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校园霸凌：不是校园病了，是整个社会在发烧

社会观察

2025年，韩国教育部对全国397万名小学四年级到高三的在校生做了校园暴力调查。结果是，

2.5%的学生表示自己曾遭遇过校园暴力

。这个数字比上一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创下了2013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2.5%，听起来好像不算多。但换算成数字，这就是将近

10万个孩子

。而且研究者普遍认为，由于大量受害者选择沉默，真实数字可能还要翻一倍。

更关键的是：这个数字是在韩国持续加强学生保护的背景下上升的。校园暴力有专门的调查和处分机制，儿童权益保护有明确法律，学校也越来越重视霸凌问题。理论上，保护意识更强了，规则也更细了，但校园暴力不降反升。

为什么？

韩裔社会学家具海根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解释：

韩国的校园霸凌，根源并不在校园本身，而是社会结构性压力层层传导的结果。

这个传导机制有两层，每一层都值得我们停下来仔细想想。

第一层传导

韩国教育竞争的强度，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极端水平。

29.2万亿韩元

2024年韩国课外补习市场规模，约合人民币1500亿元。

前提是：韩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少子化。孩子少了，花的钱反而更多了。

韩国还有一个现象叫

"大雁家庭"

——母亲带孩子移民海外求学，父亲独自留在韩国工作赚钱，一家人长期分居两国，就为了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占据优势。

当一个家庭愿意为了教育而长期分居两地，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对教育的焦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具海根的观察链条是这样的：韩国主要资源都集中在首尔这样的大城市，其他地方不是"稍差一点"，而是"几乎没有机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而社会机会的稀缺，导致中产阶级内部急剧分化。

当一个社会机会稀缺，并且所有人都认为教育是唯一的上升通道，竞争压力就很难被分散到其他地方。焦虑无处可卸，最后全部压到了教育现场。

最终，几乎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甚至包括推动竞争的那些富裕中产阶级自己。

换句话说：社会的结构性压力逐层传导，学校里的学生精神压力极大。这就成了校园霸凌最底层的隐患。

第二层传导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还有老师吗？出现校园霸凌，老师不能制止吗？

事实上，在韩国校园里，老师的处境也一言难尽。

在韩国这个"教育即命运"的社会里，教师的每一次批评，在家长眼里可能不是教育行为，而是孩子在阶层竞争中遭受的一次损失。一次普通的批评，可能被理解成伤害自尊；一次处分，会被当成升学隐患。

韩国有个词叫

"甲方作风"

。这个词原本指的是甲方利用身份优势欺负乙方，后来扩展到所有上级对下级的权力滥用。现在，很多韩国家长对待老师的态度，就是这个"甲方作风"。家长把自己当成甲方，把教师当成乙方。教师不光要教书，还要随时应对来自家长的质疑和投诉。

韩国现行《儿童福利法》第17条第5项规定，禁止危害儿童精神健康及发展的情绪虐待行为。初衷当然是保护儿童。但问题在于：

"情绪虐待"的边界非常模糊。

在实际操作中，教师的一次严厉批评、一次管教行为，都有可能被投诉为"情绪虐待"。这种压力最终传导到了教师的身心健康。

37.2人/千人

2023年，韩国每1000名小学教职工中有37.2人接受过抑郁症治疗。

2018年，这个数字是16.4人。五年，翻了一倍多。

2023年7月，首尔瑞二小学一名年仅24岁的教师在校内自杀。这件事在韩国社会引发巨大震动，随后出现了全国性的教师集会。事后调查发现，这名年轻教师长期遭受部分家长的骚扰和投诉，最终在自己的教室里结束了生命。

瑞二小学事件之后，韩国多家媒体对在职教师做了深度采访。发现一个投诉电话，可以让你面对数月的调查程序。哪怕最终被认定无过错，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消耗。

结果就是：

教师越来越倾向于先保护自己。能不介入就不介入，能轻处理就轻处理。

而当老师不敢管的时候，学生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失控。

在韩国学校中，有一个词叫

"集体排挤"

。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报告指出，集体排挤已经成为韩国校园暴力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集体排挤，不是拳打脚踢，而是一个群体有组织地将某个同学从社交圈中剔除出去。不跟你说话，不让你进入任何一个小圈子。班级群里所有人都在讨论某件事，唯独不@你，或者干脆把你踢出聊天群。

你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施暴者，但受害者的孤立是真实的。而这种

数字化的排挤

，往往比操场上的拳头更难被发现，也更难被干预。

这些年韩国确实在做制度方面的尝试。

尝试一：把校园暴力的处分跟升学挂钩。

在韩国，校园暴力被细分为语言暴力、集体排挤、身体暴力、网络暴力等类型，严重处分会记入档案。过去这个档案的实际约束力有限，很多人并不当回事。但2025年招生季，首尔大学等顶尖高校明确将校园暴力处分记录纳入录取审核——已经有考生因此被拒收。

这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校园暴力不再只是"品行问题"，而是会真实地影响升学。霸凌者付出的代价，开始从"纸面上的"变成"人生里的"。

尝试二：修法保护教师的管教权。

近些年，韩国国会推动了相关法案修正，明确教师的正当生活指导不应被视为违反《儿童福利法》。核心逻辑是：

不让对孩子的保护，变成家长无边界的投诉权。

尝试三：发布教师管理行为清单。

2023年8月，韩国教育部正式颁布《学校生活指导告示》，第一次用清单的方式明确列出教师可以执行的管理行为。

值得深思的两个现象

韩国的校园霸凌问题，展示了两个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的现象：

第一，当一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某个地方，那么大概率出问题的不是这个地方本身，而是它背后那个更大的系统。校园霸凌，表面上是学校的问题，但根子可能在社会分配、阶层焦虑和家校关系的系统性失灵。

第二，有时候规则未必是越细致越好——它需要给"人的判断"留出余地。《儿童福利法》保护孩子的出发点没有错，但当"情绪虐待"的概念边界模糊到可以包含一次严厉批评的时候，原本的保护反而制造了新的伤害。

看完韩国的故事，你可能会松一口气：还好我们不是这样。

但如果我们认真对照一下：教育的军备竞赛、家长对老师的投诉文化、学生精神压力的普遍上升、教师越来越不敢管——这些现象，在中国不少地方，同样能找到影子。

霸凌不是孩子的问题，也不是学校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怎么看待竞争、怎么定义成功、怎么分配焦虑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盯着学校、只改校规、只加强处分，就像只给发烧的皮肤降温，而不处理感染一样。

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问题发生的地方。