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7岁和老公分床睡，夜里熬不住只能每天出门溜达

凌晨两点十七分，我又一次从床上坐起来。

窗外的小区路灯昏黄，透过没拉严的窗帘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我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老花镜戴上，看了眼手机——又是这个点，跟昨天一模一样。

隔壁房间传来轻微的鼾声，断断续续的，像一台老旧的鼓风机在喘气。那是老周，我的丈夫，跟我结婚四十三年的人。自从去年他查出高血压之后，我们就分了床睡。他说我晚上翻身多，影响他休息，还说医生嘱咐要保证睡眠质量。我没说什么，默默把主卧让给他，自己搬到了次卧。

可谁能想到，真正睡不着的人是我。

我穿上拖鞋，轻手轻脚地拉开房门。走廊很暗，只有客厅角落里那盏小夜灯亮着，是老周特意买的，说是怕我起夜摔倒。我走到玄关，拿起挂在衣架上的外套披上，又弯腰系好鞋带。

铁门被我推开一条缝，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屋里，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然后我走了出去。

这是今年三月份以来，我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睡不着，就出来走一走。一开始只是在小区里面转圈，后来慢慢走到了外面的街道上。反正也睡不着，躺着也是干瞪眼，不如出来透透气。

小区门口的保安认识我了，那个小伙子姓刘，每次看到我都笑呵呵地说：“阿姨，又出来散步啊？”

“是啊，睡不着。”我每次都这样回答。

“您这身体真好，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走。”

我没告诉他，我不是身体好，我是心里有事儿。

出了小区大门往左拐，是一条两公里长的商业街。白天这里热闹得很，卖早点的、开超市的、做美容的，人来人往。到了后半夜，整条街都安静下来，只剩下几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

我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脚步放得很轻。路边的法国梧桐叶子已经长出来了，在路灯下泛着一层油亮的光。春天的夜风还是有点凉的，我把外套裹紧了些，继续往前走。

走到第三个路灯下面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个黑影蹲在地上。

我心里一紧，脚步慢了下来。这些年新闻上看多了，老年人晚上出门不安全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我想转身往回走，但那个黑影突然站了起来，朝我这边看过来。

是个女人，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个小铲子。

“大姐，这么晚了还不睡？”她先开了口，声音挺和气的。

我松了口气，走近了几步才看清，她是在路边绿化带里挖土。旁边放着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棵绿油油的植物。

“你这是……种花？”我问她。

“移栽几棵薄荷，”她笑了笑，“白天城管不让弄，只能晚上偷偷来。我家阳台上有几盆，想再多种点。”

我看她手上全是泥，脸上的皱纹在路灯下显得很深。她大概比我年轻个十来岁，但看着也上了年纪了。

“你也不睡觉？”我又问了一句。

“习惯了，”她说，“我在这附近做保洁，早上四点就要上班，晚上睡得早，醒了就睡不着了。”

说完她就蹲下去继续挖土，动作很熟练，一看就是常干活的人。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看她把那几棵薄荷小心翼翼地放进袋子里，又用手把挖出来的坑填平。

“大姐，你也睡不着？”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问我。

“嗯，跟我老公分床睡了，一个人躺着反而睡不着了。”

“嗨，都一样，”她笑了，“我跟我们家那口子也分了好几年了，他打呼噜打得震天响，我实在受不了。”

我们两个站在路灯底下聊了大概十分钟，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话。她说她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次。我说我也有个女儿，嫁到南方去了，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面。

后来她说得回去睡觉了，不然明天上班没精神。我们互相道了别，她拎着那个塑料袋往另一个方向走了，我继续沿着街道往前走。

走着走着，我脑子里就开始想事儿了。

我跟老周结婚那年，我才二十四岁，他二十七。那时候我们在工厂里认识的，他是车间主任，我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他长得不算好看，但人老实本分，厂里的姑娘都说他是个靠谱的男人。我爸妈也觉得他条件不错，家里虽然穷，但好歹是个正式工，以后日子不会太差。

我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办。就是在厂里的食堂摆了两桌，请了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吃了一顿饭。那天晚上他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秀兰，这辈子我一定对你好。”

我叫赵秀兰，今年六十七岁，退休前是一家国营厂的会计。老周叫周建国，比我大三岁，以前是车间主任，现在也退休了。

结婚头十年，我们的日子确实过得挺好的。他在厂里表现好，一步步升了上去，我也从流水线调到了办公室。八四年我们生了女儿周婷，一家三口挤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虽然地方小，但热热闹闹的。

后来改革开放了，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好多人都下岗了。老周运气好，赶在改制之前办了病退，拿了一笔补偿金。我用那笔钱盘了个小卖部，就在我们住的那个巷子口，卖些烟酒零食什么的。

那几年是真的苦。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开门，一直守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关门。老周在家带孩子做饭，偶尔帮我看看店。日子虽然累，但两个人一起使劲，倒也没觉得有多难熬。

九九年的时候，我们攒够了钱，在城东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商品房。搬家那天，老周站在阳台上看了半天，跟我说：“秀兰，咱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我那时候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平平淡淡的，也挺好。

可是人这一辈子啊，哪有那么容易就太平了呢。

二零零五年，周婷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和老周高兴得不得了。送她去学校的那天，老周破天荒地掉了眼泪，说闺女出息了。我也哭了，但更多的是舍不得。

周婷上大学之后，家里的开销一下子就大了。学费加生活费，一年要两万多块钱。我那会儿小卖部的生意也不太好做了，街对面开了个大超市，把我的客源抢走了一大半。我跟老周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小卖部关了，我去找份工作。

那一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找工作谈何容易。跑了好几个地方，人家都嫌我年纪大，最后好不容易在一家私人公司找到了个仓库保管员的活儿，一个月一千二百块钱。

老周那时候还在外面打零工，帮人修修水电什么的。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勉强能维持家用。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不好不坏，不咸不淡。

二零一二年，周婷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了份工作，还谈了个男朋友。那个男孩是她的大学同学，家在南方的某个小城市，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和老周见过他几次，人倒是挺老实的，就是对周婷好不好，我们也看不出来。

二零一四年，周婷说要结婚了。我和老周都不太同意，觉得她应该再考虑考虑，毕竟两个人刚工作没两年，经济条件也不好。但周婷不听，说她认定这个人了，非要嫁。

最后我们还是妥协了，给她凑了十万块钱当嫁妆。老周把自己存了好几年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我也把退休前攒的一点积蓄全搭进去了。

周婷结婚那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老周在旁边劝我，说女儿长大了总要嫁人的。我知道这个道理，可心里就是难受。

周婷嫁过去之后，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第一年还回来过了个春节，第二年就说工作忙回不来了，第三年干脆连电话都少了。我知道她在那边过得不容易，房贷车贷压着，还要养孩子，哪有钱有时间回来看我们呢。

我跟老周就这么相依为命地过着。他六十岁退休之后，整个人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在厂里当领导的时候，说话做事都有板有眼的，退了休反倒变得懒散了。整天窝在家里看电视，要不就是跟几个老头在楼下下棋，什么事都不想管。

我呢，退休之后找了个保洁的活儿，在一个写字楼里打扫卫生。其实我不缺那点钱，就是闲不住，总觉得人一闲下来就容易出毛病。

老周不高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出去给人干活，丢他的脸。我没理他，照样天天去上班。后来他就不说了，只是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们俩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味的。

以前他虽然话不多，但至少还会关心我。下雨了会提醒我带伞，天冷了会让我多穿件衣服。退休之后，这些都没有了。他好像把我当成了空气，我在他面前走来走去，他都懒得抬眼看我一下。

我跟他说话，他就“嗯”“哦”地应付两声，然后就没了下文。有时候我多说几句，他就不耐烦了，说：“行了行了，知道了，你别唠叨了。”

我心里委屈，但又不知道该跟谁说。这种事说出去，别人肯定会觉得是我小题大做。又不是什么大事，不就是夫妻之间话少了一点吗？谁家的老夫老妻不是这样的？

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

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厨房洗碗，他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走过去跟他说：“老周，明天我去医院做个检查，最近老是头晕。”

他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头都没转，说：“去呗。”

“你陪我去吧，”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太方便。”

“你自己去不行吗？”他终于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明天约了老李他们下棋。”

我当时心里那股火“噌”地一下就上来了。我把手里的抹布往茶几上一摔，大声说：“周建国，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老婆？”

他被我吓了一跳，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你这是干什么？发什么神经？”

“我发神经？”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我跟你说话你爱答不理的，让你陪我去趟医院你都不愿意，你还是不是我男人？”

他也火了，站起来冲我吼：“我怎么了？我哪儿对不起你了？我吃你的喝你的了？你天天在家给我甩脸色，我还没说你呢！”

我们两个吵了大半个小时，把几十年积攒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全都翻了出来。他说我对他不够温柔体贴，我说他对我不够关心爱护。他说我太强势什么都想管，我说他太自私什么都不管。

最后他摔门进了卧室，把门反锁了。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哭了很久，哭完了还得收拾被他砸碎的水杯。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僵了。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说的话加起来还没有跟小区保安说的多。吃饭也是各吃各的，他做好了放在桌上，我下班回来自己热一热。有时候我做好了叫他吃，他也不怎么说话，吃完碗一推就走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他查出来血压高，医生说要注意休息，不能熬夜。他自己提出来要分床睡，说是我晚上翻身多，影响他休息。

我知道这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想跟我睡一张床了。

但我什么都没说，默默地搬到了次卧。

刚开始分床的那几天，我反而睡得挺好的。一个人的床宽敞了不少，想怎么翻身就怎么翻身，也不用担心吵到他。我还以为这样对我们两个都好，至少不用再因为睡觉的事儿吵架了。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失眠了。

不是那种偶尔一两天睡不着，而是几乎每天晚上都醒。有时候是凌晨一点，有时候是两点，有时候甚至十二点刚躺下就清醒了。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隔壁传来的鼾声，心里空落落的。

这种空落落的感觉比吵架还难受。吵架至少说明两个人还在意对方，还在乎彼此的感受。可现在呢？我们两个就像住在同一套房子里两个互不相干的陌生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没有了。

我试过很多办法治失眠。白天多运动，晚上泡脚，喝牛奶，听轻音乐，什么方法都用过了，没用。一到那个点，我的脑子就会自动清醒，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就涌上来了。

我会想周婷，想她现在在做什么，过得怎么样。我会想我自己，想我这辈子到底活了个什么。我会想老周，想我们年轻时候那些事，想他曾经对我好的那些瞬间。

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

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就开始半夜出门溜达。

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害怕。毕竟一个女人，这么大年纪了，大半夜在外面走，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我在小区里转了两圈就赶紧回去了。

但第二天晚上，我又出去了。第三天，第四天，慢慢地就成了习惯。

我发现晚上在外面走一走，心里的那些烦躁反而会减轻一些。街道很安静，路灯很亮，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让人觉得很舒服。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同样睡不着的人，大家互相打个招呼，聊两句，然后各自散去。

我开始熟悉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凌晨一点的烧烤摊，老板正在收摊，把剩下的食材装进泡沫箱里。凌晨两点的环卫工人，推着垃圾车在街上慢慢地走。凌晨三点的早餐店，老板娘已经开始揉面了，准备蒸包子馒头。

这些人都在为生活奔波着，没有人是轻松的。

有一天晚上，我走到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书店门口。这家书店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白天路过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的，根本没心思进去。那天晚上我闲着没事，就推门进去了。

店里只有一个店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正趴在柜台后面玩手机。看到我进来，她抬起头笑了笑：“阿姨，您随便看。”

我点点头，在书架之间慢慢地走。书店不大，大概也就三四十平米的样子，但书还挺多的。我从头走到尾，最后停在了一个书架前面，上面全是些关于家庭、婚姻、人生的书。

我随手抽了一本，翻了几页。书里讲的是一个女人离婚后的生活，写得挺真实的。我看着看着，就想到了自己。

我跟老周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了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之间没有问题了。

恰恰是因为没有问题，所以才出了问题。

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赚钱养家，供孩子上学。那时候虽然辛苦，但两个人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感情自然就好了。后来孩子长大了，离开了我们，我们的生活重心一下子就没有了。没有了共同的目标，两个人就变成了两条平行线，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却再也没有交集了。

老周选择了沉默，把自己封闭起来。我选择了抱怨，不停地在他面前刷存在感。结果就是我们越走越远，直到现在，连睡都睡不到一起了。

我把那本书放了回去，走出书店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回到家的时候快六点了，我轻手轻脚地打开门，听到厨房里有动静。走过去一看，老周正在煮粥，背对着我，腰微微弯着，头发乱糟糟的。

“回来了？”他没回头，声音淡淡的。

“嗯，出去走了走。”我说。

“粥马上好了，你洗把脸等着吃吧。”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主动做早饭。自从分床睡之后，我们基本上都是各吃各的，他已经很久没有给我做过饭了。

我洗完脸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把粥盛好了，摆在餐桌上。旁边还有一小碟咸菜，是他自己腌的萝卜干。

“坐下吃吧。”他说了一句，自己先坐下了。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粥，温度刚刚好，不烫嘴。米粒已经煮得很烂了，入口即化。我低着头慢慢地喝着，一句话都没说。

他也沉默着，筷子夹着咸菜，发出细微的声响。

一顿早饭就在这种奇怪的氛围里结束了。吃完之后，他把碗筷收走了，在水池边洗碗。我坐在椅子上没动，看着他有些佝偻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他这是在示好吗？还是只是心血来潮？

我不知道，也不敢多想。

接下来的几天，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他还是不怎么跟我说话，我还是每天晚上睡不着，半夜出门溜达。那天早上的粥好像只是一场梦，醒来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有一天晚上，我照例出了门。那天月亮很大，挂在半空中，把整个小区都照亮了。我没有往商业街那边走，而是绕到了小区的后门，那里有一个小公园。

公园里很安静，连个人影都没有。我沿着石子路慢慢地走，两边的花草在月光下朦朦胧胧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我走到公园中间的长椅边上，坐下来歇了歇脚。

刚坐下没多久，我就听到了一阵哭声。

那声音很小，像是刻意压抑着的，如果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我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发现公园角落的一棵大树底下坐着一个人，缩成一团，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走近了才看清，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头发散乱着，脸上全是泪水。她看到我走过来，猛地抬起了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惊慌。

“姑娘，你怎么了？”我轻声问她。

她摇了摇头，没说话，用手胡乱地擦了擦脸上的泪。

“没事儿的，有什么委屈说出来就好了。”我在她旁边蹲下来，“阿姨是过来人了，什么没见过。”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几下，最后还是没忍住，哭着跟我说了她的事。

她说她叫杨芳，今年三十五岁，结婚八年了。她老公是做销售的，经常出差，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个月。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照顾公婆，操持家务，累得要死要活的。可她老公不但不体谅她，还总是嫌她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对。

前几天她老公出差回来，两个人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她老公骂她是废物，说她连个家都管不好。她一怒之下提出了离婚，她老公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阿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哭着说，“我不想离婚，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觉得我快要疯了。”

我叹了口气，在她旁边的草地上坐了下来。

“姑娘，阿姨跟你说句实话，”我说，“婚姻这个东西，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说离就能离的，也不是说不离就能不离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满是迷茫。

“我跟你说说我的事儿吧。”我看着她，慢慢地说了起来。

我把我和老周的事跟她说了，从年轻时候说到现在，从甜蜜说到苦涩。我说了很多，有些话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周婷。

“你看，我跟老周在一起四十多年了，现在还不是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苦笑了一下，“有时候我也想，要是当初没有嫁给他，我现在会不会过得更好一点？可是想这些有什么用呢？日子还是要过的。”

“阿姨，那你后悔吗？”她问我。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说不后悔是假的。但要说后悔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毕竟我们有过好的时候，那些记忆是真的，骗不了人。”

“那你们现在这样，以后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说，“可能就这样过下去了吧。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怎么样呢？”

她沉默了，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们两个在公园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说了很多话。后来她心情好了一些，站起来跟我告别，说她要回家看看孩子。我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好像在安慰她，又好像在安慰我自己。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四点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刚才那个女人，想着她说的话，想着她哭的样子。

她那么年轻，还有选择的余地。可我呢？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

天亮之后，我给周婷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妈，这么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是想你了。”我说。

“妈，我现在忙着呢，等会儿再给你打回去啊。”

说完她就挂了，连让我再说一句的机会都没给。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车流，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下午的时候，我接到了社区居委会的电话，说是有个老年活动中心的活动，邀请我参加。我之前报名参加过几次，都是一些唱歌跳舞的活动，挺有意思的。我答应了，说晚上七点过去。

到了晚上，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梳了梳头发，出了门。老周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到我换了衣服出门，问了一句：“去哪儿？”

“去社区参加活动。”我说。

“哦。”

就一个字，然后就没了。

我关上门走出去的时候，心里有点失落。他哪怕再多问一句，比如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说“路上小心”，我也会觉得好受一些。但他没有。

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设在小区对面的一个二层小楼里，里面设施还挺齐全的。有棋牌室、阅览室、舞蹈室，还有一个不大的多功能厅。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了，大部分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老头老太太。

活动负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王，大家都叫她王姐。她看到我来了，热情地迎了上来：“赵阿姨来了，今天有好节目哦！”

“什么节目？”我笑着问。

“今天我们请了一位老师来教大家跳交谊舞，您要不要试试？”

交谊舞？我愣了一下，连忙摆手：“不行不行，我不会跳。”

“没关系，很简单的，学学就会了。”王姐拉着我的手就往里面走。

多功能厅里已经放起了音乐，几个老人正在跟着老师的节奏扭动着身体。我看了一圈，发现大多数都是女的，男的没几个。这也难怪，老头子们大多不爱动弹，宁愿在家看电视也不愿意出来活动。

老师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身材保持得很好，穿着一件黑色的练功服。他看到我进来了，冲我笑了笑：“这位大姐，来，站这边。”

我不好意思地站了过去，按照他的指示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说实话，我从来没跳过舞，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旁边的几个大姐跳得有模有样的，我看着她们的动作，笨拙地模仿着。

跳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出了一身汗，但心情却莫名地好了起来。音乐很好听，灯光很柔和，周围的人都笑呵呵的，让我暂时忘记了那些烦恼。

中场休息的时候，王姐端了一杯水给我，在我旁边坐下来说：“赵阿姨，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我喝了口水，“就是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了。”

“哪里的话，您身子骨硬朗着呢，”王姐笑着说，“以后常来，多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我点点头，心想以后确实应该多出来走走，不能总是一个人闷在家里。

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是老周打来的。我愣了一下，他很少给我打电话，尤其是在我出门的时候。

“喂？”我接了起来。

“你在哪儿呢？”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急。

“在社区活动中心，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快九点了：“再过一会儿吧，活动还没结束呢。”

“行，那你早点回来。”

说完他就挂了，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心里却泛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他这是在关心我吗？还是只是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好确定他能不能安心睡觉？

我不敢往好的方面想，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活动结束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跟几个新认识的大姐道了别，一个人往家里走。晚上的风比前几天暖和了一些，吹在身上很舒服。我走得不快，一边走一边想着刚才跳舞的场景，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了翘。

回到家的时候，客厅的灯还亮着。老周躺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他已经睡着了。我走过去，看到他歪着头靠在沙发靠背上，嘴巴微张着，打着轻微的鼾声。

茶几上放着一杯水，旁边是一盒降压药，盖子打开着，里面的药片少了两颗。看来他已经吃过药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轻轻推了推他：“老周，回屋睡吧，别在这儿着凉了。”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又闭上了：“嗯，知道了。”

说完他又翻了个身，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我叹了口气，从卧室里拿了一条毯子出来，盖在他身上。然后关了电视，关了客厅的灯，回了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个在公园里哭的女人，社区活动中心的音乐，老周打来的那个电话。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看过老周的脸了。

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但平时碰面的机会并不多。他早上起得早，吃了早饭就去楼下遛弯。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家了。中午他回来吃饭，但通常都是自己随便对付一口，我也不在家吃。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了，我做完饭叫他吃，他吃完就又回到沙发上。

我们之间唯一的交流，就是那句“吃饭了”和“嗯”。

这种日子到底还要过多久？我不知道。

也许直到我们其中一个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吧。

想到这里，我的眼眶突然有点湿了。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用力地吸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

睁开眼一看，天已经大亮了。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在地板上洒下一片金色的光。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已经八点半了。

我竟然睡了这么久？

敲门声还在继续，是老周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秀兰，你起来了吗？”

“起来了，”我连忙应了一声，“怎么了？”

“有人来找你，说是你朋友。”

朋友？我愣了一下，谁会一大早来找我？我穿上衣服，整理了一下头发，打开了房门。

客厅里站着一个女人，穿着一条碎花裙子，头发烫成了小卷，脸上带着笑。我看了好几秒才认出来，这是我在厂里上班时候的同事，叫方慧，比我小三岁。

“秀兰姐！”她看到我出来，高兴地喊了一声，“好久不见了！”

“慧啊！”我也惊喜地叫了起来，“你怎么来了？”

“我昨天刚从老家回来，想着好久没见你了，就过来看看你。”方慧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瘦了，气色也不太好。”

“老了嘛，哪能跟以前比。”我笑着说，拉着她在沙发上坐下。

老周给我们倒了杯水，然后就回自己房间去了。方慧看着他的背影，压低声音跟我说：“你们家老周怎么看着也老了好多？”

“都六十多岁的人了，能不老吗？”我笑了笑，岔开了话题，“你这次回老家待了多久？”

“待了两个月，”方慧叹了口气，“我妈身体不好，我回去照顾她。”

“阿姨身体怎么样了？”

“还行，就是年纪大了，各种毛病都出来了。”方慧说着，眼圈有点红了，“秀兰姐，你说这人啊，怎么就老得这么快呢？我记得咱俩刚认识那会儿，才二十出头，一晃都四十多年过去了。”

是啊，四十多年了。

我跟方慧聊了两个多小时，说了很多以前的事。那时候我们在厂里上班，虽然工资不高，但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下了班一起去逛街，买一件新衣服都能高兴好几天。周末的时候约着去看电影，吃一碗两毛钱的冰棍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

“秀兰姐，你还记得咱们那次去北京出差吗？”方慧突然问。

“记得，”我笑了，“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兴奋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对啊，咱们在天安门广场拍了照片，你还寄回家给老周看了。”方慧说着，突然话锋一转，“对了，你跟老周现在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还行吧，”我含糊地说，“就那样。”

“什么叫‘就那样’？”方慧看着我，“你们俩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我低下头，没有说话。

“秀兰姐，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你有什么话还不能跟我说吗？”方慧握住我的手，“你是不是跟老周吵架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叹了口气，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跟她说了。分床睡，失眠，半夜出门溜达，老周的冷漠，我自己的迷茫。

方慧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

“秀兰姐，你有没有想过，”她慢慢地说，“你跟老周之间的问题，可能不是他的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们俩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相处方式？”

“什么意思？”

“你看啊，年轻的时候，你们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感情好。现在孩子大了，你们都退休了，目标没了，感情也就淡了。”方慧说，“但这不是说你们的感情真的没了，只是被埋在了日常生活的琐碎下面。”

“那我该怎么办？”我问她。

“你得想办法重新点燃它，”方慧说，“比如你们可以一起出去旅游，或者一起培养一个共同的爱好。你不要总是一个人闷在家里，也不要总是半夜出去溜达，那样解决不了问题。”

方慧说得有道理，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我跟老周之间那道裂痕，真的还能修补好吗？

送走了方慧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想了很久。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跟老周好好谈谈。

晚饭的时候，我做了几个老周喜欢吃的菜。红烧排骨，清炒小白菜，还有一碗番茄蛋汤。他坐到餐桌前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会做这么多菜。

“今天是什么日子？”他问了一句。

“没什么日子，”我说，“就是想跟你一起吃顿饭。”

他没再说什么，拿起筷子开始吃饭。

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口了：“老周，我想跟你聊聊。”

他停下筷子，抬头看着我：“聊什么？”

“聊咱们俩的事。”

他的表情僵了一下，然后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你说吧。”

“你觉得咱们俩现在这样，正常吗？”我问。

“什么正常不正常的，不就那样吗？”他说。

“哪样？像个陌生人一样住在同一个房子里？”我的声音有点发抖，“老周，我们结婚四十多年了，我不想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想要怎么样？”

“我想要我们回到从前那样，”我说，“就算回不到从前，至少也不要像现在这样，连话都不说。”

“是你不想跟我说话的，”他说，“你天天板着一张脸，我跟你说话你也不搭理。”

“我什么时候不搭理你了？”我急了，“是你先不理我的！”

“我什么时候不理你了？”

“我跟你说话你就‘嗯’‘哦’地应付，让你陪我去医院你都不愿意，这不是不理我是什么？”

我们又吵了起来，跟上次一样，把那些陈年旧账全都翻了出来。他说我对他不耐烦，我说他对我冷淡。他说我不够温柔，我说他不够体贴。

吵到最后，他猛地站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了，那就不过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回了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看着满桌子没怎么动的菜，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了碗里。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而且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老周最后那句话——“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了，那就不过了”。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想离婚吗？还是只是气话？

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里一片冰凉。

六十七岁了，离婚？这种事说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我的女儿会怎么想？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可是如果不离婚，就这样凑合着过下去，我又能撑多久？

我不知道。

凌晨两点，我又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穿上外套出了门。

这一次我没有往商业街那边走，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走了。那边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条长长的步道，白天很多人在这里散步锻炼。晚上这里很安静，只有河水流动的声音。

我沿着河岸慢慢地走着，夜风吹在脸上，凉凉的。河面上倒映着两岸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像是无数颗星星在水里跳动。

我走累了，就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坐了一会儿，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愣住了。

老周站在我身后不远处，穿着一件旧棉袄，双手插在口袋里，表情有些不自然。

“你怎么来了？”我问他。

“睡不着，”他说，“看你出来了，就跟过来了。”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走到我旁边，在长椅的另一头坐了下来。我们两个就这样并排坐着，谁也不说话，只听得见河水流动的声音。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秀兰，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气话。”

我没说话。

“我不是真的想不过了，”他的声音很低，“我就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话了。”

“那你就什么都不说？”我终于开口了，“你知道我每天晚上睡不着，一个人在外面走的时候，心里有多难受吗？”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你睡不着，知道你每天晚上都出来。有时候我醒了，会站在窗户那儿看你。”

我愣住了：“你……你都知道？”

“知道，”他点点头，“你以为我真的睡得那么死吗？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为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因为我怕你嫌弃我。”

“我嫌弃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什么时候嫌弃你了？”

“你没有嫌弃我，但我自己嫌弃我自己。”他的声音有点哽咽，“我退休了，挣不了钱了，身体也越来越差了。我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配不上你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佝偻的背，看着他眼角深深的皱纹。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这个在厂里当了二十年车间主任的男人，这个我一直以为坚强无比的男人，原来内心这么脆弱。

“你这个傻子，”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你有没有钱？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是你对我的态度！”

“我知道，”他低着头，“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去想。我想着想着，就越不敢跟你说话，越不敢靠近你。”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怕说出来你会笑话我，”他说，“我一个男人，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和皱纹，但依然温暖。

“老周，”我说，“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怎么重新开始？”

“就像年轻时候那样，”我说，“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一起去面对一些事情。不要再像现在这样，各过各的了。”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好。”

那天晚上，我们在河边的长椅上坐到了天亮。说了很多话，把这几年来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了出来。他跟我说了他退休之后的失落和不甘，我跟他说了我的孤独和委屈。

我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重新认识了彼此。

天亮之后，我们一起回了家。老周主动去买了早餐，豆浆油条，还有我最爱吃的豆腐脑。我们坐在餐桌前，面对面地吃着，虽然话还是不多，但气氛已经不一样了。

吃完饭，他说：“秀兰，我今天不去下棋了，陪你出去逛逛吧。”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

我们去了附近的公园，春天的花开得正好，粉的桃花，白的梨花，红的杜鹃，一片姹紫嫣红。老周走在我旁边，步子比以前慢了一些，但腰板挺直了不少。

“你看那棵树，”他指着前面一棵开满了花的树说，“那是什么花？”

“好像是海棠，”我说，“你看那花瓣，一层一层的。”

“真好看，”他说，“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因为你以前不看，”我说，“你只看得到棋盘上的车马炮。”

他笑了，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在公园里走了一上午，看了花，看了鸟，看了湖里的鱼。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公园门口的小饭馆里吃了一碗面。面很普通，但不知道为什么，吃起来特别香。

回家的路上，老周突然说：“秀兰，咱们去报个旅行团吧，出去转转。”

“去哪儿？”

“哪儿都行，”他说，“只要跟你一起就行。”

我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好，”我说，“去哪儿都行。”

回到家之后，我给周婷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们要出去旅游的事。周婷很高兴，说早就该这样了，让我们好好玩玩。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阳光，心里前所未有地平静。

晚上，我没有再失眠。

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里老周的鼾声，我竟然很快就睡着了。那一觉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好像把这几个月欠下的觉全都补了回来。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嘴角带着笑。

我们已经报了旅行团，下周出发，去云南。老周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想去大理看看，一直没机会。我说好啊，我陪你一起去。

昨天晚上，他又给我煮了粥，还是加了小米和红枣的那种。我喝了两碗，胃里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真的回到从前。但至少现在，我们还在努力。

六十七岁了，人生已经走过了大半。剩下的路，不管长短，我只想跟他一起走。

也许这就是婚姻吧——不是没有争吵，不是没有隔阂，而是在经历了所有的风雨之后，依然愿意牵起彼此的手，继续走下去。

我关上灯，闭上眼睛，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慢慢进入了梦乡。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