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媒体世界报刊文：儿童陈述该如何听？教授梅里厄给出边界

在《世界报》刊发的一篇评论中，菲利普·梅里厄提出，应当从儿童最年幼时起，在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建立一种真正的“言说教育”。

在课外托管领域接连曝出丑闻、贝塔拉姆案引发关注之后，莉汉娜遇害一案再次让“如何对待儿童的陈述”成为公共讨论焦点。早在乌特罗审判期间，这一问题就曾引发激烈争论：一方主张无条件倾听儿童，另一方则担心，儿童在情绪冲击和心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所说的话，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未必取得了多少进展。由于始终没有厘清“在什么条件下应当采信儿童的陈述”，人们往往只能停留在一些笼统却几乎无法操作的表述上，比如要“以善意和审慎行事”。

如果要更进一步，就必须先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儿童？从法律上说，儿童是未满18岁的人。但这一定义虽然必要，却并不充分。它建立在法治国家所必需的一条分界线上——总要确定一个人何时可以被视为拥有完整公民身份——但它忽略了儿童最独特之处：儿童既是未完成的存在，也是完整的存在。

说儿童“未完成”，是因为他们来到世上时极度脆弱，若没有成年人的陪伴与扶助，就无法成长。成年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先行责任。但儿童同时又是“完整的存在”，因为他们的举止和言语本身就表明，他们拥有一种内在世界。尽管这种内在性仍在形成之中，成年人也不能无视它，否则就可能阻碍其发展。

儿童的这两个维度，有时会被看作彼此冲突。于是，一些人坚持认为，既然儿童尚未完成发展，就应当始终把他们当作“不会说话的人”，或者至少认为他们的话必须始终由成年人加以怀疑。另一些人则基于“婴儿也是一个人”的理念，要求无条件听取儿童的表达。

1989年法国批准《儿童权利国际公约》时，人们就曾指出其中存在一种张力：一方面，公约中的一些条款基于儿童的脆弱性而强调保护；另一方面，第12条至第15条规定，“凡涉及儿童的事务，都必须听取其意见”，并赋予其“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以及“表达、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若作一种偷懒式理解，确实会让人觉得这里存在矛盾：怎么能一边赋予儿童基于未成年身份而来的权利，一边又赋予他们那些通常需要具备成年能力才能行使的权利？

但这样理解，恰恰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作用。教育应当使每个人逐步摆脱依赖，走向自主。教育固然要接纳“儿童当下的样子”，但目的正是引导他们走向“应当成为的样子”。既然没有人会在18岁生日那一夜奇迹般完成蜕变，成年人就必须在整个童年阶段持续为他们跨越这道边界做准备。

这意味着，成年人必须为儿童提供一些情境，提前让他们接触那些他们尚不能独立完成、但在适当资源支持和教育引导下终将能够做到的事情。

也就是说，真正重视儿童的发声，前提是同时摆脱两种极端：一是系统性的怀疑，二是理想化的神圣化。既不能把儿童看成天然说谎的人，也不能把他们设想为自发具备追求真相能力的人。

因此，尽管人们完全有理由欢迎“综合法案”——这项法案可能很快提交议会审议——在第17条中规定，“从幼儿园第一年起，为每名儿童每年安排一次单独谈话，以评估其福祉，在保密、安全和保护性的环境中预防并识别各种形式的暴力”，但也不能止步于此。因为真正需要建立的，是覆盖整个社会的“言说教育”：在家庭、学校，以及所有面向儿童开展的活动中，都应如此。

从最初几天开始，从托儿所起，并贯穿整个成长过程，儿童就应当学习“说话意味着什么”：克制冲动的即时宣泄，努力让自己表达得可以被理解，听取他人的疑问和反对意见，学会解释、论证。

他们还应学会不被过量情绪完全淹没，始终努力做到准确，尽可能接近最恰当的表达；也要避免用拟声或含混的声音代替真正的陈述，因为那会让人逃避清楚表达。

这是一项艰难却至关重要的学习。它要求教育者从儿童很小的时候起，就系统设置合适的仪式和方法，创造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让富有成效的约束促成反思能力的形成，并由此孕育自由。

当然，当儿童面对那些难以言说的经历时，这些做法未必足够。但它们仍然构成不可或缺的教育土壤，是一个必要前提。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专业人士对儿童陈述的收集与倾听，才有可能即便谈不上完全平静，至少也能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

遭受殴打或侵害儿童的发声必须被尽快重视。但同时，也必须让所有儿童都尽早在各种制度环境中接受真正的言说训练。这既关乎集体意识的觉醒，也关乎政治意愿和儿童工作者的培训。这是一项教育上的紧迫任务，也是一项社会性的紧迫任务。

作者：

菲利普·梅里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