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最惬意的一首赖床诗，把懒起写得理直气壮，后两句值得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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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鸣庭树上，日照屋檐时。

老去慵转极，寒来起尤迟。

厚薄被适性，高低枕得宜。

神安体稳暖，此味何人知。

睡足仰头坐，兀然无所思。

如未凿七窍，若都遗四肢。

缅想长安客，早朝霜满衣。

彼此各自适，不知谁是非

。——唐 白居易《晏起》

简译

：

鸟儿在庭院的树上鸣叫，阳光已经照到了屋檐上，年纪大了愈发懒得翻身，天气寒冷时起床就更迟了。

被子的厚薄正和心意，枕头的高低也恰到好处，身心安稳，周身暖意融融，这份惬意滋味有谁能懂？

睡够了仰头坐起，什么俗事都不去思虑。仿佛回到混沌质朴的状态，连自己的手足四肢都几乎忘却。

遥念那些在长安为官的人，大清早赶赴早朝，寒霜沾满衣衫。人与人各有各的归宿活法，也不知道孰对孰错。

赏析：

从少年时代起，白居易就对杭州情有独钟，长庆二年，终于有机会出任杭州刺史，来到了心心念念的江南。

按唐代制度，刺史任期是三年，可未及任满，仅仅二十个月，朝廷就下达了新的任命，改授他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

如果他愿意，也可以上表请求留任，但留任需要朝廷批准，器重他的唐穆宗去世，唐敬宗即位，朝中人事大调整，他的请求很难获批。

而且，在杭州任上，他抗旱修湖，疏通六井，案牍劳形，事务繁杂，期间又坠马摔伤腰和脚，眼疾也反复发作，困扰不堪。

首先，从精力上，他已经难以长期支撑刺史的高强度公务，其次，在主观上，他也不想继续担任地方刺史。

故他虽不舍西湖，也写下“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于长庆四年五月离任，赶赴洛阳，并在洛阳履道里置宅安居。

彼时，他五十三岁，在洛阳担任分司东都的闲职，不用处理繁重州务，又远离朝堂是非，正是他心中“

中隐

”的理想状态。

这首《晏起》，就作于他安家履道里的第一个冬天，清晨鸟鸣日升，世间众人已经奔波忙碌，他却依旧裹在被褥之中。

冬日高卧，安然晚起，闲适又自在，在诗的开头，他不厌其细地描摹被窝的舒适，被子的厚薄，枕头的高低，微小的感官细节写得极其真切动人。

睡饱之后“

兀然无所思

”，是一种放下万般思虑的松弛，庄子寓言里混沌未开、没有七窍的比喻，用在这里并不晦涩。

酣睡过后，抛开官场是非、人间得失，把头脑放空，也不必一大早晨起来，就开始筹划算计，更不必忧惧诽谤和谗言。

分司东都，做个闲官，有俸禄可拿，生活过得去，还能与友人游山玩水，诗酒唱和，这样的日子，是多么悠闲惬意！

所以，他对自己彼时的状况很满意，至少，他不用再像当初在长安的时候，每天早早起床去上朝，去面对那些心思各异的同僚。

写到此处，他忽然将笔锋一转，望向长安早朝的官员，和昔日同僚，这个时候，他们正冒着清晨凛凛的寒霜，奔赴朝堂。

白居易并不是嘲讽他们，也并非标榜自己的清高，进士及第后，他也曾入职翰林院，位居中书舍人，也和同僚们一样早早起床赶早朝。

那时的他，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初心，直言进谏，批评朝政得失，关心民生疾苦，用文字替百姓说话。

但这份执着，也为他招来了灾祸，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他率先上书请求捉拿凶手，被权贵抓住把柄罗织罪名，从长安贬往江州。

贬谪江州，是他一生重大转折点，从前一心兼济天下，敢硬碰硬批判朝堂，经此重创，他看清朝堂党争、官宦势力的凶险。

此后，他不再执着于在长安中枢任职，出任杭州刺史前，他是正五品以上的中书舍人，手握起草诏令的权力，距离宰相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彼时朝堂党争激烈，皇帝荒废朝政，虽有中书舍人的身份，也只能草拟文书，很难真正匡扶时弊，再者，他不愿意被卷入派系之争。

所以，他自请外放，离开长安，出任地方刺史，做实事，去造福一方百姓，如此，即远离朝堂是非，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所以，“彼此各自适，不知谁是非”之句，淡然通透，他见过朝堂的凶险沉浮，不再执着评判两条道路的高下，只是安然享受属于自己安睡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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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白氏长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