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认识的35岁女友同居后，我发现她床头柜里的东西，腿都软

事情要从我被电子厂辞退那晚说起。

那是去年十一月底，流水线上最后一天班，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订单少了要裁人。我捏着离职单，手有点抖，但没吭声。二十岁出来打工，五年换了四个厂，早习惯了被当抹布使，脏了就扔。财务给结了4200块，我揣在工装裤兜里，厚厚一沓，走回宿舍的路上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看我——不是真有人，是那种兜里没钱时走路都不硬气。

晚上八点，老乡阿强推门进来，说别丧着脸了，带你去唱歌。我说唱个屁，明天得找活干。他拽我胳膊，说KTV新来一批果盘小妹，漂亮得很，你去了就知道。我被他拖上车，一路上脑子里全是明天去哪个中介所排队。

那家KTV在工业园边上，霓虹灯招牌缺了个偏旁，“皇朝”俩字亮一半灭一半，门口停着七八辆摩托车，都是附近厂里打工仔骑来的。阿强熟门熟路，跟前台胖大姐打了个招呼，领我进二楼最里间包厢。沙发皮开裂了，露出黄海绵，茶几上摆着六瓶青岛，果盘里的西瓜切得薄到透光。

我灌了两瓶酒，头晕，靠在沙发上犯困。阿强在嚎《兄弟抱一下》，跑调跑到太平洋。这时候门推开了。

进来一个女人。

她穿件米白色针织衫，牛仔裤，头发随便扎了个低马尾。包厢灯光昏得像黄痰，但她往那一站，整个人像自带一层柔光。我酒醒了大半，坐直身子，以为哪个明星走错了包厢——35岁的人，脸上皮肤比我们车间23岁的文员还嫩，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但眼神不飘，稳稳当当看着你，像能看穿你兜里还剩多少钱。

阿强关了话筒，喊了声“红姐”。她摆摆手，径直坐到我旁边，距离近得我能闻见她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是洗衣液掺着点厨房的油烟味，像家里刚做完饭的人。

“新来的？”她问我。

我摇头，说跟朋友来的。

“不像。”她笑了，倒了杯茶推到我面前，“你这种一看就是被拉来凑数的，坐那发呆，酒也不喝歌也不唱，跟个木头桩子似的。”

我脸红了。不是害羞，是被说中了。她说话不绕弯，但语气不刺人，像你姐说你“怎么又把袜子扔沙发上”那种，嫌弃里带着点亲近。

后来她点了首《后来》，唱得一般，但声音低低的，包厢里嗡嗡响。唱完她扭头看我，说你知道吗，你长得特别像我初恋。我说姐你别逗我。她从包里掏出一盒解酒药，拆了两粒放我手心，说吃了，不然明早头疼死你。

那盒解酒药18块，我后来在药店看见过。但当时我握着那两粒胶囊，觉得这女人心真细，细到我鼻子有点酸——出来打工五年，第一次有人管我喝多了头不头疼。

临走时阿强去结账，前台说红姐给免了包厢费。阿强挤眉弄眼，说你小子走狗屎运了。我没说话，但回宿舍路上，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她唱《后来》时侧脸的样子。

第二天她加了我微信，头像是一盆绿萝，朋友圈三天可见。她发来一句“头还疼吗”，我盯着屏幕看了两分钟才回“不疼了”。

之后的事快得像按了快进键。

她隔两天就约我吃饭，不去馆子，自己在家做。头一回去她出租屋，我站在门口有点懵——三十平的单间，地板擦得反光，灶台上瓶瓶罐罐摆得整整齐齐，床单是浅灰色的，没一点褶子。她系条碎花围裙在炒菜，油烟机嗡嗡响，锅里蒜薹炒肉滋滋冒香气。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才是过日子。

我们厂里那些女工宿舍，地上堆着泡面箱子，衣服搭在椅背上晾，进屋一股潮味混着洗衣粉味。但她这屋子，像个家。

那顿饭她做了四个菜，蒜薹炒肉、西红柿炒蛋、凉拌黄瓜、排骨汤。我吃了三碗米饭，最后一碗她盛的，压实了端给我，说多吃点，你在厂里肯定吃不好。

排骨汤有点咸，我没好意思说。

后来才知道，那咸不是失手。

同居是她提的。认识第二十八天，她发消息说房东涨房租了，一个人扛不住。我说要不我搬过来搭个伙，她回了个“好”，加了个笑脸表情。

搬进去头一个月，我以为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比我早一个小时。我睁眼的时候，桌上摆着豆浆油条，工服叠得板板正正放床尾，连袜子都配好了塞在鞋里。她记得我吃辣不吃香菜，记得我右膝盖有关节炎怕凉，记得我夜班回来必须喝碗热汤才能睡着。

我加班到凌晨一点，她就在客厅等到一点。窝在二手沙发上盖条毯子，电视开着但静音，手机屏幕亮着刷短视频。听见门响，她蹦起来去厨房热饭，端出来的时候碗边擦得干干净净，筷子摆得整整齐齐。

工友老陈来串门，看见她蹲门口给我刷工鞋，回去就跟全宿舍说，小周找这个女的，祖坟冒青烟了。其他人起哄，说啥时候喝喜酒。

我嘴上谦虚，心里得意。二十五岁，兜里没几个钱，长得也一般，能找个漂亮又会疼人的女人，不是走运是什么？

但运气这东西，从来不是白给的。

同居第三十七天，她第一次提钱的事。

那天吃完晚饭，她坐沙发上削苹果，皮削得又薄又长，一圈圈落在盘子里。她说小周啊，咱俩搭伙过日子，钱得统一管。你把工资卡给我，我每月给你1500零花，剩下的我帮你理财，攒几年够首付了。

我愣了一下。1500块，在工业园这边够吃饭买烟，但想攒私房钱是不可能的。我犹豫了几秒，她放下苹果刀，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像问“你今晚想吃什么”。

“你不信我？”她说。

就这四个字。语气不重，但像根针，扎得我没法说不信。

我把卡给她了。

第二天她给我买了件羽绒服，199块，超市打折货。标签故意没撕，明晃晃挂在袖子上。她念叨了一周，说你看我对你多好，我自己三年没买新衣服了。我穿着那件羽绒服去上班，老陈说挺精神，我说她给买的，老陈啧啧两声，说这女人真舍得。

199块，她念叨了一周。

4200块工资，每月只给我1500，剩下的她说帮我存着。

我没算过账。不是不会算，是不敢算。一算就心虚，一心虚就觉得自己小心眼——人家天天给你做饭洗衣服，你还在乎那点钱？

后来我才知道，这套话术有个学名，叫愧疚控制。先对你掏心掏肺地好，好到你欠她的，然后她开口要什么你都没法拒绝。

但那时候我不懂这些。

我只觉得排骨汤越来越咸。

交工资卡的第二周，她开始翻我手机。

不是偷着翻，是当我面翻。吃完晚饭我靠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她洗完碗过来，手一伸，说手机给我看看。我以为她手机没电了要借我的用，就递过去了。结果她直接点开微信，从第一个聊天记录往下划，划到一半停住了。

我们车间有个女同事，姓刘，四十二岁，负责质检。刘姐人挺好，看我夜班打瞌睡会敲敲桌子提醒，偶尔食堂打饭帮我带一份。微信里就聊过几次工作排班，最出格的一句是她发了个“明早八点别迟到”，我回了个“好嘞姐”。

她把手机屏幕怼到我脸上，指着刘姐的头像，说删了。

我说这是同事，删了不好吧。

她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摔，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外面的女人没一个好东西。你年轻不懂，等你吃了亏就晚了。”

我说刘姐四十二了，儿子都快跟我一样大。

她盯着我，眼眶突然红了。不是哭，是那种使劲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的红。她说小周，我前夫就是被单位女同事勾走的，我现在看见你跟任何女的说话，心就揪着疼，你懂不懂？

我不懂。但看她那样，我心软了。删了。

删完刘姐，她抹了把眼睛，去厨房端了碗银耳汤出来，说专门给你炖的，秋天润肺。汤甜得发腻，我喝了两口放下，她又端起来，说喝完别浪费。

那之后她删人的频率越来越高。

先是车间女同事，五个全删光。然后是我初中同学群里的女同学，三个。然后是卖保险的女业务员，一个。最后连我亲姐都差点没保住——我姐在老家县城超市当收银员，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问问近况。她打电话那天我正好在洗澡，手机搁茶几上，她接了。

我洗完澡出来，她坐在沙发上，脸黑得像锅底。

“你姐说让你过年回去相亲。”

我说我姐就随口一提，我又没答应。

“那你为什么没直接说你有女朋友了？”

我说我说了。

“你说了她还提相亲？”她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我姐发来的微信，最新一条写着“弟，妈说隔壁村有个姑娘不错，你过年回来见见呗”。她指着那条消息，手指头快把屏幕戳碎了，“你们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

我解释了半天，说老家那边就这样，七大姑八大姨就爱操心这事，拒绝就完了。她不听，让我当着她面给我姐打电话，开免提。

我打了。

我姐接起来，说弟啊咋了。我看了眼她，她下巴一抬，示意我说话。我说姐，我有女朋友了，以后别提相亲的事。我姐愣了一下，说哦哦那挺好，啥时候带回来看看。我说再说吧。挂了。

她这才脸色缓和了点，但补了一句：“以后你姐来电话，我必须在旁边。”

我说行。

不是因为怕她，是因为烦。吵架太累，解释太累，看她哭太累。我想着退一步海阔天空，反正我姐也不常打电话。

但我退一步，她就进一步。

又过了一周，她开始管我下班时间。我们厂有时候赶订单，加班到九十点是常事。她要求我每天晚上八点发定位，拍张车间照片证明没撒谎。我说车间不让拍照，她说那你就拍张工位，不开闪光灯没人看见。

我照做了。

有一天加班到十点半，手机没电关机了。回到出租屋，她坐在门口台阶上，十一月的晚上穿件薄毛衣，冻得嘴唇发紫。看见我推电动车进院子，她站起来，没哭没闹，就说了句“我以为你也不要我了”。

就这一句话，把我所有火气压没了。

我抱着她上楼，她身上冰凉，手指头僵得攥不拢。我烧热水给她泡脚，她坐在床边，低头看着盆里的水，突然说：“小周，你要是敢离开我，我就死给你看。”

声音很轻，像说今天菜价涨了两毛。

我手里的热水壶差点掉了。

那晚我失眠到凌晨三点。身边她睡着了，呼吸均匀，一只手攥着我睡衣角，睡着了都不撒开。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成一锅粥。这女的对我好是真的好，但好得让我喘不过气。像被人拿棉被裹得严严实实，暖和是暖和，但快憋死了。

我想走，但怎么走？工资卡在她那，她说帮我存了两万八，我连账户都没见过。我要是提分手，那两万八怎么办？她要是真寻死怎么办？我二十五岁，没经历过这种事，身边也没人能商量——老陈他们只会说“这么漂亮的女的对你死心塌地你还想咋的”。

我翻了个身，看见她床头柜抽屉没关严，露出一截信封角。

之前我从没翻过她东西。不是不想，是不敢。她把这屋子收拾得一丝不乱，每样东西都有固定位置，我动过她梳妆台上的一瓶擦脸油，她第二天就发现了，问了我三遍“你是不是用了”。

但那晚，那个露出角的信封像根鱼钩，勾得我心里痒。

我轻轻把她攥着我睡衣的手掰开，她哼了一声，翻了个身继续睡。我光脚下床，地板冰凉，蹑手蹑脚走到床头柜前，捏住抽屉把手，一点一点往外拉。抽屉轨道涩，发出细微的摩擦声，我拉一下停一下，心跳快得像刚跑完八百米。

抽屉拉开三分之一，我看见那叠东西。

最上面是一张法院传票，纸张发皱，边角卷着，像被反复翻看过。日期是去年三月份，被告栏写着她名字，原告栏写着某小额贷款公司，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标的额——我揉了揉眼睛，把手机屏幕调暗凑近看——四十七万。

四十七万。

我蹲在床头柜前，腿软得站不起来。

传票下面是一沓借款合同。我一张张翻，手抖得厉害，纸张哗哗响。第一张，借二十万，月息三分，逾期罚息按日千分之五。第二张，借十万，担保方式写的是个人连带保证。第三张，借八万，出借人那栏只写了个姓——赵某，连全名都没有，一看就是民间借贷，利息高得吓人。

我算了算，光合同上写的本金加起来就四十七万，按上面的利息滚到现在，至少六十万往上。

六十三万。

这个数字是我后来找工友老陈帮我算的。老陈念过高中，是我们宿舍学历最高的。他拿手机计算器加加减减，最后抬头看我，说小周，这利息比高利贷还高利贷，你那个红姐，她这辈子打工都还不清。

但我当时蹲在床头柜前，还算不明白这些。我只知道四十七万是个什么概念——我在电子厂一个月四千二，不吃不喝干十年，才够四十七万。十年。

我继续往下翻，手指头冻僵了似的发木。

翻到倒数第二张合同，我停住了。

那是一张担保合同，上面写着债权人某某小额贷款公司，债务人写她名字，担保人那栏——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周明远。

三个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

我的名字里“远”字是走之底加个元，那张合同上写的是“周明园”。走之底加个公园的园。

名字都写错了。

但下面盖着红指印，还有我的身份证号，一字不差。

我蹲在那，盯着那张纸，脑子里嗡嗡响，像有人拿铁锤敲我后脑勺。我不记得签过任何担保合同，我连担保是什么意思都搞不太清楚。但她有我身份证号，我俩同居，她翻过我钱包，拍个身份证照片太容易了。

伪造签名。冒充担保。四十七万债务。六十三万利息。

我蹲在黑暗里，手里攥着那叠纸，指甲掐进掌心，疼得钻心。

这时候床上她翻了个身，迷迷糊糊说了句“小周，盖好被子别着凉”。

声音温柔得跟往常一模一样。

我后背一阵阵发凉，汗把睡衣浸透了。我把合同和传票按原样叠好放回抽屉，轻轻推上，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嗒响了一声。我躺回床上，她下意识伸手摸到我，攥住我睡衣角，又睡沉了。

我睁眼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她照常六点起床，给我做早饭。豆浆机嗡嗡响，她煎了两个鸡蛋，溏心的，撒了葱花，端到床头柜上。我靠在床头，看着她系围裙的背影，闻着煎蛋的香气，恍惚觉得昨晚是自己做了个噩梦。

但她拉开床头柜抽屉拿充电器的时候，我看见那截信封角还在老位置。

不是梦。

我低头吃煎蛋，蛋黄流了一盘子。她坐对面，喝着豆浆，笑眯眯问我中午想吃什么。我说随便。她说那我炖排骨汤吧，你好久没喝了。

我筷子顿了一下。

那锅汤中午端上来的时候，我尝了一口。

咸得发苦。

那锅汤我喝了三口，实在咽不下去了。

我把碗推开，勺子搁在桌上，声音不大，但她切菜的刀停了。

厨房里抽油烟机嗡嗡响，她背对着我，问怎么了，不好喝？我说红姐，咱俩聊聊。她转过身，手里还攥着菜刀，刀刃上沾着葱花，脸上挂着笑，但眼睛不笑了——那种笑意收回去的速度，比我见过的任何表情都快。她盯着我看了三秒，放下刀，擦了擦手，坐到饭桌对面，把椅子往前拉了拉，膝盖快碰到我膝盖。

“聊什么？”

我从裤兜里掏出那张担保合同复印件。早上趁她买菜，我去楼下打印店复印的，原件塞回了抽屉。纸铺在桌上，油渍浸透了一角，我手指点着担保人那栏，点着那三个歪歪扭扭的字——周明园。

“这个名字不是我签的。”

她没看那张纸。她看我。眼神从温柔变成审视，又从审视变成一种我从没在她脸上见过的东西——冷。不是愤怒的冷，是那种算账算到最后一步、不装了、摊牌了的冷。她靠在椅背上，抱起胳膊，嘴角往上挑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终于发现了”的表情。

“你翻我抽屉？”

“你伪造我签名。”

“我问你是不是翻我抽屉。”

她声音拔高了半度，但马上又压下来，压得比刚才还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抖——我以为她要哭。结果她转过身，眼圈是红的，但嘴角还是那个挑着的弧度，说：“小周，我伺候你小半年，天天给你做饭洗衣，你半夜加班我等半夜，你关节炎犯了我给你买膏药，你现在拿张破纸跟我算账？”

我说这是六十三万的债，你让我当担保人，我一个月才挣四千二。

她突然笑了。笑出声那种，短促的，像咳嗽。笑完她走到沙发前，从靠垫底下抽出个塑料袋，扔到我面前。塑料袋砸在桌上，里面的东西滑出来——三张身份证复印件。

都是男的。都是二十来岁。都长着一张打工仔的脸。

我一个个翻。第一张叫陈什么，1999年出生，地址是贵州某个县。第二张姓李，2001年的，比我小四岁。第三张照片上的人我见过，隔壁电子厂的小伙，去年突然辞职走了，工友说他欠了网贷跑路了。

三张身份证复印件，整整齐齐，每张后面都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日期、金额、备注。第一张后面写着“已还八万，剩余十二万，失联”。第二张后面写着“父母代偿三万，中断联系”。第三张后面干脆只写了两个字——“废了”。

我盯着那两个字，手指头发麻。

“你以为你是我第一个？”她坐回椅子上，翘起二郎腿，点了一根烟。她以前从不在我面前抽烟。她吐了口烟，烟雾隔着饭桌飘过来，呛得我眼睛疼。她说，“KTV那地方，你以为我凭什么看上你个穷打工的？图你帅？图你工资高？图你老家有房？”

她每问一句，我肩膀就往下塌一点。

“我图你傻。”她把烟灰弹在排骨汤碗里，呲的一声，灰浮在油花上，“傻到好骗。傻到我说帮你理财你就交工资卡。傻到我说外面女人没好东西你就删光微信。傻到连担保合同上自己名字写错了都看不出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嗓子像被人掐住了。

她说得对。我傻。不是智商低，是穷久了突然有人对你好，脑子就不转了。像流浪猫被人抱回家，有口热饭吃就拼命蹭裤腿，哪会想这人是真想养你还是想拿你炖汤。

她站起来，走到我旁边，弯下腰，嘴凑到我耳边。我以为她要说什么狠话，结果她声音软下来了，软得跟头一晚给我炖排骨汤时一模一样。

“小周，我也不容易。前夫赌钱跑了，债全甩我头上，我一个女的能怎么办？出去卖？去工地上搬砖？我只能这样，你理解理解我。”

她手搭在我肩膀上，手指头冰凉。我肩膀僵得像块铁板，她捏了两下，说：“你就帮我还一点，不用全还，就帮我把利息堵上。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咱俩还好好过日子。”

我问多少。

她说二十万。

我笑了。那是我这辈子笑得最难听的一次，像哭。

我说红姐，我工资卡在你手里，每月留一千五，剩下的全给你，四个月你拿走一万出头。我兜里连两百块都掏不出来，你让我上哪弄二十万？

她收回手，站直了，烟叼在嘴角，斜着眼看我。那个眼神我后来总梦见——不是恨，不是嫌弃，是打量，像菜市场收摊前看一眼剩菜值不值得打包。

“你可以问你家里要。你姐不是县城有房吗？抵押了呗。你爸不是有退休金吗？先拿出来应应急。”

我站起来，椅子腿刮地板，嘎吱一声刺耳。我说你别碰我家里人。

她把烟掐灭在碗沿上，站起来，比我矮半个头，但仰脸看我的气势像比我高半截。她说：“担保合同在你名下，白纸黑字，指印也有，身份证号也对。你去告我？你有钱请律师吗？你连担保是什么意思都说不清楚，上了法庭法官问你话你答得上来吗？就算最后查出来是伪造的，你耗得起吗？案子拖一年两年，你老家那边催债的天天上门，你爸高血压顶得住吗？”

每一个问号都像钉子，把我钉在原地。

她说的是事实。我不懂法律，没打过官司，连法院门朝哪开都不知道。我兜里四千二工资被管得死死的，请律师？咨询一次几百块我都掏不起。我老家父亲高血压，母亲腰椎间盘突出，姐姐在超市打工一个月两千八，全家凑不出五万块。

我站那，拳头攥得骨节发白，但抬不起来。

不是不敢打她，是打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打了她，我进派出所，担保合同还在，催债的照样上门。她算准了这一点。她比我多活十年，多的不是皱纹，是把我这种人的软肋摸得门清。

她看我拳头攥着但不动手，笑了一下，转身去厨房端了碗银耳汤出来，搁桌上，勺子摆好，说喝了吧，降降火。然后她坐回沙发，打开电视，调到综艺节目，音量开得不大不小，嘉宾笑声一阵一阵传过来。

我站在饭桌旁，看着那碗银耳汤，汤面上漂着枸杞，红得扎眼。

那一刻我明白了。她不怕我发现。或者说，她早就等着我发现。发现了能怎样？吵一架，闹一场，最后还是得乖乖回来——因为合同在我名下，因为催债电话会打到我老家，因为我跑不掉。

她用一锅咸汤换我半辈子咸涩，这笔账她早算好了。

我端起银耳汤，没喝，搁回桌上。转身进卧室，从床底下抽出编织袋，开始装衣服。她听见动静，走过来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看我往袋子里塞工服、袜子、一双开胶的运动鞋。她没拦，就看着。

我装到一半，她突然说：“那件羽绒服是我买的。”

我手停了。那件199块的羽绒服，标签她故意没撕，念叨了一周“我对你多好”。我把羽绒服从袋子里抽出来，扔在床上。

她走过去，捡起来，拍了拍灰，挂回衣柜。挂完她转身看我，眼眶又红了，嘴唇哆嗦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

但她的眼睛没看我脸。

她在看我手里的编织袋。她在确认我没带走她买的任何东西。

我拉上编织袋拉链，扛上肩膀，走到门口换鞋。她跟到门口，蹲下来，手搭在我膝盖上，仰脸看我，眼泪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砸在我裤腿上。她说小周，最后帮我一次，就一次。

我低头看她。三十五岁的脸，保养得比二十岁姑娘还嫩，哭起来梨花带雨，蹲在门口小小一团，谁看了都得心软。但我脑子里全是那张纸上歪歪扭扭的三个字——周明园。名字都写错了，她还拿去担保。她连我名字都懒得写对。

我推开她手，站起来，拉开门。

楼道里灯坏了，黑乎乎一片。我摸黑往下走，走到三楼拐角，听见她关门的声音。不是摔门，是轻轻带上，咔嗒一声，锁舌弹进去。

我站在黑暗里，扛着编织袋，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鼻子一酸眼眶一热，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泪就淌到嘴角了。我拿袖子蹭了蹭，继续往下走。

楼下电动车还在。我插上钥匙，拧了三次才打着火。十一月的夜风刮脸上像刀片，我骑到厂区宿舍楼下，给老陈打电话。老陈披着军大衣下来，看见我扛着编织袋站风里，啥也没问，接过袋子说上楼吧，下铺空着。

躺到宿舍床上，手机亮了。

她发来一条微信，很长，我划了两屏没划完。前半段骂我没良心白眼狼，后半段说她在吃药，说活不下去了，说枕头底下压着遗书。最后一句是“你明天早上回来一趟，我们把话说清楚”。

我没回。

过了十分钟她又发一条：“催债的明天去你老家，你看着办。”

我把手机关了，塞枕头底下。

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形状像张脸。我盯着那块水渍，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我怎么把自己搞到这步田地的？二十五岁，没存款，没女朋友，背上六十三万的担保债，催债电话快打到老家，父亲高血压住院，自己连请律师的钱都掏不出来。

而这一切的开头，不过是KTV里一个女人递给我两颗解酒药。

第二天我去上班，车间机器轰隆隆响，流水线皮带转个不停。我站在工位上，手在动，脑子是木的。中午吃饭，老陈坐我对面，看我扒了两口饭就不动了，说小周，你得找个律师问问。

我说没钱。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五百块，搁桌上，说先借你，去咨询一次。我盯着那五百块，喉咙发紧，说陈哥你自己也不宽裕。他把钱推过来，说拿着吧，别让那女的把你毁了。

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坐公交去市里找了个律师事务所。进门一问，咨询费三百块，一小时。我交了钱，坐那等，墙上挂满锦旗，红底黄字写着“为民解忧”“正义之剑”，我盯着看，觉得那些字离我特别远。

律师是个四十多岁男的，听我说完，翻了翻我手机里拍的合同照片，眉头越皱越紧。他说你这情况，签名是伪造的，理论上你不用承担担保责任，但需要笔迹鉴定，需要走诉讼程序，时间最少半年，律师费加鉴定费加诉讼费，保守估计两万起步。

两万。

我兜里加上老陈借的五百，一共不到八百块。

律师看我脸色，补了一句：“还有个办法。你去找债权人谈，告诉他们签名是伪造的，让他们直接找债务人本人。如果他们不信，你就报警，说有人冒用你身份信息。警方立案了，民事那边就好办。”

我说报警有用吗？

律师看着我，眼镜片反光，看不清眼神。他说：“总比你什么都不做强。”

我出了律所，在公交站坐了半小时。手机开机，涌进来十三条未读消息。七条是她的，六条是陌生号码——催债的。第一条还算客气，“周明远先生请速回电”，第二条就变了味，“你担保的人跑了，你不还钱我们找你爸要”，第三条直接发了我老家地址，后面跟了一句“三天内不回复，我们上门”。

我盯着那条消息，手指头僵在屏幕上，十一月下午的太阳照在身上，一点暖和气都没有。

我站起来，走向公交站对面的派出所。

派出所大厅里排着队，报案的人不少，有丢电动车的，有打架的，有被骗了押金的。我站那排队，脑子里一遍遍演练怎么开口——说我被同居女友伪造签名担保了六十三万？说我工资卡被她拿走四个月？说我连自己名字被写错了都才发现？

轮到我了。

窗口后面坐着个年轻民警，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我说我要报案，有人冒用我身份信息伪造担保合同。他推了推眼镜，递过来一张表格，说填一下。

我捏着笔，弯下腰，在报案人那栏写下“周明远”三个字。

这次，我没写错偏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