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2岁，和丈夫分床睡3年，夜里熬不住，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

我叫陈桂香，今年五十二岁，在县城一家国营药厂的化验室干了快三十年。我们厂子不大，效益也一般，但胜在稳定，一个月三千多块的工资雷打不动，在小城里够过日子了。我丈夫老周比我大三岁，在交通局下面一个路桥公司当电工，去年退了休。我们有一个闺女，叫周晓萌，在省城念完大学就留在那儿上班了，一年到头回来不了几趟。

日子在外人眼里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两口子都有正式工作，房子是早些年单位分的福利房，两室一厅，虽然是老小区，五楼没电梯，但地段好，出门就是菜市场。闺女省心，大学毕业自己找的工作，不啃老，逢年过节还往家里打钱。按理说，该知足。

可也就是从三年前开始，我和老周分了床。

说起来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原因。就是那天晚上他打呼噜，声音震天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推了他两把，他翻个身继续呼噜。我越躺越清醒，后半夜干脆抱着枕头去了隔壁小房间。那房间本来堆着杂物，我收拾了收拾，把晓萌以前睡的那张单人床铺了铺，躺上去，四周安安静静的，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响。那一夜我睡得特别沉，第二天早上起来浑身舒坦。

老周也没说啥，他那人嘴笨，高兴不高兴都闷在肚子里。我搬出去的头几天，他晚上还来敲过两次门，站在门口问我啥时候搬回去。我说等你打呼噜治好了再说。他就没再问了。

后来就分习惯了。他睡主卧，我睡晓萌的房间。衣服各洗各的，饭倒还是一起做一起吃，白天该说话说话，晚上各回各屋，门一关，两个世界。

一开始觉得挺好，终于能睡个囫囵觉了。可时间一长，有些东西就变了味儿。

最先不对劲的是晚上。以前十点多躺下，聊几句家常，他打他的呼噜我睡我的觉，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现在分开了，我一个人躺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翻来覆去烙饼。房间小，窗户也小，闷得慌。有时候夜深了，听见隔壁老周的呼噜声隔着一堵墙传过来，闷闷的，像远处打雷。我竖起耳朵听，越听越清醒。

到后来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每天晚上十点左右，我洗完澡换好睡衣躺下，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看。裂纹从墙角开始，弯弯曲曲蔓延到灯座旁边，像一条干涸的河。我看腻了就看窗帘，窗帘是晓萌上大学前买的，小碎花的，洗了这么多年已经褪了色，花影模糊成一团。看完窗帘再看衣柜，柜门上有一块漆掉了，露着里面灰白的木头。

就这么翻来覆去看到十一点多，实在躺不住了。浑身的骨头像生了锈，在床上怎么摆都不得劲。胸口闷着一团气，上不来下不去。小腿肚子发酸，脚底板发热。

然后就听见楼下传来脚步声，或者远处马路上汽车碾过井盖的哐当声。那些声音明明很轻，到了夜里却放大了无数倍，一声一声往耳朵里钻。我坐起来，开了台灯，那光黄黄的，照在墙壁上更显得房间空。

第三年头上，我第一次半夜出了门。

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特别闷热，窗户开着也没风。我躺在床上汗津津的，睡衣粘在身上，翻个身床板咯吱响。实在熬不住了，我爬起来换了身衣裳，趿拉着布鞋，轻手轻脚开了大门。

走廊里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把楼梯照得模模糊糊。我下了五层楼，推开单元门，夜风呼地一下扑过来，凉丝丝的，带着桂花香。我站在楼下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胸口那团闷气散了一些。

小区里空荡荡的，路灯隔得很远，光晕圈出一小片一小片亮地，中间是黑乎乎的阴影。远处花坛边有只野猫蹲在那儿，绿莹莹的眼睛盯着我看。我顺着小区的水泥路慢慢走，鞋底擦着地面沙沙响。

那晚我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去。到家的时候身上微微出了汗，躺回床上，居然睡着了。

从那以后，我就像上了瘾一样。每天晚上熬到那个点，起身，换衣服，出门。小城的街道我越走越熟，沿着我们小区门口那条建设路一直往东，走到第一个红绿灯，右拐，穿过一片老居民区，路过一个通宵营业的便利店，再往前走一截就到了河边。河堤上有条步道，白天有人散步遛狗，到了后半夜就剩我一个人。

我沿着河堤走来走去，有时候走一个来回就回去，有时候走两个来回。河水黑黝黝的，倒映着两岸的灯火，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腥气。走累了就在长椅上坐一会儿，看着对岸那些高楼里的窗户，大部分黑着，偶尔亮着几盏，不知道里头的人是在熬夜还是在失眠。

那条河叫清溪河，是我们县城唯一像样的河。早些年污染得厉害，这几年政府整治了，水清了，河边还种了柳树。白天的时候有人钓鱼，有人遛弯，热闹得很。可到了后半夜，柳条垂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的，像谁的长头发泡在水里。

我每天晚上都去。下雨天打着伞也去。冬天裹着厚棉袄也去。那条河堤的步道我闭着眼都能走下来，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路灯不亮，哪张长椅的木板松了，我都清清楚楚。

老周一开始不知道。他睡觉沉，呼噜照打，我出门进门他都听不见。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忘了带钥匙，按了半天门铃他才起来开门。他揉着眼睛问我大半夜去哪儿了，我说睡不着出去走走。他哦了一声，转身回去睡了，什么也没再问。

我也没多解释。我们俩之间的对话越来越短，短到像两个合租的房客。早上起来他煮他的面条我熬我的粥，厨房里各用各的锅。中午在单位吃，晚上回来炒两个菜，一人一碗米饭，对坐着吃完饭，他去看新闻，我去洗碗。洗完了碗我回屋看电视，他在客厅换台看抗战剧。

九点多他去洗澡，洗完澡就关了电视进主卧。门一关，呼噜声隔一会儿就响起来。我坐在小房间里听着那呼噜声，等它响到第三轮的时候，就差不多该出门了。

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有一天，我在河堤上碰到了老赵。

老赵是我们厂保卫科的退休工人，比我大个七八岁，以前在厂里见面也打招呼的。他老伴儿前年走了，就剩他一个人。那天晚上我走到第二圈的时候，看见长椅上坐着个人影，走近了才认出来是他。

他说他也是睡不着，出来走走。我们俩就坐在长椅上聊了一会儿，聊厂里的旧事，聊各自的孩子。他闺女嫁到外省去了，一年回来一次，他说家里空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后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碰见他。他有时候在长椅上坐着等我，有时候从另一头走过来碰上了。我们沿着河堤并排走，步子不快不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多数时候是他说，我听。他说他年轻时候在部队的事儿，说在厂里当保卫抓过小偷，说他老伴儿生病那几年他没日没夜伺候着，人走了他反而不习惯了。

我听着，偶尔嗯一声。那些话像河面上的风，吹过来又吹过去，不留痕迹。可有人说着话，那段路好像就不那么长了。

这件事我也没跟老周提。没什么好提的，就是夜里碰上个熟人走走路聊聊天，清白得很。可不知怎么的，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点发虚，像是背着人做了什么亏心事。

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那种发虚的感觉不是对老赵，是对我和老周之间那种越来越远的距离。以前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就算不说话，翻身碰一下胳膊腿儿，也能感觉到对方在。现在呢，隔着两扇门，隔着一堵墙，他打他的呼噜，我走我的夜路，两条线朝着不同的方向延展，中间的空隙越来越大。

有时候我走在河堤上看着水面想，我和老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结婚快三十年了，年轻的时候也亲热过的。那时候他还在乡下修路，一个月回来一趟，每次回来都带好吃的给我。我怀晓萌的时候吐得厉害，他请了一星期假在家伺候我，天天变着花样做饭。后来调到城里了，日子安稳了，反倒越来越没话说了。

是因为分床吗？可分床的起因不就是他那该死的呼噜声吗。但仔细想想，好像又不完全是呼噜的事儿。那只是根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这二十多年过下来，我们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剩下的只有沉默。

又或者，是我变了。

五十二岁，说老不算老，说年轻也不年轻了。晓萌在省城安了家，她男朋友我见过，人老实本分，对她也挺好。我没啥可操心的了。单位里的活儿干了快三十年，闭着眼都能做，也没什么盼头。老周退了休，整天窝在家里看电视，跟他说话他嗯啊两声就完了。

我突然发现，我这个人好像没什么用了。不需要照顾孩子了，不需要操心丈夫了，工作也成了惯性。我就是一截被抽去了芯子的蜡烛，外面看着还是那根蜡烛，可里面空了。

夜里睡不着，大概就是因为空。

入冬以后天冷了，河堤上风大，我还是照去不误。老赵也去，穿得厚厚的，戴顶毛线帽子，站在路灯底下等我。我们走得比夏天更快些，因为冷，走慢了手脚就僵了。有时候走到一半下起雪粒子，打在脸上沙沙的疼，我们就躲到桥洞底下站一会儿。桥洞里避风，他掏出一小瓶二锅头，拧开盖子递给我，说喝一口暖暖。我不喝酒，但那天接过来抿了一小口，辣的，呛得我直咳嗽，喉咙里烧起来，整个人都热了。

老赵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把扇子，说陈桂香你不行啊，这点酒量就敢半夜出来溜达。

我也笑了，把酒瓶还给他。他接过去自己喝了一口，仰头看桥洞外面的雪，雪花在路灯的光里打着旋往下飘，飘飘悠悠的，像谁在天上筛面粉。

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已经快两点了。我轻手轻脚开门，客厅里黑着灯。我摸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经过主卧门口的时候，听见老周在里面翻身，床板咯吱响了一声，然后他的呼噜又响起来，均匀而绵长。

我站在门口听了几秒钟，忽然觉得心里酸得厉害。我丈夫躺在里面，离我不到三米，可我跟他像隔了一片海。

事情暴露是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

那天我下班回来，一开门就觉得气氛不对。老周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没开，茶几上摆着两杯茶，一杯是热的还在冒气，一杯已经凉透了，上面浮着一层茶沫子。

他抬起头看我，眼神有点直。

“你晚上都去哪儿了？”他问，声音比平时哑。

我把包挂在门后的钩子上，没回头：“溜达啊，不是跟你说过吗。”

“跟谁溜达？”

我手顿了一下。转身看他，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往下撇着，是他心里不痛快时候的样子。

“老赵，”我说，“厂里保卫科那个老赵。他老伴儿走了，也睡不着，碰上了就一块走走路。”

老周没说话。他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又放下了。

“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

“一点多吧，忘了。”

“我在窗户上看见了。”他说，“看见你从一辆三轮车后面下来，开车的是个男的。到小区门口你下来的，他走了你才进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昨天晚上确实搭了老赵的三轮车，从河堤走回小区那段路他非让我坐上去，说是顺路。我当时没多想就坐上去了，就那么几百米。

“那是老赵的三轮车。”我说，“顺路捎我一段。”

老周站起来，个子高，站在客厅中间挡住了大半的灯光。他看着我，看了很长时间，嘴唇动了好几下，最后说出来的话却轻飘飘的。

“桂香，你今年五十二了。半夜出去跟别的男人压马路，坐人家的三轮车，你觉得合适吗？”

他这句话语气不重，可每个字都像针尖。我一辈子没被他这么说过，当场脸就烫了，一种说不清是委屈还是愤怒的情绪从胸腔里往上涌。

“我跟老赵清清白白的，就是走走路说说话，你什么意思？你在家天天看电视看报纸，连个屁都不跟我放，我自己出去透透气还不行了？”

“透气？”他声音拔高了，“透气你非要大半夜去？白天不能透气？非要跟个男人去透气？”

“那你白天干吗去了？”我也拔高了声音，吵起来就刹不住车了，“我白天跟你说话你爱搭不理的，叫你出去走走你说累，让你陪我去买菜你说烦，那我只能晚上一个人去！碰上个老同事说几句话怎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多久没正经跟我说过话了？每天一回家你就窝在那沙发里，吃饭的时候眼珠子都黏在电视上，我跟你说话你嗯啊两声就算完了，我……”

我说着说着声音就变了调，鼻子酸了，眼眶也热了。后半句话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了。

老周愣在那儿，脸色从涨红慢慢变得发白。他张了张嘴，却没出声。客厅里安静极了，只有厨房水龙头没拧紧，滴答滴答往下滴水。

我转身进了小房间，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站在黑暗里。听见外面老周踢了一下茶几腿，骂了一句什么，然后主卧的门也砰地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没出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耳朵里全是那扇门关上的声音。隔壁也没了呼噜声，安静得可怕。我知道他也没睡，一墙之隔，两个人都睁着眼睛瞪着各自的天花板。

半夜的时候我听见他起来上厕所，脚步拖着地，走到卫生间哗啦啦冲了水，又走回去。经过我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大概有两三秒，然后走了。

那两三秒的停顿让我的眼泪刷地下来了。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咬着被角，不敢出声。

第二天是周末，不用上班。我起来的时候老周已经在厨房了，灶上煮着汤圆，锅里的水咕嘟咕嘟滚着，白乎乎的汤圆在里头翻跟头。

他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塌着，头顶的头发稀疏了不少，露出粉色的头皮。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好一会儿，发现他的背影好像比去年矮了一些。

“今天小年，”他没回头，声音闷在锅里的热气中，“吃汤圆。”

我嗯了一声，去卫生间洗漱。回来的时候汤圆已经盛好了，放在餐桌两边，他坐一边我坐一边。汤圆是芝麻馅的，咬一口黑芝麻流出来，甜得发腻。我们谁都没说话，各自低头吃，筷子碰着碗沿叮叮当当响。

吃到一半，他突然开口了。

“桂香，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

我抬眼看她，他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搅着，汤圆被他搅破了，黑色的馅儿把白汤染得乌七八糟。

“我不是不信你。我就是……就是心里头不得劲。你每天晚上出去，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哪儿，跟谁在一块儿。我在家等你，等着等着就睡着了，醒了你还没回来。我就想，咱们这日子怎么过成这样了。”

他说着放下了筷子，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绞在一起。

“那呼噜我治了，你让我买的止鼾贴我买了，喷鼻子的药我也喷了，没啥用。我知道你烦我打呼噜，可你搬出去三年了，三年了桂香，你知道我一个人睡那张大床是什么滋味吗？”

我攥着筷子，指尖发白。汤圆的热气扑在脸上，熏得眼睛发酸。

“那你为什么不说？”我声音哑着，“你从来不跟我说。”

“说啥？”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红血丝，“我嘴笨，你知道的。我怕我说了，你说我矫情。我不想让你觉得我离不开你。”

他这句话说完，我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了桌上。

后来谁也没再提那晚吵架的事。汤圆吃完了我收碗去洗，他坐在客厅看早间新闻，声音开得小小的。洗完了碗我擦着手走出来，站在他旁边看了一会儿电视，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要降温，零下五度。

“那今天晚上你别出去了。”他说，眼睛还看着电视。

我说好。

可到了晚上十点，我还是躺不住了。那几天冷战积攒下来的躁气在骨头缝里钻，比平时更难受。我翻了几次身，最后还是爬起来穿了衣服。拉开房门的时候，看见客厅的灯亮着，老周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旧棉袄，脚上趿拉着棉拖鞋，像是专门在等我。

我站在门口愣住了。

他站起来，从沙发旁边拎出两个保温杯，递给我一个。

“走吧，”他说，“我跟你一块儿去溜达。”

我接过来，保温杯是热的，烫着掌心。

那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出了门。他走在我左边，步子迈得不大，我跟他并排着走。一开始谁都不说话，出了小区门往东拐，建设路上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又缩得短短的，再拉长，再缩短。

走过那个红绿灯，穿过老居民区，便利店门口的小伙儿正在拖地，看见我俩愣了一下，大概是从没见过两口子大半夜出来压马路的。

到了河边，风呼呼的灌过来，冷得我缩脖子。老周把围巾解下来递给我，我没接，说你自己戴着。他没收回手，举着围巾在风里晃了晃，我只好接过来围上了。

河堤上没人，就我们两个。柳树都秃了，光溜溜的枝条在风里抽着。水面黑黝黝的，倒映着对岸的灯火，摇摇晃晃。我们沿着步道慢慢走，他走快了我跟不上，他放慢了等我。

走了大半圈，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我也坐下来。长椅的木面冰凉，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寒意。他把保温杯拧开递给我，我喝了一口，是红枣枸杞茶，甜的，热乎乎的顺着喉咙流下去，把五脏六腑都暖了。

“你每天晚上都喝这个？”我问他。

“嗯。”他说，“泡好了放那儿，等你回来了就凉了。今天专门放保温杯里了。”

我看着手里的保温杯，不锈钢的外壳映着远处路灯的光，一闪一闪的。我心里有个地方忽然就软了，软得像化开的冻土。

“老周，”我说，“我每天晚上来这儿走，其实不是想溜达。”

他看着我，路灯的光照在他半边脸上，那半边脸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河滩上的水痕。

“我就是……睡不着。躺在屋里闷得慌。以前俩人睡一起的时候，我没觉得什么，后来分开了，就剩我一个，那个小房间闷得喘不过气。我就想出来透透气。我也不知道透什么气，就沿着河走，走来走去的，走累了就回去睡了。”

我停了一下，把保温杯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拢着杯壁取暖。

“老赵的事儿我真不是故意的。就是碰上了，说说话。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大半夜的走个路而已。你要是心里不得劲，我不去了。”

老周沉默了好一会儿。风从河面上吹过来，把一片枯叶卷到我们脚边。他弯腰捡起来，捏着叶柄在手指间转了几圈。

“我没不让你去。”他说，“但你别一个人去了。要去，我陪你去。我呼噜打得响，走路总不响吧？”

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个。扭头看着他，他的侧脸在昏黄的光线里显得很老，鬓角的白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可他嘴角弯着，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着什么。

“你陪我来？你睡得跟猪似的，半夜把你弄醒了你乐意？”

“不乐意也得乐意。”他把那片叶子扔了，拍了拍手上的灰，“比你一个人跟老赵走路强。”

我别过脸去看河面，声音尽量放平：“那行吧。明天晚上你要是起得来，就一起来。”

他说嗯，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伸手拉我。我握住他的手站起来，他的手很大，手掌粗糙，指头粗短，握着我手的时候力气很大，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我们从河堤走回去，一路没说什么话。但他的手一直攥着我的手没松开。两个中年人，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穿着臃肿的棉袄，踩着厚厚的棉拖鞋，吭哧吭哧在半夜的街上走着。路过便利店的时候，那小伙儿又看见了我们，这回他没愣，冲我们笑了笑，点头喊了声叔、姨。

老周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他的手心出了汗，湿漉漉的，可我还是没抽回来。

回家以后我照例去卫生间洗漱。出来的时候看见老周站在小房间门口，手里抱着他那条被子。

“干啥？”我问。

他把被子往我怀里一塞：“你回大屋睡去。我睡这儿。这屋子窗户小，你说闷，我试试。”

我抱着那床被子站在走廊里，看着他转身进了小房间，关了门。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他翻身的声音，床板咯吱咯吱响，然后是他压着嗓子的自言自语：“这破床，咋这么窄。”

我站在门外没忍住，笑出了声。

回了主卧，大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枕头摆正了，两个并排着，像等着我们回来。我躺下去，床垫软硬适中，比小房间那张硬邦邦的单人床舒服多了。被子是新换的，有我上次晒过的太阳味。

隔壁传来他翻身的声音，还有一声极轻的呼噜，又断了。大概他也在试着适应那张小床。

我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下巴，闭着眼。主卧的窗户大，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白线。那白线安安静静的，像河水在月光下泛的光。

这一夜我没翻来覆去。虽然隔壁老周的呼噜声还是隐隐约约传过来，闷闷的，但听着听着，眼皮就沉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晚，太阳都照到床头了。起来看见老周已经在厨房忙活，电饭锅冒着热气，他正往碗里盛粥。他的眼睛有点肿，显然没睡好。

“咋样？小床睡得惯不？”我倚在厨房门框上问。

“不咋地，”他没回头，背对着我搅粥，“板子硬，翻身咯吱响，枕头也太低。你那三年咋睡过来的？”

“习惯了呗。”

他哼了一声：“你那是习惯了个啥，整夜整夜往外跑，那叫睡觉？”

我把粥碗端到桌上，坐下来喝了一口，米粒熬得开花，黏糊糊的正好。他坐在对面剥水煮蛋，蛋壳一片一片剥得干干净净。

“今晚还去河堤不？”他问我，把剥好的蛋放进我碗边的小碟子里。

“去啊，你起得来就去。”

他嗯了一声，低头喝粥。过了一会儿又抬头：“老赵……还去不？”

“不知道。”我说，“我反正不坐他三轮车了。以后走，你跟我并排走。”

他嘴角咧了一下，又压回去了，端起粥碗挡住了半张脸。

那天晚上十点半，我们俩又出了门。老周这回换了双厚底的棉鞋，说拖鞋走路冻脚后跟。他走在左边，我走在右边，还是那条老路，经过红绿灯，穿过居民区，路过便利店。小伙儿看见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低头拖他的地。

河堤上没碰见老赵。也许他今天没来，也许他来了没碰见我们。我和老周沿着步道走了一圈，第二圈的时候老周有点喘了，说不行了老了走不动了，就在长椅上坐着看河。

我们肩并肩坐着，保温杯里的红枣茶还是热的。他拧开盖子给我倒了一杯盖，我接过来慢慢喝。对面的灯火倒映在水面上，一晃一晃的。柳条在风里轻轻摆着，虽然秃了，可摇起来还是有那么点好看的。

“桂香，”他忽然叫我。

“嗯？”

“以后别分床了。呼噜我尽量憋着，憋不住你踹我，我不生气。”

我端着杯盖的手停了一下，茶水在杯盖里轻轻晃荡。

“憋着干啥，憋坏了你谁给我买红枣泡茶。”

他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下去：“那你说咋办。”

我把杯盖里的茶喝完，把盖子递还给他。

“我买个耳塞吧，”我说，“看网上有人推荐那种，说戴上啥也听不见。”

他没说话，把杯盖接过去拧回保温杯上。可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手背，指头粗粗的，关节硬硬的，在我手背上搭了一小会儿才挪开。

那一下碰触轻轻轻轻的，可我在风里坐了那么久，只有那一小块皮肤是烫的。

从那天晚上以后，我再也没有半夜一个人出门溜达了。有时候是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有时候就在家里待着。他在客厅看抗战剧，我就在旁边织毛衣，织两针看一眼电视，骂一句鬼子太蠢了，他就嘿嘿笑。

小房间的床还是没拆，但我不回去睡了。他打呼噜我还是听得见，声音闷在枕头里，一长一短，像拉风箱。我翻了个身面朝他，伸手把被子帮他往上拉了拉，盖住他露出来的肩膀。

他无意识地往我这边蹭了蹭，呼噜声停了两秒，又接着响起来。

我闭上眼，耳塞在小抽屉里放着还没拆封。但奇怪的是，那呼噜声听着听着，好像也没那么刺耳了。

窗外的月光还是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地板上那道白线安安静静的。我翻了个身，背靠着他的背，暖和和的。

那团闷在胸口三年的气，不知道什么时候，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