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1岁，在工地上和一个48岁的大姐住同一间板房，两张床中间就隔了一张胶合板

第一章

“你夜里睡觉能不能别老翻身？那破床咯吱咯吱的，跟驴叫唤似的！”

对面那张行军床上，王素芬坐起来，身上那件起了球的秋衣领口歪到一边，露出锁骨上一道暗红色的疤。她抄起枕边的搪瓷缸子砸在胶合板隔断上，震得我床头那盏十五瓦的灯泡晃了三晃。

板房里一股汗酸混着水泥灰的味道。两张床，中间一块两指厚的胶合板，她那边什么味儿我都闻得清清楚楚，我这边喘气重了她也听得见。

我翻了个身，把棉被往头上蒙了蒙。

“听见没有？装什么死！”她的声音从板子那边钻过来，尖得像钉子，“上个月老陈媳妇就是嫌隔壁打呼噜，直接卷铺盖走人了，你走不走？不走你就给我憋着！”

我的脚趾头在被窝里抠了一下。脚底板还肿着，下午搬那三十袋水泥的时候，不知道哪一脚踩进了钉子眼，现在一碰就钻心地疼。

板子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她补了一句：“四十多岁的人了，混到工地上来跟老娘住一间，你还有脸翻身？”

这句话像一根冰锥子，顺着耳朵眼扎进喉咙里。我的手指攥住被角，指节慢慢攥白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天还没亮透，工地上的铁皮喇叭就开始叫唤。我弯腰系鞋带的时候，王素芬从板子那边跨过来——她从来不走门口那个过道，嫌绕远——一脚踩在我刚摆正的解放鞋上。

“磨蹭什么呢？”她居高临下看着我，嘴里一股隔夜的韭菜味，“你今天跟着老周他们去七号楼，钢筋班组缺个递料的，别又抢着去铲灰，你那个腰能行？”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往下瞥的，嘴角往一边扯着。我站起来，比她矮半个头，她一米六八的个子在这工地上站了八年，谁都认识她。谁都知道她男人死在脚手架上，赔了八十万，她一分没给婆家，全攥在自己手里。

“王姐，”我说，“我腰行不行，不耽误干活。”

她嗤了一声，抓过安全帽扣在头上，帽檐压得低低的：“你晚上再翻身，我就把你那张床扔出去。”

第一节活干到十点半，太阳把钢筋晒得烫手。我蹲在七号楼三层楼面上，把一捆捆扎丝递给老周。老周五十多岁了，干活的时候不说话，但递东西的时候会拿眼神看我一眼，那意思是“还行吗”。

还行。

其实不太行。昨晚王素芬骂完我之后，我躺到后半夜才睡着。脚底的钉子眼肿得更厉害了，走一步像踩在碎玻璃上。但我不能说。工地上没人问你行不行，你说了不行，下午就有人顶你的岗，第二天你就得卷铺盖走人。

十一点，送饭的车来了。我端着铝饭盒蹲在楼面阴凉处，扒了两口白饭，就着一勺土豆炖茄子。王素芬从那边脚手架底下钻过来，手里拎着个保温桶，盖子掀开一股排骨汤的味儿。

老周看了一眼，没说话。

她走到我旁边蹲下，把保温桶放在两人中间：“我炖多了，你喝两口。”

我没动。

“怎么？”她冷笑一声，“嫌我脏？”

我嘴里含着米饭，咽下去才说：“王姐，你留着晚上喝吧。”

她站起来，一脚踢在我饭盒边上，土豆茄子溅出来洒了一裤腿。汤还在烫，隔着迷彩裤烫得我大腿一缩。

“不识抬举。”她说完就走了，保温桶留在原地，盖子都没盖。

老周等她的脚步声远了，才低声说：“她就这样，你别往心里去。”

我把饭盒捡起来，抖了抖裤腿上的菜汤，继续吃。

下午收工的时候，我路过劳务办公室，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王素芬，你那屋那女的，底细查过没有？”是项目经理老刘的声音。

“查什么查，一个干零工的，身份证复印件在我这儿呢。”王素芬的声音懒洋洋的，“怎么，刘经理，你怕她偷东西？”

老刘笑了一声：“我怕她偷人。你那板房隔音好？”

“她？她那个样儿，四十多岁，满脸褶子，走路跟瘸子似的，谁要她？”王素芬声音大了点，“放心吧刘经理，你让我盯着的人，我什么时候给你出过岔子？”

我站在门外，手里拎着沾满水泥浆的安全帽，帽带子垂下来晃了一下。

刘经理让我盯的人。刘经理让王素芬盯的人。

谁？

我。

我回了板房。推开门，王素芬已经洗完脚了，正坐在床上剪指甲。她看见我进来，把剪下来的脚趾甲随手弹到地上，弹到我床脚那边。

“你裤腿上是什么？”她眯着眼看了一眼，“哦，中午的菜汤，还没洗？”

我没理她，从床底下拽出塑料盆，接了点凉水，把裤腿搓了搓。水是凉的，从脚踝蔓延到脚底，钉子眼那块碰到水，疼得我小腿肚子抽了一下。我没出声。

她那边剪完了，把指甲刀往枕头底下一塞，忽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住这屋？”

我搓裤子的手顿了顿。

“因为别的姐妹嫌你晦气，”她靠在被子上，两条腿岔开，脚底板对着我这边，“说你克夫。你男人死了几年了？”

我没回答。水盆里的水变成灰白色，我把裤子拧干挂到铁丝上。

“问你话呢，”她的声音冷下来，“你男人怎么死的？”

我把水盆端起来，走到门口泼了出去。回来的时候，她还在看着我，眼睛在十五瓦的灯泡底下像两个黑洞。

“你晚上翻身轻点，明天还要起早。”我只说了这一句，就躺下了。

灯是她关的。她那边一伸手就摸到开关。黑暗里，我听见她翻了个身，板子那头传来她的呼吸声。很重，很慢，像一头伏在暗处的老兽。

我睁着眼躺在黑暗里。

脚底的伤口一跳一跳地疼，像有颗心脏长在了脚掌里。我数着那疼痛的节拍，一边想白天听到的那句话。

刘经理让王素芬盯着我。

他为什么要盯着我？

我闭上眼，又睁开。胶合板那边传来一声轻响，像是她翻了个身，又像是什么东西掉在了床板上。

我的手指在被子里慢慢攥成了一个拳头。

第二天一早，天没亮我就起来了。王素芬还在打呼噜，呼噜声隔着板子传过来，像拖拉机爬坡。我蹑手蹑脚穿好衣服，拉开板房门的时候，铁皮门轴响了一声。

她没醒。

我走到院子里，天边刚泛一点鱼肚白。工地的探照灯还亮着，照在堆成山的钢筋和水泥袋上。我站在水龙头旁边洗了把脸，水凉得牙根发酸。

洗完脸，我蹲下来，把解放鞋脱了。右脚脚底板靠脚跟的位置，一个暗红色的小圆点，周围一圈已经发白了。我用手指按了一下，一股黄色的水渗出来，不疼，但麻酥酥的。

我站起来，穿好鞋，往劳务办公室走。

办公室里灯亮着，老刘坐在办公桌后面抽烟，看见我进来，愣了一下。他把烟掐了，往烟灰缸里按了按。

“小周，这么早？”

“刘经理，”我站在他桌子前面，手垂在两侧，“我想换个屋。”

老刘往后一靠，椅子发出吱呀一声：“王素芬又找你了？”

我没说话。

他叹了口气：“你也知道，工地上女工少，板房紧张。你们那个屋两张床，挤是挤了点，但……”

“胶合板不隔音。”我说。

他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拉开抽屉，翻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你先拿着这个。”

我打开一看，是一管红霉素软膏和一卷纱布。

我攥着塑料袋站在那儿，塑料袋在手里窸窸窣窣地响。

“刘经理，”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东西，“你让王素芬盯我什么？”

办公桌那边安静了。

然后我听见老刘笑了一声，很轻：“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什么都没说，”我抬起头，“你说的。”

老刘看着我，烟灰缸里的烟头冒出最后一丝青烟。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转了个方向推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穿着工装，站在脚手架上，戴着一顶红色安全帽，对着镜头笑。

“这个人，”老刘说，“你认识吗？”

我看着那张照片。

阳光从探照灯的缝隙里照进来，打在照片上那个男人的脸上。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在工地上见过这张脸。

但我认识那顶红色安全帽。

我男人死的那天，戴的就是那顶红帽子。一模一样。

“……不认识。”我说。

老刘把照片收回去，放回抽屉里，锁好。

“那就好，”他说，“王素芬那人嘴碎，你不用理她。换房的事，我再看看，有空的再告诉你。”

我走出劳务办公室，天已经大亮了。

塑料袋里的红霉素软膏硌着掌心。

我站在门口，太阳从钢筋丛林后面升起来，影子拉得很长。身后有脚步声，我回头，王素芬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站在板房门口，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她看着我。

我看着她也看着我。

她呸地吐掉嘴里的烟，转身回屋了。

第二章

那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王素芬没在屋里。我蹲在床边把那管红霉素软膏往脚底抹，纱布缠了三圈，勉强把解放鞋套上。门外面有脚步声走过去，停了，又走远了。然后板房的门被一脚踹开，王素芬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瓶二锅头，瓶盖已经拧开了。

“你白天去老刘那儿了？”她靠在门框上，喝了口酒，酒气隔着三米远都能闻见。

我没抬头，继续系鞋带。

她走过来，一脚踩在我鞋面上。刚缠好的纱布被她的鞋底碾了一下，我闷哼一声，往回收脚，但她没松开。

“我问你话呢，”她的声音从头顶砸下来，“你去找老刘干什么？”

“我换房，”我仰起脸看着她，后槽牙咬紧了，“我说了，胶合板不隔音。”

她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换房？你换哪儿去？这工地上就三间女工房，另外两间都住满了，你让谁搬出来让你？”她踩着我脚的那条腿使了使劲，“你谁啊你？”

我疼得后脖颈上的汗毛全竖起来了，但脸上没动。我盯着她的眼睛，慢慢说：“王姐，你松脚，咱们好好说。”

“我凭什么松？”她又灌了一口二锅头，那酒顺着嘴角淌下来，滴在我裤腿上，“你说，你去找老刘，还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她把酒瓶往桌上一墩，“老刘今天下午让人把七号楼那边的安全网全换了，说你反映的。你反映什么了？你一个递料的，你懂安全网？”

我明白了。老刘拿我当幌子。

我没吭声。她盯着我盯了足足十秒钟，然后脚挪开了。我赶紧把鞋脱了看，纱布渗出来一小块黄水，没出血，但脚掌已经肿得比早上又大了一圈。

她转身走到自己床边，一屁股坐下去，床板嘎吱一声。她把剩下的半瓶酒搁在枕头边上，说：“你最好老实点。这工地上谁跟谁是一伙的，你心里没数，我帮你数。”

那晚她没关灯。灯就那么亮着，她靠在被子上半坐半躺，眼睛半睁半闭地对着我这边的方向。我背对着她躺下，后背那种被盯着的触感比脚底的疼更让人睡不着。

夜里大概两点，她那边传来均匀的呼噜声。我慢慢转过头，她脸朝上仰着，嘴张着，一瓶二锅头已经空了，歪在她枕头边。

我轻手轻脚坐起来。脚踩在地上的时候钝痛了一下，我忍住，走到她的床脚。她的工装外套搭在床尾，口袋鼓鼓囊囊的。我伸手进去摸了一把，摸出一串钥匙和一部老式手机。

手机没锁屏。通讯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刘经理”。我翻开通话记录，今天下午三点半有一通电话，通话时长四分钟。往前翻，昨天下午五点有一通，前天晚上九点有一通。几乎每天都有。

我把手机放回去。钥匙串上一共有六把，其中一把是那种小号的黄色铜钥匙，跟我宿舍门上的锁眼不匹配。我把它在手里掂了掂，记清了齿痕的形状，然后全部归位。

第二天上工之前，老周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递给我两副加厚手套。七号楼的安全网确实换了，新的墨绿色网子，在早晨的风里鼓着，像一张张刚拉开的帆。

我蹲在四层楼面上递扎丝的时候，底下有人喊我。我探出头一看，工地的后勤老孙站在底下，手里举着一个塑料袋：“你挂号信！”

我下去拿的时候，王素芬正从那边走过来，看了老孙一眼，又看我手里的信封。我没拆，直接揣进裤兜里。

她凑过来：“谁给你写信？”

“家里。”

“你不是没家吗？”她盯着我的裤兜，“寡妇一个，谁给你写信？”

我没回答她，转身往回走。她在身后喊了一句：“你他妈聋了？”

收工后我跑到工地外面的公共厕所隔间里拆了信。信封上没署名，邮戳是本市的。里面一张打印的A4纸，三行字：

“你丈夫死前买了三份保险。受益人是你。但理赔金被一个人截了。这个人你天天见面。”

没有署名。没有落款。

我把那张纸折成四方块塞进鞋垫底下。脚底的纱布已经磨得稀烂了，纸片压在脚掌上，凉丝丝的。

我回到板房的时候，王素芬正在跟隔壁的老李媳妇说话。两个人站在院子里，王素芬的声音大得整个工棚区都能听见：“我跟你说，有些人就是不知道好歹，给脸不要脸，住我屋还去经理那儿告状，说我欺负她。”

老李媳妇是个不到三十的小媳妇，怯怯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王素芬转过身来看着我：“回来啦？饭我给你打回来了，搁桌上了。”她笑了一下，那笑里没有半点善意，“吃吧，别饿着。”

饭盒里是一份盖饭，青椒肉丝，肉丝比平时多一倍。我端着饭盒看了两秒，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看。

“怎么？怕我下毒？”她说。

我把饭盒放在床头，没吃。

她笑了一声，没再说话，出去了。

那天夜里我躺了很久。脚底的纸片在鞋垫下面硌着，那张纸上的字我背都能背出来了。我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条，两条，三条，数到第十七条的时候，我听见板子那边有动静。

她没打呼噜。她的呼吸很均匀，但我听得出来那是装睡的人故意放的。因为装睡的人不会打鼾，也不会翻身，呼吸的节奏太整齐了。

我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躺了大概半小时。然后我翻了个身，故意让床板响了一声。

那边的呼吸停顿了一秒，又接上了。

她在等我睡着。

我闭上眼，让呼吸慢慢沉下去，沉到那种真的睡着之后才会有的绵长节奏里。我故意让喉咙里发了一声轻鼾。

等了大概十五分钟，她那边动了。

先是床板轻轻响了一下，然后是一声赤脚踩在水泥地上的闷响。她一步一步走过来，走到胶合板的隔断旁边，停下。我背对着她，眼皮闭着，但耳朵张得跟漏斗一样大。

她把手伸了过来。

胶合板顶部跟她胸口齐平，她伸手的话，正好可以越过板子摸到我床上。

我感觉到一股气流拂在后脖颈上。她的手停在我头顶上方大约十公分的位置，停了大概五秒钟。然后她把手收了回去。

她走回自己那边，坐回床上，但没躺下。我听见她在翻什么东西，窸窸窣窣的。然后手机按键的声音响了一下，两声，三声，拨号了。

“喂，刘经理，”她的声音压得极低，但板子不隔音，我听得一字不落，“她今天收到一封信，我不知道谁寄的，她没给我看……嗯……嗯……我问了，她说是家里的……放屁，她跟我说她没家……行，你放心，我看着呢……刘经理，那事……”她的声音忽然变得更低了，低到我几乎听不清，“那笔钱什么时候能到位？我都等了三年了……”

那头说了句什么。她沉默了十几秒，然后轻轻笑了一声：“行，我信你。反正人也埋了，东西也烧了，谁能知道呢。”

她挂了电话。

那一整夜，我都没再睡着。

纸片在鞋垫底下压着，脚底那块伤口在我翻来覆去的时候被磨破了一次，粘稠的液体粘在袜子上，天亮以后一撕，撕下一小块皮。

我蹲在水龙头底下冲洗脚底板的时候，老周从旁边过，停下来低头看了一眼。他没说话，过了会儿从口袋里摸出半板消炎药，放在水龙头台子上，走了。

我把药片咽下去的时候，喉咙里硌得慌。但那股又苦又涩的味道从嗓子眼一路烧到胃里，让我整个人清醒得像被泼了一盆冰水。

上工之前，我绕到劳务办公室旁边的杂物间。那间屋子没人锁，里面堆着旧安全网和破模板。我翻了一遍墙角，找到半截被扔掉的铁皮柜钥匙——那种老式档案柜的通用钥匙，工地上的办公室都用同一批锁具。

我把钥匙揣进裤兜。

那天下午，五点半，工地上的人陆陆续续去食堂吃饭了。王素芬今天被派去二号楼帮瓦工搬砖，回来得晚。我端着饭盆往食堂走，走到半路折回来，拐进了劳务办公室。

办公室没人。老刘的手机落在桌上，屏幕还亮着。他大概是去厕所了。

我站在那张桌子前面，心跳快得像有人在胸腔里擂鼓。但我没动他的手机。我蹲下来，从裤兜里掏出那把通用钥匙，插进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

咔哒一声，开了。

抽屉里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我打开，里面厚厚一沓资料。第一页是一张保险单的复印件，投保人那一栏写着——

赵建军。我丈夫的名字。

受益人那一栏写的是我。

保额那一栏，三个零，前面一个三。

三十万。三份，九十。我攥着那张纸，指腹把纸面都按出了汗印。档案袋里还有别的。一张转账记录，收款方署名：王素芬。金额：四十七万。日期：我丈夫死后第二个月。

我盯着那四个字，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

抽屉里有脚步声接近。我迅速把东西归位，锁好抽屉，把钥匙揣回裤兜，贴着墙侧身闪出了门。我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心脏还在狂跳，端着饭盆的手抖得跟筛糠一样。

我打了饭，坐到角落里。老李媳妇端着饭盆过来坐我对面，看了我一眼，小声说：“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我低头扒饭，没接话。

那天晚上回到板房，王素芬已经在屋里了。她坐在床上，手里捏着一只搪瓷缸子，里面是浓茶。她看见我进来，没说话，就那么端着茶缸看着我。

我走到自己床边坐下。脚底的消炎药在胃里翻着，我有点想吐。

她喝了一口茶，然后开口了，声音很平：“你下午去办公室了？”

我脱鞋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我慢慢把鞋脱下来，袜子已经粘在脚底了，撕的时候嘶了一声。

“我问你话呢，”她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声音沉下来，“你去办公室了？”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眼睛在灯光底下，像两颗生锈的钉子。

“去了，”我说，“我去找刘经理换房。”

她盯着我。我盯着她。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她比我高半个头，站在那儿像一堵墙。她低头看着我，嘴唇抿成一条线，鼻翼翕动着。

“你别跟我耍花样，”她的声音低得发闷，“这工地上掉了根针我都知道在哪儿。你下午去了哪儿，待了多久，碰了什么东西，我心里一清二楚。”

我没说话。

她弯下腰，凑到我脸前面，那股茶叶和隔夜酒混在一起的浊气喷在我脸上。

“你男人死了三年了，”她说，“你到现在还背着那个包，走到哪儿都不撒手。那里面装的什么？你男人照片？”

我背包就放在枕头旁边。我的手指悄无声息地挪过去，搭在拉链头上。

“你要看？”我问她。

她一愣。

我笑了一下：“你想看，我给你看。”

我把拉链拉开，手伸进去摸了一把。里面是一个牛皮信封，信封装着的，是我丈夫生前写的最后一封家书。我把它抽出来，在她面前晃了一下。

她往后退了半步。眼睛盯着那个信封，像盯着一条蛇。

“我不看，”她说，“谁要看那个晦气东西。”

她转身走回自己那边，掀开被子躺了下去。灯也没关。

我把信封塞回包里，拉链拉好，放在枕头底下的缝隙里，然后背对着她躺下。

我的手在被子里握着那个信封，指尖摸到信封背面凸起的那一小块——信封底下，我用指甲刻了一行小字，很小很小，只有我自己能摸出来。

那行字是：保险单，九十。

三个字，九个笔画。

我闭上眼。脚底的伤口在黑暗中一跳一跳地疼。

九十万。我男人死了三年，他的命被人换成了九十万。

而那个拿了钱的人，就躺在这块板子那边，离我不到一臂的距离。

第三章

第二天一早，王素芬比我起得还早。我睁眼的时候，她那边的床已经空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部队出来的人。她从来不叠被，这是头一回。

我穿鞋的时候，脚底踩到一块硬东西。低头一看，是她昨天剪下来的那截脚趾甲，被谁踩进了水泥地的裂缝里，半截露在外面。我把它抠出来，捏在指间看了看，然后扔进垃圾桶。

上工的时候老周没来。七号楼换了个新班组，领班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瘦高个，不认识我，直接让我去地下室搬废料。我顺着铁梯往下走，地下室还没装灯，只有安全通道的绿色指示灯幽幽地亮着。我弯腰搬第一捆钢管的时候，身后有脚步声。

我转头，王素芬站在楼梯口，手里拎着安全帽，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清眼睛。

“老周今天不来了，”她说，“他让我告诉你，那盒药你省着吃。”

我没动。

她往前走了两步，脚踩在碎砖上发出咔嚓声：“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还行。”

“那就好，”她停在我面前一米远的地方，“今晚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她说完转身就走了。我站在原地，手里那捆钢管坠得胳膊发酸。地下室里很安静，只有头顶某处水管里水流的咕噜声。我把钢管放下，靠着墙蹲了一会儿，让心跳慢下来。

晚上回到板房的时候，王素芬果然在。她把两个搪瓷缸子摆在桌上，里面是热茶，旁边还放着一碟花生米。她坐在床边，拍了拍对面的塑料凳：“坐。”

我坐下来。她从床头摸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隔着烟雾看我。

“昨天你去看老刘办公室了，”她把烟夹在指间，“我不跟你绕弯子。那抽屉你开了，里面东西你看了。”

我端起搪瓷缸子，茶很烫，我把缸子贴在掌心里转。

“你不用说话，”她弹了弹烟灰，“你看了就看了。那笔钱，是我的。”

我抬头看她。

“你男人死的时候，我在现场。”她靠在床头，两条腿架着，腿肚子上还沾着白天干活溅的水泥点子，“那天他在七号楼六层拆外架，安全带没挂牢，一脚踩空。我就在他下面那层，亲眼看着他掉下来的。脑袋砸在二层挑架上，弹了一下，掉到底下的安全网上。”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讲昨晚食堂的菜。我手指捏着搪瓷缸子，关节发白。

“他断气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她把烟头摁在桌面上，嘶啦一声，“他说，你有我老婆电话吗，帮我打一个。我说没有。他就不说话了。”

屋里安静了几秒钟。水龙头在院子里滴答滴答响。

“后来保险公司的人来了，查了保单，说受益人是你，但联系不上你。你那时候在哪儿？”她看着我。

我在哪儿？我丈夫死的那天，我在老家给婆婆办丧事。婆媳俩前后脚走的，中间隔了六天。我接到工地电话的时候，正在灵堂里烧纸。

我没说话。

“我替你把钱领了，”她把手里的烟蒂弹到地上，“四十七万，扣了税，剩下的我替你先存着。你来找我了，我就还你。你一直没来，我就一直存着。”

“王姐，”我把搪瓷缸子放下了，“四十七万，三年，你存哪家银行，利息是多少？”

她愣了一下。

“存单给我看看。”我看着她。

她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然后笑了：“存单？你以为我会把存单带在身上？放在老家柜子里锁着呢。”

“那你给我个条子，”我站起来，“写清楚欠我四十七万，签个字。我明天回老家拿存单的时候，对得上数。”

她脸上的笑慢慢收了。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剩下半根烟重新点上，吸了一口。

“你什么意思？”

“我就这意思，”我说，“钱你替我存了，三年了，我连张存票都没见过。你给我写个条，或者你现在让人把钱转我卡上，我就信你。”

她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捏在两指之间，烟头在微微颤。

“小周，”她说，“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纱布已经染黄了，裂了一条缝，能看到底下的肉。我抬起头，看着她：“王姐，我男人死那天，你说你没有他老婆的电话。那你后来怎么找到我的？你怎么联系上保险公司的？”

她的烟头掉在了地上。

我看着那截烟头滚到桌子腿旁边，冒出最后一丝青烟。

“你联系保险公司的时候，用的是我丈夫的手机吧。”我声音很平，“那部手机你后来扔了还是卖了？”

王素芬从床上站起来了。她站起来的时候，床板嘎吱一声，像什么被压断了。

“你住嘴。”

“你拿我男人的手机，给我拍了张身份证照片发过去，才算走完理赔流程的。”我看着她，“那张照片你手机里还有没有？”

她一巴掌扇过来。我偏了一下头，她的指甲刮过我的颧骨，火辣辣地疼。我没躲第二下。她又抬手的时候，我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

她力气大，挣扎了一下，但我攥得死。三年没干重活的手确实不如她的力气，但我攥住的是她左手手腕，内侧有一道疤。

那道疤的位置，跟我丈夫验尸报告上写的“左手腕部勒痕”的位置，一模一样。

我攥着她的手腕，把她往我这边拽了一步。她没站稳，膝盖磕在床沿上，闷哼一声。我们俩的距离近到她脸上的汗毛我都看得清。

“王姐，”我盯着她的眼睛，“你说你替他存着那笔钱。那我问你，我丈夫从脚手架掉下来的时候，是谁替他挂的安全带？”

她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

我把她手腕松开了。她往后踉跄了一步，腿弯撞到自己床上，一屁股坐下去，整个人像被抽了脊梁骨，直愣愣地看着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声音哑得像砂纸刮铁。

“你知道。”我把桌上那碟花生米推到她面前，“王姐，你吃花生米吗？”

她没动。

我弯腰从床底下把我的背包拽出来，拉开拉链，从里面抽出一张纸。那张纸折了又折，皱巴巴的，上面是一张保险理赔单的复印件。我托人从老家的保险公司档案室复印的，花了三百块钱。

我把它摊开在桌面上，用手指点了点底下的签名栏。

“受益人签名，签的是我的名字，”我看着她，“但那笔迹你认识吗？”

她低头看了一眼。屋里的灯晃了一下，像是电压不稳。她的脸在那阵晃动里白了半秒，然后又恢复成那种铁青的颜色。

“你拓的？”她说。

“我拓你妈。”我把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是保险公司经办人手写的备注：被保险人赵建军，死亡原因系高空坠落。同场工友王素芬提供身份证件及现场影像，确认受益人身份。

“你提供我的身份证件，”我把这张纸放到她面前，“你哪来的我的身份证照片？”

她不说话了。她坐在那儿，两只手撑着床沿，胳膊在微微发抖。她那个一米六八的、在工地上干了八年的壮实身板，缩成了一个黑影。

“那张身份证照片，”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我男人手机里存的。他手机里为什么有我的身份证照片？因为他去世前一个月，我们刚买了份新保险。那份保险，受益人写的是他妹妹。而那份保险的保单，现在在哪儿？”

她抬起头看着我。

“也在老刘那个抽屉里。”我说。

外面有人敲门。我和她同时看向门口。门没锁，被人从外面推开了，老刘站在门口。他没穿工装，穿着件白衬衫，袖口卷到手肘，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

他看着屋里站着的我和坐着的王素芬，笑了一声：“你们俩，先歇会儿。小周，你出来一下。”

我站着没动。

老刘站在门口，把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插进裤兜：“你放心，天塌不下来。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回头看了一眼王素芬。她还坐在床上，双手撑着床沿，肩膀微微前倾，像一只随时要扑过来的老兽。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把茶喝了。茶凉了，又苦又涩。

然后我跟着老刘走出了板房。

院子里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防风夹克，头发剪得很短，站在探照灯底下，影子拉得细细长长。她看见我出来，往前走了两步。

“嫂子。”她说。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

三年前在灵堂上，她穿着孝服，跪在我旁边。那时候她还是个长头发的姑娘，哭得整个人都在抖。我婆婆下葬的那天，她抓着我的手，跟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记了三年。

“嫂子，我哥走之前给我打过电话。”她当时说，“他说他在工地上发现了一件事。他说他要是出了什么意外，让我来找你。”

我往前走了一步，她也往前走了一步。我们俩站在探照灯的强光底下，互相看着。三年没见，她老了，颧骨高了，短发底下露出一截脖子上的细疤，不知道哪年弄的。

“钱呢？”我问她。

她把手伸进防风夹克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递到我面前。

“都在这里，”她说，“我哥走之前半个月转给我的。三十万，他跟别人合伙买的意外险，受益人写的是我。”

老刘站在旁边，点了根烟。

王素芬从板房里冲了出来。她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我们三个人，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转过身看着她。

“王姐，”我把那张银行卡揣进自己兜里，“你替我存的四十七万，明天转我账上。一分都不能少。”

她站在那儿，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整个人从里到外都焦了。

第四章

那晚老刘让王素芬搬去了隔壁仓库旁边的工具间。板房门关上之后，整个屋子突然空得吓人。胶合板还在中间立着，但她那边的被褥卷走了，只剩一张光秃秃的床板。

我和小姑子周玲坐在桌子的两边。她从兜里掏出半包皱巴巴的利群，抽出一根递给我。我说不会。她自己点上了，吸了一口，把烟盒扔在桌上。

“哥给你写过信没有？”她问。

“写过一封，”我从背包里拿出那个牛皮信封，放在桌上，“后来就没再写了。他说工地上的事当面说，写信不安全。”

周玲看了一眼那个信封，没伸手碰。

“他跟我打电话那天是周日，”她吸了口烟，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他说有个工友发现他在查保险的事，跟他吵了一架。他没说是谁，但他说那个人的名字里有个‘芬’字。”

王素芬。王素芬。

“他让我马上去买一份意外险，”周玲把烟灰弹进搪瓷缸子里，“受益人写我，保额三十万。他说这笔钱让我别动，等他消息。他说要是他出事了，让我拿着这笔钱去找你。”

“你为什么没来找我？”我问她。

“我来了，”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哥下葬那天我就来了，你在灵堂里晕过去了，我没来得及跟你说上话。后来我再去找你，你搬家了。”

我搬家了。我丈夫死后第三个月，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拿着那点卖房的钱到处打工。我没给任何人留地址。我觉得所有的电话和信件都带着诅咒，接一个就死一个人。

“你是怎么找到这工地的？”我问。

“我查了三年，”她把烟掐了，“哥的手机号我一直留着，后来被注销了，但我从通话记录里翻到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本市的。我挨个工地跑，跑了一年多，才打听到这里有个姓刘的经理认识我哥。”

“老刘认识我哥？”

“何止认识。”周玲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插在夹克兜里，声音低下来，“嫂子，哥出事那天的排班表，是老刘签的字。他把我哥派到七号楼六层拆外架，但他知道那层楼的脚手架前两天刚被人动了手脚。”

“谁动的手脚？”

周玲没说话。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东西，像水里冻住的冰碴子。

“王素芬的弟弟，”她说，“王海军。以前在这个工地干过架子工，出事前一周被辞退了。辞退的原因是他偷卖工地上的钢管。辞退的那天他跟人打了一架，被打的那个人，就是我哥。”

我攥着搪瓷缸子的手紧了紧，茶水溅出来一点，烫在手背上。

“我哥把他打了。”周玲说，“王海军鼻梁断了。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你等着。’”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院子里的探照灯已经熄了，只剩下远处塔吊顶端的红色警示灯一闪一闪。我站在黑暗里，后背靠着门框。

“老刘知道这件事吗？”

“他什么都知道，”周玲走到我旁边，“那天晚上的排班表是临时改的，原定去七号楼的是另一个人。老刘在排班表上涂改过，把那个人的名字划掉，写了我哥的名字。那张表，现在还在他办公室抽屉里。”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周玲沉默了一会儿。她的侧脸在红色警示灯的闪烁里忽明忽暗。

“因为王素芬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二十万。”她说，“而王海军跟王素芬是亲姐弟。他姐替他从工地上要了一笔遣散费，他没拿够。他觉得是我哥害他被辞退的。”

我站在那儿，手指把门框上的铁皮抠出了一道沟。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劳务办公室。老刘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本台账，手里捏着笔。他看见我进来，把笔放下，往椅背上一靠。

“小周，坐。”

我没坐。我站在他桌子前面，把那张银行卡放在桌面上推到他面前。

“三十万，”我说，“这是我丈夫走之前转给他妹妹的，跟他死的那份保险无关。刘经理，你们工地的意外险赔付流程里，我记得有一条，员工因工死亡，公司要另付一份抚恤金。”

老刘看着那张卡，没碰。

“抚恤金，”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在品尝一个陌生的菜，“小周，我们工地上的抚恤金是给家属的。谁是家属？你。但你不是我们注册在案的家属。你丈夫填的紧急联系人是他妹妹。”

“那这份保险单呢？”我从背包里抽出那张保险理赔单的复印件，“受益人签名是伪造的。刘经理，你作为工地负责人，签字批准了这份理赔，你知不知道签名的字迹跟我的身份证名字不一致？”

他没说话。他把手伸进抽屉，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半根才开口。

“你想怎么样？”

“王海军，”我看着他，“他现在在哪？”

老刘把烟灰弹在桌上，弹了三下。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被烟熏得眯起来。

“去年在另一个工地出事了，腿被预制板砸断了，”他说，“现在回老家养着了。”

“地址给我。”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笔帽拔下来，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了一行字，推给我。我拿起来看了一眼，折好揣进口袋。

“小周，”他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叫住我，“王素芬今早来找我了。”

我站住。

“她让我转告你一句话，”老刘把烟掐了，掐得很慢，烟蒂在烟灰缸里被他捻成了粉末，“她说那四十七万她今天会转给你。她让你别去找她弟。”

我转过身。

“她怕我去找她弟？”我说，“她应该怕的是她弟来找她。”

老刘坐在那儿，嘴角抽了一下。他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像是一个人终于看清楚了另一个人真面目时的表情，既意外又像是在意料之中。

我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周玲蹲在院子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手里攥着一瓶矿泉水。她看见我出来，站起来把水递给我。

“老刘给了？”

我点了一下头。

“你接下来去哪？”

“我去找他妹夫，”我说，“王素芬的男人死了八年，她后来又嫁了一次。嫁的那个人以前干过钢材运输，跟老刘一个车队的。”

周玲看着我，她那双眼睛在太阳底下照得透亮。

“嫂子，”她说，“你到底查了多少？”

我拧开矿泉水瓶盖，喝了一口。水是温的，灌进喉咙里的时候像吞了一口没什么滋味的热气。

“我丈夫死的那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看着远处的塔吊，吊臂正缓缓旋转，把一个钢筋笼从东边运到西边，“但这三年我在三个工地干过活，每一个工地上，都有人欠着我丈夫的命。”

周玲没说话。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肩膀贴着我的肩膀。远处工地上的机器嗡嗡响着，铲车、卷扬机、电焊的嘶嘶声混在一起，像这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在同时响。

我口袋里的那张便签纸上，写着王海军的地址。安平县柳林镇王庄。下面用铅笔加了一行小字，是老刘的笔迹：他上周回来了，腿还没好利索。

我把那张纸掏出来看了一眼，重新折好，揣回去。

“嫂子，”周玲说，“钱的事你今天拿到手，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

我转过头看着她。

“我打算去找王海军，”我说，“然后去一趟市里的保险公司，把那份伪造签名的理赔记录调出来，然后再回一趟老家，把我婆婆的坟重新修一下。”

“修坟？”

“她死的那天，”我声音很平，“跟我丈夫出事是同一天。不是前后六天，是同一天。我婆婆是听了消息之后一口气没上来，倒在了自家院子里。那天火化炉出来的灰，我没去领。”

周玲站在我旁边，手慢慢攥紧了矿泉水瓶子，塑料瓶在她掌心里拧巴着，发出咔咔的声响。

“我这些年一直在想，”我看着远处的地平线，看着工地围墙外面那些高低错落的居民楼，“为什么我丈夫走的那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没接到。”

周玲没有说话。

“他打了两遍。第一遍我没听见，手机在包里压着。第二遍我正要接，铃声断了。后来我再打回去，就已经是别人接的了。”我把手里那瓶水喝完，空瓶捏扁，攥在手心里。

“那个接电话的人，”我说，“是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