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夜她第4次嫌我脏，把我踹下床，我当夜接下外派调令

她第一次嫌我脏，是在新婚夜。

那天晚上，宾客散尽，我洗完澡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滴着水。她坐在床沿上刷手机，抬头看了我一眼，眉头皱起来。她说：“你再去洗洗，身上一股味道。”我愣在门口，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胳膊。是车间里带回来的那种铁锈混着机油的气味，洗了两遍沐浴露，还是能闻到。我转身又进了浴室，把水温调到最高，烫得皮肤发红。出来的时候，她已经躺下了，背对着我，被子裹得严严实实。我小心翼翼地掀开一角，刚躺进去，她突然翻身，一脚把我踹了下去。我整个人摔在地板上，尾椎骨磕在床头柜的边角上，疼得我龇牙咧嘴。她坐起来，指着我说：“你身上那味儿根本洗不掉，别挨着我。”

我蹲在地上，没吭声。

那时候我以为，她只是有洁癖。她家里条件好，从小娇生惯养，嫁给我这个车间技术员，本身就是下嫁。我岳父在婚礼上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要不是看在你那手技术活儿上，我闺女能跟你？”我点头哈腰，说爸您放心，我肯定对她好。我岳父嗯了一声，又补了一句：“你那项目组的组长位置，我帮你盯着呢，好好干。”我当时心里一咯噔，但没多想，只觉得是老丈人关心女婿。

后来我才明白，那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桩买卖。

她在市妇幼保健院做护士，我在重型机械厂的车间里做技术员。我们俩认识，是因为她爸是我们厂的生产副厂长。她爸安排我们相亲，她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打量了我三秒钟，说了句“还行”。我当时觉得她挺直接的，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处了三个月，她提出来结婚，我答应了。那时候我二十七岁，她二十六岁，我爸妈高兴得差点放鞭炮，说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找了个城里姑娘，还是副厂长的闺女。

新婚夜那晚，我在地板上坐了很久。她躺在床上，呼吸渐渐均匀了。我摸黑爬起来，又去洗了第三遍澡。这回我没用沐浴露，用洗洁精搓的，搓得胳膊上的皮肤火辣辣地疼。我闻了又闻，确认没味儿了，才轻手轻脚地回到床上。她没再踹我，但我也不敢挨她太近，就贴着床边躺了一宿。

第二天醒来，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昨晚打呼噜，吵得我睡不着。”我说我改，我去买治打呼噜的药。她没接话，起来化妆去了。我站在卧室门口，看着梳妆台上堆满的瓶瓶罐罐，那些牌子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打开手机查了查，一瓶面霜三千块。我一个月工资四千二。

我以为这些都能忍。婚姻嘛，不就是互相迁就。她嫌我脏，我多洗几遍澡；她嫌我打呼噜，我去买药；她嫌我挣得少，我努力加班，争取早点升组长。组长工资能涨到六千，年底还有分红。我岳父说了，只要我表现好，那个位置早晚是我的。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第二次她嫌我脏，是在结婚三个月后。那天我加班到晚上十一点，车间里抢修一台数控机床，浑身是汗，手指缝里全是黑乎乎的油泥。我回到家，她还没睡，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我换了拖鞋，想先去洗个澡，她突然叫住我。她说：“你过来。”我走过去，她凑近闻了闻，脸色立马变了。她说：“你是不是又没洗澡就进家门？”我说我正准备去洗，她一巴掌拍在茶几上，说：“你知不知道这沙发多少钱？你这一身的脏东西蹭上去，洗都洗不掉。”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工作服上确实蹭了几道黑印，但那是干净的油污，不是泥巴。我刚想解释，她站起来，指着门口说：“你出去，把衣服脱了再进来。”

我站在楼道里，脱得只剩一条内裤。那是十一月底，北方的晚上，楼道里冷风直灌。我冻得浑身发抖，把工作服团成一团抱在怀里，站在门口等她开门。过了大概十分钟，门开了，她戴着橡胶手套，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我那双劳保鞋。她说：“这鞋你也别往家里拿了，放门口鞋柜最底层，以后进门先换拖鞋，拖鞋在门口。”我接过塑料袋，说了声好。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嫌弃，是比嫌弃更让人难受的东西——那种看脏东西时下意识的回避。

那晚我洗了四遍澡。用搓澡巾搓得身上红一道白一道，手指缝里剩下的油污印子，我用牙刷蘸着洗衣粉刷了半天。刷着刷着，我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我蹲在浴室里，花洒的水哗哗地响，我借着水声，哭了几声。但哭完我又想，她可能只是爱干净，我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直到第三次，我才彻底明白，她嫌的不是我身上的油污。

那天是她父亲的生日，我们回她娘家吃饭。我特意提前下班，回家洗了澡换了身干净衣服，还去理发店理了个发。到她娘家的时候，她爸正坐在客厅里跟几个亲戚聊天，我进去打招呼，她爸笑着招呼我坐下。她妈在厨房忙活，我撸起袖子想去帮忙，她妈说不用不用，你坐着就行。我就坐在客厅角落里，听他们聊厂里的事。聊着聊着，她爸突然提到我们车间主任要调走了，组长位置空出来，好几个人盯着。我心里一紧，想听听他怎么说。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小周啊，你技术没问题，就是资历浅了点，我再帮你活动活动。”我连忙说谢谢爸。他摆摆手，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就行。”

吃饭的时候，她坐在我旁边，夹菜的时候胳膊肘不小心碰了我一下，她立马缩了回去，像碰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我看了她一眼，她没看我，继续跟她表姐聊天。那天晚上回到家，她坐在梳妆台前卸妆，我站在她身后，想跟她说话。她突然从镜子里看着我，说：“你今天在我爸面前，能不能别老提车间的事？一股子工人味儿。”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来。我转身去洗澡，洗了很久很久。

那晚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了很多。我想起我们结婚前，她带我去见她的朋友，那些朋友问我在哪儿工作，她抢着说“在国企，做技术的”。我当时觉得她是在帮我说话，后来才反应过来，她从来没说过“车间”两个字。我还想起她每次出门前，都要检查我穿什么衣服，但凡稍微有点皱，她就会皱眉，说“换一件”。我以前以为她是在乎我，现在才明白，她是在乎她的面子。

第三次被踹下床，发生在她父亲的生日之后第三天。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手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胳膊。她突然醒了，猛地坐起来，一脚把我踹下床。我摔在地上，手肘磕在木地板上，麻了半边。她坐在床上，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说：“你能不能别碰我？”我趴在地上，抬头看着她。床头灯亮着，她的脸在灯光下很好看，但眼神里全是厌恶。她说：“我受不了你身上的味道，洗多少遍都洗不掉。”我说我洗了，洗了好多遍。她说：“不是那种味儿，是——算了，说了你也不懂。”

我懂了。她嫌的不是油污，不是汗味，是我这个人。是我骨子里带着的那种东西，她说不清，我也说不清，但她能闻到。那种东西，可能是车间里淬火炉的焦糊味，可能是铁屑飞溅时烫在皮肤上的疤痕，可能是我手上那些洗不掉的老茧，可能是她父亲嘴里说的“工人味儿”。我洗不掉，就算脱层皮，也洗不掉。

那晚我没再上床。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早上，她起来上班，看了我一眼，没说一句话，拎着包走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烟灰缸里满满一缸烟头，突然觉得很累。我掏出手机，想给我妈打个电话，但按到一半又删了。我妈要是知道我在婆家过成这样，肯定得哭。她本来就不太同意这门亲事，说门不当户不对的，我非要结。现在好了，我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

就在我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的时候，事情有了一点变化。厂里接了一个外派任务，要去西北的一个矿区，负责设备安装调试，时间是一年。没人愿意去，条件太苦，海拔高，风沙大，一去就是一年，中间回不来几次。我在车间里听人议论这事的时候，心里突然动了一下。

但那时候我还没下决心。我想，也许还能忍。也许她哪天就习惯了，也许我升了组长，挣了钱，她就能对我好一点。我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又熬了两个月。直到第四次，她再次把我踹下床，我才彻底死了心。

那天晚上，我加班回来，洗了澡，躺在床的最边缘，尽量不碰到她。她突然翻身，说：“你离我远点，脏。”然后一脚踹过来，我整个人从床上滚下去，额头磕在床头柜的角上，磕出一道口子，血顺着眉骨流下来。我捂着头，坐在地上，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木地板上。她看了一眼，没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

我在地上坐了很久。血不流了，凝结在眉毛上，黏糊糊的。我扶着床头柜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水龙头，用冷水冲了冲伤口。镜子里的我，额头上一道口子，眼睛红肿，嘴唇干裂。我盯着镜子里那个人，突然觉得不认识他了。我问他，你他妈到底在忍什么？

我走出浴室，打开手机，翻到车间主任的电话。我打过去，响了很久才接。主任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我说：“主任，外派那个活儿，我接了。”他愣了一下，说：“你考虑清楚了？那地方可苦。”我说：“考虑清楚了，越快越好，今晚能走吗？”他说今晚不行，最早明天下午有趟火车。我说好，那我明天下午走。

挂了电话，我打开衣柜，翻出一个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她可能听见动静了，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了句“你干嘛”。我没回头，说：“出差。”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收拾完东西，天快亮了。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亮起来。额头上那道口子还在隐隐作痛，但我心里突然不那么堵了。我想，西北的矿区，风沙大，活儿苦，但至少没人嫌弃我。至少，在那片戈壁滩上，我能清清白白地活着。

我掏出手机，给车间主任发了条消息：“主任，我下午去厂里，您把调令准备好。”他回了个“好”。我又看了看卧室的方向，门关着，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她大概还在睡，也许正做着什么好梦。

我笑了笑，把手机揣进兜里，拎起行李箱，轻轻带上了门。楼道里很安静，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门牌号是603，我搬进来的时候，觉得这数字挺吉利。现在再看，只觉得讽刺。

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咕噜咕噜地响，我拖着它走进电梯，按下了一楼。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岳父说过的话——“好好干，别给我丢脸”。我对着电梯里的镜子，看着额头上那道结痂的伤口，心里想着，爸，您放心，这次我肯定不会给您丢脸。因为您压根儿就不会知道，我去了哪儿。

厂里人事科的老周看见我额头上的伤口，什么也没问。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创可贴递给我，我接过来撕开，贴上去的时候手有点抖。老周端着保温杯，看着我填完那张外派申请表，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他说：“小周，矿区那地方，一年到头见不着几个人，你家里那口子能同意？”我把笔放下，说：“她巴不得。”老周愣了一下，没再说话，拿起章盖了。

调令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看了眼上面的日期。从今天起，我就是西北矿区派驻技术员，隶属关系暂时脱离重型机械厂本部，为期一年，期满视情况决定是否留任。我把那张纸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跟老周道了声谢，转身出了办公室。

走到车间门口的时候，我停住了。里面传来天车吊运的轰鸣声，电焊的弧光透过门缝一闪一闪的，空气里弥漫着淬火油蒸发的焦糊味。我站了大概两分钟，车间里有人看见我了，冲我喊：“周哥，你咋还不进来？今天那台龙门铣又趴窝了！”我摇摇头，说：“你们弄吧，我出趟远差。”他愣住了，擦了把脸上的汗，问：“啥远差？”我没回答，转身走了。

走出厂区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根烟囱还在冒烟，灰白色的，慢悠悠地往天上飘。我在这厂里待了六年，从学徒干到技术员，手上一个疤叠着一个疤，闭着眼都能摸清每台机床的脾气。现在要走了，心里反而没什么波动，就像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踏踏实实地砸在脚边。

我去了趟我妈那儿。

她住在城东那片老小区里，楼道里的灯坏了好几年，一直没人修。我摸着黑上楼，敲开门的时候，她正蹲在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我拖着行李箱进来，她愣了一下，问：“这是去哪儿？”我说：“厂里派我去西北出差，一年。”她手里的衣架掉在地上，没捡，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她说：“是不是她欺负你了？”我笑了笑，说：“没有，就是换个地方干活，涨工资。”她没信，但她也没再问。她转身走进厨房，从柜子里翻出一袋红枣，塞进我行李箱里，说：“那边干燥，泡水喝。”我说好。

她又在兜里摸了摸，摸出五百块钱，往我手里塞。我推回去，说我有钱。她硬塞进来，说：“拿着，穷家富路。”我接过来，感觉到那几张钱被她的手指攥得有点潮。她低着头，说：“你爸走得早，我也没本事给你攒下什么，这钱你别嫌少。”我喉头有点发紧，把钱揣进兜里，说：“妈，等我回来，给您换个有电梯的房子。”她摆摆手，说：“别想那些，好好干，别让人瞧不起。”

我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看着我拖着行李箱下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我看见她靠在门框上，眼睛红红的。我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那儿站着，瘦瘦小小的一个人，像一截干透了的树桩。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她不在家，大概还没下班。我把行李箱靠在玄关，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给她发了条消息：“我今晚的火车，去西北，一年。”过了大概十分钟，她回了：“哦。”就一个字，连标点都没多打。我盯着那个“哦”字看了很久，突然觉得挺可笑的。我在这段婚姻里熬了这么久，换来的就是一个“哦”。

我打开行李箱，把里面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衣服、洗漱用品、几本技术手册，还有我妈塞的那袋红枣。我把红枣拿出来，放在茶几上，想了想，又塞了回去。这东西还是带着吧，到了矿区，泡水喝的时候，能想起我妈来。

正收拾着，门锁响了。她进来了。

她换拖鞋的时候，看见了我的行李箱，愣了一下。她问：“你真去？”我说：“调令都下来了。”她没说话，走进卧室，关上了门。我听见她在里面翻东西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她把信封递给我，说：“这五千块钱，你带着。”我看着她，没接。她有点不耐烦，把信封塞进我手里，说：“别磨叽，拿着。”我接过来，信封很厚，掂在手里有点分量。

她把钱给我之后，又转身回了卧室，拿了件外套出来。她说：“我送你去车站。”我说不用，她没理我，直接去换鞋了。我看着她蹲在鞋柜前系鞋带的背影，突然觉得有点恍惚。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结婚快一年了，但我从来没见过她蹲下来系鞋带的样子。她在我面前，永远都是站着的，或者坐着的，永远都是居高临下的。

我们出了门，打了辆车。车上，她坐在副驾驶，我坐在后排。司机是个话痨，一路上絮絮叨叨地说天气、说堵车、说油价涨了。她偶尔应两声，我一声不吭。到了火车站，她把车费付了，我拖着行李箱下来，她站在路边，抱着胳膊，看着我。

我说：“你回去吧。”她说：“嗯。”但没动。我拖着行李箱往里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那儿站着。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抬手拢了拢，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突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断了。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疼，是那种啪嗒一声，轻飘飘的，像一根弦突然松了。

火车站里人很多，我拖着行李箱挤过安检，找到候车室，找了个位置坐下。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离发车还有四十分钟。我打开微信，翻到她的聊天框，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像说什么都不对。

这时候，手机响了，是我岳父打来的。

我接起来，他的声音很沉，说：“小周，你接那个外派，怎么不跟我商量？”我说：“爸，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出去锻炼锻炼。”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矿区那边条件很差，你想清楚了？”我说想清楚了。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跟她吵架了？”我说没有，就是想换个环境。他没再追问，只是叹了口气，说：“那行，你自己注意安全。到了那边，给我打个电话。”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管。候车室里的广播在播报车次信息，一个女声机械地重复着。我听着听着，忽然想起一件事，从兜里掏出那张调令，展开看了看。上面写着，派驻地点是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距离最近的县城还有两百多公里。矿区海拔三千二，冬季最低气温零下三十度，风沙天气一年有两百多天。

我把调令收好，又从裤兜里摸出那个信封。打开数了数，五千块，一分不少。我抽出两百块，塞进随身的口袋里，剩下的装在行李箱的内层。然后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睡一会儿，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全是些零碎的片段。

我想起新婚夜那天，她穿着红色的旗袍，笑得很好看。我想起第一次被踹下床，我蹲在地板上，尾椎骨疼得发麻。我想起我岳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别给我丢脸”。我想起我妈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说“别让人瞧不起”。我想起车间里淬火炉的轰鸣声，想起天车吊运钢材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想起我手上那些洗不掉的油污和老茧。

候车室里的广播又响了，是检票的提示。我睁开眼睛，站起来，拖着行李箱往检票口走。排队的人很多，我站在队伍里，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检票的时候，工作人员看了眼我的票，说：“去酒泉的，那个方向人少，你一个人？”我说嗯，一个人。她盖了章，把票递还给我，说：“一路顺风。”我点点头，拖着行李箱走上站台。

站台上风很大，吹得人有点站不稳。我裹了裹外套，看着远处延伸出去的铁轨，灰蒙蒙的，看不到尽头。我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呛得咳嗽了几声。弹掉烟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个细节——她给我那五千块钱的时候，信封上写着一行字，是她的笔迹。上面写着：“别死在外面。”

我当时没注意，现在才反应过来，这句话里，到底是关心，还是怕我死了，她爸的面子上不好看。我分不清，也不想分清了。火车进站了，巨大的轰鸣声把一切都盖住了。我拎起行李箱，踏上了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少，城市的天际线在暮色里渐渐模糊。

我找到自己的铺位，是硬卧上铺。我爬上去，把行李箱塞在脚边，躺下来，盯着车顶的灯看。火车开了，哐当哐当的声音一阵一阵的，窗外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片漆黑。我掏出手机，打开微信，看到她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她跟几个朋友在外面吃饭，桌上摆着火锅，冒着热气。配文是：“好久没聚了，开心。”底下的评论一串一串的，她挨个回复，笑脸、拥抱、碰杯，各种表情包发得飞起。

我盯着那条朋友圈看了很久，然后退出来，把手机调成静音。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闭上眼睛。火车在黑暗中往前跑，带着我离那座城市越来越远。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二十七年，好像一直在往一个地方去，但始终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现在，也许快要知道了。

矿区第一个月，我差点死在那儿。

不是形容词，是真差点。海拔三千二，我高反严重，头三天吐得胆汁都出来了。老矿工给我灌葡萄糖，说你这城里娃来这儿遭什么罪。我躺在床上，盯着工棚顶上糊着的旧报纸，上面有一则寻人启事，日期是两年前的。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心里想着，我要是死在这儿，她会不会也登个寻人启事。

第四天，我从床上爬起来，喝了碗小米粥，穿上工装，去了现场。设备正在安装，卷扬机嘎吱嘎吱地转，风沙打在脸上像砂纸擦过一样。我蹲在机坑边上，检查液压管路的接口，手指冻得僵硬，扳手差点脱手。旁边的工友喊我：“周工，你先歇着吧，脸都紫了！”我摇摇头，说：“没事，把这趟管路弄完。”我拧紧最后一个螺丝，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扶住旁边的钢架才没倒下去。

那晚我躺在工棚里，听着外面风沙打在铁皮墙上的声音，像无数只手在拍门。我掏出手机，信号只有一格，微信消息攒了二十多条。我挨个点开看，有我妈的，问到了没，吃了没；有同事的，问矿区咋样，苦不苦；有车间主任的，说厂里一切照旧，让我放心。我全回了，唯独没打开她的聊天框。她的消息在最上面，我看了一眼预览，是：“到了报个平安。”

我回了两个字：“到了。”

她没再回。

第二个月，我开始适应了。高反没那么严重了，饭量也上来了，一顿能吃两大碗拉面。矿区的生活简单得很，早上六点起来，洗漱，吃早饭，上工，中午十二点回来，吃午饭，眯一会儿，下午继续上工，晚上六点收工，吃完饭，洗洗就睡了。没有应酬，没有琐事，没有人嫌弃我。工友们都是糙汉子，一起蹲在沙地上吃饭，一起骂设备供货商坑人，一起在休息的时候互相递烟。他们手上的茧比我还厚，脸被风沙吹得皴裂，嘴唇干得起皮，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很亮。

有个老矿工叫老丁，五十多岁，在矿区干了二十年，手指头被钢丝绳绞断过两根，接上了，但歪歪扭扭的，像老树的枝丫。他跟我吃饭的时候，问我：“小周，你结了婚没？”我说结了。他问：“媳妇咋舍得让你来这儿？”我嚼着馒头，说：“她挺舍得的。”老丁看了我一眼，没再问，给我夹了块咸菜，说：“吃吧，吃饱了不想家。”

我没想家。我想的是，我为什么在矿区这种地方，反而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了。

第三个月，我们开始安装主井提升机。这是个大活儿，技术要求高，我带着几个工人，干了整整半个月。每天蜷在机房里，对齿隙、调轴承、测振动，耳朵里全是齿轮咬合的声音。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凌晨两点，从机房里爬出来的时候，抬眼看见满天星星。矿区的天，没有光污染，银河清清楚楚地横在头顶上，像一条泛着光的河。我站在那儿，仰着头，看了很久很久。风很大，吹得我衣服猎猎响，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我忽然想起，在城里，我从来没看过星星。不是因为城里没有星星，是因为我从来没抬过头。我低着头洗碗，低着头洗澡，低着头挨踹，低着头在她面前活得像个影子。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能抬头看星星，真他妈好。

第四个月，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但我听得出她声音里的高兴。她说她收到了我寄回去的钱，五千块，问我哪来这么多。我说，矿区补贴高，加上加班费，一个月能攒下不少。她说：“你别苦着自己，我在家花不了多少钱。”我说：“妈，您拿着，买点好吃的，别老吃咸菜。”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要是还在，看见你这么出息，肯定高兴。”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风沙打在工棚的铁皮墙上，啪啪地响。我说：“妈，明年回去，我给您换房子。”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点了一根烟。手机屏幕亮着，我翻了翻朋友圈，看见她发了条动态，是她跟闺蜜去三亚拍的照片，穿着碎花裙子，戴着墨镜，皮肤白得发光。配文是：“冬天就该来海边。”底下评论一堆，她挨个回复，笑脸、爱心、羡慕。我看了几秒，退出来，把手机扔在床上。

那五千块钱，是她给我的那个信封里的。我一分没花，全打给我妈了。我给她的，是我自己挣的工资。

第五个月，我岳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问我在矿区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厂里人事调整，你们车间主任定了，不是你。”我愣了一下，说：“哦。”他说：“你别多想，主要是你不在厂里，不太好操作。”我说：“没事，爸，我这个活儿挺好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媳妇最近老跟我念叨你，说那边苦，让你早点回来。”我没接话。他又说：“不过我看你干得挺踏实，也放心了。”我说：“您放心，我在这边不会给您丢脸的。”他说：“那就好，那就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工棚外面，看着远处的戈壁滩。夕阳把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色，风沙停了，整个世界安静得像一幅画。我忽然觉得，我岳父说的那个“车间主任”，离我已经很远了。远得好像上辈子的事。

第六个月，矿区出了个事故。不是我们，是隔壁矿点。一个工人在井下检修的时候，被掉下来的顶板砸中了，当场没了。我们这边停工了一天，配合调查。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如果那个人是我，谁会哭？我妈会哭，哭得撕心裂肺。她会吗？我不知道。她可能会哭，但哭的是面子，不是我这个脏兮兮的丈夫。

我坐起来，打开手机，翻到她的微信。聊天记录停留在三个月前，我回的那两个字：“到了”。上面是她发的那句：“到了报个平安。”我往上翻，翻到很久以前，翻到我额头磕破那晚，她发的那条朋友圈：“好久没聚了，开心。”火锅，热气，笑脸，碰杯。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退出来，关掉手机。

那晚我又看了一遍星星。矿区没有月亮，银河特别亮。我站在风里，觉得自己特别渺小，但又特别干净。不是那种洗出来的干净，是那种从骨子里生出来的干净。那种感觉，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我活了二十七年，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人。

第七个月，她给我打了个电话。这是我来矿区之后，她第一次主动打给我。我接起来，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还有五个月。”她说：“我爸说你那个车间主任黄了。”我说：“我知道。”她说：“你打算怎么办？”我说：“什么怎么办？”她说：“回来之后，你还能干啥？”我沉默了几秒，说：“矿区这边，想留我。”她愣了一下，说：“你什么意思？”我说：“这边缺技术员，工资比厂里高，还有补贴，一年能攒十来万。”她没说话。我听着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很轻，很急。她说：“你疯了？那破地方，你是打算待一辈子？”我说：“我觉得挺好。”她说：“好什么好？你知不知道别人怎么说我？说我老公跑矿上去了，像个逃荒的！”我握着手机，忽然笑了。我说：“你以前不是嫌我脏吗？矿区风沙大，吹得干干净净的。”她那边砰的一声，好像是拍了一下桌子。她说：“周建民，你别蹬鼻子上脸！”我说：“我挂了，矿上信号不好。”

我挂了电话，手有点抖，但心里特别平静。我蹲在工棚外面，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看着远处正在安装的井架，在夕阳里投下长长的影子。老丁走过来，蹲在我旁边，说：“媳妇打来的？”我说嗯。他说：“吵了？”我摇摇头，说：“没吵，就是觉得，我跟她，好像从来不是一路人。”老丁抽了口烟，说：“你要想回去，矿上也不是不能放人。”我说：“我不回去。”老丁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第八个月，我收到了离婚协议书。

不是她寄的，是我岳父寄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协议书和一张纸条。纸条上是他的字迹：“小周，你们的事，她跟我说了。我想了想，与其你们这么耗着，不如各走各的。协议我让律师拟的，你看一下，同意就签字。房子是她的，财产各归各的，没有纠纷。”

我坐在工棚里，把协议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确实很利索，没有孩子，没有共同财产，离起来跟签个合同一样简单。我看了两遍，掏出笔，签了名。然后把协议书塞回信封里，用胶水封好。

第二天，我让我妈代我去办了离婚手续。我给她打了个电话，说：“妈，帮我办个事。”她问什么事，我说：“跟她离婚。”我妈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早就该离了。”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哭，没有骂，只是说了这么一句。我忽然觉得，我妈比我更早看清了这段婚姻。她只是没说，因为我是她儿子，她怕我难受。

手续办完那天，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办完了，人家连面都没露，律师代办的。”我说：“嗯。”她说：“儿子，别难过。”我说：“不难过，真的，一点都不难过。”我挂了电话，站在工棚外面，看着远处正在运转的提升机，卷扬机轰隆隆地转，钢丝绳绷得笔直。我忽然觉得，自己身上卸下了一块石头。不，不是石头，是一根绳子，绕在脖子上，勒了好多年，现在终于松了。

第九个月，我升了。矿区项目经理找我谈话，说总公司批了，让我当技术主管，管三个矿点的设备维护。工资翻了一倍，还配了辆皮卡车。我签字的时候，手很稳。老丁他们知道了，晚上拉我去矿上的食堂喝酒，喝的是散装白酒，辣得嗓子眼冒火。老丁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就知道你小子行！技术过硬，人品也过硬，不打滑，不耍奸，矿上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我端着搪瓷缸子，跟他们碰杯，酒洒出来，滴在桌子上，滋滋地响。我说：“敬各位师傅，谢谢你们看得起我。”

那晚我喝多了，回到工棚，躺在床上，头晕得厉害。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她的名字，看了很久。然后我点进去，删掉了。删掉之后，我又翻到相册，找到一张结婚照。照片里，我穿着西装，她穿着白色婚纱，笑得很好看。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删掉了。

删完，我翻了个身，睡着了。

第十个月，矿区来了个姑娘。是总公司派来的财务，叫苏敏，比我小两岁，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她来查账，在我负责的矿点待了三天。第一天，她站在设备旁边，问我：“这个提升机，最大的提升能力是多少吨？”我说：“设计二十吨，实际用到十五吨，留余量。”她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第二天，她看见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