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死在别人床上丈夫拒绝操办后事，丈母娘把女婿告上法庭

电话是凌晨三点多打来的。

他摸到手机的时候，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他接起来，那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速很快，带着一种被吓出来的急促：“你是周明吗？你老婆出事了。你快来。”他问“什么事”，那边说了一个地址。他坐在床沿上，手搭在膝盖上，手机贴在耳朵上。那个地址他知道。是他一个熟人住的小区。他没有问那个熟人是谁。他挂了电话，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窗外的路灯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铺开一道斜长的亮痕。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粗大，手腹上有一道旧茧。他把那双手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站起来穿衣服。

到的时候，楼下停着两辆警车，还有一辆救护车。救护车的灯没闪，人已经没了。他站在单元门口，一个警察拦住他，问“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她丈夫”。警察看了他一眼，侧身让开了。他上了三楼。门开着，里面有几个穿制服的。他走进去，在卧室门口站住了。她躺在床上，脸朝着天花板，眼睛闭着，嘴唇微微张着，脸色灰白。床边坐着一个男人，五十来岁，穿着睡衣，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他认得那个男人。姓孙，在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以前跟他一起喝过酒。他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框上，指腹贴着木头边沿慢慢划了一道。他没有走进去。他转身走了。

法医鉴定结果是心源性猝死。她本来就有心脏病，一直在吃药。那天晚上她跟他在一起，忽然就不行了。这些事他是从警察那里听来的。他坐在派出所走廊的塑料椅上，手搭在膝盖上，听警察念完那些话。警察问他“后事怎么安排”。他说“我不办”。警察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你是她丈夫。”他说“我知道”。警察把笔搁在桌面上。“你要是不办，那就只能通知她娘家了。”

他点了点头。

丈母娘是第二天到的。

她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从邻县赶来。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站在单元门口，手里拎着一只旧布袋，布袋口扎着。她敲了门，他开了。她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框上，往里看了一眼。“我闺女呢？”她说。他站在门里，手垂在身侧。“殡仪馆。”他说。她站在门口，嘴唇动了几下。“谁办的？”他说“没人办。警察让我通知你。”她看着他，眼眶红了。“你不办？”他把目光从她脸上移开，落在走廊尽头那扇窗户上。“我不办。”

她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楼道里越来越小，拐过弯，看不见了。

后来丈母娘把他告了。

起诉书写得很短，只有一页纸。上面写着要求他履行丈夫的义务，操办妻子的后事，承担丧葬费用。法院受理了。开庭那天是在县法院第三审判庭。他坐在被告席上，手搭在膝盖上。原告席上坐着丈母娘，旁边搁着一只旧布袋。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花白，手搭在桌沿上，指腹贴着桌面慢慢划着。

法官念了起诉书，问被告有什么要说的。他站起来，手垂在身侧。“我不同意。”他说。“她死在别人床上。那个人姓孙。她跟他在一起好几年了。我没有跟她离婚，是因为孩子还在念书。我不想影响孩子。现在孩子考上大学了。她的事，我不办。”

法庭里安静了一下。丈母娘坐在对面，手从桌沿上收回去，搁在膝盖上。她的嘴唇动了几下。她站起来，声音从原告席上传过来，不高不低，尾音是平的。“我闺女嫁给你十五年。她做错了事，她对不起你。可她已经死了。你连她最后一程都不送？”他站在被告席上，手搭在桌面上。“她最后一程跟谁走的，你问问姓孙的。”

法官敲了敲法槌。“双方冷静。”他坐下来了。丈母娘也坐下来了。她低下头，手搭在膝盖上，指腹贴着裤缝慢慢划了一道。法庭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嗡鸣。窗外的梧桐树正在落叶，有几片落在窗台上。

后来法院判了。判决书上写着，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死亡的，另一方应当妥善处理丧葬事宜。判决被告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操办妻子后事，承担丧葬费用。

他拿到判决书的那天下午，坐在自家客厅里。茶几上搁着那只旧搪瓷杯，杯沿磕掉了一块瓷。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水，在唇边停了一下才放下。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在工地上扎了二十年钢筋，攒下一套房子，养大了一个儿子。它们现在被一张判决书摁在桌子上，要去给一个躺在别人床上的女人办后事。他把判决书折好，搁在茶几上，在桌面上搁了一下才松开。

后来他还是办了。殡仪馆的那天来了几个人，丈母娘来了，小舅子来了，他儿子从大学请了假回来。他站在告别厅门口，手搭在门框上。棺木搁在正中间，前面搁着那只旧搪瓷杯，杯沿磕掉了一块瓷。那是她在家用了很多年的杯子。他把它从家里带过来的。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走进去，在灵前站了一下，鞠了三个躬。他出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碰见了丈母娘。她站在墙边，手搭在栏杆上，看着他。她的嘴唇动了几下。“谢谢你。”她说。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尾音是平的。“不用谢。法院判的。”他转身走了。走廊里的灯管在头顶嗡嗡响着，光铺在灰白色的地砖上。那枚旧硬币的齿边已经落在了它该在的缝隙里，正在缓慢地转动着它该转的方向，不再需要被翻回原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