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他赴法国借宿农家，与姑娘同床，她轻问：还来吗？

春天刚开头的时候，我从北京出发，坐了整整四天三夜的火车，穿过半个亚洲，又转了好几段车，最后才到了巴黎。

那不是一次旅游。那年我三十一岁，是中科院系统里派出去进修的，学法语，准确地说，是科技法语。说白了，就是把外国文献看懂，把专业资料翻译顺，把跟外国同行打交道时该说的话说明白。

我在单位里其实算合适的人选，大学念的就是法语，毕业后进了研究所，天天跟书本、资料和术语打交道。可真轮到要出国的时候，领导还是犹豫了好几天。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烟灰缸里堆得满满的，桌上压着一摞待批的材料。他盯着我看了半天，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最后只说了一句半截子的话。

陈志远，你这成分……

他没往下说，我也懂。

我家成分确实不好。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工程师，解放后留用，后来在那些年里被贴上了“反动技术权威”的标签。那是个标签，贴上去就很难撕下来。父亲1971年走的，走得很突然，走的时候连个像样的告别都没有。我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妹几个，我是长子，早早进了厂，后来靠自学一步一步考上大学，算是赶上了末班车。那种命运，像是时代在你头顶上开过一辆很重的车，碾过之后你还得自己爬起来，拍拍土，继续往前走。

所以那位领导那句“你这成分”，其实不是第一次落到我头上。只是那回，关系到的是出国，关系到的是命运的另一条岔路。

我笑了笑，对他说，组织信任我，我就去。要是不放心，我就在所里继续翻译资料。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点了头。

临走前一晚，我妈给我包了饺子。那年月，肉是凭票的，韭菜鸡蛋的饺子已经算很体面。屋里灯泡不亮，黄黄的光照着案板，照着她手上那一层厚厚的老茧，也照着我弟弟妹妹们的脸。

我弟志强蹲在门边啃窝头，我妹志芳蹲在灶台前烧火，火光一明一暗，把她的脸映得像刚从煤堆里抬起来的小猫。母亲把一盘热腾腾的饺子推到我面前，没说什么大道理，只说了一句。

到了那边，别给中国人丢脸。

我点点头，说知道。

她又说，别委屈自己。

我握着筷子，低头咬了一个饺子，没接话。那时候我还不太懂，母亲那句“别委屈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不是让你去争什么，而是让你在该挺直腰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活成一根被磨平了的筷子。

火车过满洲里的时候，天还没亮。窗外是黑黢黢的西伯利亚森林，远处偶尔闪过一盏孤灯，像谁在黑夜里眨了一下眼。我躺在硬卧上，裹着那床带着点潮气的被子，脑子里反复背着法语动词变位，反复默念那些专业词汇。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趟出国，会把我带进勃艮第乡间的一间老石头房子，会把我带到一个叫玛丽的姑娘面前，也不会想到，很多年以后，我会把这件事讲给我儿子听。

我儿子叫陈念平。

那天晚上，我坐在北京朝阳区一套普通两居室的客厅里，给他讲这个故事。他那会儿已经十六岁，听完以后很久没说话，过了好一阵子才抬起头问我。

爸，那你后来还去了吗？

我说，没有。

他又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有些东西，比那个更重要。

他显然没完全听明白，只是点了点头。

可这故事，得从头说起。

我到法国之后，先在巴黎待了两个月。那时候的巴黎对我来说，既漂亮，又陌生。高楼不多，街道不宽，塞纳河静静地流，桥边总有人站着抽烟或者发呆。语言中心安排我们几个人住在那里上课，老师们对我们还算客气，但那种客气里总隔着一层东西。不是对我个人，是对“来自中国的进修人员”这个身份。他们看我时，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像好奇，像礼貌，像同情，又带着一点点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我能感觉得到。

那种感觉并不尖锐，却一直贴着你，像一件并不合身的外套，明明没把你勒疼，却让你总觉得别扭。

后来，语言中心给我们安排了“沉浸式语言实践”，说是让我们到外省家庭里住一阵子，跟当地人一起生活，练口语。

听着挺洋气，其实就是把你扔到一个你完全不熟的地方，让你自己去适应。

我被分到了勃艮第的一个小镇，叫索略。地图上要不是认真找，几乎看不见它。离第戎有几十公里，路不算远，可感觉像是从一个世界一下子挪到另一个世界。那地方出名的是葡萄酒和蜗牛，我后来都尝过。蜗牛我吃得很认真，味道却没太留在记忆里。反倒是那里的风，那里的土，还有葡萄藤在五月里冒出来的新叶子，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接待我的那家人姓杜邦。

户主叫皮埃尔，是个种葡萄的男人，五十多岁，瘦高，背有点驼，手掌粗得像老树皮。他平时话不多，说话时总是先看你一眼，再慢慢把词吐出来，像是在掂量每个字会不会掉在地上。

他的妻子叫伊芙，圆脸，胖墩墩的，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像太阳底下晒热的一块麦饼。她对我热情得很，一进门就给我端来热红酒，说是能驱路上的寒气。

还有一个姑娘，就是他们的女儿，玛丽。

她那年二十二岁，刚从第戎念完秘书课程回来，帮家里打理酒庄的一些文书工作。她长着一头深棕色的头发，平时扎成马尾，脸上有雀斑，笑起来会露出两颗不太规矩的小虎牙。她第一次见我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衬衫，牛仔裤膝盖上打着补丁，脚上踩着一双沾了泥的雨靴。

她站在门口，朝我伸出手，用法语说，欢迎你，陈。

她的口音和我在北京学的标准法语不一样，带着勃艮第乡下那种略粗的卷舌音，像葡萄藤被风吹过时轻轻刮了一下。我愣了半秒，才反应过来她在跟我说话。

进屋以后，伊芙给我端了一杯热红酒。肉桂、橙皮、红酒的味道混在一起，温热地滑进喉咙，甜里带着一点辛辣，像是这个家庭给陌生人的第一份欢迎，也像是一种微妙的提醒：这里不是巴黎，这里是乡下，是葡萄园，是一家人守着地过日子的地方。

杜邦家的房子是石头砌的，据说已经有两百多年了。墙很厚，夏天凉，冬天也凉。阁楼改成了客房，屋顶是斜的，一扇小天窗正对着葡萄园。我的床是一张单人床，窄窄的，铺着碎花床单。窗台下面摆着一张旧木桌和一把椅子，桌上有台灯，还有一个陶瓷杯。

我放下行李，走到窗前往外看。

五月的勃艮第正是最好的时候。葡萄藤一排排从坡地上延伸出去，细细的新芽刚冒出来，像刚出生不久的小生命。远处的山坡起伏柔和，天边带着一点淡紫色的暮光，空气里有泥土、青草和湿润树叶的味道。后来我才知道，那里面还夹着极淡极淡的葡萄花香。很轻，像一段刚起头的记忆。

那天晚饭吃的是炖牛肉配面包。

牛肉炖得很烂，汤汁浓稠，热气腾腾。我那时候在法国还吃不惯奶酪和生冷的东西，可那顿饭却吃得格外香。伊芙不停地往我盘子里添菜，说你太瘦了，中国是不是吃不饱？

我说不是，我本来就瘦。

她不信，又切了一块黄油，厚厚地抹在面包上递给我。

玛丽在旁边看着，嘴角一翘，说妈，你别把他当猪喂。

伊芙瞪了她一眼，说你懂什么，人家是客人。

杜邦先生话不多，偶尔问我几个问题，比如你们那边也种葡萄吗，你们冬天冷不冷，都是些不伤筋动骨的话。他整个人透着一种谨慎，像一棵长在风口的老藤，不轻易伸枝，不轻易开口。他对外面的世界并不热衷，也不想多问。对他来说，葡萄园就是全部世界。

倒是玛丽话多。

她问我北京是什么样子，问我有没有见过长城，问我中国人是不是都会功夫。我一一回答，说到长城的时候，她眼睛一下亮了，说以后一定要去看看。

我说欢迎。

她就笑了，还是那两颗小虎牙，像不经意间漏出来的一点年轻。

那天晚上，我躺在阁楼的单人床上，听着窗外风吹过葡萄藤叶子的沙沙声，第一次觉得，也许接下来这段日子不会那么难熬。

后来的日子证明，我猜对了一半。

我在索略住下以后，语言进步得很快。勃艮第的法语口音虽然粗糙，却直接，没有巴黎人那种弯来绕去的客气。玛丽成了我的口语老师。每天晚饭后，她总会拉着我到院子里，指着院里的东西让我说法语。

她说，那个是什么？

我说，葡萄藤。

她说，这个呢？

我说，蜗牛。

她说，这个？

我说，星星。

她常笑我发音太“端”，像在背课文。我不服气，说我念的是科技文献，不是法条。她听了哈哈大笑，说都差不多，无聊得很。

她其实一点也不无聊。

她爱看书，房间里总会有几本翻开的小说，有时候是加缪，有时候是杜拉斯，有时候是波伏娃。她说自己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镇上，不想像她父亲那样，把全部人生都塞进一块葡萄园里。

她说她想去巴黎。

她说她想看看更大的世界。

我问她，去了巴黎以后呢？

她想了想，说先在那里站稳，再说别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种很年轻的笃定。那种笃定我不陌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那时候我刚考上大学，以为只要跨过一扇门，后面就是一片海阔天空。

我说，你会去的。

她看着我，问我为什么这么确定。

我说，因为你每次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她愣了一下，低下头，踢了踢脚边的小石子。

阳光正好落在她的侧脸上，雀斑一颗一颗地亮着，像有人用细细的金粉撒了一遍。我就是在那一刻意识到，自己大概有点喜欢她了。

可我什么也没说。

不是不敢，而是我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一个中国来的进修人员，半年后就要回国，回去之后能不能再出来都说不准。她却正年轻，人生才刚开头，不该被我这种路过的人耽误。

我父亲生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志远，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得到，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

那会儿我不懂。

后来慢慢懂了。

六月中旬，出了一件事。

那天我跟着杜邦先生去葡萄园，他教我辨认霜霉病和白粉病。我们正蹲在藤架下面说话，远处田埂上忽然出现一个穿西装的人，手里提着文件夹，站在葡萄园边上没往里走。

杜邦先生直起身，脸色一下子变了。

我顺着他看的方向望过去，心里已经有些不安。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镇上银行的人。

杜邦家前几年为了扩建酒窖，跟银行贷了款。原本按理说，今年秋天葡萄收了，酒卖出去，款就能还上。可去年勃艮第遭了冰雹，减产严重，酒的质量也不好，价格上不去。银行催了几回，杜邦先生一直拖着。

那天银行的人来，是最后通牒。

月底之前不还，抵押程序就会启动。房子和葡萄园，都是抵押物。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男人走后，杜邦先生一个人站在田里，半天没动。太阳晒在他后背上，他的影子投在泥地上，窄窄的一条，像一根快要被风吹断的线。

我走过去，试着用法语问他，要不要我帮忙。

他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说了一句我后来很多年都记得的话。

他说，这不是你能帮的事。

那天晚饭的气氛压得很低。

伊芙显然知道了什么，拼命往杜邦先生碗里夹菜，可他一口都没吃。玛丽坐在一旁，低着头，手指一直绞着餐巾，绞得很紧，好像那块布能把她心里的慌乱都吸走。

饭后，她把我拉到院子里，问我是不是听见了什么。

我说，只听到一点。

她沉默了很久，才说，我爸不想让我知道。他觉得我帮不上忙，只会更担心。

我问，那你担心吗？

她说，当然担心。那是我们的家。

我站在她旁边，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是个外人，寄住在这家里，连安慰她都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可那一刻我突然很想替她挡点什么，哪怕只是一阵风。

偏偏我什么都挡不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天窗透进来，照得碎花床单一片安静。房子里很静，静得让人能听见墙缝里偶尔响起的木头声。

我脑子里只转着一个念头。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兜里有一点外汇，是出国前组织给的零用钱，还有每个月发的补贴。我平时不怎么花，攒下来居然也有几百法郎了。可这点钱对杜邦家的债务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更何况，我该怎么给？

一个中国来的进修人员，把钱递给一个法国家庭，这算什么？施舍？友情？还是别的什么难以定义的东西？

我翻了个身，脸贴着那堵厚实冰凉的石墙。

那堵墙让我想起父亲。

文革里，他被批斗的时候，就是那样站着，不辩解，不反抗，像一堵沉默的墙。人群围着他骂，纸牌子挂在胸前，风一吹，纸边拍打着他的衣襟。他站得很直，却又像随时会倒。

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只记得他低着头看我的眼神。

后来很多年，我总会在某些时刻想起那眼神。它不求救，不埋怨，只像是在说，志远，记住，别把自己活没了。

第二天早上，一切还是照旧。

杜邦先生照常去葡萄园，伊芙照常做饭，玛丽照常拉我练口语。表面上什么都没变，可屋子里的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像暴风雨来之前那种闷，闷得胸口发紧。

六月底，雨季真的来了。

勃艮第的雨跟北京不一样。

北京的雨来得急，走得也快，像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勃艮第的雨则拖拖拉拉，能一下好几天，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像谁在暗处低声哭泣。

葡萄园里的排水沟很快满了。低洼地带积了水，藤脚泡在泥里，看着就让人心焦。杜邦先生穿着雨衣，带着我去挖沟排水，铁锹一下下插进湿泥里，溅得裤腿上全是泥点。

他没说谢，我也没说客气。

我们就那样一铲一铲地干。

那天下午雨稍微小了一点，玛丽从屋里跑出来，站在葡萄园边上朝她父亲喊了一声。

杜邦先生抬起头，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脸色一下沉了。

葡萄藤新长出的叶子，有些开始发黄，边缘卷曲。

他蹲下去拨开叶片，摸了摸根部，脸色更难看了。

根腐病。

他说出这三个词的时候，声音都变了。

这种病在雨季最容易爆，一旦蔓延开，整片园子都可能毁掉。杜邦先生站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转身往工具棚走。他的背影比前几天更佝偻了，像一根被压弯到极限的老藤。

那天晚上，伊芙做了土豆洋葱汤。

汤很热，可桌上没人喝得下去多少。

杜邦先生坐在桌前，盯着碗，一动不动。伊芙眼睛红了，却不敢哭。玛丽忽然放下勺子，说，爸，我把我的积蓄拿出来，虽然不多，但至少能撑一阵子。

杜邦先生抬眼看了她一下，马上摇头。

不行。

为什么不行？那是我的钱。

你的钱你自己留着，以后要用。

以后以后，现在怎么办？

会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银行的人都说了……

够了。

他猛地站起来，碗被碰翻，热汤洒了一桌。他喘得厉害，脸色发白，像一口气堵在胸口怎么都顺不过来。屋子里一下子静得吓人，只剩下雨点敲在窗玻璃上的声音。

伊芙慌忙去收拾，手一直抖。

我坐在角落，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家具，站也不是，走也不是。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把自己攒下的外汇全拿出来，一共三百法郎，是我攒了两个多月的补贴。我找到杜邦先生，说，这个您先拿着，不算多，但至少能顶一阵子。

他看着那叠钞票，没有伸手。

我不能要你的钱。

不是给您的，是借给您的。等我回国前，您再还我就行。

你回国之后呢？我怎么还你？

写信。

我说，我把地址留给您。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眼神像阴天的天空，灰蓝灰蓝的，沉得很。他最后伸手接过那叠钱的时候，手竟然微微发抖。

陈，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我说，您别谢我。是您收留了我，给我吃住，教我法语，教我看葡萄藤。我该谢您才对。

他摇摇头，没再说话。

可从那天以后，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最初那种隔着一层礼貌的距离，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带着分量的信任。像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原本一直防着的那个陌生人，其实并没有恶意。

七月中旬，玛丽过生日。

她二十二岁。

伊芙烤了一块巧克力蛋糕，蛋糕边缘有一点焦，但味道不坏。杜邦先生从酒窖里拿出一瓶1970年的红酒，说今天破例。

那瓶酒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家很舍不得动的好年份，平时杜邦先生连看都舍不得多看一眼，说要留到玛丽出嫁那天再开。

玛丽听了直笑，说爸，你这是咒我嫁人啊？

杜邦先生竟然难得地笑了一下，说早晚的事。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

天气晴了，星星多得让人有些眼花。银河像一条白带横在夜空，院子里有葡萄叶的影子，藤椅上还有白天晒出来的余温。

杜邦先生和伊芙先回屋了，说是累。我和玛丽留在外头，手里各自端着一杯酒。

她靠在藤椅里，仰头看星星。

她说她小时候，父亲经常带她在院子里看天。他告诉她，每颗星星都像一个人。她问自己是哪一颗，父亲说，你在我心里，不用去星星里找。

她说到这里，声音低了下去。

我听着，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为什么帮我们？

这问题她以前也问过几次。

我每次都用差不多的话搪塞过去，什么应该的，什么举手之劳，什么大家都是一家人之类。可那天晚上，酒喝了一点，风也不大，星星又亮得像要从天上掉下来，我忽然想说实话。

我说，我看到你爸站在葡萄园里的样子，想起了我爸。

她看着我，没插嘴。

我爸也是那种人，什么都自己扛，最后把自己扛垮了。我出国之前，我妈跟我说，到了那边，别给中国人丢脸。

我顿了顿，继续说。

可我觉得，不丢脸不只是把事做得体面。真正不丢脸，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你伸出手。是别人信任你时，你没有辜负那份信任。

她放下酒杯，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你是个好人。

我摇头，说我不是好人，我只是不想后悔。

她突然笑了，笑得有点坏，像终于抓住我什么把柄似的。她说，你知道吗，我一开始觉得你特别无趣，说话像背书，吃饭不出声，走路腰板还挺得像个……

像个什么？

像个革命干部。

她笑得前仰后合，我也跟着笑了。

那是我到法国以后，笑得最痛快的一次。

笑完以后，她安静了下来，侧过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不敢细想的东西，像夜色里忽然亮起的一点火星。

她轻声说，谢谢你。不只是为钱的事。是为你在这里。

我那一瞬间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却怎么都说不出来。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

聊她想去巴黎，聊我在北京的生活，聊长城和葡萄藤，聊她最喜欢的一本书，聊我在单位里翻译那些拗口的专业词汇。后来月亮都偏西了，露水把藤椅扶手都打湿了，她才站起来，说该睡了，明天还要早起。

我点头，准备上楼。

走到楼梯口，她叫了我一声。

陈。

我回头。

晚安。

晚安。

我上了阁楼，躺在床上盯着天窗外的星星，心跳快得像刚跑完一大段路。

七月底，事情又起了变化。

那天我跟着杜邦先生去镇上办事，回来时发现玛丽不在家。伊芙说她一早出门了，说是去第戎见一个朋友，谈点事。

杜邦先生皱着眉问，什么朋友？

伊芙摇摇头，说她没细问。

他没再说，但我能看出他心里不安。

第二天，玛丽回来了。她脸色不太好，眼底一片青黑，像连续好几夜没睡。伊芙问她去了哪儿，她只含糊地说见了个人，谈了点事，就匆匆回了房。

第三天，杜邦先生收到了银行寄来的信。

他看完之后，脸一下白了，随后又像被什么猛地抽了一下，铁青着脸把信揉成一团，狠狠扔在地上。

我捡起来展开看。

上面写得很清楚，最后期限不能再延，月底前必须还清全部欠款，否则启动法律程序。

信的最后，竟然还有一行手写字。

那字我认得，是玛丽写的。

她去找过银行的人，想用自己的名义申请一笔贷款帮家里周转。可银行拒绝了，说她没有稳定收入，也没有足够抵押物。

我敲开玛丽的房门时，她的声音很闷，让我进去。

她坐在床沿上，抱着膝盖，脸埋在臂弯里。

我在她旁边坐下，轻声说，你不该一个人去。

她说，我总得做点什么。

我说，你做了，你做了你能做的。

她抬起头，眼睛红得厉害，说，不够。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小得像一只淋了雨的鸟。

她头发乱了，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雀斑在苍白的皮肤上特别明显。她一直是个很有精神的姑娘，可那一刻看上去，疲惫得叫人心疼。

她说，陈，你会一直在这里吗？

那问题一出口，我心里就发紧了。

我很想回答她会，可我不能骗她。

我十月份就回国了。

她没吭声。

过了很久，她把脸慢慢从手臂里抬起来，擦了擦眼睛，挤出一个很勉强的笑，说，我知道，我只是问问。

那一刻我明白，她开始把自己往后退了。她在给自己筑一道墙，怕自己陷进去太深。

而我也明白，那道墙，其实是我先没法跨过去的。

从那以后，她变得安静了很多。

她不再拉着我到院子里练口语，也不再跟我讲巴黎的事。她还是会对我笑，可那笑里多了一层东西，像隔着一层轻薄的玻璃，温和，却不再靠近。

我知道那是什么。

是距离。

是她自己摆出来的距离。

我本该松一口气。

可我没有。

我只觉得心里像堵着一块石头，闷闷的，怎么都顺不过气来。

八月中旬，语言中心来信了。

通知我九月底结束进修，准备回国。

我把信拿给杜邦先生看。他点了点头，说时间过得真快。

伊芙从那天起就开始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她说你回中国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正宗的勃艮第菜了。我心里清楚，等我回去，恐怕很长一段时间连肉都不容易吃上，更别说这种地道的乡间菜。但我没多说，只是每顿都吃得干净，连盘底的汤汁都拿面包蘸得一点不剩。

玛丽知道我要走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偶尔会靠在阁楼门框上，看着我一件件叠衣服，一点点装箱子。

你带了这么多书。

嗯，都是资料。

你回去以后还学法语吗？

学，但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回去之后，要忙工作。

你会忘了这里的。

我不会。

她笑了笑，说，人总是会忘的，时间一长，什么都会淡。

我不会忘你。

话一出口，我自己也愣住了。

太直接，太冒失，像一根没来得及刹住的针。

我赶紧补了一句，我是说，我不会忘你们一家人对我的好。

她看了我一眼，没接话，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杜邦先生把我叫进酒窖。

酒窖在房子底下，阴凉，潮湿，一排排橡木桶整齐地码着，空气里全是木头和酒液的味道。他从最里面拿出一瓶酒，瓶身上蒙着厚厚一层灰。

他说，这个给你。

我接过来，擦了擦上面的灰。

是一瓶1964年的勃艮第红酒。

那一年，中法刚刚建交。

我抬头看他，说，这太贵重了。

他摆摆手，说，不贵重。酒就是用来喝的。你带回去，等你觉得该喝的时候再喝。

我说，我什么时候结婚还不知道呢。

他说，那就等你自己觉得该喝的时候喝。

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陈，这两个多月，谢谢你。不只是钱的事。是你这个人，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我鼻子一下就酸了，赶紧回他一句，杜邦先生，是您让我觉得，这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得那么松快，眉头都舒展开了，连平时那股沉沉的忧虑都散了一点。

九月底，我回国的日子近了。

那几天勃艮第的天气格外好。秋高气爽，葡萄园里的叶子开始黄、开始红，一层层铺开，像谁把一地的火焰和金色都揉碎了撒在坡地上。今年杜邦家的葡萄收成不错。雨季虽然带来过根腐病的威胁，可好在控制住了，前头霜霉病也处理得及时，最后葡萄品质比原先预想的好得多。

杜邦先生脸上的皱纹都松了。他说，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靠着我剩下的那点外汇，再加上他自己又凑了一些，银行那边总算在最后期限前同意把大部分欠款先结掉，剩下的一部分延到第二年春天。杜邦先生说，等明年春天酒卖出去，就能彻底还清。

我走的那天早上，伊芙给我准备了满满一篮吃的，面包、奶酪、苹果，还有一小瓶她自己做的果酱。

杜邦先生开着他那辆小卡车送我去车站。

玛丽没去。

她说她留在葡萄园里干活。

可我走到院门口的时候，还是回头看了一眼。

她站在葡萄园边上，隔着一段距离看着我。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阳光落在她脸上，雀斑亮得像细小的星子。

我朝她挥了挥手。

她没挥，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

直到卡车拐过弯，她的身影彻底看不见了，我还在回头。

杜邦先生开车时没说话。过了很久，他才低声说了一句，她会没事的。

我说，我知道。

他又说，你也是。

我点点头。

火车开动以后，我靠着窗，看着外头的景物一点点往后退。葡萄园，小镇，教堂尖顶，远处的山，都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片模糊的色块。

我摸了摸背包里那瓶1964年的红酒，瓶子凉凉的，可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热。

回北京之后，生活一下子又跌回现实里。

研究所的工作很忙，天天翻译大量科技文献，偶尔还得帮领导写一些报告。日子过得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沉稳、单调、没有太多回旋余地。

我给杜邦家写信。

第一封信说我到了，说北京秋天很好，说工作很多，但一切都顺利。

杜邦先生很快回了信，字写得有点歪，说葡萄都收完了，酒正在发酵，一切都在慢慢变好。伊芙在信末又添了几句，说她烤了巧克力蛋糕，但没有我这个试吃员，做得都没那么好吃。

玛丽也给我写过一封。

很短，只有几行。

她说，北京冷吗？这里也开始冷了。葡萄藤剪完了，等明年春天再发芽。我还在想巴黎的事，也许明年就去。你保重。

我把信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最后才小心折好，夹进笔记本里。

之后几个月，我们一直通信。

杜邦先生会跟我说酒窖里的事，伊芙会说镇上的新闻，玛丽则写她的日常。她说她去第戎面试过一份工作，没成；后来又去，还是没成；第三次去，终于成了。

1977年春天，她去了巴黎。

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