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30多年仍被怀念，她的临终遗言，令无数人心碎！

“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当 1993年1月的冬雾笼罩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小镇，奥黛丽・赫本轻轻闭上了双眼。这位被上帝吻过脸颊的天使，结束了在人间63年的旅程。

对世人而言，这是一个时代优雅的落幕；对赫本的长子肖恩・赫本・费勒而言，这是与母亲漫长告别的终点。他将这份浸满泪水与温度的记忆写进了回忆母亲的经典作品《优雅永存：我的母亲奥黛丽・赫本》，以儿子的视角，定格了赫本生命尽头最真实的模样。

我们总谈论“永恒”，却常常忘了，真正的永恒从来不是对抗死亡，而是带着爱穿越生死的边界。

赫本一生经历过父亲的缺席、战争的残酷、婚姻的遗憾、病痛的折磨，却从未抱怨过命运分毫，而是把所有的人生缺憾都化成了心底的善意。她放下当红的演艺事业陪伴孩子成长，用后半生投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在饥荒与战乱的土地上为受苦的孩子奔走。她从不觉得自己特殊，也不畏惧死亡，只担心自己成为他人的负担，遗憾自己能做的事太少太少。

肖恩为母亲挑选墓地时得知，只需三百五十瑞士法郎，便能买下一块墓地五百年的永久归属。“永远”的价格并不昂贵，而她留在世间的爱与善意，无法用任何数字衡量。

作为首部由赫本亲人撰写的回忆传记，《优雅永存：我的母亲奥黛丽・赫本》是《纽约时报》的经典畅销书，也是一本关于爱的“答案之书”。全书收录了300余幅赫本生前的珍贵影像。褪去明星的耀眼光环，我们看见的从来不是完美的银幕女神，而是一个用一生践行爱与良善的女性。当一个人把爱活成了毕生的信仰，她就永远不会真正离开。

《优雅永存：我的母亲奥黛丽·赫本》

[美]肖恩·赫本·费勒 著 江筠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永远”的价格

文章节选自《优雅永存：我的母亲奥黛丽・赫本》，作者肖恩・赫本・费勒

那是1992年12月19日。当我们准备踏上返程回家的航班时，医生告知，我母亲在路上可能撑不过去。因为飞机起飞和降落时，舱内气压变化可能撑破她肠道内多处闭合点中的某处，引发腹膜炎。他们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她将在不到一小时内死于血毒症。尽管如此，在她的挚友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与吉米·斯图亚特（Jimmy Stewart）前来探望后，我们还是动身去了机场。

我们准备上车之际，也是母亲和康妮说再见之时。她们两人心里隐约都知道，这次或许就是永别，但她们也都懂得如何好好说再见。于是，她们互相吻别，仿佛很快会再见面一样。她们表演得如此之好，以至我们在前院草坪上驻足几秒，都信以为真。直到片刻后我才领会到，她们各自言行中那份貌似轻描淡写的力量。

在上千公里的航程中，飞行员爬升得非常缓慢，在降落时操纵飞机慢慢下降，使气压变化得尽可能平缓。我们中途还要在格陵兰停留加油，这让风险又增加了一倍。当飞机起落架的轮胎触碰到日内瓦机场的跑道时，母亲容光焕发地说：“我们到家了。”我明白这对她而言意义多么深远。那架私人飞机或许是我们所有人体验过的最实用的奢侈品。

12月20日，我们抵达了瑞士。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都花在安排对她的照料，以及筹划一个临时的圣诞节上。我们被告知，在瑞士，假期期间是很难获得居家医疗护理服务的。所以我们把贝蒂（Betty）一并请了回来，帮我们度过假期。她是个很棒的护士，我母亲在西达赛奈医学中心（Cedars）住院时曾照顾过她。

这对贝蒂和她的家人而言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我记得她的丈夫前往医院同我们见了面，他希望当面告诉我们，他们决定让她与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件圣诞礼物：他们把自己的圣诞节送给了我们。

宁静庄园：“她站上引擎盖以获得更好的视野……透过盛放的樱花，她只能隐约窥见后面的农庄……她说那一刻自己怦然心动……她感觉回家了。”肖恩 · 费勒（Sean Ferrer）摄。

每一天，我们都会小心翼翼地在宁静庄园的花园里散步，这座宅邸是我母亲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家。在拍完《龙凤配》（Sabrina）后，我的父母就搬到了比尔根山（Bürgenstock）一座美丽的山顶村庄，面向瑞士的卢塞恩（Lucerne），我出生的小镇。但很快，严酷的天气就迫使他们在日内瓦湖畔找寻一片气候更为温和的地方。我母亲说，他们会做好三明治，给保温杯灌满茶水，然后从卢塞恩坐火车去洛桑（Lausanne）找房子。她说，自己从未忘记第一次见到这座房子那天。朋友告诉她，这座房子可能在出售，她便开着租来的车来到宅院门口，站在引擎盖上观望。彼时春光正好。这是一栋18世纪的农庄，周围环绕着15亩果树。她目光所及满是盛放的樱花，还有花丛背后房屋露出的一角，却足以令她想象它的样貌。

她记得自己怦然心动，肚子里仿佛有蝴蝶乱撞，觉得好像回到了家。后来不知多少次我感谢在她体内飞舞的蝴蝶，感谢它们带来的几次完美期待的时刻。

圣诞节一向是我们全家团聚的时刻，今年更是如此，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次。她总是告诉我们不用给她买太贵的礼物。有时她会要铅笔、橡皮还有其他办公用品，够她用一整年的。有时则是一根香薰蜡烛，或者指定一款美国的洗发水。她总是想要实用的礼物，而非那些每年这个时候都塞满了商店、但在她看来一点儿都不实用的傻东西。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在那个圣诞节出门买东西都是艰难的任务。我们没人想离开家，可又不愿破坏节日氛围和我们共度的时光。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庆祝呢？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齐聚一堂，吃了顿安静的圣诞晚餐。我们中有些人觉得最好不要圣诞晚餐，但我弟弟卢卡坚持认为，母亲会希望我们延续这一家族传统。所以我们照做了。由于母亲无法进食，她便待在楼上休息。

她告诉我们，她对自己病情最讨厌的一点是，觉得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负担。

母亲在我们上学后就不再工作了，因为拍摄期间我们没法去外景地看望她。她觉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拍一部电影和我们分别太久，于是决定放下她的事业，陪在我们身边。她说，如果继续拍电影，她能挣到比原来更多的钱。但她已经拥有的财富足够她在晚年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了。她经常讲，她很高兴没有过度消费自己的荧幕形象，因为在她受邀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时，公众对她仍抱有很大的关注。

正是因此，报刊媒体才会对她在发展中国家旅途中的所做、所闻、所见依旧兴致勃勃。令我们一直深深着迷的是，她从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特殊，也不认为自己配得上已经拥有的和仍在获得的那些关注。我的妻子陪她参加过一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午宴，她生动地回忆起母亲在几百名商界人士面前演讲时抖得像片叶子一样的情形。许多年过去了，她依旧像首次登台一样紧张。她处处留心，总希望做到最好。本质上而言，她是个十分缺乏安全感的人，但也正是她的不安全感让大家为之倾慕。那不正是对美的真实定义吗，就像一只在溪边饮水时被捕捉的小鹿？ 它抬起头，就这样静静立着。它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身形有多么修长，动作有多么优雅；它只是一头小鹿，和其他所有的小鹿一样。

圣诞晚餐后，我母亲下楼来了。我们聚在一起，分享送给彼此的礼物。由于她无法离家去购物，所以就从她有的物件里挑出来一些送给我们每个人：一条围巾，一件毛衣，一支蜡烛。这使得礼物本身变得格外动人，也更加珍贵。

随后，她朗读了一篇短文，那是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场演讲准备的素材，由幽默作家、电视和广播名人萨姆 · 莱文森（Sam Levenson）撰写，在他孙女出生当天送给孩子的。他担心自己年岁已高，无法陪孙女长大成人，便用这样的方式传递一些人生智慧。母亲将它整理成诗，并亲拟标题 ——“时间检验过的美丽秘诀”。

奥黛丽·赫本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鲁比·梅拉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鲁比·梅拉。

即便我们身居瑞士，母亲病重的消息依旧不胫而走。狗仔队再次找上了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医生并未建议长久居家，母亲也不愿离开宅邸的原因。狗仔们会趁她走进花园时，透过树篱拍几张快照。有几次他们甚至租了一架直升机，飞到房子上空，希望能捕捉到她的身影。他们第一次得手时，我们不得不回到房间里，母亲对此很生气。二十分钟的花园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鲜的空气，村庄的气味、牛铃的声响……几缕阳光费力地穿过午后的薄雾，在这阳光和雾气里，树木轻轻摇曳着赤裸的枝条。

有一次，当我和她一同散步时，她为我指出哪些树来年需要修整。“这棵树未来几年都不用管，但那棵高高的冷杉就需要在树干中段加固。它的枝条太长，下个冬天就撑不住积雪了。”这些树都有几百岁的高龄了，需要定期照料。后面几个月里，我是多么认真地遵从她的建议，这又令我感觉到自己离她多么近！ 就仿佛她还在照顾着这个对她意义非凡的家。

晚饭后我帮助她上楼，接着我们谈起疗愈的话题。过去两个月里我读了好几本很有意义的书，主要是关于心灵疗愈还有生存意志方面的。这让我意识到，她选择为了自己而活是多么艰难。生活击垮了她吗？ 我对此存疑。大概率是没有的。但她内心一直潜藏的伤感，很可能被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见证的悲痛和苦难加重了。五十年前，她就曾目睹年轻的男人、朋友和熟悉的人们被拖上阿纳姆的街头枪杀，作为对荷兰抵抗组织反抗占领部队的微小义举的报复。五十年后，在一个宣誓永不让暴行再次发生的世界里，她见证了相同的不公、相同的苦难。

所以，我请求她为了我们而接受治疗，为了我们这个家康复起来。“这很容易，”她说，“我能做到。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把顶层和底层再次连通起来。”意义多么深远的一句话啊。顶层和底层的隔阂已经存在多久了？ 难道她胃里的疾病，正是这具被无法容忍的现实所困扰着的肉体中，那个抽泣的灵魂在生理层面的表示吗？

像任何一个平常的日子一样，1月20日开始了。随着病情加重，她睡得越来越多，最后两天里，她清醒着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前一天，麻醉师给她用了吗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她目前的状况，我们不能确定之前的止痛药还有效，吗啡可以让她舒服一些。

奥黛丽怀上卢卡时，医生要她尽可能卧床休息。于是，她画下了家中花园里的花朵。1969年春夏之际。奥黛丽的油画。肖恩 · 费勒收藏。

“会有什么副作用吗？”我问他，几乎是下意识地。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温和地说，这可能缩短她大约二十四小时的生命。

我走进她的卧室。我们都知道结束的时刻临近了。万籁俱寂。一缕暖黄的柔光透过窗子洒进来。我低头看着她，她是那样安详，某个瞬间我甚至忘记了她的疾病。

前一天晚上我一直守着她。半夜里她醒了，躺在那儿，凝视着远方。我问她的想法和感受——她有什么想说的吗？ 她在想念外婆吗？ 母亲没有回答。于是，我问她是否还有什么遗憾。她说：“没有……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在孩子们身上。”

那是她重新睡去前最后的话。

现在她躺在那儿，依旧睡着。这时我忽然感觉到什么，它在瞬间压倒了我。我知道那一刻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在同一张床上，在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曾在母亲怀里度过一个个夜晚。这张床也是我心目中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如今我才意识到，这张床是那么小，一旦母亲去世，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我告诉她，我知道她多么爱我们，也知道她不想拖下去了。我们也不想。我凑到她耳边说，如果她觉得准备好了，那就走吧。我把她的手贴在我的面颊上，让她感受眼泪的温热。隐约地，我觉得她还能听到我。我吻了她的手，告诉她，我心里的那个小男孩会陪她一起去。

她曾经说起过“其他人”。我们都不理解她的意思。她说他们就在那儿，一直等着她。她将他们描述为“田野里的阿米什人，站在床的左边，静静地等待”。当我们希望她展开说说，她温柔地回答：“你们是没办法理解的。或许以后你们就懂了。”得知她对彼岸世界有很强的感受，因而并不害怕，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有机会讨论她的离世，谈论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愤懑，我们的希望。她告诉我们不要愤怒——这是顺乎自然的，死亡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我站起身，轻抚她的额头，告诉她我很快就会回来。恍惚间我走下楼梯，把电话拨给了神父。铃响第一声时他便接了。他说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并已等待我的电话多时了。这位老人已经年过八旬，三十三年前他曾为我施洗。我觉得自己仿佛飘浮在现实与天空之间。他说他四点钟会到，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穿过村庄，走向墓地。冬日冷冽的空气刺痛着我的鼻孔，提醒着我自己还在多么痛苦地活着。母亲告诉我，出于弟弟的缘故，她想要土葬。弟弟对我们的祖母被火化的事一直感到遗憾，我们甚至没有地方去看望、祭奠她。她讲过侏罗山宁静的景色，那是我们家后面一座低矮的山脉，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避世主义者居住的山谷。他们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度，并情愿为之战斗——这场小规模的巴斯克人的斗争，世界其他地方对此一无所知。我猜测瑞士的这种谨慎是不分国界的。我想，她已变得那么严肃。她的确是我们家族的领袖。当我推开那扇冰霜覆盖着的熟铁大门时，它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下一块空地后面，有一棵可爱的小树，紧挨着墓园的围墙。虽然身处寒冬，我却能想象春天来临时，花朵点缀在它虬结的枝条上。这里是微微倾斜的墓园的最高点。我望着那片风景。那是美丽的。

我穿过村子，走回我们那小小的市政厅。一楼是邮局，二楼是市政厅办公室，它们上方则是钟楼，那准点报时的钟声在整个童年里抚慰我安然入睡。市长是位老朋友了；我曾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学。他抬头一看，便知道为什么我来这里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旧书，我们一起查看墓地的平面图。我用手在小地图上戳了戳六十三号墓地。他说那块地要花二百七十五瑞士法郎，未来五百年里它就归我们所有了。我又问：“有没有永久归属的价格呢？”他抬头说：“那就是三百五十瑞士法郎。”我暗想，在这样一座拥有八百年历史的小村庄里，“永远”的价格仅仅是七十五瑞士法郎，真是太好了。我们握了握手，我向家中走去。

她还未动身启程。我坐在她身旁，和她讲述我看到的景色，还有樱花。我觉得她认可了。这时通话器响起，艾丁格神父到了。我下楼去迎接他。可刚一握住他的手，话语就哽在喉咙里。于是我们沉默地上楼。他站在床边，我们则跪在床脚。他诵读的内容很美，嗓音充满了慈悲，那是一个人的灵魂在八十载光阴里淬炼出纯洁与疑虑过后方才臻于成熟的慈悲。我哭了，我的妻子也是，我们手牵着手与他一同祈祷。太阳的光辉刺破厚重的云层，透过窗棂洒进来。

母亲与我的最后一张合照，摄于宁静庄园花园。1993年1月，就在她去世前几天。照片由我母亲的一位挚友多里斯 · 布林纳（Doris Brynner）拍摄。家庭藏照。

当祷告结束，我们拥抱了彼此，又轻轻吻了她，然后回到楼下。无需人开口，他便坐到椅子上，翻开他的《圣经》。我问他有没有需要我准备的。他说他已备好了一切需要的东西。他想要回家吗？ 我会打电话。他说，他会一直待到适合的时候。于是我让大家依次坐下，告诉他们墓地的事，还有那里的景致和樱花，以及“永远”的价格。他们都静静地听着。当我说完时，问大家是否心情还算平静。他们回答，是。最后一个和我一同坐下的是罗比。我问他心情是否还平静，他回答，是的。他话音刚落，楼上的通话器响了，是母亲的女仆兼三十年老友焦万纳（Giovanna）打来的。“快来。”她只能吐出这两个字。我们冲上楼。

母亲走了。

她面带微笑，嘴巴微张。一滴细小的泪珠静静躺在她的眼角，闪烁着，像颗晶莹的钻石。焦万纳面色苍白，不断重复着：在她清理水槽时，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助手兼朋友克丽丝塔（Christa）走进房间，结果发现母亲已经走了。我们紧紧抱住焦万纳，她的全世界正在崩塌。她一直陪在我母亲身边，无论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始终尽心相助。母亲曾对她说，丈夫们或许会来了又去，可她们永远是彼此的依靠。过去我经常听闻，人们是如何在所爱之人缺席的一时半刻里选择死亡的。那一刻，母亲是孤独的。三天前，她最后一次在她的花园里散步。在她上楼的途中，她告诉我们她是多么疲惫。就在圣诞节后，我们还讨论过是否应该把我养的狗从洛杉矶带过来，毕竟我要在这边待上一段时间，至少要等到她好转。她想了想，然后要我给她一个月时间。

小狗“佩妮”（Penny）坐在我母亲浴室的窗台上。1992年6月。家庭藏照。

她担心我的狗——一条黑色牧羊犬和一只杜宾混血犬——会把她那只小巧的杰克罗素梗一口吞下去，用她的话说，“像吃汉堡包一样”。她总是对狗有种敏锐的直觉，有点像对时尚的直觉。20世纪50年代，在约克夏开始流行前，她就已经养过好几只了。80年代初期，她买了几只杰克罗素梗，这在当时是一个新品种，是以培育它们的那位英国乡村牧师的名字命名的。它们看起来好像RCA唱片机上那只小狗的缩小版。后来，它们同样变得流行起来。

一个月。她心里知道吗？ 她能感受到吗？ 当大限将至时，我们是否都会拥有那种清晰的直觉？ 我们是否掩藏了这种智慧，唯有一只脚踏入彼岸世界的人们才会拿出来彼此共享？ 我当时想，或许在这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就该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了。我曾多么强烈地否定自己啊。然而，她甚至没有撑过后面一整个月。

有人拭去了她最后一滴眼泪。我抬起手，想说个“不”字，却卡在喉咙里。此时此刻，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家人和密友。每个人都在哭泣或绞着双手。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一条夜晚的高速路中央。我似乎看到她的胸膛还在起伏。有人告诉我这很正常。在神父做完简单的终傅礼后，医生赶到了，证实了我们早已知道的消息。

我把电话打给了父亲。他已经来到瑞士，为的是离我近一点儿。他连夜开车赶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并和她道了别。上一次他们相见还是在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几乎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当他刚走进房间，看到她躺在那儿时，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他摸了摸她的手，仿佛在安慰她，然后吻了她的额头。这是他人生里一段相当重要的篇章的收束。

我们把她留在家里待了三天。然后在1月24日早晨，我们抬着棺木来到街上，穿过村庄，来到那座小教堂。我被告知，在我们这座小小的只有一千二百名居民的小村庄里，有两万五千人列队守候在街道两旁。但他们的沉默壅塞了整个村庄。我记得母亲曾告诉我们，她永远忘不了在索马里初到难民营时的情景，那是她拜访的第一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难民营。那种沉默，她说，是震耳欲聋的。那里有一万五千名饥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没人开口说哪怕一个字。在意大利一起过了那么多年后，我们还开玩笑说，那种情况下换成一万五千名饥饿的意大利人会怎么做。

奥黛丽·赫本在索马里。1992年。贝蒂出版社供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Q92-1179/贝蒂出版社。

我猜想，天底下所有孩子感到父母在伤心时都会这样做：我总是逗她笑。小时候我会扮演这些滑稽的角色，或者模仿口音，她便会开怀大笑，有时候笑得太厉害，甚至弯下腰去。她那敏锐又含蓄的幽默感始终在场，即便在最严峻的情形下也绝不缺席。还在医院时，她曾亲切地把前来探视的七位医生称作“七个小矮人”：“等那七个小矮人来过以后，我们再读某某某的信，或者给某某某打电话。”

她收到过许多感人的信件，其中一封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当母亲最初同派拉蒙签约时，她曾参加过一场美国演员工会的午宴。他们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桌子中央，正挨着马龙 · 白兰度（Marlon Brando）。当他们落座时，由于深感害羞，她和他打了个招呼，在那之后，整个午餐期间他没再和她说过一句话。因为她的经纪人库尔特·弗林斯（Kurt Frings）同时代理他们两人，所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当时的妻子玛丽（Marie）。库尔特在几年前去世了，这带给母亲的打击不亚于她的业务经理阿贝·比安斯托克（Abe Bienstock）的离世。他们两人永远地留在了她的生命中，成了像家人、父亲一般的存在。

玛丽和马龙在多年前结过婚，她一定告诉了马龙那次午餐的故事，还有母亲对此的感受。因为母亲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封信。信里马龙告诉她，她是多么令他惊叹，以至于令他说不出话来。四十年来，她一直以为他是故意避开自己，但事实绝非如此。他只是被她惊艳到了，一如当时的她一样。

她从未忘记，注视着那些索马里家庭平和而安静地排着队，等待一个许多人永远等不到的机会。孩子们死在母亲怀抱里的景象，是多么深刻地刺痛了她：明知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能做的事又如此有限，根本无法消除不公与战争蔓延的根源，她如何能够在夜晚安然入眠？ 她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看着我们坐在餐桌旁，在饭馆里，在咖啡厅的露台上谈笑风生，任由生活不紧不慢地流逝而过？ 这是否开启了一个同我们熟识的日常生活不可逆转的分离过程？为什么仅仅在她离世几个月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便也死于同一种疾病？是否一旦我们的同情心被点燃，求死的意志就会和求生的意志同样强烈？她知道其中的区别吗，抑或只是随波逐流，像挨个跳下悬崖的羊群一般？

奥黛丽·赫本

我们走得很慢，因为每走一步，灵柩坚硬的边缘便会往我们的肩膀里嵌入一分。抬起头，阳光刺眼，我却笑了。在发生狗仔队和直升机那件事后，我给家里的一位老朋友打了电话。他是一名退役上校军官，曾在瑞士军队服役。我向他讲述了直升机事件，告诉他那件事多么严重地伤害了母亲。他倾听着。我问他能不能在葬礼那天阻止它们在头顶乱飞。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不清楚。我这是在请一位一生没打破过规则的人破例一次。这里可不是意大利或法国，只要稍微施加些政治影响力就能创造奇迹。这里是瑞士，像这样的事永远不可能发生。尽管他来参加了葬礼，但他从未给我回电，告诉我是否成功了。天空澄明如镜。后来我才知道，上面下了一道命令——我们永远不知道来自多高的层级——将这片区域划为临时禁飞区，时间范围是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我笑了。这一次我们阻止了他们。在连续几周寒冷与灰暗的天色之后，太阳出来了。

仪式温馨而简短。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这是我朗读的内容：

教师、作家和著名幽默大师萨姆·莱文森，曾在孙女出生时写给她一封信。母亲非常喜欢，还在去年的平安夜朗读了其中的选段。她根据其中的一句话，将其命名为：

永葆美丽的秘诀

想拥有诱人的双唇，便多讲善意的话语。

想拥有可爱的眼睛，便多寻他人身上的美德。

想拥有苗条的身材，便多与饥饿者分享食物。

想拥有美丽的秀发，便教孩子每日用手指梳理一次。

想拥有优雅的举止，便坚持与知识同行。

我们留给你一个承接着未来的传统。

人类的温柔关爱永远不会过时。

人比其他任何事物更需要被修复、更新、重建、再造，也更需要

救赎，救赎，救赎。

永远不要抛弃任何人。

请记住，若你需要别人伸出援手，你会发现，最终帮助你的是自己的手。

年岁渐长，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

一只帮助自己，一只帮助他人。

前方韶光仍在。愿你芳华永驻。

母亲最信奉的就是爱。她相信爱可以治愈、修复、弥补，使一切变得更美好……爱的确能够做到。她留给我们安宁与平静，离去时几乎没有任何痛苦。在最后几周里，她谈起很多事…… 很简单，也很美好，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有一件很小的事……我记忆犹新。我们最后一次在花园里散步时，园丁乔瓦尼（Giovanni）来到她身前说：“夫人，等您好起来，可要再来帮我……帮我修剪树枝，再种点东西啊。”

母亲微笑着说：“乔瓦尼，我当然会帮你……但不会像从前那样了。”

从教堂到墓地，灵柩似乎愈加沉重了。但我的心不是。我们像一家人那样活着、死去。她告诉我们，那是她一生中度过的最好的圣诞节。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她只是简单地回答，这一次她确信……她确信我们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