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的宋朝为何成“囚笼思想”的温床？赵普：我的诱导只能算其一

《走向共和》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甲午战争惨败，清朝搞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也从一个侧面将国人心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仅存的优越感击得粉碎。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要不要从根子上改革立新？

引言：大清的立宪研讨会，折射的是几千年铸就的思想囚笼之坚固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清廷高层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参会的有满清贵族以及汉族官僚，而最高统治者慈禧则藏于幕后，静观研讨会情况。

首先发言的是满清贵族，依旧是老调重弹：太祖太宗皇帝创业时早已制定了一套完整可靠的制度，帮助大清夺得天下并延续至今，可见太祖太宗何等英明，照做就行；再说祖宗家法何等神圣，岂是说改就改？

部分儒家思想拥趸者也站出来附和：治天下在人心而不是技艺，对此古之圣人早有定论，大清国政应该继续坚持以人心为核心，不必理会洋人的那一套。

此时，作为新兴官僚阶层的代表袁世凯站了出来，针锋相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今大清已然来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十字路口，如果不顺应时变、变法图强，大清恐将不保。

如何变法图强呢？当效仿西方国家搞君主立宪制，同时废除科举推广西方技术，方才是我大清中兴之道。

一帮儒生听说袁世凯要废除他们赖以生存的科举制度，顿时青筋暴涨、脸色血红，对着袁世凯就是张牙舞爪、唾沫飞溅，手握纲常伦理之利器持续不断地炮轰。

虽说袁世凯刚开始还冷静应对，以科举“牢笼人才”为由劝说这些老古董睁眼看世界，但正所谓夺人饭碗定当势不两立。见袁世凯“冥顽不灵”，老家伙们便纷纷拳脚相向。势单力薄的袁世凯顿时被众儒生们打得脸上挂了彩、身上开了花。

此时，躲在幕后的慈禧心中已然有了答案，她并没有拿出往日的威严出场震慑，而是召唤李莲英赶紧跑路。

大清的立宪可想而知，既然不在改革中新生，那就在守旧中灭亡。清朝于1912年覆亡下线也就没什么好说的。

2.儒家思想来到宋朝，催生了“囚笼思想”

（1） “存天理，灭人欲”

明知国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是大清的高层权贵们依然化作沙漠中的鸵鸟，纷纷将头埋入到了他们信任的祖宗家法和人心道德学说当中，对即将吞噬自己的风暴装作看不见。

彼时的国人之所以如此没有独立思考之意识，严重丧失自我辨别之能力，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儒学之分支理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自理学创始人程颐程颢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理学核心，经朱熹加工并发扬光大之后，深受明清统治者的欢心。而当理学成功登顶学界榜首并成为统治者的治国之策之后，后世声讨的“束缚人性，牢笼思想”之理学刻板印象便形成了。

（2） “万马齐喑究可哀”

理学对彼时华夏儿女的精神摧残到了什么地步呢？清代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描述得非常到位：万马齐喑究可哀。原本一个个鲜活、力量感十足，集运动与美感于一体的千里马，如今全部化作了霜打的茄子，毫无生气。

龚自珍的这种比喻并非夸大其词，不论是甲午战争之后，还是所谓康乾盛世进行中的1793年，外国使者职员对清朝统治下的国民精神都有相同的描述：麻木、饥饿、眼神无光。

尤其是访华的英国外交使团马戛尔尼使团，在访问中国期间虽然受到了乾隆的丰厚赏赐，但在他们返航期间，由于天气炎热不少赏赐的食物出现霉烂情况，于是便将它们丢弃在了港口的陆地上。

没成想，那些消瘦成皮包骨、眼神空洞的百姓们纷纷犹如战神附体一般，对着那些食物展开了疯抢，全然不顾这些馊掉的食物会带来口感的不佳和疾病的隐患。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理学早已不只是剥夺国人的思想，还有他们的五感乃至生存的权力。

3.宋朝的开明，为何成为了“囚笼思想”的温床？

（1） 宋朝居然是理学思想的温床

看了以上案例，相信当今国人一定愤慨异常，无怪乎理学祖宗程颐程颢和朱熹被冠以“程朱双贼”之骂名，是他们让华夏民族中原本拥有的与国君硬刚的底气、驳回皇上圣旨的勇气全部化为乌有，只剩下多磕头少说话的奴性。

除了声讨程朱理学鼻祖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理学的成长环境。很难想象，理学居然出土于后世风评不错的宋朝。

虽说宋朝“偃武修文”导致大唐“万里赴戎机”式的武将精神毁于一旦，但宋代独特的开明包容政策又让这个偏安一隅的王朝散发着现代文明的气息：妇女摆脱了三从四德式的裹挟，可以离婚拥有自由身；商业的繁荣让宋代积攒了前朝望尘莫及的巨额财富，并让东京成为了当时国际性大都市，人口破亿。

宋代的富庶与繁荣，引得邻国日本艳羡不已，好学的日本人于是频频造访宋朝，像个虚心的孩子一样学习着天朝的方方面面，甚至于身高和基因。

（2） 赵普：我的诱导只能算其一，儒家治人平天下才是根本

如此开明的宋朝为何会培育出没有个性的“囚笼思想”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统治阶级入手。作为赵匡胤的左膀右臂，帮助赵匡胤夺得天下的前朝“叛臣”赵普，其在培育奴性思想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

作为可与西周初年的文化部长周公相提并论的角色，赵普为安天下喊出的口号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将大唐边缘化的儒家重新请了回来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这是儒家自汉武帝之后的第二次推崇，与汉武帝“三心二意”所不同的是，赵普当真将儒家当成治国安邦的高端利器。有了统治阶级背书，儒家在宋代发展很快，并形成了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两个分支。

所以说，开明的宋代之所以诞生儒学，与赵普别有用心的诱导和动真格分不开。

当然，倘若赵普看到了清朝的景象必定后悔自己的决定，然后开始为自己辩解：我的诱导只能算其一，儒家本身的治人平天下才是根本。

赵普的辩词问题不大，早在汉代时期，《礼记》就已经为理学牢笼华夏民族精神埋下了祸根：孝悌忠顺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

也就是说，在儒学正宗来看，让人文明不假，但更重要的还是让人听话。而孝悌忠顺这些美好的道德规范，正是治人的最佳利器。理由嘛很简单，孔子曾经说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以道德和礼治人，不仅让百姓听你的话，还会对你心存感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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