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手术肺癌分子残留病灶检测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6版）

肺癌

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1-2]。对于非进展期肺癌，根治性手术联合/不联合围术期其他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模式。然而，术后复发与转移仍是限制患者长期生存的重要瓶颈。据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第9版分期数据统计，即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Ⅱ~ⅢA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不理想（约为44%～62%）[3]。

当前，肺癌的术后复发监测主要依赖于以胸部CT为代表的影像学手段，然而传统监测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时间滞后”，影像学仅能识别宏观可见的实体病灶，难以在微观分子层面早期捕获残留病灶；二是“判读干扰”，术后组织改变（如瘢痕、炎症）常导致影像学呈现假阳性，且频繁的CT扫描伴随辐射累积暴露风险[4-5]。既往开展的多中心大型Ⅲ期随机对照试验IFCT-0302研究亦提示，单纯增加影像学监测频次并未能显著提高肺癌患者总生存获益[6]。因此，临床亟需开发一种可突破传统影像学分辨率限制、精准评估复发风险并指导可手术肺癌全程管理的生物学标志物。

随着精准医学领域取得的进步，基于液体活检的分子残留病灶（MRD）检测技术已成为突破上述临床瓶颈的关键。循环肿瘤DNA（ctDNA）是由肿瘤细胞主动分泌或在凋亡、坏死过程中释放进入外周血的DNA片段，其半衰期极短（约35 min），能够实时、动态反映患者体内的肿瘤负荷[7-8]。近年来，以ctDNA为核心的MRD检测技术在可手术肺癌患者的预后分层、术后复发监测及疗效评估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临床应用潜力。但临床转化实践中，其在目标人群筛选、最佳检测时机、技术路径标准化、监测频次设定及基于结果的干预策略等核心问题方面尚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指导。

为此，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青年委员会在系统梳理领域内最新循证医学证据、甄别关键临床问题、对现有证据分级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上，制定了《可手术肺癌分子残留病灶检测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6版）》，以期填补临床规范空白，为可手术肺癌患者的精准管理体系提供指导。

1共识制订方法

1.1组建工作组

共识制订工作由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青年委员会发起，并于2024年10月组建“可手术肺癌分子残留病灶专家共识工作组”。该工作组由69名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专业涵盖胸外科、肿瘤内科、呼吸内科及检验医学科等核心临床学科，以确保共识内容贴近临床实践；同时纳入MRD检测技术与分子诊断领域的专家，以保障技术评估的科学性。临床专家主要分布于我国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及东北等核心区域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或省级肿瘤专科医院。为确保共识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工作组先后开展了多轮研讨会：于2024年10月25日（珠海）和2025年1月25日（北京）召开两次线下研讨会，2026年1月29日召开线上讨论会，并最终于2026年2月27日（广州）举行线下会议，完成共识定稿。

1.2文献检索策略

本共识文献检索数据库包括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英文检索词包括“lung cancer”“ctDNA”“MRD”和“adaptive therapy”等；中文检索词包括“肺癌” “分子残留病灶”和“循环肿瘤DNA”等。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6年1月19日。纳入文献类型包含MRD检测的系统性综述/荟萃分析、临床试验、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病例报告等，并剔除期刊引证报告中来自Q3及Q4分区期刊的研究、重复文献、述评、编辑点评、来信及新闻报道。

1.3共识达成标准

本共识的推荐意见采用分级评估、制定和评价（GRADE）方法进行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的分级（表1）。其中，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极低”四个等级，分别以 A、B、C、D 表示；推荐强度分为“强(强推荐/强反对)”与“弱（弱推荐/弱反对）”两个级别。

表1

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分级

共识工作组多次组织全体会议，对各项临床问题及推荐意见进行充分讨论。所有推荐意见均采用 Delphi 法进行投票表决，根据专家投票赞成的比例形成共识度。投票规则如下：达成共识需满足至少50%的参与者表示认可，且持相反意见者的比例低于20%。若要将某项推荐意见定为“强推荐”（而非“弱推荐”），则需获得至少70%参与者的认可。

2 共识建议

2.1 MRD检测人群

推荐意见1

对于初治及接受新辅助治疗的可手术肺癌患者，可考虑进行MRD检测以评估复发风险（证据等级：A，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8.1%）

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对于适宜手术的Ⅰ～ⅢB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及Ⅰ～ⅡA期小细胞肺癌（SCLC），应优先选择手术切除，并根据临床病理分期予以相应的新辅助或辅助治疗[9-10]。然而，当前可手术肺癌的全程管理仍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为药物治疗决策的个体化欠缺及复发监测的精准度不足。在新辅助治疗领域，疗效评估主要依赖RECIST标准，但受限于影像学分辨率及免疫治疗可能诱发的假性进展等因素，难以精准反映肿瘤负荷的生物学变化，导致临床实践中治疗决策存在不确定性[11-12]。

在辅助治疗领域，最佳治疗时长及获益人群筛选指征尚不明确。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阳性患者为例，虽然全球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ADAURA研究已证实，完全手术切除的早期NSCLC予以奥希替尼辅助治疗3年可带来显著获益，但停药后患者复发风险升高，提示固定3年的靶向治疗可能尚不充足[13-14]。在复发监测方面，传统影像学手段亦存在瓶颈。IFCT-0302研究已证实，胸部CT检查在根治性切除术后肺癌复发风险的监测中假阳性率较高（17%～22%），且单纯增加CT随访频次相较于X线片随访并未显著改善患者的总生存期，提示临床亟需更灵敏的生物标志物辅助复发监测[6]。

针对上述临床挑战，MRD检测在肺癌预后评估及疗效预测方面已积累了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为优化术后管理模式提供了新路径。欧洲TRACERx[15-17]、美国CAPP-seq[18]和MRDetect[19]及中国DYNAMIC和LumpCure[7,20]等多项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研究均一致证实，肺癌术后MRD阳性是复发风险增加的强预测因子，且在各病理分期下均具有显著的预后分层能力。多项观察性研究进一步表明，MRD阳性患者可从辅助治疗中获得显著的生存改善，而MRD阴性患者接受辅助治疗的获益不明显，提示基于MRD状态开展适应性治疗的潜在价值[20-22]。针对新辅助治疗人群，MRD检测同样展现出卓越的疗效预测价值。

以CheckMate-816、NADIM、CTONG2104及NeoADAURA等为代表的多项研究证实，不同新辅助治疗方案下MRD的清除均与病理完全缓解（pCR）高度相关，可作为早期疗效评估的可靠指标[23-26]。此外，CTONG1804研究进一步证实，新辅助治疗后实现MRD清除且术后MRD持续阴性的患者，其无事件生存期获益显著优于其他人群（93.8%比47.3%）[27]。

需特别指出的是，与NSCLC领域相对充足的证据相比，MRD在SCLC中的循证医学依据仍较为有限。尽管少数探索性研究提示，ctDNA动态变化与SCLC患者的肿瘤负荷及生存预后存在显著相关性[28]，但受限于早期可手术SCLC的低发病率，目前尚缺乏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验证，因此不宜将MRD在SCLC中的指导价值与NSCLC同等视之。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MRD检测能够有效弥补传统临床病理分期及影像学监测的不足，建议对可手术肺癌患者（含初治及接受新辅助治疗人群）开展MRD检测，以指导精准的预后评估与治疗决策。其中，对于SCLC患者，MRD的临床应用需持审慎态度。

2.2 MRD检测技术路径优选

推荐意见2

对于初治可手术肺癌患者，建议采用肿瘤先验（tumor-informed）ctDNA突变检测方法（含定制化和固定化策略）检测MRD，其中明确检测范围（如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的定制化策略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证据等级：B，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1.4%）

可手术肺癌的MRD检测技术路径主要分为两大类：即依赖原发肿瘤基因组测序信息的肿瘤先验检测方法和不依赖原发肿瘤信息的肿瘤未知（tumor-agnostic）检测方法[29]。其中，肿瘤先验方法包含两种策略：其一是定制化策略，即通过对肿瘤组织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或全基因组测序（WGS），依据患者独特的肿瘤基因组图谱设计个体化监测面板，实现超高深度的血液追踪[16,30]；其二是固定化策略，即借助多位点基因检测面板对肿瘤组织测序后，再利用同一固定面板进行ctDNA检测[27]。相比之下，肿瘤未知方法主要基于数据库筛选肺癌常见驱动基因及高频突变位点构建通用型固定面板，直接用于ctDNA检测[31-32]。既往一项头对头比较的研究显示，技术策略的选择可对MRD检测性能具有显著影响，肿瘤先验定制化面板的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肿瘤先验固定化面板及肿瘤未知策略（41.7%比21.9%比17.2%），且该策略的检测特异度高达97.6%[33]。近期研究进一步表明，基于WGS 的定制化面板相比WES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基因组变异区域，有助于在 ctDNA 释放量极低的早期肺癌中提高检出灵敏度，将ctDNA检出率提升至81%[16-17]。

此外，MRD检测策略的选择需充分结合临床治疗场景。对于初治直接手术的肺癌患者，基于手术切除标本进行面板定制是目前最优策略；而在基层医院或资源受限场景下，可选用高覆盖度的肿瘤未知检测方法作为次要选择。然而，对于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目前其MRD检测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若患者达到pCR或主要病理缓解（MPR），术后标本中残留肿瘤细胞极少，难以提取足够DNA进行WES或WGS，从而无法定制检测面板，或导致检测灵敏度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基于术后标本的定制流程存在时间滞后，无法实现对新辅助治疗期间MRD状态的实时监测。因此，针对新辅助治疗人群，可探索基于治疗前活检标本的面板定制方案，或研发高灵敏度的肿瘤未知检测技术，以实现更及时、更精准的疗效监测与复发预警。

2.3 MRD检测时机设定

推荐意见3

可手术肺癌患者MRD术后基线（landmark）检测时间应选择术后1个月左右，且不得早于术后3 d（证据等级：B，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3.1%）

推荐意见4

建议可手术肺癌患者术后每3～6个月进行一次MRD检测，且持续时间不少于24个月（证据等级：A，推荐强度：强，共识度:87.9%）

推荐意见5

在新辅助治疗期间动态监测MRD有望预测新辅助治疗效果，其中MRD持续阳性提示治疗反应不佳，而MRD转阴对于良好疗效的预测效能仍不足，临床解读需谨慎（证据等级：A，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3.1%）

MRD检测时间节点的设定主要遵循肺癌患者围术期ctDNA的代谢动力学特征及术后复发规律。针对术后基线（landmark）的选择，我国DYNAMIC研究揭示ctDNA在体内的代谢半衰期约为35 min，并证实术后3 d ctDNA状态具备显著的预后指示意义[7]。后续研究进一步优化了该策略：尽管术后3 d ctDNA阴性结果具有可靠的阴性预测价值，但对于该时间点检测为阳性的患者，考虑到个体间ctDNA代谢速率的异质性，建议在术后1个月进行复测，以甄别因代谢滞后导致的假阳性结果[33]。这一基于生物学特征的检测时机标准已获得国际认可，并在多项后续队列研究中得到验证和沿用（表2）。

表2

可手术肺癌患者MRD术后基线检测时间汇总

纵向监测的频次与周期设定主要依据MRD技术的提前预警时间（lead time）及复发风险的时间分布特征。一项涵盖CAPP-Seq、cSMART、mPCR-NGS等多种技术路线的荟萃分析显示，MRD检测较影像学确诊的复发时间平均提前（179±74）d[37]；而近期一项采用定制化肿瘤先验策略的研究进一步将预警时间延长至299 d[33]。尽管不同技术路线的预警时间存在异质性，但平均约6个月的提前时间为临床提供了明确的时间窗口。将检测间隔设定为3～6个月，能够有效兼顾捕捉复发信号的灵敏度与卫生经济学效益。对于监测总时长，长期随访数据表明，肺癌复发通常集中于术后1～2年[38-39]，LumpCure研究进一步指出，MRD阳性的高峰期集中于术后18个月内[20,34]，提示术后2年的复发监测可识别大多数高危患者。因此，建议术后MRD监测应至少持续24个月，对于术后2年仍维持阴性的患者，后续检测频率可适当放宽。

此外，在新辅助治疗期间，MRD动态监测展现出一定的疗效预测价值。多项研究证实，新辅助治疗期间MRD清除与pCR显著相关[23-26]。一项纳入13篇研究、共380例实体瘤患者的泛癌种荟萃分析显示，MRD清除预测pCR的灵敏度高达98%，但特异度仅为53%[40]。提示MRD清除虽可覆盖绝大多数疗效较好的患者，但由于特异度较低，存在假阳性可能，尚不足以准确识别pCR患者。相对而言，MRD持续阳性对于排除pCR具有极高的准确度。AEGEAN研究数据进一步指出，若患者在新辅助治疗早期（如第2周期第1天）未实现MRD清除，其最终达到pCR的可能性极低（阴性预测值≥89%）[41]。因此，在临床实践中，MRD持续阳性可作为早期识别难以达到pCR的可靠指标，而MRD清除虽与良好疗效相关，但仍需结合其他临床与病理信息进行综合评估。

2.4 MRD标准化检测报告

推荐意见6

建议建立可手术肺癌MRD标准检测报告体系，报告内容除明确给出阴性/阳性判定外，还应涵盖受检者临床背景、检测技术参数、全流程质控数据及规范化的结果解读等（证据等级：A，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3.1%）

推荐意见7

应关注肿瘤来源的各类ctDNA突变对预后的价值，积极探索不同突变类型与复发风险的相关性（证据等级：C，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3.1%）

目前主流MRD检测技术主要基于ctDNA突变检测，但ctDNA检测存在多种技术路线，且不同检测平台间性能参数存在显著差异，缺乏统一的报告标准易导致临床解读出现偏差。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客观性、完整性及跨机构互认，专家组建议建立规范化的ctDNA检测报告标准，并明确了报告应当包含的核心要素（表3）。

表3

可手术肺癌ctDNA检测报告推荐包含要素

临床在解读ctDNA检测报告时，首先应核查技术性能指标及全流程质控数据，以判断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排除因样本质量或测序深度不足导致的技术性偏差[42]。其次，不宜孤立看待ctDNA状态，需结合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如病理分期、肿瘤负荷、影像学随访等）综合评估复发风险。对于ctDNA阳性患者，还应重点关注突变丰度，通常突变丰度越高提示患者体内残留肿瘤负荷越大，复发风险越高[17,34]；同时，纵向监测中ctDNA的动态演变趋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ctDNA持续阳性或突变丰度呈上升趋势通常预示着更高的复发风险[17]。此外，在临床实践中，所检出的阳性突变基因可能临床意义尚不明确，但不同突变类型（如驱动基因变等）可能对患者预后具有差异化的提示作用，建议临床医生予以关注，并期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明确其在风险分层中的价值。

2.5 MRD用于指导初治可手术肺癌患者的适应性治疗

推荐意见8

建议针对初治可手术肺癌患者开展前瞻性临床试验，探索术后基线 MRD阳性患者行辅助治疗或升阶治疗、MRD阴性患者减免治疗的可能性（证据等级：B，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3.1%）

推荐意见9

建议积极探索基于术后纵向MRD状态动态调整升阶或降阶治疗策略的价值（证据等级：B，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3.1%）

适应性治疗旨在利用生物标志物指导临床决策，即在标准治疗基础上采取精准的升阶或降阶干预，从而最大化患者的生存获益、生活质量及成本效益[43]。具体而言，升阶治疗（escalation）是指针对MRD阳性提示的高复发风险人群，在标准治疗基础上通过增加药物强度、联合治疗或延长疗程，以期彻底清除残留病灶；而降阶治疗（de-escalation）则是指针对MRD阴性的低复发风险人群，策略性缩短疗程、降低药物剂量甚至免除辅助治疗，从而减少非必要的毒性暴露[44]。

对于指南明确推荐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的Ⅱ～ⅢA期患者而言，MRD检测有助于锁定更精准的辅助治疗获益人群。在化疗方面，一项纳入116例可手术肺癌患者的观察性队列研究显示，术后MRD动态监测阳性者可从辅助化疗中显著获益，而阴性患者获益不明显[21]。在靶向治疗方面，一项纳入71例携带EGFR突变患者的MRD观察性队列研究显示，22例MRD阴性患者进行了降阶术后靶向治疗，包括不进行（17例）或术后一段时间（5例）后再进行辅助靶向治疗，结果未观察到显著的生存劣势[45]。ADAURA研究进一步发现，术后靶向治疗停药后MRD转阳及复发事件明显增加，提示升阶治疗可能[46]。在术后免疫治疗方面，目前基于MRD状态指导治疗的证据尚不一致，仍待进一步临床研究予以明确[47]。

尽管上述研究揭示了MRD的指导价值，但目前在肺癌领域尚缺乏来自大型干预性随机对照试验的确证性证据。借鉴结直肠癌和尿路上皮癌领域的探索经验，基于MRD检测指导的治疗决策仍面临挑战。例如，针对结肠癌的多中心、随机、开放标签的Ⅱ/Ⅲ期临床试验DYNAMIC-Ⅲ研究近期公布的结果未达预期，MRD状态指导的适应性治疗较标准治疗未能改善患者预后，提示仅术后基线单一时间点的MRD检测可能存在较高的假阴性或假阳性率，难以精准指导临床进行升阶或降阶治疗[48-49]。相较而言，针对尿路上皮癌的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Ⅲ期临床试验IMvigor011研究采用了为期1年的动态监测策略，若1年内MRD检测均为阴性则采用降阶治疗，任何一次MRD阳性则进行免疫治疗。结果显示，免疫治疗组较安慰剂组在预后方面获益显著，提示未来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策略的构建应在术后基线 MRD检测的基础上，纳入纵向MRD监测结果，以实现对适应性治疗策略的动态与精准调整。

2.6 MRD用于指导新辅助肺癌患者的适应性治疗

推荐意见10

建议探索基于MRD应答指导新辅助治疗策略的临床价值（证据等级：C，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1.4%）

推荐意见11

建议整合MRD状态与病理缓解程度，以精准指导新辅助治疗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升阶或降阶策略（证据等级：C，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3.1%）

目前，国内外权威指南一致推荐，对于可切除或潜在可切除的Ⅱ～Ⅲ期NSCLC患者，可于术前行新辅助治疗以加强局部控制[9]；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含铂双药化疗已成为该类患者新辅助治疗的优选方案[50]。然而，关于新辅助治疗的持续时长尚缺乏统一标准。虽然延长新辅助治疗时间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肿瘤负荷、降低肿瘤分期，但也伴随手术延期及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累积的风险[51]。MRD作为反映肿瘤对治疗应答的敏感生物标志物，能够为疗效评估提供客观依据。近期开展的一项全球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AEGEAN研究指出，新辅助治疗期间MRD早期清除是pCR的强预测因子，而MRD晚期清除或未清除则提示新辅助治疗效果欠佳[41]。未来研究应关注基于MRD动态变化指导新辅助治疗的个体化策略。例如，针对MRD快速清除者，可探索缩短新辅助疗程及尽早实施手术的可行性；而针对MRD持续未清除者，提示可能存在原发耐药，建议及时评估调整治疗方案的必要性，以实现术前治疗效益的精准优化。

针对接受新辅助治疗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决策，单纯依赖病理评估存在一定局限性，而构建整合病理缓解程度与MRD状态的双维评估体系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一项随机、开放标签、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CheckMate-816研究数据显示，获得pCR的患者5年无事件生存率可达88%，提示该部分人群具有豁免术后辅助治疗的潜力[23,52]。若此类患者术后MRD检测持续阴性，可进一步确认其低复发风险，为实施降阶治疗提供更充分的循证依据；但在极少数“实现pCR但MRD阳性”的病例中，仍需警惕MRD导致的复发风险。另一方面，全球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试验KEYNOTE-671研究表明，肿瘤残留风险较高（非pCR）的患者难以从单药辅助免疫治疗中观察到充分的生存获益[53]，提示对于非pCR的高危人群，亟需通过更换治疗策略或联合疗法进行升阶治疗；而对于“非pCR但MRD转阴”的亚群，强化治疗的获益尚待进一步明确。未来，临床试验及实践应致力于完善整合病理与MRD的双维度评估体系，从而为术后辅助治疗的升降阶策略提供更精准的量化依据。

2.7 MRD检测未来技术方向

推荐意见12

建议进一步开发高准确性的MRD检测技术，积极探索多组学MRD检测（ctDNA突变、甲基化、片段组学、代谢组学及蛋白质组学等）技术的临床应用优势（证据等级：B，推荐强度：强，共识度：91.4%）

尽管MRD检测已在肺癌复发预警和指导适应性治疗中展现出重要的应用价值，但当前MRD检测仍受限于假阴性与假阳性的干扰。为进一步提升检测的准确性与稳健性，当前研究正逐步向表观遗传学、片段组学及多组学整合等方向拓展。首先，表观遗传学及片段组学为MRD检测提供了新的维度。以ctDNA甲基化为代表的表观遗传学特征在低肿瘤负荷阶段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例如，Chen等[54]开发的timMRD模型通过识别肿瘤特异性甲基化位点，在Ⅰ期肺癌患者中展现出优于单纯突变检测的复发预测效能。与此同时，基于血浆游离DNA（cfDNA）片段组学的技术也日益成熟，Wang等[55]提出的MERCURY技术利用术后cfDNA片段大小比值（FSR）构建片段组学模型，同样实现了良好的肺癌复发风险预测能力。因此，多组学融合有望成为突破检测灵敏度瓶颈的关键路径[8]。整合了突变、甲基化和片段组学特征的深度融合技术（如MRD-EDGE、HIFI等）已在临床研究中展现出显著的技术优势，其检测灵敏度优于单一组学方法[19,56-58]。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生物信息学的深度介入，整合ctDNA、蛋白质组学及代谢组学等维度的多组学检测将是提升MRD检测效能的重要方向。

3 小结

MRD检测技术可突破传统影像学与临床病理评估的局限性，有望成为开启可手术肺癌精准管理新时代的密钥。本共识立足于当前循证医学证据，从检测人群界定、技术路径优选、检测时机设定、报告体系规范及临床应用策略等关键维度，为MRD的临床转化应用建立了标准化范式。虽然基于MRD检测指导进行适应性治疗仍需更多前瞻性干预性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确证，但其在微观层面精准评估肿瘤负荷、前置预警复发风险及辅助疗效判读中的核心价值已无可替代。随着MRD检测技术的迭代升级与临床应用数据的不断积累，MRD将深刻重塑可手术肺癌的全程管理模式，推动肺癌诊疗由“群体化标准治疗”向“个体化精准决策”跨越，最终实现改善患者长期生存与生活质量的临床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