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2岁，和丈夫分床睡3年，夜里熬不住，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

2026年，我五十二岁，丈夫陈建国五十四，儿子陈晨二十七。我们一家三口住在老城区一套九十平的单位宿舍楼里，六楼，没电梯。陈建国在齿轮厂干了半辈子，五年前买断工龄后，托了亲戚的关系在一家汽配城看仓库，早八晚八，一个月三千二。我退休前是棉纺厂的挡车工，四十五岁办了病退，现在在家附近的一个社区食堂帮忙，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一个月一千八。陈晨大学毕业四年，在城南一家电商公司做美工，租房住，谈了个女朋友，叫小孟，处了两年多，两边家长还没见过面。

我跟陈建国分床，到今年正好三年。起因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年陈晨刚工作，家里缓过一口气，我夜里盗汗、心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陈建国打呼噜，原先我忍了二十多年，那阵子突然就忍不了了，听见那声儿太阳穴突突地跳。我说我去小房间睡。他愣了一下，说，那我打地铺吧。最后是他打地铺，后来买了张行军床，再后来行军床也睡塌了，他干脆把被褥搬到了客厅沙发上。就这么着，一分就是三年。没提过离婚，也没再商量过什么时候搬回来。白天在一个桌上吃饭，一个屋里看电视，到了晚上十点，各自洗漱，一个回卧室，一个回客厅。窗帘拉上，灯一关，家里安静得像个空壳。

那夜我又是十一点躺下，翻到快一点，胸口闷得厉害，像压了块湿毛巾。我坐起来，套上外套，轻手轻脚开了门。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物业说维修基金没批下来，就一直黑着。我摸着扶手一级一级下去，出了单元门，风兜头一灌，人反倒清醒了些。

小区门口有个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灯箱白晃晃的。再往前走，是护城河边的一条步道，柳树早就秃了，路灯隔三差五地亮着，遛狗的人这个点基本散了，只剩几个夜钓的，荧光漂在水面上一点一点地绿。我沿着河边走，脑子里那根弦慢慢松下来。每天夜里出来走一圈，成了我的药。不花钱，不吵人，也不碍着谁。

走累了，我在河边一张长椅上坐下。旁边坐着个老太太，裹着件暗红色的羽绒服，戴一顶毛线帽，手里攥着个收音机，声音开得很小，唱评弹，吴侬软语，听不太清。她也不看我，眼睛望着河面。我坐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又睡不着啊。”

我吓了一跳。她说：“我见你好几回了，这个点，就你在河边转。”

我说：“嗯，睡不好。”

她说：“我也是。年纪大了，觉少。”她把收音机往我这边偏了偏，“听听，软绵绵的，听着听着就困了。”

我没说话，陪她坐了一刻钟。她起身要走，拄着一根漆面磨花的登山杖，说：“明天还来？”

我说：“来。”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她果然在。往后成了习惯，只要不下雨，我出门走到河边，她准坐在那张椅子上。她让我叫她周姨，六十八了，住隔壁小区，跟儿子一家过。我问她怎么夜里一个人出来，她说：“家里闷。”再问，她就不说了。我也不问。两个半生不熟的人，坐在一条长椅上，听她那个破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评弹，有时候是锡剧，有时候是评书。坐到凌晨一点多，她先走，我再坐十分钟，也回家。

日子这么过着，像河里的水，表面上看不出在流。

腊月的一天，陈晨打电话回来，说小孟爸妈想年前见个面，把事儿定一定。我攥着手机，心里又高兴又发慌。高兴的是儿子终身大事有了着落，慌的是家里这个条件，拿什么跟人家谈。陈建国在沙发上翻了个身，说：“定就定吧，房子首付咱凑凑，不行就先把这房子卖了，换个小点的，写他俩名儿。”

我本来想说“那咱住哪儿”，话到嘴边又咽了。夜里去河边，周姨看我脸色不对，问怎么了。我说儿子要定亲了。她说：“好事啊。”我说：“好是好，钱紧。”周姨笑了一声，那笑里有点过来人的凉意：“钱紧是常事。我儿子结婚那年，我也把老房子卖了，现在跟孙子挤在一起，挺好。”

我说：“挤着也亲热。”

周姨没接话，把收音机调了调，评弹换成了一档夜间情感节目，主持人声音低低的，在念一封听众来信。念到一半，周姨说：“亲热不亲热，得看你儿媳妇是什么人。我那媳妇，人不坏，就是眼里没我。我吃饭慢，她洗碗时就摔摔打打。我耳朵背，她跟我说话得喊，喊两句就烦了。我现在白天在小区捡点纸箱瓶瓶，她嫌丢人，说家里不缺那口。我哪是为了那口，我是图个耳根清净。”

我听着，没作声。我那个婆婆，陈建国的妈，七十六了，住在城郊的养老院里。我年轻时候没少受她的气。陈建国是独子，他妈三十岁才生下他，金贵得什么似的。我嫁过来头一年，她连我扫地先扫哪屋都要管。陈建国那时候是个怂的，他爹死得早，他妈一人把他拉扯大，他说“我妈不容易”，我就跟着一起让。一直让到陈晨上小学，我们才从老宅搬出来，租了这单位的房。后来厂里房改，东拼西凑买了下来，才算有了自己的窝。这中间的苦，我跟谁也没细说过，就是在夜里跟周姨坐在河边，偶尔漏出一句半句。周姨也不劝我，就说：“咱们这辈人，都这么过来的。”

年前小孟爸妈来了。订在城里一家中档餐厅，陈建国提前订了包间。小孟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在药店做店长，比我小两岁，穿一件驼色大衣，头发盘得整整齐齐。我穿了件新买的深红毛衣，是陈建国非让买的，他说“别让人看扁了”。我坐在那儿，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席间谈得还算顺利，小孟爸妈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点上，问房子，问婚礼，问以后带孩子。陈建国陪着笑，说房子首付我们出，老两口再紧巴几年，不拖累孩子。我听着，心里那个账本翻得哗哗响。存款二十三万，是这些年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陈晨自己攒了五六万。首付得四十万，缺口十多万。陈建国说不行就借，他有个老同事能周转。我没说话，低头喝汤。

吃完饭回来，陈建国在客厅里抽烟。我站在卧室门口，说：“钱的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就往外说。”他说：“商量能商量出钱来？难得人家不挑，咱得把态度摆出来。”我说：“态度能当首付？”他掐了烟，说：“你就别操心了，我来想办法。”

他这人，一辈子就这么个脾气，天大的事，到他那儿就一句“你别管”。年轻时候我当是担当，现在听着，只觉得他把我和他隔得远远的。夜里我没去河边，躺着，听客厅里他翻身。那张旧沙发吱吱嘎嘎响了一夜。

过了年，陈晨开始跑楼盘。二手房也看，新盘尾房也看。我每天中午在食堂忙完，回来路上经过那家便利店，就进去买瓶水，跟夜班的小伙子打个照面。晚上照旧去河边。周姨说，她儿子想把她送到养老院去，跟她姐商量了，说养老院有人照顾，比在家强。我问：“那你愿意吗？”她说：“愿意。怎么不愿意？总比看人脸色强。”但她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河对岸那排黑黢黢的楼房，半晌没动。

二月底，陈晨看中了城东一套二手房，八十平，房龄十二年，总价五十八万。首付四十万，剩下贷款。陈建国把家里的存折摊在茶几上，二十三万整。陈晨说：“首付差十七万。我卡里有六万，还差十一万。”小孟家那边说，他们陪嫁一辆车，再贴五万装修。陈建国说：“剩下的我去借。”第二天他就出门了，晚上回来，说老刘能借五万。老刘是他汽配城认识的一个管库的，也是下岗再就业。还差六万。他把目光转向我。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我娘家还有个弟弟，叫陈建平——不，是我弟叫周建军，跟陈建国名字像，常有人弄混。建军在镇上开五金店，日子过得去。我跟他这些年走动不多，但也不是不往来。我说：“我试试。”

电话打过去，建军媳妇接的。寒暄两句，她说：“姐，你是不知道，现在生意不好做，账上压着货，周转不开。建军天天愁得睡不着。晨晨结婚，当舅舅的肯定要表示，不过大几万的，真拿不出来。”我说：“没事，我就是问问。”挂了电话，陈建国在边上听着，没吭声。

那天夜里我去了河边，周姨没来。我坐了半小时，一个人往回走。经过便利店，买了个面包，没吃，攥在手里。到家发现陈建国还没睡，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几张纸。看见我，说：“我算了算，不行就把这房子卖了。这位置卖个四十多万，还掉借的钱，剩下的给晨晨当首付。咱租个一楼的，你也省得爬楼梯。”

我站在客厅中间，手里的面包袋子窸窸窣窣响。这房子住了二十多年，墙皮都黄了，可它是我跟陈建国从零到有的头一个东西。当年搬进来那天，我摸着水泥地，觉得这辈子算站住了。现在他说卖就卖，像卖一件用旧的家具。可我又知道，不为这个家，他也没别的法子。我慢慢坐到餐桌边，把面包撕开，小口小口地嚼。陈建国等了一会儿，说：“你要不愿意，我再想别的办法。”我说：“卖吧。”

那阵子家里来了好几拨看房的人。中介领着一对对小夫妻，东看西看，嫌楼层高，嫌卫生间小。我像个外人，站在厨房里擦灶台，擦得能照出人影。有一回陈晨也来了，带小孟。小孟在卧室里转了一圈，说：“妈，这房子采光其实还行，就是没电梯。”我笑了笑，说：“习惯了也不累。”她没说话，去看阳台了。

那天夜里陈建国送走中介，回来说有个买家出价四十六万，全款。我说：“那挺好的。”他看着我，张了张嘴，最后说：“卖了，咱就租房。我去看了几处，有个一楼的，一个月一千二，离你食堂还近。”我“嗯”了一声，转身进了卧室。

门一关，我坐在床边，看着窗户外头那盏路灯。多少年了，灯下头永远停着一辆旧三轮，旁边那户人家的，从来不上锁。我每天夜里回来，都能看见它。往后搬了，就看不见了。

四月中，房子过户。拿到钱那天，陈建国把借老刘的五万还了，把首付打给陈晨。剩下的钱，留了六万在手里，说租房用，再留点急用。过户后有一个月的腾房期。我们开始收拾东西。二十多年的家当，拣了又拣，最后装了几个纸箱。陈建国把他那个行军床也拆了，捆好。我问他还要啊，他说：“租房也得用。”我没再说。

搬家前最后一个晚上，我去河边。周姨还是没来。我已经有半个多月没见她了。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往她小区走。不知道她住哪栋，就在门口站了站。保安在岗亭里打盹，小区里黑沉沉的。我转身走了。

新租的地方在另一个老旧小区，一楼，两室一厅，比原来小些，但不用爬楼。搬过去头几天，我夜里还是睡不着，想出门，发现这一片的路我不熟。有个小广场，晚上九点以后就没人了，灯也熄得早。我绕着小区走两圈，就回来。坐在卧室里听陈建国在客厅里睡——不，他现在有房间了，两居室，他住小房间。我住的这间大些，带阳台。可我一躺下，还是觉得胸口发闷。

有一天半夜我开门出去，看见陈建国站在厨房里喝水。他光着膀子，背有些驼了，肚子挂下来，头发白了一层。我别开眼，说：“出去走走。”他说：“你每天都出去走啊？”我“嗯”了一声。他说：“我陪你。”我鞋已经换好了，愣了一下。他放下杯子，套了件T恤，也换了鞋。

我们沿着小区外面的路走。这条路通向一个早市，这时候早市还没开，铁皮棚子一排排蹲在黑暗里。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脚步声一重一轻。走了很远，谁也没说话。走到一个街角，我停住了。前面是一家养老院，门头亮着灯，写着“康泰养老服务中心”。陈建国也停下，说：“妈最近身体不太好，护工打电话，说这两天吃饭少了。”我“哦”了一声。他又说：“明天你去看看她吧，我请不了假。”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上午，我坐公交去了养老院。陈建国的妈，我婆婆，姓王，叫王秀兰。她住四楼一个双人间，隔壁床的老太太年前走了，那床就一直空着。我推门进去时，她正半靠在床上，面前的小桌板上一碗粥已经凉了。她看见我，说：“你怎么来了。”声音淡淡的。

我把带来的香蕉放她床头柜上，说：“建国说你吃饭不好。”她说：“人老了，吃什么都没味。”我拉了把椅子坐下。她打量我，说：“你们搬家了？”我说：“嗯，一楼，离你这边近点。”她哼了一声，说：“离我近也没见来几回。”我忍着，说：“以后常来。”

她闭上眼，像是要睡。我坐了一会儿，起身把床头的杯子拿去洗。水龙头一开，听见她在身后说：“当初我不让建国娶你，说你是厂里头的，家里又是镇上的。他非娶。现在看，也没过得多好。”

我手一顿。这话我听过太多次。年轻时会哭，会顶回去，会跟陈建国闹。现在不了。我把杯子洗好，放回原处，说：“妈，你想吃什么，我下次给你带。”她没声。我转过头，她睡着了，张着嘴，呼吸很重。我看了她很久。她比我记忆里老了很多，两颊陷下去，颧骨耸着，手上布满了褐色的斑。从前那个中气十足的厉害婆婆，现在不过是个孤零零的老太太。

我下楼交了半年的床位费。收据塞进包里。心想，她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命。

五月底，陈晨的房子开始装修。他忙，小孟也忙，就让我帮着盯。我每天中午从食堂下班，坐公交去城东，跟装修师傅打交道。那房子我头一回进去，地上全是灰，墙皮铲了一半。我站在客厅中间，想象着以后陈晨和小孟住在这里。窗明几净，沙发电视，还有一个朝南的小房间，将来可以当儿童房。我想着，心里又酸又软。这套房子，拿我们那二十多年的窝换来的。

装修到一半，出事了。楼上漏水，把新吊的顶泡了一角。物业和稀泥，楼上是租户，房东联系不上。陈晨急了，在业主群里跟人吵起来。我劝他：“先别吵，解决事要紧。”陈晨说：“你怎么跟爸一样，就知道忍。”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小孟在边上打圆场：“阿姨，陈晨就是着急，没别的意思。”我笑了笑，说：“我知道。”那笑跟周姨一样。

夜里我睡不着，去了小区外面的小广场。有个人坐在花坛边，走近了看，是陈建国。他穿着件旧夹克，坐在暗处抽烟。看见我，把烟掐了，说：“你怎么出来了。”我在他旁边坐下。他说：“白天我在汽配城，有个司机倒车把我腿碰了一下，不严重，就是青了。”我低头看，他右腿裤管卷起来一点，脚踝上方有块乌青。我伸手碰了碰，他抽了一下。我说：“去诊所看了没？”他说：“看了，没事。”又是一阵沉默。我忽然说：“陈晨今天冲我吼，说我跟你一样，就知道忍。”陈建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忍就忍吧。不忍又能怎样。”

我扭头看他，他的侧脸被远处的路灯映得发青。这个跟我过了半辈子的男人，如今像个陌生人，又像另一个我。我们都在忍。忍到最后，连架都懒得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人们说的“相依为命”。

周姨我是在六月初又遇见的。那天夜里我走了远路，顺着护城河一直走到老小区那边。远远看见长椅上坐着个人，是周姨。她瘦了，戴了顶新的草帽，手里还抱着那个收音机。我走过去坐下，说：“好久没见你。”她说：“去了趟女儿家。在乡下，住了两个月。”我说：“那挺好的。”她说：“好什么，我跟女婿处不来。他吃饭吧唧嘴，我看不惯。他嫌我夜里起床次数多，动静大。你说，我起夜能有多大声？”我笑了。她也笑。笑着笑着，她说：“我儿子还是把我往养老院送。这个月就过去。”我看着她。她说：“送去就送去吧。我跟他姐说了，不用他们常来看我。看了也是玩手机。”

我说：“我婆婆也在养老院。康泰，离我新住的地方不远。”她说：“那咱以后离得近。”又笑。河水在脚下流，声音很小。她那收音机里在放一段锡剧，咿咿呀呀的，听不清词。

从那以后，我又恢复了夜里去护城河边。路是远了些，来回得五十分钟，但我愿意走。周姨还没去养老院。她儿子在办手续，说月底之前。我们坐在老地方，有时候她带两个桔子来，分我一个。有时候我给她带瓶水。我们的话不多，但待在一起不别扭。有一回，她说：“你跟你男人，还分着睡？”我“嗯”了一声。她说：“我跟我老头子，也分。他打呼，我睡不好。后来他没了，那呼噜声我反倒天天想。人啊，在身边的时候嫌，不在了又想。”我听着，喉咙里像卡了什么东西。

七月，陈晨的房子装修完了。陈建国去看了，回来跟我说：“弄得不错。”他很少夸什么。那晚他买了半只烤鸭，两个凉菜，开了一瓶啤酒。我们俩坐在一起吃。他给我夹了个鸭腿，说：“这阵子你辛苦了。”我“嗯”了一声，低头啃鸭腿。他突然说：“我想把烟戒了。”我抬头看他。他说：“省两个，也省得你闻着烦。”我说：“随你。”他笑了一下，说：“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是‘随你’。”我没笑。

那是我头一次听他这么评价我。我心里想，我不说“随你”，还能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

八月，陈晨和小孟领了证。婚礼定在国庆。我陪小孟去试婚纱，她瘦，穿什么都好看。我在试衣间外面，她问我：“妈，你说定哪件？”她这一声“妈”叫得自然，我应得也自然。我们像真正的婆媳那样，头凑在一起看镜子。可我心里总悬着个东西。将来她会不会也嫌我吃饭慢，嫌我烦？我不知道。

九月初，周姨打来电话。她以前从没给我留过电话。她说她明天去养老院了，儿子开车来接。她说：“有空来坐，就在五楼，503。”我说好。放下电话，我跟陈建国说：“周姨，就是夜里河边那个，也去养老院了。康泰。”他“哦”了一声。我说：“以后我晚上去河边，没人了。”他说：“那就不去了呗。”我瞅了他一眼，他马上说：“我不是那意思。你想去就去。”

第二天我去了康泰。先到四楼看我婆婆，她刚吃完饭，碗里剩了一半。看见我，说：“今天怎么又来了。”我说：“顺路。”她瞥我一眼：“顺路还能顺到四楼来。”我把拎着的一袋葡萄放下，说：“等会儿去五楼看个朋友。”她问：“什么朋友住这儿？”我说：“河边认识的一个周姨。”她没再问，但脸上明显有点不自在。我心想，你也会不自在啊。

去了五楼，周姨的房间也是双人间，隔壁床还没人。她正把收音机放在窗台上试信号。我进去，她笑着说：“这儿信号不如河边。”我在她对面坐下。她房间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着点艾草香。她说是她自己带过来的艾草包。我说：“我婆婆在四楼，以后我来可以两层都看看。”她笑着说：“那方便，串门。”我们坐了一会儿，她给我看手机里外孙的照片，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她说：“我想好了，在这也不白吃白住。我还能动，可以帮人扫个地，擦擦桌子。”我说：“别累着。”她说：“不累，闲着才累。”

从养老院出来，天已经擦黑。我走在路上，忽然觉得心里松快了一些。周姨到了养老院，反倒比在家里时精神了。她那种一早就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下去的本事，让我羡慕。我一路走回家，陈建国做好了饭。一个番茄炒蛋，一个冬瓜排骨汤。我进门洗手坐下，吃了一口，说：“咸了点。”他说：“那下次少放点盐。”我“嗯”了一声。我们面对面吃饭，电视开着，放着本地新闻。我忽然想，就这么过下去吧。还能多坏呢。

国庆节，陈晨的婚礼办得不铺张，但热闹。小孟穿一袭白纱，站在台上。陈建国上台讲话，说两句就卡壳了，把我看得又笑又想哭。轮到我，是新人敬茶。小孟端茶叫妈，陈晨叫爸。我接过杯子，心里那个悬着的东西落了下来。我给他们一人一个红包，薄薄的。可小孟说：“妈，这茶真好喝。”我眼睛一下就湿了。

婚宴散场后，我和陈建国没打车，说走回去。路上有风，他走在我右边，步子还是那么重。我忽然说：“你刚在台上，话都不会说。”他笑了笑：“紧张。儿子结婚，比我自己当年还紧张。”我笑出来。他说：“你记不记得咱俩结婚，我穿的什么？”我想了想，说：“灰的。”他说：“对，灰的，料子还是借的。”我说：“我记得。”他说：“那时候你两根大辫子，盘起来，就一个红头绳。现在看看，真对不住你。”我脚步顿了一下。他说：“我知道你怨我。怨我怂，怨我穷，怨我啥都不跟你商量。”我抬头看他。他眼睛望着前面的路，说：“可我也没别的本事。我这一辈子，就会忍。忍到最后，把你给忍远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分房。他睡在床另一边，背对着我。我听着他呼吸，从重到轻，从轻到匀。我忽然不觉得烦了。那呼吸声像一列旧火车，在我身边开了一辈子，轰隆轰隆的，把青春、怨气、柴米油盐都碾过去。我伸出手，没碰他，只轻轻放在他背后的那寸床单上。

十二月初，我婆婆在睡梦中走了。养老院打电话来，说早上查房发现没气了。我和陈建国赶过去，她躺在床上，表情很平静，像是终于不赌气了。我站在床前，忽然想起她最后跟我说的话——“当初我不让建国娶你……现在看，也没过得多好。”她到死都憋着那口气，没说过一句软话。可她床头那个旧柜子里，收着我前年给她买的一条丝巾，连标签都没拆。护工说，老太太经常拿出来看。

办完丧事，我瘦了好几斤。陈建国也累。陈晨和小孟每天下班都过来，小孟熬了粥，端到我跟前，说：“妈，你歇歇，我来。”我不肯，她还是把碗塞进我手里。我看着她，想起当年我刚嫁过来，婆婆也是这么把饭端到我跟前，嘴里却说着“吃了快去把院子扫了”。隔了一代人，东西不一样了。

腊月底，周姨在养老院摔了一跤，右胳膊骨折。我去看她，她吊着绷带，跟同屋一个老太太聊天。我进去，她指着我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河边那个妹妹。”那老太太笑着说：“你天天说，可算见着真人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周姨说：“我没事，就是不能去楼道擦地了。”我说：“我每天来看你。”她说：“不用每天。你那食堂也忙。”我坐在她床边，她忽然小声说：“我儿子上礼拜来了。我说以后别来了，来也带东西，浪费钱。他生气了。我是不是说话太冲？”我说：“当儿子的，不会真跟你计较。”她叹了口气，说：“我知道。可我就是这张嘴，一辈子不饶人。”我笑了笑。我能理解她。我们这辈人，有几个会好好说软话的。

年三十晚上，陈建国烧了几个菜，陈晨和小孟回来了。我婆婆不在了，家里少了一个人，却多了个新媳妇。小孟在厨房帮忙，话不多，但眼里有活。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陈建国坐我旁边。陈晨说：“妈，你们这房子太小了，等过两年手头宽裕，换个大的。”我说：“这挺好的。”小孟说：“妈，过年来我们那住两天，新房子还没怎么住过人气。”我笑着说：“好。”陈建国在边上剥了个橘子递给我。我接过来，掰了一半给他。他接过去，吃了。

那天晚上他们走了，家里又安静下来。我洗完澡，去阳台收衣服。外面有人放烟花，砰砰的。我站着看了一会儿。陈建国走过来，说：“冷了，进来吧。”我“嗯”了一声，没动。他也没动，站在我边上，把手插在兜里。烟花散了，空气里一股硝味。我忽然说：“我想去河边走走。”他说：“我陪你。”他回屋拿了我的羽绒服，递给我。我们出门，风很冷，但路上也有别的夜归人。

走到河边，那长椅还在。周姨以前坐的位置，落了一层灰。我吹了吹，坐下。陈建国坐我旁边。河水在夜色里流，对岸的楼亮着星星点点的灯。我靠着椅背，身体里那种闷的感觉轻了些，但没完全散。也许它一直会这样，不轻不重地压着，提醒我还活着。我不再指望哪一夜能睡个整觉。我只知道，只要还能走出来，这条夜路就不会断。

我们在那儿坐了很久。陈建国没说话，我也没说。可我没觉得不自在。过了一会，他伸出手来，碰了碰我的手指。我没动。他又碰了碰。然后他把我的手整个包进他掌心里，轻轻地，像握着一个易碎的东西。

我没抽回来。就这么坐着，听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一点煤烟味，一点水腥味。远处有车驶过，声音很短。陈建国慢慢开口，说：“明天我买点梨，给你炖冰糖。你这些天老咳嗽。”我说：“好。”他说：“周姨那，过两天我陪你一起去看看。”我说：“行。”他手指紧了紧，又松开。我们继续坐着，像两个走了很长夜路的人，终于都肯歇一歇脚，不再急着往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