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家大国企全军覆没？曾经世界第一的中国机床，还有翻身的可能吗

2012年12月，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晓被中国中央电视台评为2012年度中国经济人物之一。他获奖的理由是：接管一家濒临倒闭的机床公司并将其扭亏为盈，缔造出一家市值28亿美元的巨头。

至少表面看来如此。就在关晓捧起奖杯的同一时刻，他的公司已经悄然踏上下坡路，最终走向了破产倒闭。

这段戏剧性的落差，正是"十八罗汉"命运的缩影。翻开中国机床的旧账本，故事要从沈阳这座城市讲起。

沈阳，旧称奉天，是中国大陆较大的都市之一，人口约900万。作为辽宁省省会，沈阳周边环绕着鞍山、抚顺等卫星城市，煤炭和铁矿资源丰富。

20世纪初军阀混战时期，沈阳地方军阀张作霖建造了数家弹药厂，为这座城市重工业集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5年，日本三菱公司在沈阳市区设立了一家维修车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作坊被国有化，然后在苏联的援助下重建为一家名为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大型工厂。当时的国情有多窘迫？

1949年，中国的工厂只生产16种工具，总共产出1582件。资源投入之后，产量从1949年的1582台迅速增长到1957年的28000台，满足了国内需求的四分之三。

1953年，在苏联援助下，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了中国第一台国产常规车床C620，其原型是苏联广泛使用的1A62螺纹车床。这台"铁疙瘩学者"被印在了1960年首次印刷的人民币纸币上，成为共和国工业起步的图腾。

整个20世纪60年代，工厂又开发了CA6140等广受欢迎的机床。沈阳与中国东北其他核心机床国有企业一起，被戏称为"十八罗汉"，指的是佛陀最初的追随者。

光环之下，暗流已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沈阳开始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海外市场，行业已经过渡到使用计算机控制的机床。

这项名为计算机数控（CNC）的新技术依赖于软件和新兴的集成电路技术，例如英特尔的CPU。中国科研机构确实开发出了一些数控机床原型，但没有一款投入工业化生产。

后来，这些研究所被私有化和解散，导致其研发能力丧失，造成人才流失。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对重工业实行盈亏纪律，国家获得所有利润，也承担所有损失。

产量增加只意味着投入增加，抑制了效率提升与技术改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即使是中国一流的机床工厂，产品废品率也高达20%到30%。

改革开放之后，追赶成了主旋律。1980年，北京机床研究所与日本发那科公司达成许可协议——发那科公司是世界领先的数控控制器模块制造商之一，与德国西门子公司齐名。

这些模块对于机床工作至关重要，它们就像大脑和神经系统，负责解读设计图，并指示机床在哪里进行切削。彼时中国企业与日本、德国和美国企业建立了超过18个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许可、技术合作和购买样品机进行研究，引进了180多种不同的技术。

可惜的是，"引进—消化"这条路径在高档数控模块上并不奏效。中国工程师可以复制模块甚至复制其代码，但没有数十年的经验、直觉和反复试验，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那样做。

1993年初，沈阳机床厂与该地区其他经营困难的工厂合并，成立了沈阳机床公司。1994年，中国取消了对外国机床和数控模块的进口限制，将关税分别降至9.7%和5%。

进口额激增，1994年达到20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机床进口目的地。十八罗汉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

真正让沈阳翻身的，是那个东北汉子——关晓。他1964年出生于辽宁省，满族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遵从父母意愿返回沈阳。

1988年，他加入中捷友好工厂，从学徒和技工做起。关晓是一位极具魅力的领导者，热情洋溢又随和，带着中国东北人特有的直率、自嘲式的幽默感。

1996年，公司的22个银行账户总共只有5000元人民币。公司拖欠员工半年工资，数十名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离职。

1997年，年仅33岁的关晓成为整个中捷友谊工厂的总经理，据说这份工作每月能挣72美元。他通过解雇无能的经理、将工资与绩效挂钩以及雇用更年轻、更有干劲的工人来改革工厂。

从1993年到2002年，员工人数从27000人减少到仅11000人。这项痛苦的重组由世界银行提供的1.75亿美元贷款资助，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也提供了7000万美元的配套贷款。

转机出现在2001年。上海磁悬浮项目最初与一些德国公司接洽，对方给出的报价是2年工期加6个月的安装时间。

磁悬浮公司随即向竞标者开放了这份工作。关晓亲自带队投标，熬夜制作了一份长达32页的投标书，最终经过三轮比赛胜出。

工厂工人在38°的高温下每天工作13个多小时，仅用6到8个月就交付了8台机器。2002年，沈阳市创造了13亿元人民币（约合1.5亿美元）的收入，位列世界第36位。

胜利让沈阳膨胀起来。2004年，沈阳斥资950万美元，收购了拥有百年历史的德国Schiess公司——那是1866年由恩斯特·希斯创立的老牌工厂，曾在1901年造出世界上最大的曲轴车床。

沈阳投入3000万欧元翻新设备，员工人数从2004年的64人增加到2008年的369人。据说施氏的销售额在2008年增长了四倍多，达到5000万欧元。

从"十八罗汉"到跨国收购，沈阳的故事写得就像一部逆袭爽剧。剧本却在下半场急转直下。

2001年到2011年，中国机床行业产量增长了10倍。2011年，机床市场价值约400亿美元，中国大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床消费国和生产国。

沈阳集团这一年总收入180亿元人民币，约合28亿美元。2002年至2011年间，公司卖出了近70万件工具。问题埋在数字的褶皱里。

仅2011年，沈阳出货96000台刀具，但其中只有31000台是数控的，有些设计基于70年前的图纸。2000年，公司的净利润率仅为0.75%；十年后的2011年，净利润率仅为0.56%。

用视频作者的话说，"就像小孩子摆柠檬水摊一样"，远远不足以启动高端数控产品的研发。于是2007年，沈阳在上海启动了独立研发项目NUT。

经过7年苦熬，2014年2月，沈阳在上海机床展览会上推出了i5系列智能机床。这个名字代表：工业、信息、互联网、智能和集成。

i5的数控控制器完全由软件驱动，运行在标准桌面Linux系统上，用户可以通过网络从任何地方连接机器，查看实时信息或警报。关晓的野心是让机床像iPhone一样易于使用。

他推出了"按小时租赁"的商业模式——第一位用户是一家小型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商，每小时仅支付15元人民币。2016年，沈阳宣称已有2万台i5交付用户。

发那科为留住客户，甚至将某些产品价格降低了20%以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i5要推翻发那科和西门子的双寡头垄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缺乏丰富的产品和用户生态系统。一位日本分析师一针见血地评价：像i5这样的厂商就像是试图销售一台搭载自制操作系统的电脑。

更麻烦的是可靠性。第一个智能制造中心嘉华最初有400台运行中的机器，但8月份的高温天气导致除100台外全部发生故障。绝大多数i5型号是两轴或三轴工具，属于中低端产品。直到2016年，沈阳才发布五轴产品i5 M8，采用者寥寥。

关晓后来在采访中承认，他的错误在于使用短期商业银行贷款进行长期研发投资。据估计，沈阳在i5项目上总共投资了100亿元人民币（约合14.5亿美元），全部通过银行贷款支付。

2011年之后，SMTC的经营现金流连续七年为负。2017年，沈阳发现自己无法展期5亿美元的债务。

2019年7月，1496名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债务。2019年11月，沈阳正式被国有控股公司通用技术集团（Genertec）接管，此前它已经接管了大连机床。

子公司Schiess也申请了破产。沈阳最大的国内对手大连机床，倒得比沈阳还早。

2017年11月，法院下令重组，以偿还欠债权人的224亿元人民币（33亿美元）。2018年，政府对董事长陈永凯发出逮捕令，指控其伪造应收账款、以此作为出售9400万美元投资信托产品的抵押品。

陈某被列为甲级罪犯。沈阳曾预计到2019年将有6万台i5机器投入使用，实际数量只有约2.5万台，其中一半位于智能制造中心，能源利用率据报道低于40%。

2019年，客户使用的五轴i5机床不足200台。故事讲到这里，答案似乎已经写好。但账要算到2026年才算真正翻篇。

根据中国机床工业协会2026年发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数控机床行业市场规模达1224亿元，国产机床品牌市占率从2023年的64%提升至71%，国产替代进程明显加速。

东北三省数控车床年采购规模突破210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东北地区车床采购需求同比上涨18.7%。发那科和西门子仍然占据中国高端数控控制器模块市场约70%的份额，这个数字比五年前几乎没有松动。

有人说，如果i5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发布的，它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可能会更好。但真正的问题在于，i5需要比一家负债累累、已有70年历史的工厂所能负担的更多的资金、时间和资源，才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

回望这段历史，"十八罗汉"的黄昏，不是因为中国造不出机床——事实上，中国大陆早已是全球产量与消费的双料冠军。真正卡住喉咙的是那颗"大脑"：数控系统、伺服算法、工艺库、以及背后几十年的手感与经验。

这些东西没有捷径，砸钱砸不出来，抄图纸更抄不出来。沈阳倒下了，大连倒下了，但赛道并没有关闭。新一代中国公司正在细分领域一寸一寸啃。

专家和分析师仍然预计，中国企业最终将在高端机床领域取得一些进展。这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判断。

沈阳、大连和其他老牌机床公司所犯的错误，恰恰是后来者最值得铭记的教科书——因为翻身这件事，从来不是靠一次爆款、一笔贷款、一个奖项。它靠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