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两年，前夫叫我去宾馆拿儿子的学费，一进门他就让我去卫生间

那天下午两点四十七分，我正蹲在厨房擦地砖缝里的油垢，手机响了。

屏幕上跳出来的名字让我愣了愣——前夫，赵建国。

离婚两年，他主动打电话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一次是问我户口本放哪儿了，一次是说他妈住院让我去照顾，我说不去，他在电话里骂了我三分钟。剩下几次都是打错了，拨通就挂。

我拿抹布擦擦手，接起来。

“喂，你在哪儿？”他声音跟以前一样，不冷不热的，像在问一件东西放哪儿了。

“在家。”

“你过来一趟，我在宾馆，把儿子学费给你。”

我没反应过来。儿子的学费？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每个月给一千五抚养费，学费另算。但这两年来，抚养费他给得跟挤牙膏似的，有时候拖两三个月，有时候给八百说下个月补，补着补着就没下文了。学费更别提了，去年九月开学，我打了七个电话，他转来三千块，附了一句：“省着点花。”

今年暑假都快过完了，我压根没指望他拿学费。儿子开学升高二，学费加资料费少说也得六千出头，我已经从工资里攒了四千，还差两千打算跟我姐借。

“你微信把我拉黑了，转不了账，”他说，“我取了现金，你来宾馆拿。”

我确实把他微信拉黑了。离婚后他喝了酒就发语音骂我，一条接一条，我不回他就骂得更难听。拉黑那天晚上我躺床上想了很久，想不明白当初怎么嫁了这么个人。

“哪个宾馆？”我问。

他报了名字和房号，是个连锁快捷酒店，在火车站那边。

“你快点，我下午四点的火车去广东，你要是来晚了我就走了，钱你自己想办法。”

说完就挂了。

我蹲在厨房地上，手里还攥着抹布。瓷砖缝里的油垢黑乎乎的，怎么擦都擦不干净，跟这段婚姻似的。

说实话，我当时心里挺矛盾的。去吧，我不愿意见他。离婚时闹得那么难看，他净身出户——其实也没什么可出的，房子是我爸妈留下的老房子，存款早被他折腾光了。他走那天把钥匙往桌上一摔，指着我说：“你带着儿子过吧，我养不起你们。”那语气像扔一件旧家具。

不去吧，儿子学费确实等着用。我一个月工资四千二，供儿子上学、吃喝拉撒、人情往来，每个月都紧巴巴的。六千块学费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他要是真给，我省下的钱能给儿子买双新鞋，他那双运动鞋底都快磨穿了。

我换了件衣服出门。路过客厅，儿子在写暑假作业，戴着耳机没抬头。

我没跟他说去哪儿。

公交车上我一直在想，他怎么突然这么好了。离婚两年没主动给过一分钱学费，今天不仅主动给，还取了现金，还催着我快去拿。这不像他。

赵建国这个人，我跟他过了十五年，太了解他了。他给你一分钱，恨不得让你还他一块钱的人情。以前没离婚的时候，他发了工资给我家用，那几天他在家走路都带风，说话嗓门都比平时大，动不动就说“这个家全靠我撑着”。你要是哪句话说得不对付，他马上翻脸：“钱都给你了你还想怎样？”

有一回他给了我两千块买菜钱，晚上我做了四个菜，他吃完往沙发上一靠，说：“伺候得不错。”我当时正在收拾碗筷，听了这话手一顿，差点把盘子摔了。

伺候。这个词我记了十几年。

公交车开了四十分钟，到站时我看了眼手机，三点二十。宾馆在一条巷子里，门口停着几辆电动车，前台是个年轻姑娘，玩手机没抬头。

我坐电梯上四楼，走廊里空调开得很足，冷飕飕的。地毯上有几块污渍，墙角堆着换下来的床单被罩。我在406门口站了一会儿，听见里面有电视声，声音不大，像是新闻频道。

我敲门。

门开了，赵建国站在门口，裹着一条白色浴巾，肩膀和胳膊上还有水珠，头发湿漉漉的，刚洗过澡的样子。

房间里的空调温度打得很低，冷气从门缝里扑出来，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往旁边让了让，说：“进来吧。”

我往里走了两步，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沓钱，新旧不一的百元钞票，用橡皮筋扎着，旁边是他的手机和房卡。

电视里确实在放新闻，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卫生间的水龙头没关严，水滴一滴一滴砸在洗手池里，在安静的房间里听得格外清楚。

他关上房门，靠墙站着，浴巾裹得很紧，露出肚子上那圈赘肉。离婚两年，他胖了不少，脸上的肉都松了，眼袋也大了，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五六岁。

“坐啊，”他说，“站着干什么。”

我没坐。

“钱在那儿，”他朝床头柜努努嘴，“六千，够儿子学费了吧。”

我看着他，等他往下说。我知道他肯定还有话。

果然，他笑了一下，那种笑容我太熟悉了。嘴角往上扯，眼睛却盯着你看，像在估一件东西的价钱。

“你去洗个澡吧，”他说，“卫生间热水我调好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两腿发软，手心全是汗。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来了，想起离婚前那些年，他每次给家用之前都是这副模样。钱放在桌上，人靠在床头，说：“你先去洗洗。”那语气跟说“你去把碗洗了”一模一样。

他不是在给我钱。

他是在让我拿东西换。

我站在宾馆房间里，空调冷风呼呼吹着，床头柜上那沓钱安安静静搁在那儿，卫生间的水滴还在响，一滴，一滴，一滴，像在数时间。

赵建国裹着浴巾，用那种眼神看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盯着那沓钱，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离婚时他摔钥匙的样子，儿子问我“爸什么时候来看我”时我答不上来的难堪，去年开学我打了七个电话才要来三千块的憋屈，还有更早以前，那些我忍了十五年的委屈。

“你什么意思？”我听见自己问，声音比我想象的平静。

他笑了，笑得跟以前一模一样。

“没什么意思，这么久没见了，叙叙旧，”他说，“钱就在这儿，你愿意拿就拿，不愿意拿就算了。我四点走，你自己看着办。”

说完他走到床边坐下，拿起遥控器换台，浴巾松松垮垮搭在腰上。

我站在门口，离那沓钱三步远。

走廊里传来保洁车轱辘碾过地毯的声音，闷闷的。

卫生间的水还在滴。

空调出风口对着我后背吹，冷得我后背发紧。

那一刻我在想，这六千块钱，到底是儿子的学费，还是他给我上的一课。离婚两年了，他还在用同一套法子对付我，觉得我还是当年那个为了钱什么都能忍的女人。

他错了。

但我也在想另一件事——儿子那双快磨穿的运动鞋，下个月要交的伙食费，我工资卡里那四千块存款，还有我姐电话里那句“你要是实在周转不开，我先借你两千”。

六千块。

拿了，儿子学费凑齐了，我不用开口跟人借钱。

不拿，我转身走，但儿子学费还差两千，我得想办法。

赵建国靠在床头看电视，遥控器摁来摁去，每个台停三秒钟就换，跟以前在家时一模一样。

他不看我。

他在等我做决定。

他知道我需要这笔钱。离婚时他就说过一句话：“你一个人养不活儿子，早晚还得来找我。”

这句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两年了。

现在我站在宾馆房间里，离那沓钱三步远，离他两步远。卫生间的水滴声越来越清晰，电视里的新闻播着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靠在床头，浴巾裹着发福的身体，手指摁着遥控器，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嘴角还挂着那种笑。

那种等了两年、终于等到我上门来的笑。

我站在原地没动。

那三步路，搁平时一迈腿就到了，可那一刻脚底下像灌了铅。

赵建国换了一圈台，停在体育频道，屏幕上两个打拳击的，你一拳我一拳，解说员扯着嗓子喊。

他不看我，但我知道他在等我走过去。以前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用眼睛盯着你催，他就干他自己的事，看电视、翻手机、剔牙，把你晾在那儿，让你自己掂量。等你扛不住了，照他说的做了，他才慢悠悠来一句：“这不就完了吗。”

卫生间的水滴还在响。

我盯着床头柜上那沓钱，橡皮筋扎得紧紧的，新旧票子摞在一起，边角对齐了。看得出来他是特意去银行取的，不是手头正好有现金。这个人，他做每件事都有算计。他取钱的时候就在想，怎么用这六千块把我叫到宾馆来，怎么让我走进这个房间，怎么让我站在这儿听水龙头滴水。

“你什么意思？”我又问了一遍，这回声音比刚才硬。

他摁了下遥控器，把电视声音调小了，转过头看我。

“什么什么意思？给你儿子学费啊，还能有什么意思。”

“那你让我去卫生间干什么？”

“让你洗个澡怎么了？”他皱起眉头，像是我说了什么不可理喻的话，“大热天的，你从公交车上下来一身汗，洗个澡舒服点。你想哪儿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还挂着笑，那种笑我太熟了。嘴上说你想哪儿去了，眼睛却明明白白告诉你，就是你想的那样。他跟人说话永远留一半，让你猜，猜错了是你自己想歪了，猜对了正中他下怀。

这种把戏他玩了十五年。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儿子刚上小学那会儿，他在外面打牌输了钱，回来跟我要两千块翻本。我不给，他就坐在沙发上不说话，饭也不吃，电视也不看，就那么干坐着。我炒了菜端上桌，他不动筷子。儿子叫他吃饭，他说“你妈不让我吃”。那顿饭我一口没咽下去，从柜子里拿出两千块放桌上，他才端起碗。

吃完他说：“早这样不就完了。”

那个晚上我刷碗的时候，水龙头没关严，水滴一滴一滴砸在不锈钢水槽里，声音跟现在一模一样。

宾馆房间里空调还在吹，冷得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一层叠一层。赵建国靠在床头，浴巾裹着肚子，腿毛露在外面，脚搁在床单上。床单是白色的，快捷酒店那种洗了无数遍、边角有点发灰的白。

“你坐不坐？”他说，“站着说话不累？”

我还是没坐。

“赵建国，”我喊他全名，离婚后我很少当面这么叫他，“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把遥控器往床上一扔，遥控器弹了一下掉在枕头旁边。

“我想干什么？”他声音抬高了半拍，“我他妈想给儿子学费！你把我微信拉黑了，电话也不接，我除了叫你过来还能怎么给？你爱要不要，不要拉倒，我四点走人。”

他说完拿起手机看时间，三点三十八。

“还有二十二分钟，”他说，“你自己看着办。”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钟。他胖了，脸上的肉往下坠，下巴和脖子连成一片，眼角皱纹深得像刀刻的。离婚两年，他过得应该不差，红光满面的，肚子比离婚前大了不止一圈。我听人说他又找了一个，是个在超市上班的女人，带着个女儿。不知道真假，我也没打听。

他有没有新女人，跟我没关系。

但他今天叫我来宾馆，跟有没有新女人有关系。

如果他真有了新对象，甚至准备再婚，那他突然主动给儿子学费，就不单是好心那么简单了。他想用这笔钱堵住什么？堵住我以后找他要抚养费的嘴？堵住儿子将来分他家产的资格？还是在他新女人面前做做样子，证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男人？

赵建国做事，从来不会只图一样。

他给你一颗糖，一定在糖纸里包着别的东西。

“你新找的那个，知道你今天叫我到宾馆来吗？”我突然问。

他愣了一下，表情变了，不是慌张，是被人戳穿心思的那种不耐烦。

“关你屁事，”他说，“你管得着吗？”

不用再问了。他愣的那一下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我忽然觉得特别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疲惫。跟这个人纠缠了十七年，结婚十五年，离婚两年，他永远有办法让我站在这儿，听他说话，看他的脸色，琢磨他到底想干什么。

卫生间的水滴还在响。

床头柜上那沓钱还在那儿。

电视里拳击比赛打完了，一个选手举起胳膊，裁判在旁边数秒。

赵建国从床头柜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打火机啪嗒按了两下没打着，第三下才点着。他吸了一口，烟雾散在冷气里，白蒙蒙一片。

“我跟你说实话，”他吐了口烟，“我下个月办事，领证。以后每个月抚养费照给，学费该出出，但有一条——别到时候看我过好了又来闹，说当年离婚分少了，要重新算账。今天这六千块你拿着，咱俩两清，以后桥归桥路归路。”

我听着，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不是因为他要再婚了，是因为他终于把真话说出来了。六千块钱不是学费，是封口费。他怕我以后去闹，怕我搅黄他的新婚事，怕他新女人知道他还欠着前妻和儿子的账。所以他要赶在领证前，把能堵的窟窿都堵上。

“你听明白没有？”他问。

我没说话。

他以为我在犹豫，又补了一句：“你要是不要，以后学费也别找我了。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出了这个门，再回头要钱就没这么容易了。”

这话他说过很多次。离婚时说过，去年要学费时说过，今天又说了一遍。每次都是同一套——给你一个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你自己掂量。

以前我会掂量。儿子要交学费，要吃饭，要买衣服买鞋，我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每一分钱都要算着用。他拿钱砸我的时候，我只能忍着。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我不是他老婆了。

我离婚了。

我不用再忍他这副嘴脸了。

“赵建国，”我说，“你听清楚了。儿子的抚养费是你欠他的，不是欠我的。学费是你该出的，不是施舍。你今天给也好，不给也好，该你出的你跑不掉。你要是想拿六千块钱买我闭嘴，那你打错算盘了。”

他烟叼在嘴里，没吸，就那么叼着，烟灰掉在白色床单上。

“你什么意思？”这回轮到他问了。

“我的意思是，钱我拿，这是你欠儿子的。但我不会跟你签什么两清的协议，也不会跟你保证以后不找你要钱。你以后该给的抚养费，少一分我照样找你要。你新找的女人要是问起来，我实话实说——你前夫，赵建国，离婚两年抚养费没按时给过，学费拖了又拖，今天拿六千块钱想堵我嘴。”

他脸涨红了，烟从嘴里拔出来，往烟灰缸里狠狠一摁。

“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

声音很大，走廊里都能听见。

我没动。以前他发火我会怕，会往后退，会想怎么把话圆回来让他消气。现在我不会了。离婚证在我家抽屉里放着，我跟这个人没有法律关系了，他吼再大声也吓不住我。

“钱我拿了，”我说，“你该去广东去广东，该领证领证。但从今往后，你要给钱就转账，别叫我到宾馆来。有什么事微信上说，我把你拉出来。你要是再耍这种花样，我就去找你新女人谈谈，让她知道知道你是怎么办事的。”

我说完走过去，拿起床头柜上那沓钱。

橡皮筋扎得紧，我抽了一下才抽出来。六千块，一百张，新旧不一，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赵建国坐在床上看着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咽回去了。

他胖了，但底气没以前足了。

以前他在家发火，摔东西砸碗，我缩在厨房不敢出声。现在他只能坐在宾馆床上，裹着浴巾，对着一个跟他没关系了的女人干瞪眼。

我把钱放进包里，拉好拉链，转身往门口走。

“你等等，”他突然叫住我。

我回头。

他站起来，浴巾松了，他赶紧用手按住，有点狼狈。

“儿子……还好吧？”他问。

这个问题我等了两年。离婚后他从来没问过儿子好不好，没问过成绩怎么样，没问过生病了没有。去年儿子发烧到三十九度，我一个人半夜带他去急诊，挂号排队输液，折腾到凌晨三点。我给他发了条短信，他没回。第二天回了一句：“我在外地。”

现在他裹着浴巾站在宾馆房间里，问儿子还好吧。

“挺好的，”我说，“没你，也挺好的。”

他嘴角抽了一下，没说话。

我拉开门，走廊里空调水还在滴，一滴一滴砸在地毯上，声音闷闷的。

身后传来他点烟的声音，打火机啪嗒啪嗒响了四五下才打着。

我没回头。

电梯来得很快，门打开，里面站着一对年轻男女，搂着腰说悄悄话。我走进去，站到角落，包里的六千块钱硌着我的背，沉甸甸的。

一楼大厅，前台姑娘还在玩手机。

我推门出去，热浪扑面而来。外面三十多度，跟宾馆里的冷气像是两个世界。

巷子里有卖水果的，三轮车上摆着苹果，红彤彤的。我买了几个，塑料袋拎在手上，继续往公交站走。

到站牌下等车的时候，我打开包看了一眼那沓钱。橡皮筋扎得紧，一百张百元钞票，够儿子交学费了，还多出几百块够给他买双新鞋。

但我心里一点高兴不起来。

这六千块钱拿在手里，跟当年他给我家用时一模一样——钱是给了，但给了之后呢？他今天没得逞，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再试。他还会打电话，还会找借口，还会用儿子的抚养费做文章。

公交来了，我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车子开动，空调吹着，我把头靠在玻璃窗上，看着窗外一栋栋楼房往后退。

包里装着六千块钱。

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画面——他裹着浴巾站在门口，卫生间水滴一滴一滴往下落，床头柜上那沓钱安安静静搁在那儿，像一根拴了绳子的肉骨头。

我拿了骨头，挣脱了绳子。

但绳子还在他手里攥着。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客厅灯开着，儿子还坐在书桌前写作业，耳机挂在脖子上，笔尖沙沙响。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嘴里嘟囔了一句：“妈你回来了。”

我把苹果放桌上，换了鞋，去厨房洗了把脸。水龙头拧开，凉水冲在脸上，我才觉得胳膊上的鸡皮疙瘩慢慢消下去了。宾馆里那股冷气好像钻进骨头缝里了，一路上都没缓过来。

我从包里拿出那沓钱，橡皮筋勒得紧，抽出来的时候带下来一张一块钱的纸币，掉在地上。我弯腰捡起来，把钱捋平了，和那沓百元钞票放在一起。

六千块。

我从里面数出四千块，加上我自己攒的四千，凑够八千整，装进一个信封里，写上“学费”两个字。剩下的两千块放在另一个信封里，没写字。

儿子听见动静，从书桌前站起来走过来。

“爸给的？”他问。

“嗯。”

他“哦”了一声，没接话。

我看着他，十六岁的男孩子，个子比我高半个头了，嘴唇上冒出一层淡淡的绒毛，声音变声变得差不多了。他长得像赵建国，眉眼像，耳朵像，连站着的姿势都像——一只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往前倾。

但他比他爸强。他知道我挣钱不容易，从来不乱花钱，暑假同学约他去玩，他说要在家写作业，其实我知道他是怕花钱。去年过年我给他买了件新棉袄，他穿了三天就收起来了，说留着开学穿。

“儿子，”我说，“你爸下个月要结婚了。”

他愣了一下，眼睛眨了眨，然后“哦”了一声，跟刚才那声一模一样。

“你……想去吗？”我问。

“不去，”他说，说完转身回书桌前坐下，拿起笔继续写作业，笔尖戳在纸上，力气大得快把纸戳破了。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他低着头，后背绷得紧紧的，耳朵尖有点红。

我没再说话。

有些东西，当妈的替不了。他对他爸的感情，失望也好，恨也好，惦记也好，都得他自己慢慢消化。我能做的就是把饭做好，把学费交上，把他要穿的鞋买回来。

我转身进了厨房，洗了个苹果，切成两半，一半递给儿子，一半我自己拿着啃。苹果脆生生的，咬一口汁水溅出来，酸甜酸甜的。

和宾馆里那个房间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儿子接过苹果咬了一口，嚼得嘎嘣响，眼睛还盯着作业本。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啃苹果，看着他写作业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

离婚那天，从民政局出来，赵建国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牵着儿子的手站在路边等公交。儿子那时候才十四岁，个子还没我高，手攥得紧紧的，指甲快掐进我手心里了。他问我：“妈，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当时没回答出来。

公交来了，我们上车，他靠着我肩膀，一路没说话。到家以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他房间，听见里面闷闷的声音，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打游戏。

第二天早上他出来吃早饭，眼睛肿着，什么也没说，吃完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在我面前提过他爸。

两年了。

赵建国没来学校看过他一次，没打过一次电话问他成绩怎么样，没问过他生病了没有。去年儿子发烧，我一个人在医院陪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儿子退烧了，靠在病床上喝粥，突然说了一句：“妈，等我挣钱了，你就不用这么累了。”

我当时眼泪差点掉下来，硬憋回去了。

现在想起来，儿子比他爸强太多了。赵建国活了四十多年，还没学会怎么对别人好。儿子才十六岁，已经知道心疼人了。

苹果啃完了，我把核扔进垃圾桶，洗了手，从信封里抽出那两千块钱。

“儿子，”我喊他，“明天带你去买双鞋。”

他转过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故意板着脸说：“我那鞋还能穿。”

“鞋底都快磨穿了还能穿？”我说，“开学穿新鞋，好好念书。”

他嘴角往上翘了翘，没说话，转过头继续写作业，但这次笔尖没那么用力了。

我看着他后脑勺上那撮翘起来的头发，心里忽然松快了一点。

宾馆里那股冷气好像终于散了。

晚上十一点，儿子睡了，我躺床上翻手机。

把赵建国的微信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拉出来之后我盯着对话框看了半天，上一次聊天记录还是两年前，他发了一长串语音，每条都是骂人的，我没回，直接拉黑了。

现在对话框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

我想了想，打了一行字：“钱拿到了，儿子学费够了。你要结婚了跟我说一声，儿子这边我来解释，你别直接找他，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话。”

打完我看了两遍，删了，重新打。

“钱拿到了。抚养费以后按时给，别拖。儿子挺好，你不用操心。”

发出去。

过了大概五分钟，他回了一个字：“嗯。”

我看着那个“嗯”，想起宾馆房间里他裹着浴巾的样子，想起床头柜上那沓钱，想起他说的那句“咱俩两清”。

两清不了。

儿子十六岁，还有两年高中，四年大学，往后还有结婚生子买房子。他是儿子的亲爹，这个关系到死都清不了。他想拿六千块钱买断，那是他做梦。

但我不会再跟他吵了。

离婚两年，我学会了一件事——跟赵建国这种人，吵架没用，讲道理没用，生气更没用。他活在自己的算盘里，算来算去都是他怎么占便宜怎么不吃亏。你跟他急，他更来劲。你不理他，他反而没辙。

今天在宾馆里，我拿钱走人，没让他得逞，他坐在床上干瞪眼的样子，比他骂我一百句都让我解气。

手机屏幕暗了，我把它搁在床头柜上。

床头柜抽屉拉开，里面压着离婚证，绿皮的那个，边角有点磨白了。我把离婚证拿出来翻了翻，上面写着“感情破裂，准予离婚”。八个字，结束了十五年。

离婚证下面压着儿子的小学毕业照，他那时候还胖乎乎的，门牙掉了一颗，笑得特别憨。照片旁边是这几年的学费收据，一张一张叠着，最早的几张纸都发黄了。

我把今天那六千块钱的收据也放进去，压在离婚证上面。

新旧摞在一起，像一本账。

这本账从结婚那天就开始记了。他给过多少钱，我忍过多少气，儿子受过多少委屈，一笔一笔都记着。不是记在纸上，是记在心里。

今天这一笔，我也记下了。

不是记仇，是记账。儿子的抚养费他欠了多少，学费他拖了多少，我心里有数。往后他再找什么借口不给钱，我就把这本账翻出来跟他算。

不是跟他吵架，是跟他算账。

算账这件事，赵建国最怕。

因为他算不过我。

关了灯，屋里黑下来。窗帘没拉严，外面路灯的光透进来一条缝，照在天花板上。我侧躺着，听着隔壁房间儿子翻身的声音，床板咯吱咯吱响了两下，又安静了。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却还在转。

想起下午宾馆走廊里空调水滴在地上的声音，一滴一滴的，闷闷的，跟离婚那天民政局门口下雨的声音有点像。那天也这样，雨不大，一滴一滴砸在台阶上，我站在屋檐下等公交，儿子攥着我的手，赵建国的背影在人堆里越走越远，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一个人带着儿子，挣钱养家，还他欠下的烂账。日子过得紧巴巴，每个月算着钱花，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不敢跟人翻脸。

两年过去了，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但我没那么怕了。

今天在宾馆房间里，我站在那儿，离他三步远，离那沓钱三步远。他裹着浴巾靠在床头，用那种眼神看着我，等着我走过去。以前我会走过去，因为没办法，因为钱在他手里，因为儿子要吃饭要上学。

但今天我站住了。

不是因为我不缺那六千块钱，我缺，很缺。但我更缺一样东西——缺了十五年的底气。离婚证给了我一半，今天我自己给了自己另一半。

我拿了他的钱，但我没让他得逞。

这两件事不矛盾。

该他出的钱，一分不能少。不该我受的气，一口也不咽。

黑暗中我翻了个身，被子裹紧一点。隔壁房间儿子又翻了个身，床板又响了一下，然后安静了。

明天带他去买鞋。

后天开学。

日子还得往下过。

赵建国下个月领证，跟那个在超市上班的女人。他会有新家，会有新日子，也许会变好，也许不会。但那是他的事了。

我的事是把儿子养大，把日子过好，把欠自己的十五年一点一点补回来。

手机突然亮了一下，一条短信。

赵建国发的。

“今天的事别跟儿子说。”

我看着这条短信，屏幕光照在脸上，冷白冷白的。

没回。

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头柜上。

窗帘缝里透进来的路灯光，安安静静照在天花板上。客厅里冰箱嗡嗡响了一声，又停了。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一个画面，不是宾馆房间，不是那沓钱，不是他裹着浴巾的样子。

是儿子啃苹果的声音。脆生生的，咔嚓咔嚓，在安静的厨房里响着。

那声音比什么都踏实。

后半夜我醒了，起来上卫生间。路过儿子房间，门没关严，露出一条缝。我往里瞄了一眼，他睡得很沉，被子蹬掉一半，一条腿搭在床沿上，呼噜打得轻轻的。

我帮他把被子掖好，站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

十六岁的男孩子，睡着的时候还跟小时候一样，嘴巴微微张着，睫毛长长的，手指攥着被角。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赵建国难得带他去了一次公园，回来儿子高兴了好几天，逢人就说“我爸带我去的”。后来赵建国再也没带他出去过，儿子慢慢不提了。再后来，赵建国连家长会都不去了，儿子在同学面前替他找借口，说“我爸出差了”。

现在儿子长大了，不替他找借口了。

也不提他了。

我不知道这算好事还是坏事。

但我清楚一件事——儿子心里有杆秤。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他嘴上不说，心里明明白白。

就像今天，我说他爸要结婚了，他“哦”了一声，连头都没抬。

那个“哦”里有多少失望，多少无所谓，多少早就料到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轻轻带上门，回到自己房间。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忽然想起那六千块钱还在抽屉里，明天要存银行。存了之后，儿子学费够了，还能给他买双新鞋，再买两件换季的衣服。剩下的钱存起来，下个月交伙食费，交水电费，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但能过下去。

比离婚前好过。

离婚前也紧巴巴，但那时候紧巴巴里还夹着赵建国的脸色、脾气、算计和施舍。现在紧巴巴就是纯紧巴巴，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花在儿子身上，花在这个家里，不用看谁脸色，不用受谁的气。

穷是穷了点，但干净。

天快亮的时候我又眯了一会儿。闹钟响了，六点半，起来给儿子做早饭。煎了两个鸡蛋，热了牛奶，烤了两片面包。

儿子七点起床，洗漱完坐在饭桌前，头发翘着，眼睛还没完全睁开。

“妈，今天真买鞋去？”他问。

“真买。”

他低头咬了一口面包，嚼着嚼着笑了一下，没说话。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吃早饭，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饭桌上，照在他脸上，照在煎蛋金黄色的蛋黄上。

新的一天。

跟昨天不一样的一天。

昨天下午宾馆里那些事，那个裹着浴巾的男人，那沓用橡皮筋扎着的钱，那些水滴声和冷气，都留在了昨天。

今天儿子有学上，有新鞋穿，有煎蛋和牛奶。

这就够了。

我端起自己那杯牛奶喝了一口，温的，顺着嗓子滑下去，胃里暖乎乎的。

儿子吃完早饭去换衣服，我从抽屉里拿出那两千块钱，装进包里。

出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床头柜。

离婚证压在最下面，上面是学费收据，新旧摞在一起。

最上面那张，是昨天的日期。

六千块。

儿子的学费。

我一个人的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