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第二机床厂老职工口述实录（上）

——从青龙山北麓的枪械修理所，到福特汽车的世界工厂

在济南，提起“机床二厂”，老济南人没有不知道的。厂区在城南青龙山北麓，红砖厂房、绿皮老车床，还有一片被工人们叫作“吉尔红”的厂区——它就是济南第二机床厂，如今的济南二机床集团。

这家厂的历史，比新中国还长十二年。1937年，它还是青龙山北麓的一座军械修理所；新中国成立后，它成了共和国机床工业“十八罗汉”之一，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龙门刨床、第一台大型机械压力机，如今是世界三大数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一。

当年与它并称“十八罗汉”的机床厂，多已没落、重组，有的甚至销声匿迹——可济二，从1937年建厂到今天，八十九年，历经11次名称与隶属关系更迭，始终守着机床这一行。有人说它是“十八罗汉”里硕果仅存的传奇，也有人说，它凭的不过是两个字：争气。

可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工人的人生。2026年8月到9月，我先后走访了六位济二老职工——最年长的八十三岁，1953年进厂，是造第一台龙门刨床的亲历者；最年轻的六十岁，1991年进厂，参加过出口美国的福特项目。他们讲的故事里，有光荣，也有阵痛——特别是九十年代那场国企改革，成了几代人心里最深的烙印。

按照受访者要求，本文中孙守业、马桂芝、张铁军、刘秀芹、王建国、李春生六位受访者使用化名，口述内容经本人审阅。文中涉及张志刚、张世顺等人物，均为真实人物，其经历据公开报道引用。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资料图：1953年，新中国第一台龙门刨床在济南第二机床厂诞生。照片里被人群簇拥的庞然大物，就是它。（济南日报资料图）

【孙守业，83岁，1953年入厂，龙门刨床装配钳工，1996年退休】

我进厂的时候，厂里还留着老辈人说的“兵工厂”的影子——几排灰砖厂房，厚墙，大铁门，窗户开得特别高。老师傅说，这就是1937年建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的军械修理所。后来济南沦陷，这里被日本人占了，成了“北支那野战兵器厂济南分厂”，又盖了二十多座厂房。

日本投降以后，厂子又回到国民政府手里。再往后，济南解放，厂子归了人民。老工人说，这座厂几经易手，可厂房还是那些厂房，铁还是那些铁——枪炮修得，机床，也造得。

我刚入厂时，听老工人讲厂史：咱们这个厂，先是给军队修枪修炮，后来解放了，人民政府接管，改成了济南机器厂，1951年又改成济南第二机床厂。从那以后，它不再造枪炮，改造机床了——造机床，就是造“工业的母机”，造机器的机器。

老厂房是1937年建的，青砖灰瓦，屋顶很高，天窗开得大——那是为了采光。五十年代扩建，又盖了铸造车间、加工车间。厂区里有两栋老房子最出名：一栋是1937年建成的厂部办公室，一栋是1951年建成的铸造车间厂房。如今这两栋老建筑都还在，成了厂史博物馆。工人们说，看见它们，就看见了这个厂的根。

1951年，厂里接到第一个大任务：生产龙门刨床。厂里提出一句口号，叫“造好龙门刨，打响第一炮”。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全国各地修铁路、建工厂，都需要机床。可咱们国家自己，还造不出大型龙门刨床——这东西，过去全靠进口，一台要好几十万块。

为啥叫“打响第一炮”？因为这是厂里转向民品后的头一个硬仗。成了，厂子就有名分；败了，厂子就抬不起头。那阵子，厂里的技术员、老工人，天天泡在车间里，图纸翻烂了，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老师傅们说，那一年，青龙山脚下的灯，比天上的星还多。

我1953年进厂，正赶上造龙门刨最要紧的关口。那时候，厂里上下几百号人，憋着一股劲儿：洋人能造的，咱们也能造。图纸是一机部给的，工艺是自己琢磨的，没有大型加工设备，就用手摇的机床一点点啃。老师傅们说，那阵子，车间里的灯，从来没有在半夜十二点以前熄过。

我刚进厂，先是学徒，跟着师傅学钳工。头一年，就是干杂活：递工具、搬零件、扫地、擦机床。师傅说，干钳工，先得学会“蹲”——蹲得住，才能静下心，手才稳。我蹲了一年，蹲出了功夫，也蹲明白了：造机床，急不得。

那会儿厂里从东北、上海调来一批老技师，手把手教我们。有个上海来的老师傅，会一手绝活儿——刮研。刮研是啥？就是拿刮刀，一点一点地把机床导轨的表面刮平，刮到用水平仪量，一丝不差。那手艺，靠的是手感和耐心，一天刮不了多少，可刮出来的面，跟镜子似的。我跟师傅学了两年刮研，手上的茧子，一层摞一层。

▲资料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机床厂车间。当年的机床厂，就是靠着这样的老设备，造出了新中国第一代大型机床。

1953年，第一台龙门刨床造出来了。型号叫729——7是刨床，2是两个立柱，也就是龙门刨，9是工作台长度，九米。这台床子，九米长的工作台，几层楼高的龙门架，往车间里一立，好家伙，那气势，跟一座城门似的。

装配那天，全车间的人都围过来了。我是装配钳工，跟着师傅们趴在那台床子上，一趴就是好几天——刮研、找平、调间隙，手上全是油，脸上也是。有人递过一块毛巾来，我接过来胡乱一抹，接着干。

试车那天，一机部来了人，厂里放了鞭炮。刨床一开，工作台缓缓移动，刨刀走过铸件，铁屑卷着花卷儿往外翻。围观的人，先是屏着气，然后轰地一下，欢呼起来。我站在人群里，手都在抖——那台床子，有我搭过的每一颗螺丝。

试车的时候，还出了个小插曲。刨床走了一会儿，有人喊：停！停！大家伙儿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出了啥问题。结果是师傅听声音不对，让停下来检查——原来是一颗紧固螺丝松了。重新拧紧，再开，这下顺顺当当，一口气刨完一根九米长的铸件。打那以后，厂里立了个规矩：试车之前，每一颗螺丝都要过三遍手。这个规矩，一直传到我退休。

这台龙门刨床，后来在厂里干了六十多年，一直“服役”到前些年，还能进行零件的粗加工。工人们都叫它“老英雄”。它身上那块标牌，铸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济南第二机器厂”，现在还在。

那一年，厂里一口气生产了23台龙门刨床。从那以后，济南二机床有了个名号——中国“龙门刨的故乡”。全国各地的工厂，都来买咱们的龙门刨；老工人说，那几年，咱们厂的龙门刨，给半个中国的工厂开了张。

后来我出差，在好几个城市的工厂里，都见过咱们厂出的龙门刨——有的用了三四十年，还在干活儿。有一回，在东北一个厂里，我摸着那台龙门刨上的标牌，心里头热乎乎的：那是咱厂1956年出的，跟我儿子同龄。

1955年，厂里又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机械压力机。一台床子一个名号，从“龙门刨的故乡”，到“机械压力机的摇篮”——那十几年，是济二最风光的日子。国家把咱们厂列进机床行业“十八罗汉”，咱们是其中一员。老工人说，那会儿，能在机床二厂上班，比啥都光荣。

▲资料图：1953年，工人们在第一台龙门刨床前忙碌。这台“729”型龙门刨，工作台长九米，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龙门刨床。（济南日报资料图）

【张铁军，71岁，1972年入厂，压力机装配钳工、工段长，2008年退休】

我1972年进厂，分在压力机车间。那时候，厂里除了龙门刨，还造压力机——1955年，厂里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机械压力机。打那以后，济二又得了个名号：中国“机械压力机的摇篮”。

有人说，济二的产品，是从“削”到“砸”——龙门刨是削，压力机是砸。削，讲究细；砸，讲究狠。可不管是削还是砸，靠的都是人。那会儿，厂里流行一句话：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床子，也得人使它。

压力机是干啥的？说白了，就是“砸”东西的机器——把钢板放进模具里，压力机“咣”一下，一块汽车门板、一个发动机盖就成型了。造汽车、造拖拉机、造电器，都离不开它。那时候，全国各汽车厂的压力机，一半以上是咱们济二出的。

装配压力机，是厂里最累的活儿之一。一台大压力机，几百吨重，光机架就有好几层楼高。我们装配钳工，天天爬高上低，在机架上拧螺丝、对精度。冬天，铁件冰手；夏天，车间里闷得像个蒸笼。可咱们工人有句话：压力机嘛，就是得“压”得住——压得住铁，也压得住苦。

压力机这行，跟龙门刨还不一样。龙门刨是“削”，一刀一刀，讲究的是精细；压力机是“砸”，一锤定音，讲究的是力道和准头。压力机的精度，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滑块和导轨的间隙、机架的水平、离合器的灵敏，差一丝，冲出来的活儿就不对。我们装配工，就是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较劲。

我师傅姓曹，是厂里第一批干压力机装配的老师傅。他教我一句话：压力机装配工，耳朵就是仪器——机器一转，听声音，就知道哪儿对、哪儿不对。我练了十年，才敢说听出了点门道。

我进厂那年，厂里正在给一汽造压力机。一汽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厂，长春的。为了赶工期，车间里三班倒，机器不歇人歇。有一回，为了一道工序的精度，我师傅带着我们几个人，在车间里连干了三天两夜。出活那天，师傅靠在机床边上就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扳手。

那台压力机发走的时候，厂里开了欢送会，敲锣打鼓。师傅站在人群里，眼睛亮亮的，说：咱们造的压力机，要在长春造中国自己的汽车了。那时候，我还不完全懂这句话的分量——几十年后，咱们的冲压线都装到美国福特厂里去了，我才算真懂了。

▲资料图：锻压车间里的老设备。压力机行业的老一辈工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锤一锤“砸”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底子。

▲资料图：五六十年代的机械加工车间。从龙门刨到压力机，济二的产品一代代升级，靠的就是这一双双手。

【马桂芝，76岁，1964年入厂，铸造车间天车工，1999年退休】

我是1964年进厂的，分在铸造车间开天车。铸造车间，是厂里最苦的地方——翻砂、浇铸，满车间都是灰，呛鼻子。我开天车，就是在车间顶上，把那几十吨重的铁水包，一吊一吊地运到浇铸工位。

刚学天车那会儿，师傅先让我练“稳”——吊着东西，从这头走到那头，不许晃。我练了俩月，手都练酸了。师傅说：天车工的手，就是秤；天车工的眼，就是尺。后来我上了手，师傅站在底下看我吊铁水包，吊得又稳又准，他冲我点头，我就知道，这关过了。

浇铸那场景，我这辈子忘不了：铁水包一歪，通红的铁水哗地浇进砂型里，火花四溅，整个车间亮堂堂的，像过年放礼花。可那礼花，是烫的——离得近了，脸都发烫。我们开天车的，悬在车间顶上，看着那一幕，心里又怕又敬。怕的是万一出闪失；敬的是，这一炉炉铁水，浇出来的，是龙门刨的床身、压力机的机架——是咱们厂的脊梁。

开天车，看着威风，其实最考验人。铁水包里有上千度的铁水，从头顶上过，底下全是人，一点闪失都不能有。我干了三十五年天车，吊过的铁水包、铸件无数，没出过一次事故——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我们铸造车间，女工不少。有人说，铸造是男人的天下，可咱女工一样干——开天车的、配砂的、化验的，都有。厂里那时候有句老话：济二的女工，能顶半边天，还能再顶半拉房梁。

车间的日子，苦归苦，可有苦也有甜。中午食堂打饭，大馒头、熬白菜，几毛钱一顿，吃得饱饱的。下了班，女工们凑在一起，扯个闲篇儿，说说孩子，说说厂里的事儿。有人从家里带咸菜来，你尝一口我的，我尝一口你的——那日子，简单，可踏实。

厂里还有澡堂、理发室、医务室，职工看病，厂里报销。逢年过节，发米发油发鱼。孩子上学，有子弟学校。我那会儿常跟人说：进了机床二厂，这辈子，厂里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1970年代，厂里搞民兵训练，我们女工也参加——扛着木枪，在操场上正步走。厂里还办夜校，下了班，年轻人去学文化课。我就是那时候，在夜校里把初中、高中的课补完的。后来厂里让我当质检员，我说文化不够，厂领导说：你夜校都念下来了，够。

▲资料图：老照片里的女车工。像马桂芝这样的济二女工，把自己的青春，车进了机床的每一个零件里。

【刘秀芹，67岁，1979年入厂，描图员、技术处，2008年退休】

我1979年进厂，先当描图员——就是把设计师的草图，描成标准的晒图底图。那时候没有电脑，全靠手工，一支鸭嘴笔、一瓶墨汁，描一条线，手都不能抖。描错了，整张图作废重来。我描了五年图，练出一手好字好线。

后来我调去技术处，跟着工程师们跑车间、改图纸。那会儿厂里开始引进国外的数控技术，图纸上多了许多以前没见过的东西——电路图、程序框图。我们这些老描图员，又开始学新东西。有人笑说：一辈子都在学，学完手艺学文化，学完文化学电脑。

我丈夫也在厂里，是加工车间的车工，干了半辈子手摇车床。1988年厂里上第一台数控车床的时候，他站在那台床子跟前，看了半天，跟我说：这玩意儿，比我干二十年活还快。我说：那你就学呗。他真去学了——厂里办培训班，他下了班就去，学了仨月，成了车间里第一批会编程的车工。

后来他跟我说，那一年学编程，比当年学手艺还费劲——可学完了，人也年轻了。我笑话他：五十岁的人了，倒学成“新工人”了。他嘿嘿一笑：咱机床二厂的人，啥时候也不能让人说“老”。

八十年代初，厂里的日子开始变了。以前，产品是国家统购统销，厂里造多少，国家收多少。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放开了，客户自己找上门，挑挑拣拣——你的床子质量好不好、价格贵不贵，人家货比三家。厂里开始有了“销售科”“售后服务”这些从前没有的部门。

【王建国，64岁，1984年入厂，销售处，2019年退休】

我是1984年进厂跑销售的。那会儿，我们背着样品资料，坐绿皮火车，全国跑。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路边摊，见客户，递烟、套近乎，然后讲咱们的机床。最难的时候，一个月跑二十多天，脚后跟磨出血泡，还得接着走。

跑销售，最怕两件事：一是见不着人，二是见着人、人家不认账。有一回，我去西北一家厂子，人家一听是山东来的，摆摆手：不用讲，你们那些老床子，我们见多了。我一句话没说，从包里掏出一摞照片——咱们龙门刨在各地干活儿的照片，一张一张摆开。那人看了半天，说：这床子，用了二十年了，还这么稳当？我说：您说的那台，就是咱们厂1958年出的。他愣了愣，给我倒了杯水。

八十年代末，厂里开始搞数控。引进国外技术，改造老产品。车间里，一边是老师傅们还在用手摇的老床子，一边是年轻人围着数控设备学新东西。有人不适应，说：手摇的床子还没琢磨透，又来电脑的了。可市场在那儿摆着——不学新东西，就没人买你的床子。

▲资料图：1973年，一位女工在操作车床。从手工描图到数控编程，一代代济二人，就这样跟着时代换了“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