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肥胖风险，始于出生之前？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儿童肥胖风险可追溯至生命极早期。脐带血蛋白质组学与早期肠道微生物组特征已能预测长达26年后的肥胖发生，其中血管生成素样蛋白4（ANGPTL4）水平与远期肥胖相关，且独立于母亲体重指数（BMI）。孕期母体肥胖、妊娠期糖尿病、环境毒素暴露及表观遗传改变，均可干扰胎儿代谢编程，并影响下丘脑食欲调控回路的发育。这些发现提示肥胖并非单纯的意志力问题，而是一种在发育窗口期即被塑造的慢性复杂疾病。因此，预防策略应从孕前及妊娠期着手，而非待体重超标出现后再行干预。

诊室里的常见一幕，或许错过了更早的答案

在儿科门诊，相似的对话反复上演：一名8岁或10岁的孩子因超重或肥胖前来就诊，医生和家长围绕饮食结构、久坐习惯、学校作息和家庭环境展开讨论。然而，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真正的“起跑线”或许要回溯到更早的时刻——肥胖的形成，并不总在体重超标时才启动；在某些情况下，风险在出生之前就已悄然萌芽，经由妊娠期的胎儿代谢、表观遗传调控、微生物组建立与产前环境的多重交互，共同铺就了未来的代谢轨道。

这一视角的转换，正深刻改写我们对21世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认知。过去数十年，肥胖主要被归咎于不良生活习惯；而当下证据提示，儿童肥胖的相当一部分风险，可能孕育于孕期及生命最初几年。

这一思路根植于“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DOHaD）理论框架[1]。该理论认为，妊娠期和生命早期所处的环境条件——包括营养供给、母体应激水平、毒素暴露等——能够通过影响发育中的器官和代谢系统，塑造个体日后罹患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易感性。在关键的发育窗口期，机体对环境信号作出适应性反应，这些反应可长久地改变代谢功能，使肥胖倾向被“写进”生物学剧本。

脐带蛋白质与早期肠道菌群：出生时的“代谢日记”

肥胖风险是否可以追溯至出生那一刻？过去难以验证，但近期一项覆盖16 600例参与者、随访长达26年的大型纵向研究提供了迄今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2]。该研究发表于mSystems，发现出生时即存在的特定生物标志物谱，联合生命早期肠道微生物组的构成，与数十年后的肥胖风险显著相关。

出生后，肠道微生物组的定植随即启动，并受分娩方式、母乳喂养、抗生素使用和环境暴露等因素影响。在这一早期窗口，发育中的微生物群、机体代谢与未成熟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对代谢健康产生持久塑造作用。研究进一步指出，婴儿第1年的肠道菌群模式与成年后肥胖风险存在关联，其中某些微生物群落与胆汁酸信号通路的改变相关——而胆汁酸代谢正是调控脂肪储存、葡萄糖稳态和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通路。

值得强调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肥胖微生物组”。相反，某些菌群组合可能构成一个更大尺度的生物系统，从发育之初便参与代谢调节。

佛罗里达大学食品与农业科学研究所Angelica Ahrens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肥胖是预先注定的或不可避免的，而是说明从生命最初阶段就能测量到生物易感性。她补充道，这些指标无法精准预测谁会最终肥胖，但确实揭示了出生时即存在的生物学差异。

本研究的另一关键发现是脐带血蛋白质组学，其中一种生物标志物ANGPTL4，其脐带血水平越高，日后肥胖风险越大，且该关联在校正母亲BMI后依然显著。这意味着，该信号无法单纯归因于母体肥胖，而可能反映了新生儿自身固有的生物学特征。

当然，父母BMI仍是预测未来肥胖的重要因子。然而，加入上述早期生物标志物后，模型对长期风险轨迹的识别能力显著提升，提示脐带血信息可在家族史之外提供额外的预测价值。

这些证据也挑战了“肥胖仅是意志力不足”的陈旧观念。科尔多瓦迈蒙尼德生物医学研究所María del Mar Malagón Poyato博士指出，当一个人罹患肥胖，社会常归咎于其个人责任，但事实远非如此——代谢状态本身就使得维持肥胖变得更容易。

妊娠期：代谢编程的“关键窗口”

若肥胖风险可追溯至出生时刻，那么妊娠期无疑在塑造代谢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孕期是一个动态的代谢环境[3]，胎儿持续接收来自母体的信号并作出适应性调整，这些信号可能深远影响其未来发育走向。

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及INCLIVA健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肥胖或妊娠期糖尿病母亲所产新生儿中，存在持续性的分子改变[3]。这些改变表现为可长久留存的表观遗传标记，影响参与能量代谢和线粒体生物能学的基因调控。课题组首席研究员Juan José Alba Linares表示，表观遗传标记在出生后依然存在，这佐证了代谢风险可以在生命极早期被编程的可能性。这不是刻在石板上的宿命，而是一部在婴儿降生时，已经写好了不止一页的“生物学传记”。

表观遗传修饰并不改变DNA序列，而是调控特定基因在环境刺激下被激活或沉默的方式。这一视角将焦点从单纯的遗传继承，转向了在发育敏感时期生物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多重病因：没有单一的“肥胖通路”

儿童肥胖并非沿单一生物学路径发展——一项对800余例欧洲儿童进行的多组学分析有力支持了这一观点[4]。该研究整合了DNA甲基化、微小RNA、信使RNA、蛋白质、代谢物及幼儿期环境暴露数据，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分析将母亲肥胖和妊娠期糖尿病与儿童体内能量代谢及炎症相关基因的调控变化联系起来，并识别出与不同肥胖亚型和代谢并发症风险相对应的多种生物学特征。

在胎儿发育过程中，身体会对来自母体环境的信号做出反应，并相应地调整其代谢发育。分析发现，一些风险特征与工业化合物相关，另一些与汞等重金属相关，还有一些与代谢和炎症标志物的组合相关。

这种观点超越了将肥胖主要视为受饮食和体力活动影响的传统看法。风险还可能受到环境暴露、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妊娠期生物学环境的影响。妊娠期不仅传递基因，还将发育中的胎儿暴露于更广泛的生物学和环境背景中。

大脑也在“预期”进食：饥饿与饱腹的神经编程

肠道与代谢之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代谢编程还涉及调控饥饿和饱腹感的神经回路。

Endocrine Reviews上的一篇综述[5]指出，胎儿期的代谢环境会影响下丘脑的成熟——这是负责食欲和能量消耗调控的核心脑区。母亲肥胖或妊娠期糖尿病会改变到达胎儿的激素和代谢信号，其中瘦素和胰岛素是参与下丘脑回路成熟的重要信号分子。这一时期发生的改变，可能持续影响个体日后对饥饿与饱腹信号的应答方式。这些神经回路可以在营养物质到达胃部之前，就对与食物相关的线索做出反应。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神经回路甚至能在食物入口之前就被激活。近期动物实验识别出一种机制：某些下丘脑神经元可利用神经胶质细胞储存的糖原，在感知到食物（如看到或闻到）时被提前激活[6]，触发预期性的代谢反应，为进食做好准备。当该机制被阻断，动物丧失了对食物摄入的预期能力，随后暴露于高脂饮食时更易发展为肥胖和胰岛素抵抗。

另一项发表于Nature Metabolism的研究亦显示，参与饱腹感的神经回路可在营养物质到达肠道之前，就被感官刺激所激活[7]。这些发现提示，大脑能够预判即将到来的能量摄入，并提前调整食欲相关信号，以维持能量平衡。尽管两项研究均在动物模型中完成，结果无法直接推及人类，但它们为理解大脑如何“预见”进食并启动身体准备，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机制解释。

这种视角与“肠-脑轴”概念高度契合——肠道微生物、代谢副产物和免疫信号通过双向通路影响大脑功能，而大脑也反向调节肠道蠕动与内环境。肠-脑轴已成为研究肥胖早期起源的重要前沿领域。

预防，从体重超标出现之前开始

肥胖风险可能在妊娠期和幼儿期就已形成，但这绝不意味着命运在出生前已被锁定。证据指向的是不同层面的生物易感性，这些易感性将与贯穿一生的多种因素——饮食、体力活动、家庭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及医疗可及性——持续交互，最终决定肥胖是否发生。

早期生物编程并不取代生活方式干预，也不意味着肥胖是“遗传注定”。相反，它提示我们，预防的窗口或许需要大幅前移：在体重超标尚未出现之时，就应关注孕产妇健康、加强儿科随访，并早期识别风险因素。

西班牙肥胖研究学会在其发布的GIRO指南[8]中呼吁，对肥胖照护应采取持续、多学科且去污名化的策略，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摒弃仅强调“意志力”或单纯减重的简化论信息。学会前副主席Albert Lecube博士将肥胖描述为“一种慢性、复杂、复发性疾病”，由多重生物和环境因素共同驱动，需要综合性的处理方法[8]。

肥胖风险始于何时？答案或许改写未来的问诊方式

代谢编程研究的真正价值，并非给新生儿贴上“高风险”标签，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生物学与环境如何交织，并寻找更早期、更个体化的预防契机。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儿科问诊会涵盖更宽广的议题：医生不仅会关注孩子的饮食和运动，还会主动询问妊娠经过、出生史、早期喂养方式和家族代谢健康史。目标不是追责，而是厘清肥胖风险轨迹，在体重问题出现前就捕捉到干预的时机。如果肥胖的风险可能在儿童养成饮食习惯之前很久就已埋下，那么预防的发力点，也理应远远早于首次诊断的那一刻。

参考文献

1. Gluckman PD, et al. J Dev Orig Health Dis. 2010; 1(1): 6-18.

2. Ahrens AP, et al. mSystems. 2026; 11(6): e0142425.

3. Alba-Linares JJ, et al. Cardiovasc Diabetol. 2023; 22(1): 44.

4. Stratakis N, et al. Nat Commun. 2025; 16(1): 654.

5. Skowronski AA, et al. Endocr Rev. 2024; 45(2): 253-280.

6. Gómez-Valadés AG, et al. Nat Metab. 2026; 8(6): 1305-1329.

7. Bulk J, et al. Nat Metab. 2025; 7(6): 1246-1265.

8. Lecube A, et al. Obes Facts. 2025; 18(4): 375-387.

来源：

M. Bernardo M. Could Childhood Obesity Risk Begin Before Birth? – Medscape - August 20,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