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师与“耻辱”合影：谁才是真正的耻辱？

从雷波县事件看教育管理的底线与良知。2026年8月26日，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一场秋季教育行政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令全国舆论哗然的事——一批所带班级期末考试平均成绩偏低的教师，被请上主席台，在标注着“耻辱”二字的背景板前合影。

台下坐满参会人员，台上20余名身着白衬衫、黑西裤的教师列队站立，身后大屏赫然写着“雷波县2025-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另一张图片显示，小学平均成绩30分以下的教师也被以同样方式对待。

消息传出，舆论炸了锅。凉山州教体局工作人员确认照片属实后坦言：“照片我们看到后也不理解”。8月28日，雷波县人民政府发布致歉声明，称“深感内疚、深刻反思”，并成立专项工作组全面调查。同日下午，凉山州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已抵达该县，正式启动调查程序。

然而，致歉和调查只是开始。这件事背后暴露出的问题，远非一纸道歉声明所能消解。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我忍不住要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一、山区教育的短板，从来不是某一个教师的错

雷波县地处四川省西南边缘，山地面积占84%，山高坡陡谷深。这里曾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2020年才退出贫困县序列。脱贫摘帽堪称奇迹，但教育欠账的偿还远非五年能了。

在这片土地上站上讲台的老师，面对的是什么？

大量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爷爷奶奶能管吃住已属不易，哪还顾得上作业辅导。家庭教育缺位——不少孩子入校时就存在不小的学业断层，连日常作业都缺乏基本的家庭辅导与监督。学生学前基础薄弱——彝区学生的语言关、学前教育基础、留守儿童比例、师资流动、教学资源、教师培训，每一项都是问题，都会拉低班级的平均分。师资流动性大——条件艰苦、距离遥远、工资偏低，多少年轻教师来了又走。

这些，哪一个是站在讲台上那位老师凭一己之力能改变的？

把系统性的教育难题全部甩给一线教师，是不敢触碰深层矛盾的避重就轻。雷波县地处大小凉山腹地，乡村教育长期面临生源基础薄弱、留守儿童占比高、家庭教育缺位等现实困境。在生源质量、家庭环境、教育资源多重约束下，将低分简单归咎于教师个体，本身便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

更令人寒心的是，照片中涉及的成绩归属——究竟是教师个人教学成绩还是所带班级学生成绩——截至调查启动时竟然“尚未定论”。连成绩算谁的都没搞清楚，“耻辱”二字就先往教师头上扣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二、“激励”不是羞辱，“鞭策”不能没有底线

事件曝光后，有人试图为这种做法辩护，说是“鞭策落后”“激励进步”。可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能看出来——把一群老师叫到台上，在“耻辱”二字前合影留念，这既不是鞭策，更谈不上激励，倒像是一种公开示众，是赤裸裸的羞辱。

央视网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既不是鞭策，更谈不上激励，倒像是一种公开示众，是赤裸裸的羞辱。光明网也直言，羞辱式问责是教育管理最懒惰、最愚蠢的方式。中国青年报《中青评论》发文强调：“尊师重道，就要切实赋予一线教师站稳讲台的底气和力量。”

激励和鞭策的前提是什么？是尊重。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教师法进一步明确，侮辱、殴打教师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把教师架上“耻辱”台，已经涉嫌侵犯教师的人格尊严与名誉权。

更严重的是，一旦教师尊严受损，最终会反噬课堂教育、伤害学生教育环境。一个被当众羞辱的老师，回到教室面对学生时，尊严何在？威信何在？当学生知道自己的老师被全县同行面前打上“耻辱”标签，他们又会怎么看待这位老师？

教育管理者应当守住尊重的底线，正视基层教育的现实困境，用正向激励代替羞辱惩戒。正如央媒所呼吁的：“无论何时，善待一线教师，都是办好教育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

三、打击的不只是几十位老师，而是千千万万基层教育者的心

这件事最可怕的，不是台上那几十位教师受了委屈，而是它传递出的信号——千千万万扎根偏远地区从教的基层从业者，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

雷波县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这里坚守讲台的老师，拿着不高的工资，面对着艰苦的条件，忍受着与家人的分离，图的是什么？图的无非是一份职业荣誉感，一份“传道授业解惑”的尊严。

如今，这份荣誉感被当众碾碎。当一名教师的职业荣誉感被当众碾碎，未来谁还愿意坚守艰苦的乡村讲台？让最后一批愿意留在深山的老师，在全县同行面前与“耻辱”两个字合影，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多考一分，只会让想走的人走得更快。

央视网犀利地指出：让教师与耻辱合影，“挫伤的不只是台上那几十名教师的职业热情，也会伤害基层教师群体的心”。

这不是危言耸听。雷波这样偏远山区留住一个老师有多难？多少特岗教师来了又走，多少年轻人在实地考察后打了退堂鼓——“条件太差，距离太远，工资太低”。在这种环境下，还要用“耻辱合影”来羞辱那些愿意留下来的老师，谁还愿意来？谁还愿意留？

教育管理者支持一线教师工作的应有姿态，是和他们并肩站在同一战壕里，一起分析学情、一起研究对策、一起想办法。而不是站在台上，居高临下地给人贴标签、打板子。

四、想要改变薄弱的教育现状，管理者更该沉下去找根源

教学落后怎么办？可以教研帮扶、业务培训、对症下药。事实上，不少地方已经探索出了可行路径：对薄弱学校推行“增值评价”，不看绝对分数看学生的年度进步幅度；选派教研员长期蹲点带教，手把手提升乡村教师的教学能力；配套专项经费补齐硬件缺口，联动乡镇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机制。

这些工作见效慢、功夫细，没有耻辱示众的轰动效应，却真正打在了教育提质的根子上。

而雷波县的做法是什么？是把教师拉上台“羞辱”。这看起来雷厉风行，实则对教育提质毫无实质助益。把班级平均分低的原因简单归咎于一线教师，并以“耻辱”标签一贴了之，既不公平，更是一种懒政。教育管理者没有沉下去调研学情、补齐资源短板，简单将问题指向教师群体进行问责，反映出教育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

雷波县的“耻辱墙”，正是压力失控后的极端样本。主管部门希望用强手段倒逼成绩提升，这份初衷可以理解。但教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以成绩作为衡量教师工作绩效的唯一标准，背离了教育的内在规律。而用羞辱手段迫使教师“认错”，不仅践踏了师道尊严，更伤害教师的职业信心与成长环境，最终危及教育生态。

教师不是靠硬逼就能产出高分产品的工具。没有一位教师不希望自己带出的学生成绩优异，这是教育者最朴素也最真切的初心。把这份初心保护好、激发好，远比用“耻辱”二字当头棒喝来得有力而长久。

好在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已经发布致歉公告，上级部门成立调查组介入追责。但道歉之外，更值得追问的是：“耻辱”二字是谁决定放上去的？这样的做法依据什么管理制度？这些教师是否有申辩的机会？评价成绩时是否考虑了学生基础和班级差异？对于真正教学困难的教师，当地提供了什么帮助？

教育管理的底线，永远是先尊重人，再谈提成绩。

中央早已明确要求破除教育评价唯分数、唯升学的顽瘴痼疾。县级教育部门本是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如今却在行政会上导演了一出最原始的“以分数定荣辱”。这样的“教育治理”，究竟是在改变教育，还是在制造下一轮更大的教育欠账？

让教师跟“耻辱”合影，谁才是真正的耻辱？答案不言自明。

三尺讲台连着孩子的未来，把问责的力度换成帮扶的温度，乡村教育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大山里的孩子才能拥有更有质量的成长支撑。愿此事成为一面镜子，照出教育管理中的种种弊病；更愿它成为一个起点，让尊师重教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