国，我搭了三十年手，你让我歇歇。”

周建国张了张嘴，没再说话。

他起身去了厨房。

水龙头响了一阵，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白水，站在那里喝了。

有一点他必须承认：原来过去那些年，家里能月月不塌，不是运气好，是靠林秀兰一分一毛在背后顶着。

这个认识让他更不好受，不是对林秀兰生气，是对自己生气。

他气自己怎么现在才看见。

那以后他没再让她管家。

缺什么自己去买。

他开始会在超市等打折鸡蛋，开始算哪个牌子的洗衣粉更划算，开始在手机里记数字。

第三周的一天，林秀兰去社区拿药，经过小区南门那家棋牌室。

她本来没想停，可脚步慢了下来。

透过半开的门，她看见里面几张桌子都空着。

门口一个老头看见她，认出她是周建国家的。

“嫂子，找老周啊？”

老头喊。

林秀兰不好直接走，便问：

“他不在吧？”

“不在，老周都多长时间没来了。”

老头说，“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他说戒了。真戒了。你别说，这老周，挺有钢。”

林秀兰笑了一下，没说话。

她转身往回走，心里那点笑也散了。

他不是不能，是不想。

这句话在她心里过了好几年，现在又浮上来。

周建国原来可以不来打牌。

只是以前，他不觉得提前回家比打牌重要。

晚上，周建国回来得早，手冻得发红。

他进门说：

“今儿回来风大，差点把车吹倒。”

林秀兰“嗯”了一声，没接话。

周建国坐下，欲言又止。

过了一会儿，他说：“老赵媳妇给我打电话了，问我的身体怎么样。她说老赵好多了，能自己坐起来了。”

“你现在跟大伙儿关系走近了。”

林秀兰说。

“不是那意思。”

周建国说，“老赵住院急用钱，他媳妇取不出来，我把攒的一笔钱借给他们救急。所以她打个电话来谢谢。”

林秀兰正在擦杯子，手停了一下：“你借钱了？你跟我一个字都没提。”

“我寻思跟你说也没用。”

“什么叫没用？”

林秀兰把抹布放下，看着他。

周建国说：

“你那时候气还没消，我怕你又想起来以前的事。”

林秀兰盯着他，眼睛不眨：“周建国，你不跟我说才让我想起来以前的事。那年我发烧三十九度，打给你你说你自己吃药，那天晚上你也没回来。我在床上躺到后半夜，想喝口水都下不去。你想没想过，那天我要是出事了呢？”

周建国脸色白了。

他站起来：

“你别这么说。”

“我说的是实情。”

林秀兰说，

“你对老赵家能掏钱，对别人能上心，对我就是一句自己吃药。”

周建国站在原地，好半天才说出一句：

“我不是不心疼你，我是不知道怎么说。”

“你不用说。”

林秀兰声音低下来，“你不知道怎么说，那就别说了。我听着也累。”

她进了房间。

客厅里静成一片。

周建国坐回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被谁抽走了力气。

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

“心疼”

两个字。

他觉得男人说这个太肉麻。

现在他知道了，男人不说，女人也不会永远等。

林秀兰已经不等他了。

三天后，林秀兰有些感冒。

没发烧，就是嗓子干，头昏沉沉的。

她谁也没告诉。

自己去诊所拿了药，回来烧开水。

水开了，她关了火，又懒得倒，坐在床边出神。

周建国回来，见她没做饭，刚要问，看见床头柜上的药盒。

他站住，把菜放进厨房，又到门口，小声问：

“你咋了？”

“没事，感冒。”

林秀兰说。

周建国说：“感冒容易反复。你吃点东西没有？”

“不饿。”

林秀兰说。

周建国没再问，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端来一碗白萝卜汤。

他记得她说过，白萝卜汤对嗓子好。

林秀兰看见汤，愣了一下。

她接过来，喝了一口，咸淡不对，但她没说话。

“好喝吗？”

周建国问。

“还行。”

林秀兰说。

这算不上夸奖，但周建国松了口气。

他说：

“明天我再熬一次，少放点盐。”

林秀兰点点头，把碗放在床头柜上。

周建国看她没有推开，心里松快了一点，仿佛这些天第一次被允许靠近一步。

但他想错了一件事。

林秀兰点头不是愿意靠近他，只是懒得为这碗汤再多说一个字。

第二天早上，林秀兰比平时起得早。

她披了件外套，在客厅走动。

感冒让她喉咙发紧，她想给自己弄一杯热水。

周建国在沙发上坐着，看样子一夜没睡好。

他见林秀兰出来，说：

“你好点儿没有？”

“好多了。”

林秀兰说。

她走到小餐桌边，看见茶壶里没水，便去厨房烧水。

水烧开，她倒了一杯，又问：

“你喝不喝？”

周建国说：

“我不喝。”

林秀兰就端着杯子坐到阳台边喝。

两个人隔着半个客厅，谁也没再说话。

又过了两天，周建国也犯了嗓子。

不知是被林秀兰传染的，还是夜里起风着了凉。

他起来后一直咳嗽，说话都带着嘶音。

林秀兰出门前，看见他坐在那儿捂着额头，想说什么，又没说。

她换好鞋，说：

“我回来带点梨。”

周建国抬头：

“不用，我没事。”

林秀兰没接话。

她从外边回来，提着一小袋梨。

洗了切了，放进锅里加水，放了块冰糖。

枣没有，花生没有，清清亮亮一小锅梨水。

周建国在沙发上看着，没动。

梨水炖好，林秀兰盛了一碗，放在他手边，自己端着另一碗回了客厅另一边。

周建国愣了一下：

“给我熬的？”

“你不是咳嗽吗。”

林秀兰说。

周建国眼圈忽然有点红。

他说：

“谢谢。”

林秀兰说：

“不用。”

两个字落地，林秀兰自己也听见了。

像两块石头砸在空气里，不疼，但把她自己也震了一下。

她发现周建国这回没再往下接。

他低头喝了一口，喝得很慢，像舍不得。

她站在离他不到两米的地方，却觉得这个人隔了很远。

远到她快不认识他了。

林秀兰没有坐下。

她转身把锅端回厨房，把勺子洗了，把灶台擦干净。

周建国跟到厨房门口，想帮她收碗。

林秀兰说：

“你放着，我来。”

周建国说：

“还是我来，我该学着干。”

“不用。”

林秀兰又说了一句。

周建国的手就没再往前伸。

他站在门口，像被这两个字挡了回去。

林秀兰擦完灶台，走出厨房。

周建国还站在原地。

她说：

“你看着点，灶台天天不擦，时间长了就腻住了。”

周建国说：

“知道了。”

她说：

“知道了就去擦。”

他“哦”了一声，进去拿抹布。

这不是吵架。

一点火气都没有，甚至算得上平和。

林秀兰回屋坐下，忽然觉得心里空得厉害。

她刚才给他盛梨水做得顺手，像天生就会替这个人着想的女人。

可她也清楚，这些事里已经没有感情了，只剩这几年养出来的习惯。

习惯会让人以为婚姻还活着。

可人不会说谎。

晚上各进各的门，各睡各的觉，早饭不再同桌，即便同桌也是各拿各的筷子。

林秀兰把杯子里的白水喝完，去水池冲干净，放回杯架。

客厅里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摆声。

周建国还在厨房一下一下擦着灶台，擦得不快，也擦得不干净。

林秀兰没去看。

她拉上客厅窗帘，走回客房。

门轻轻关上。

客厅里，那盏小灯还亮着。

周建国擦完灶台，在厨房站了一会儿，又把林秀兰用过的杯子重新摆正。

他走到客房门口，抬起手，没敲门，又放下。

他转身回到沙发边坐下。

茶几上，林秀兰刚才放的那碗梨水已经凉透。

他端起来，慢慢喝完了。

碗底剩几粒冰糖渣。

他就那样坐了很久，不知道是怕她夜里咳嗽，还是怕自己一躺下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个家里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